第二节 赵复北传理学的活动
主教燕京太极书院与南游讲学，是赵复北传理学的主要活动，然而，这一切却始自1235年德安之役，姚枢劝救赵复北上。
一、姚枢与赵复北上
现存的赵复资料，绝大部分从德安之役开始，[1]关于他在南宋的前半生，所知寥寥。赵复诗文自署“江汉”、“云梦”、“安陆”，且知其为南宋“乡贡进士”。[2]江汉是其自号，云梦是其原籍，安陆则为居所。据《安陆县志补正》陈廷钧按：“赵江汉先生先世本云梦籍，后迁郡城之南八里，聚族而居，《旧志》所谓赵家洲是也。故其自署与一时各传记，或称云梦人，或称德安人，或称安陆人，迄无一定。”[3]陈氏《宋乡贡进士赵江汉先生事迹岁考略》又云：“理宗宝庆、绍定间（1225～1233），先生举乡贡进士，预廷试，未及仕，以所闻濂洛关闽之学教授于城南文笔峰下。”[4]讲学之地，实据康熙《安陆县志》：“江汉书院，城南文笔峰下，元儒赵复讲学于此，今废。”[5]而中举时间，不见史料依据，似是陈氏据赵复被俘时间与年龄所作的推测之词。
元太宗七年乙未（1235），即金朝覆亡后的第二年，蒙古分兵两路进攻南宋。皇子阔出统兵攻掠荆襄地区，掳人民牛马数万北还，赵复亦在其中。
赵复在德安被俘时的情况，姚燧《序江汉先生死生》与《姚文献公神道碑》皆有生动记载，前文云：
其岁乙未，王师徇地汉上。军法，凡城邑以兵得者悉坑之。德安由尝逆战，其斩刈首馘动以十亿计。先公（姚枢）受诏，凡儒服挂俘籍者皆出之，得故江汉先生。见公戎服而髯，不以华人士子遇之。至帐中，见陈琴书，愕然曰：“回纥亦知事此耶！”公为之一莞。与之言，信奇士，即出所为文若干篇。以九族殚残，不欲北，因与公诀，蕲死。公止共宿，实羁戒之。既觉，月色烂然，惟寝衣留故所。公据鞍马，周号积尸间，无有也。行及水裔，见已被发脱履，仰天而祝，盖少须臾蹈水，未入也。公曰：“果天不生君，与众已同祸矣。其全之，则上承千百年之祀，下垂千百世之绪者，将不在是身耶！徒死无义，可保吾而北，无他也。”至燕，名益大著，北方经学实赖鸣之。[6]
然而，《姚文献公神道碑》记述姚枢劝说赵复之语却有所不同：“公晓以徒死无益，汝存则子孙或可传绪百世，吾保而北，无他也。”[7]《元史·赵复传》及明冯从吾《元儒考略》亦均取此说，似乎姚枢仅以个人保全性命、传衍宗脉劝说赵复北上，恐不尽然。
12世纪至13世纪前期，宋、金两个政权一直处于尖锐对峙状态。严峻的民族危机不能不对南宋士人产生深刻影响。南宋初年，著名理学家胡安国借作《春秋传》，大讲“谨于华夷之辨”“重夷夏之大防”的《春秋》“大义”，并将华夷之辨与君臣父子之义等纲常名教相联系，大力提倡尊王攘夷，以此作为挽救民族危亡的思想武器。南宋一代士人，无不深受影响。而长期生活于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下的北方士人，在思想上与南宋儒士颇有不同。他们提倡“以夏变夷”，希图用汉族儒家思想文化，来影响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者，以此维系汉族文化传统，并谋求自身出路。
南北士人的思想差异，在赵复与姚枢身上得到鲜明体现。家乡陷落、九族俱残、身为囚俘的惨境，使赵复欲以自溺来表示对蒙古军肆行屠戮的抗议，保全自己对南宋王朝与九族宗亲的忠孝名节。姚枢则完全不同。姚枢（1201～1278），字公茂，号雪斋、敬斋，河南府洛阳（河南洛阳）人。少力学，负王佐之才。1232年蒙古军破许州，姚枢至燕京依杨惟中，与之相偕北觐太宗窝阔台于龙庭，是最早归依蒙古政权的汉族士人之一。德安之役，太宗命杨惟中于军前行中书省事，姚枢随之在军中访求儒、道、释、医、卜、酒工、乐人等人才。姚枢在与赵复交谈中，确信他是才学出众的“奇士”。因此，当姚枢发现赵复欲投水自溺时，就力劝赵复随自己北上，并保证他无性命之虞。
既然双方有较大的思想差异，为何赵复会接受姚枢劝说呢？应该说，赵复并非没有传衍宗脉的思想，这从他到燕京后重新娶妻生子可见。但更为重要的是，姚枢用上承儒家千百年之统、下传儒学千百世之绪的思想打动了赵复。这从姚燧解释姚枢劝救赵复的原因中亦可证明：“自先公言之，夫既受诏出之军中，而使之死不以命，非善其职。且儒同出者将千数，才得如先生一人，而使之泯没无闻，非崇其道。此公所惧而必生之也。”说明姚枢之救赵复，并不仅仅是为了执行元太宗的诏命，更重要的是希望赵复推崇儒家之道于北方。而赵复肯听从姚枢的劝解，也正是由于姚枢的“知己”。[8]长期的分裂割据，虽使南北思想文化的发展有了较大差异，但是，汉族儒家思想文化的传统，是南北士人的基本思想内涵。
然而，思想内涵的一致，并不能弥合南北士人思想上的差异。这就决定了赵复到北方后，不可能像姚枢等北方士人那样积极参与蒙古政权的活动，而是仅以师儒自处，以传播理学为己任，终不事奉蒙古；决定了赵复学以为己、鄙薄事功的传学宗旨，并以胡安国《春秋传》教授门生，借此在北方倡导华夷之辨的思想；[9]也决定了赵复在与北方士人交往中所持的态度。
在经历了痛苦的生死抉择之后，赵复随姚枢踏上了北上燕京的长途。《困学斋杂录》载：“赵先生复初被虏时，有《寄皇甫庭》诗：‘寄语江南皇甫庭，此行无虑隔生平。眼前漫有千行泪，水自东流月自明。’”[10]《元诗选·癸集》亦有赵复《锦瑟词》一首，云“歌珠檀板楚王宫，半醉花间拾落红。铁马北来人事改，不知随水定随风”。[11]诗文真切地流露出赵复被迫北上从此家国难还的痛苦心情，以及对前途无可把凭的忧虑。
二、主教燕京太极书院
1236年，赵复到达燕京，其后久居于此。他一面“以所记程、朱所著诸经传注，尽录以付（姚）枢”，一面亲自讲学，“学子从者百余人”。“（杨）惟中闻复论议，始嗜其学，乃与枢谋建太极书院”。[12]
太极书院创建的时间，清孙承泽《元朝典故编年考》记为元太宗八年（1236），[13]不知何据。唐先生亦云：“赵复在太极书院讲学，是在元太宗八年（公元1236年）十月，次年即离开太极书院。”[14]实际上，太极书院建立的时间，当时人郝经有确切的记载：
庚子、辛丑（1240～1241）间，中（书）令杨公当国，议所以传继道学之绪，必求人而为之师，聚书以求其学，如岳麓、白鹿，建为书院，以为天下标准，使学者归往，相与讲明，庶乎其可。乃于燕都筑院，贮江淮书，立周子祠，刻《太极图》及《通书》《西铭》等于壁，请云梦赵复为师儒，右北平王粹佐之，选俊秀之有识度者为道学生。推本谨始，以太极为名，于是伊洛之学遍天下矣。[15]
又，郝经《哀王子正》诗云：“鹿去中州道不行，先生今日死犹生。长鲸万里朔风急，独鹤一天秋月明。拟见斯文还太极（时方作太极书院未毕），遽收浩气反之精。世无程邵知音少，云黯燕山恨不平。”[16]王子正，就是太极书院的辅佐王粹。据《中州集·王元粹传》及《恕斋王先生事迹》，王粹去世于癸卯年（1243）九月。[17]可见，太极书院的创建，并非在1236年，而是在1240～1241年杨惟中任中书令之时。而且直到1243年王粹去世，书院尚未完全建成。
太极书院当时又称为太极道院，元好问《中州集》卷7，即云王粹“高举主太极道院”。
为帮助北方学者领受理学，赵复亲自编写了《传道图》及条列书目、《伊洛发挥》《师友图》和《希贤录》四种书，集中介绍程朱理学的基本典籍、思想宗旨、学派概况及修养方法，作为太极书院的启蒙教材。遗憾的是，这四种书都未能流传，使我们无法更细致地了解赵复的理学思想，及其在太极书院讲学的具体内容。
太极书院“选俊秀之有识度者为道学生”，“燕赵之间，学徒从者殆百人”。[18]这在当时动**不安的北方，已经颇具规模、影响可观。见诸记载的太极书院学生，有赵彧、梁枢等人。赵彧，洺州广平（河南广平）人。父赵珪，金末侨居洺州，曾为太仓监。“金无经学。吾元徇地汉上，得江汉先生赵复于云梦，至燕，而经生始集。彧从之游，有善学誉，与耆宿友。年二十四……卒。”[19]“梁枢，宣德州（河北宣化）人。初习词赋，辄弃去。已闻京师建太极书院，德安赵复讲学其中，徒步往从之。既见，得复所书《希贤录》读之，叹曰：‘伊尹、颜回，心同道同，希之当在我也。’久之，辞归，从学者众。晚嗜《易》，以观象名轩，学者称象轩先生。”[20]赵彧虽有善学誉，却不幸早夭，无所成就。梁枢则深受赵复思想影响。他回乡后不图仕进，而以希贤为志，以传学民间为己任，深得赵复学贵自得而非以用世的宗旨。
赵复久居燕京讲学，1247年却离开燕京，载书出游。他为何要在这一年离开太极书院？恐怕与杨惟中、姚枢二人的仕途变迁有关。太极书院是杨惟中、姚枢等汉族官员共同谋划创建的，并未得到蒙古统治者的任何支持。当时蒙古政权入主中原未久，“朝廷草创，未遑润色之文”，“武功迭兴，文治多缺”，[21]尚无暇顾及一所为传授汉族儒学创办的书院，更不可能像元朝统一以后对各地书院那样，由国家统一选任学官，并给予固定经费和薪俸，以维持其存在。而且，据郝经《太极书院记》，书院创办之初，亦未见设置学田等，作为书院的固定产业。因此它的存在，只能依赖创办者的权力和财物支持才能维系。
书院创建之初，杨惟中与姚枢都在燕京。姚枢于辛丑年（1241）出任燕京行台郎中，但当年十月，就因与行台长官牙老瓦赤不合，辞官退居苏门。直到庚戌年（1250）忽必烈遣使征召，姚枢方复出为其谋士。[22]杨惟中在太宗末年，继耶律楚材出任中书令。在乃马真后称制期间（1242～1246），独以“一相负任天下”。[23]因此，姚枢的辞官隐居，尚未影响到太极书院。但丙午年（1246）定宗贵由继位后，出杨惟中为平阳道宣慰使，宪宗二年（1252），又调任河南道经略使，未曾再回燕京任职。杨惟中的离去，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太极书院的前途。1247年赵复离开燕京出游，或许就是因为书院已难以为继。宪宗九年（1259），杨惟中出任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抚大使，随忽必烈进攻南宋，郝经为其副使，应杨惟中约请为太极书院和书院附设的周敦颐祠堂作文，[24]说明杨氏有意于战后重新经营书院。此时，上距书院创始已近二十年。可惜当年十二月，杨惟中就在回师途中卒于蔡州，导致了太极书院的彻底终结。此后，不见有人续任太极书院讲席，书院也不再见诸载籍，甚至连书院在燕京的确切院址，到明初就已无考了。[25]
三、南游讲学
1247年，赵复离开燕京南游讲学，是年冬渡过白沟，有《再渡白沟》一诗纪其事。白沟又名拒马河，在今河北省北部，流经涞水、定新、霸州，至今天津附近与诸水相汇。它是北宋与辽的分界，又称界河，故时人途经，多有题咏。自1235年德安之役，被迫北跨白沟留居燕京之后，这是赵复第二次渡过白沟，回到原北宋疆域之内，不免感慨万分。诗曰：“瘦马柴车出白沟，河山依旧绕神州。都将百万生降（一作灵）户，换得将军定远侯。”[26]作为南宋士人重入宋境，确是值得慨叹之事，然而河山依旧，神州却仍在异族的铁蹄之下。割据中原的那些汉族将军、世侯，哪一个不是用千百万沦于异族统治的百姓的痛苦换来的呢！瘦马柴车，折射出赵复在北方的窘迫境遇和此次南行的凄惶心情，而诗文的主旨，则明确表达了他身为南宋囚俘不忘故国的立场。
赵复南游的路线，没有留下详细记载，仅赵复、郝经、杨弘道诗文中有所涉及。郝经《送汉上赵先生序》云：“今也仰嵩高，瞻太华，涉大河之惊流，视中原之雄浸”，“历汴、洛，睨关、陕，越晋、卫，观华夏之故墟，睹山川之形势，见唐虞三代建邦立极之制，齐、鲁圣人礼义之风，接恒、岱之旷直，激燕、赵之雄劲”。[27]此时赵复刚离开燕京到达保定，所述或据他的出行设想，也不乏郝经文笔的夸张。赵复是否确如郝经所云，遍历燕、赵、晋、卫、汴、洛、关、陕、齐、鲁，值得怀疑。因为，杨弘道《送赵仁甫序》只简略云赵复“达其道于赵、魏、东平”，并“至于济南”。[28]我们可以确知的只是赵复于1247年离开燕京，渡过白沟，十一月至保定，后经真定、大名、东平等地，而于次年十一月到达济南。
郝经《后听角行》序云：“丁未冬十有一月，汉上赵先生仁甫宿于余家之蜩壳庵。霜清月冷，角声寥亮，乃作《听角行》以赠其行。”[29]丁未即1247年，此年十一月赵复到达保定，借宿于郝经家。郝经除作《听角行》外，还写了《与汉上赵先生论性书》与《送汉上赵先生序》二文赠送赵复。《论性书》是郝经为向赵复请教性理问题而作，文章回顾了理学在南宋的繁荣及金元之际向北方的流传，充分肯定赵复在燕京及南游讲学，传播理学于北方的功绩。《送汉上赵先生序》一文，则从士之穷达入言，指出赵复虽以江汉囚俘北上燕京，但能“传正脉于异俗，衍正学于异域……俾《六经》之义，圣人之道……大放于北方，如是，则先生之道非穷也，达也”！文章最后云：“此行也，人视先生以为大穷，经则以为大达。先生可纵轨扬辔，沛胸中之浩浩，骛通达之坦坦，劲行而无虑矣。”以此为赵复送行。
《国朝文类》卷8收录赵复《覃怀春日》一首。覃怀，见于《尚书·禹贡》“覃怀底绩，至于衡漳”，在黄河以北的怀庆（河南沁阳），正位于由辉州至洛阳的中途。于1241年辞官离开燕京的姚枢，此时即隐居于辉州苏门，与居住在大名（魏）的窦默、许衡时相往来，讲论理学。苏门山，又名苏岭、百门山，是太行山支脉，在辉州西北，自晋以来，即是隐士幽栖之地。而洛阳，又是赵复之友杨奂任河南征收课税所长官兼廉访使的驻地。《覃怀春日》一诗，很有可能是赵复此次南游途经覃怀所作，时间当在1248年春季。那么，经由辉州至怀庆的赵复，是否赴苏门与故人姚枢相见？是否又前往洛阳会晤友人杨奂？由于史料阙失，今皆不得而知。然而，后人遂据此，以为姚枢曾聘赵复至辉州讲学。如清初大儒孙奇逢《元儒赵江汉太极书院考》即云：“枢于苏门山建太极书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张、杨、游、朱六子者配食，日夕礼焉，刻诸经授学者，求遗书至八千卷，请仁甫讲授其中……北人知有学，则枢得复之力也。”[30]其实，太极书院设于燕京，当时人郝经《周子祠堂碑》言之甚明：“今领中书相国杨公（惟中）始嗜其学，乃建太极书院于燕都，立祠于院以祀周子，以二程、张、杨、游、朱六子配食，岁时释菜，尊为先师。”《太极书院记》亦云：“乃于燕都筑院，贮江淮书，立周子祠。”[31]清人陈廷钧《赵江汉先生事迹岁考略》，虽纠正了太极书院设在辉州之失，却仍云：“未几，先生（赵复）亦辞太极讲席。枢闻，聘延先生至辉，主讲苏门山，教授如燕京故事，前后弟子遍河洛燕赵间者，盖百数十云。先生于是有苏门、覃怀诸咏。”[32]事实上，赵复虽有覃怀诗，却并无苏门诗，只有《蓟门杂兴》和《蓟门闻笛》二诗，是居留燕京所赋。[33]陈廷钧《岁考略》所云“苏门诸咏”，显然是“蓟门”二诗之误。更重要的证据是，姚燧自三岁起，即在苏门随伯父姚枢读书，1248年，燧已有十一岁，却未曾见到赵复。这说明，即使赵复南游时确实途经苏门会见姚枢，也不可能长时间停留苏门讲学。否则，姚燧绝不会没有见过赵复，而且在《姚文献公神道碑》中不加以记载。
杨弘道《送赵仁甫序》一文，记述了赵复南游至济南的情况：
德安赵君仁甫，承学之士也。士有穷达，其穷数也，其达学也，征之赵君信然。旃蒙协洽，君始北徙，羁穷于燕。已而燕之士大夫闻其议论证据，翕然尊师之，执经北面者二毛半焉。乃撰其所闻为书，刻之，目曰《伊洛发挥》，印数百本，载之南游，达其道于赵、魏、东平，遂达于四方。著雍涒滩，十有一月，至于济南。愚虽敬受其书，而所居僻陋，不足以馆君，因病止酒，又不能与君对酌，但日相从游，听其谈辨而已。
有意思的是，郝经与杨弘道在为赵复南游所作的序中，都不约而同地论及士之穷达问题。这是否意味着太极书院难以维持后，赵复在北方重新陷入困境呢？从南行的路线看，赵复途经的保定、真定、东平等地，分别是汉族世侯张柔、史天泽、严忠济的驻镇地。这些世侯在各自的辖区内，有世袭的军事、民政等管辖权。他们纷纷召集流散，存恤困穷，均平赋役，休养生息，以恢复发展社会经济，同时又竞相养老尊贤，延揽名士，修复学校，聚徒讲授，使这些地区成为当时北方较为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士人聚居、文化发达之所。那么，赵复此行，除了游览讲学、结交士人之外，是否还有其他考虑呢？可惜文献不足征，使我们仅能提出疑问，而不易找到解答。
赵复离开济南后又到过何地，史料阙载，只知大约在1249或1250年，赵复又返回燕京。郝经有《送仁甫丈还燕》诗云：“一鞭天地起孤愁，南戴高冠赋远游。济渎醉探窥海眼，岱宗阔步望吴头。唐虞问学传千古，伊洛波澜浸九州。七十余君皆不遇，却携汉月渡泸沟。”[36]此诗当作于南游后返回燕京之时，详其诗意，赵复此行在处境上似并无遇合。既然太极书院已难以为继，赵复南游之后，为何还要返回燕京？估计这与赵复在燕京留有家室有关。据姚燧《序江汉先生死生》与《姚文献公神道碑》，德安之役，赵复“以九族殚残，不欲北”，未曾言及他尚存家小。但《序江汉先生死生》一文，却是姚燧为赵复之子卿月所作，以纪念姚枢与赵复的生死之交。赵卿月的情况，文献很少记载。雍正《湖广通志》云：“赵卿月，复之子，克绍家学，与许衡、刘因友善。尝拜宪司职，未久谢去，屡征不起。”[37]卿月为赵复之子、尝拜宪司等事，显然是引自《序江汉先生死生》。但他与许衡、刘因友善，在《鲁斋遗书》与《静修文集》中皆找不到文献佐证，不知《通志》所云何据。从年岁上讲，姚燧生于1238年，卿月尊燧为兄，年龄应稍小于燧，即出生于赵复到北方之后，应是复到燕京后重娶妻室所生。1247年赵复南游时，卿月尚不足十岁。所以赵复在南游之后，仍旧返回燕京。
赵复回到燕京后的情况，已不清楚，只知道1251年杨奂入京辞官，及1254年作诗《追悼无欲真人》，他仍留居燕京。赵复晚年的生活，应是贫困不安定的。尽管按蒙古政府的规定，儒士由“官为给赡”，[38]但这种给赡也十分有限，以至于许多儒士，不得不周流各地，以寻求生路。与赵复同时到北方的砚弥坚，其经历可资参考。砚弥坚（1212～1289），又名坚，字伯国，南宋德安应城（湖北应城）人。“国初，岁在乙未，王师徇地汉上，公与江汉先生赵公复俱以名士为大将招致而北，久之，周流河朔，不获宁居。岁戊戌（1238），诏试儒士，公试西京，中选。岁壬子（1252），诏实户口，公家真定，著儒籍，自是专以授徒为业。”[39]由此推测，赵复晚年的情况大约也是如此。
[1] 关于德安之役，周良霄：《赵复小考》有详细考证，可参考；《元史论丛》第五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第190～192页。
[2] 如赵复：《题宋马和之袁安卧雪图》署“江汉”（见弘历：《石渠宝笈》卷32，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第825册，第298页），《杨紫阳文集序》《追悼无欲真人》《题僧花光梅》署“云梦”（见王恽：《跋僧花光梅后语》，《玉堂嘉话》卷1，北京，中华书局，2006，第50页），《程夫人墓碑》《赎唐仲明疏》署“安陆”（见郝经：《蜀亡叹赠眉山唐仲明》，《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8，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8页）。
[3] 陈廷钧：《安陆县志补正》卷下《杂录》，清同治刊本，1872，第82～83页。
[4] 陈廷钧：《宋乡贡进士赵江汉先生事迹岁考略》，《赵子言行录》卷上，清同沿楚北崇文书局增刊本，1870，第4页。
[5] 沈会霖：《德安安陆郡县志》卷2《书院》，清康熙刊本，1666，第12页。
[6] 姚燧：《序江汉先生死生》，见苏天爵：《国朝文类》卷34，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元至正西湖书院刊本，1929，第3～4页；又见《姚燧集》卷4，北京，中华书局，2011，第63页。
[7] 姚燧：《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见《姚燧集》卷15，北京，中华书局，2011，第216页。
[8] 姚燧：《序江汉先生死生》，见苏天爵：《国朝文类》卷34，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元至正西湖书院刊本，1929，第4页；又见《姚燧集》卷4，北京，中华书局，2011，第64页。
[9] 吴莱：《春秋通旨后题》云：“自宋季德安之溃，有赵先生者北至燕，燕赵之间，学徒从者殆百人。尝手出一二经传及《春秋胡氏传》，故今胡氏之说特盛行。”见《渊颖吴先生集》卷12，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元至正刊本，1929，第15页。参见唐宇元：《北方理学的传授者——赵复及其思想》，侯外庐等：《宋明理学史》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第686～689页。
[10] 该诗在鲜于枢：《困学斋杂录》中凡两载，作诗时间不同。第5页云：“江汉先生赵复，字仁甫。武昌之役，始初渡江时，《寄皇甫庭》云”，以诗作于元宪宗九年（1259）忽必烈攻南宋的武昌之役；第19页载，以诗作于元太宗七年（1235）德安之役赵复初被俘北上时。详其诗意，以后文记载为是。
[11] 赵复：《锦瑟词》，见顾嗣立等：《元诗选·癸集甲》，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1，第8页。
[12] 宋濂等：《元史》卷189《儒学列传一·赵复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第14册，第4314页。
[13] 孙承泽：《元朝典故编年考》卷1《太宗朝·燕京书院》，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第645册，第691页。
[14] 唐宇元：《北方理学的传授者——赵复及其思想》，见侯外庐等：《宋明理学史》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第685页。
[15] 郝经：《太极书院记》，见《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26，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13～14页。
[16] 郝经：《哀王子正》，见《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13，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3页。
[17] 元好问：《中州集》卷7，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武进董氏诵芬室影元刊本，1929，第25页；《恕斋王先生事迹》，见李道谦：《甘水仙源录》卷7，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明正统《道藏》本，1995，第33册，第212页。
[18] 吴莱：《春秋通旨后题》，见《渊颖吴先生集》卷12，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元至正刊本，1929，第16页。
[19] 姚燧：《太仓监赵君神道碣》，见《姚燧集》卷25，北京，中华书局，2011，第397页。参见唐宇元：《北方理学的传授者——赵复及其思想》，见侯外庐等：《宋明理学史》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第688页。
[20] 田易等：《畿辅通志》卷78《儒学·保定府》，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第505册，第875页。参见唐宇元：《北方理学的传授者——赵复及其思想》，见侯外庐等：《宋明理学史》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第688页。
[21] 宋濂等：《元史》卷4《世祖本纪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第1册，第65、64页。
[22] 参见姚燧：《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见《姚燧集》卷15，北京，中华书局，2011，第216～217页；宋濂等：《元史》卷158《姚枢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第12册，第3711页。
[23] 郝经：《故中书令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抚大使杨公神道碑铭》，见《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35，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29页。
[24] 《周子祠堂碑》云：“祠既成，适经贰于公而征铭焉，遂序其事而为之铭。”说明碑文作于1259年郝经任宣抚副使时。见《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34，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19页。而《太极书院记》，《陵川文集》编在撰写于1259年夏的《棣华堂记》和1260年3月的《铁佛寺读书堂记》之间，可见应与《周子祠堂碑》作于同时。
[25] 李贤：《明一统志》卷1《书院》仅云：“太极书院在京城内。”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第472册，第24页。
[26] 赵复：《再渡白沟》，见顾嗣立等：《元诗选·癸集甲》，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1，第8页。
[27] 郝经：《送汉上赵先生序》，见《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30，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5～6页。
[28] 杨弘道：《送赵仁甫序》，见《小亨集》卷6，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第1198册，第210页。
[29] 郝经：《后听角行》，见《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12，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6页。
[30] 孙奇逢：《元儒赵江汉太极书院考》，见《夏峰先生集》卷9，北京，中华书局，2004，第352页。
[31] 郝经：《周子祠堂碑》《太极书院记》，见《郝文忠公陵川文集》，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卷34，第10页；卷26，第14页。
[32] 陈廷钧：《宋乡贡进士赵江汉先生事迹岁考略》，见《赵子言行录》卷上，清同治楚北崇文书局增刊本，1870，第4页。此误始于邓元锡：《函史》卷72《元志》，将姚枢与杨惟中建太极书院、周子祠，请赵复讲授其中，系于姚枢“弃官去隐苏门山”之下；济南，齐鲁书社《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明活字本，1996，史部第27册，第4～5页。孙奇逢综合《元史·赵复传》与《函史》二书，遂误以太极书院设在苏门山。而陈廷钧：《岁考略》，虽知太极书院建于燕京，却又承孙奇逢之误，以赵复离开太极书院，即来苏门讲学。
[33] 赵复：《蓟门杂兴》《蓟门闻笛》，见顾嗣立等：《元诗选·癸集甲》，北京，中华书局，2001，上册，第9页。
[34] 苏天爵：《皇元故昭文馆大学士兼国子祭酒赠河南行省右丞耶律文正公神道碑》，见《滋溪文稿》卷7，北京，中华书局，1997，第102页。参见陈高华等：《元代文化史》第一编第三章三《东平学术》，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第106～113页。
[35] 郝经：《与汉上赵先生论性书》，见《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24，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1页。
[36] 郝经：《送仁甫丈还燕》，见《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13，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3页。
[37] 夏力恕等：《湖广通志》卷57《人物志·文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第533册，第310页。
[38] 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见苏天爵：《国朝文类》卷57，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元至正西湖书院刊本，1929，第15页。
[39] 苏天爵：《元故国子司业砚公墓碑》，见《滋溪文稿》卷7，北京，中华书局，1997，第1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