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赵复的交游与北传理学的影响
一、赵复在北方的交游
赵复久居燕京，讲学之余，与南北士人有广泛交往。这里不拟对赵复的交游作全面考叙，仅以他与北方大儒杨奂、元好问及全真道师尹志平、李志远、马志希的交往为例，对赵复的思想和处世之道稍作剖析。
杨奂（1186～1255），字焕然，号紫阳，乾州奉天（陕西乾县）人，身世可见元好问《杨奂神道之碑》和《元史》本传。赵复与杨奂的交往，始于太宗九年戊戌（1238）。是年诏试各道进士，杨奂应试东平，两中赋论第一，遂与监试官北至燕京，谒见耶律楚材。当时赵复正在燕京讲学，二人初次结识。其后杨奂为耶律楚材所荐，在洛阳任河南征收课税所长官兼廉访使十二年之久。其间1246年杨奂编定文集，曾请赵复作序。1251年杨奂至燕京辞官，又一次与赵复相见，复为其母作墓碑。想必当时杨奂赠答赵复之作，亦不在少。遗憾的是，杨奂文集百余卷皆已佚失，仅存明人宋廷佐所辑《还山遗稿》2卷，使我们无法从杨奂的诗文中了解二人之交往。现存赵复的三篇遗文，就有两文是为杨奂而作，足见二人之交必非泛泛。
赵复与杨奂交往虽非同一般，但他对杨奂的出仕蒙古却并不以为然，《杨紫阳文集序》即可为证。其文云：
君子之学，至于王道而止。学不至于王道，未有不受变于流俗也。三代圣人，以心学传天下后世，见于伊尹、傅说之训，君子将终身焉……惟秦君子杨氏，其志其学，粹然一出于正。盖自其为诸生，固已无所不窥，坐是重困于有司之衡石。晚居洛阳，著书数十万言，沉浸庄、骚，出入迁、固，然后折衷于吾孔、孟之《六经》……皆近古之知言，名教中南宫云台也……盖君子学以为己，必有所入之地。唐韩愈氏以虽义而不取为主，先生读之，自以为涣然不逆于心。使其得君行道，推是心以列诸位，实王道之本原。其不能尽充其说，退而敛然，以是私淑诸己，先生固已得之矣。[1]
“重困于有司之衡石”一语，显然是指杨奂在金末虽五中乡举、春闱却屡试不第之事。其后，赵复笔锋一转，直书“晚居洛阳，著书数十万言”，而将杨奂应蒙古开国以来首次儒士考试即高中第一的荣耀，就任河南征收课税所长官十余年的政绩，这些杨氏一生中颇值得夸耀的大事全然略过。这似乎不是无心之笔，而是“阙而不书”的《春秋》笔法，其不满于杨奂事奉蒙古之意甚明。因此，赵复在文章中反复申说的，是君子之学在于为己，而非用世；反复夸赞的，也只是杨奂的为学，而非治绩。文章还隐喻杨奂所事非主，婉转地劝说他“退而敛然”，以三代圣人所传之心学“私淑诸己”。
赵复的上述思想，在为杨奂母亲所作《程夫人墓碑》中亦有所见。其碑云：“今年岁辛亥，春正月，奂自洛舆疾入燕，还印政府，归秦寻医。俾其犹子元祯代领漕事，于是始释重负于私朝。”赵复将蒙古政权称为“私朝”，换言之，它只是杨奂本人的朝廷，而非赵复的国家，自己始终以南宋囚俘自居。于此，赵复对蒙古政权的态度已十分鲜明，也与他在《杨紫阳文集序》后自署“前乡贡进士云梦赵复”相一致。碑文赞扬程夫人“姿淑媛，有识度”，“性冲淡”，善教诸子，使杨“奂早岁缉学，晚为通儒。及再抵燕，不变于俗，学识德业益富，士论厌然遂定”，并着重点明了程夫人对杨奂的希望是“植业士林，乡里称善人足矣，荣仕非所望也”。这些都与赵复的上述思想相符。令人费解的是，在“士论厌然遂定”之后，碑文又云：“顷岁戊戌秋八月，诏郡国取士，奂偕东平上计吏，以首荐登名于天府，授河南课税长官，东履海，南际淮，西至潼陕，北抵河，咸隶焉。自大朝开国，以进士用人，实由奂始，而先夫人遗训庶无憾矣。”[2]碑文于此，对杨奂以进士第一入仕，以及居官辖区之辽阔，极尽夸赞之词，而且称蒙古政权为“天府”“大朝”，这与前文“私朝”之称殊为抵牾，令人难以相信出自赵复一人之手。如前所考，赵复此文是辛亥年（1251）作于燕京，而杨奂返回家乡乾州奉天立碑是在甲寅年（1254）九月，而且碑中有关杨奂甲寅年清明过继侍子保童等记载，明显是立碑时所加，而非赵复之笔。由此推测，有关杨奂进士入仕一段，或许也是杨氏或其家人增订过的。
由上可见，赵复与杨奂的交往，仅以论学为限，对于杨奂的荣仕，赵复是始终心存芥蒂的。
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号遗山，太原秀容（山西忻州）人，身世见郝经《遗山先生墓铭》及《金史》本传。赵复与元好问相交，由金监察御史高士美介绍，时间大约在1243年元好问离开燕京南归前夕。元氏有《赠答赵仁甫》二首，生动记述了二人当时的交往。其一云：“我友高御史，爱君旷以真。昨朝识君面，所见胜所闻。江国辞客多，玉骨无泥尘。轩昂见野鹤，过眼无鸡群。想君夜醉浔阳时，明月对影成三人。散著紫绮裘，草裹乌纱巾。浩歌鱼龙舞，水伯不敢嗔。何意醉梦间，失脚堕燕秦。万世一旦暮，万里犹比邻。世无鲁连子，黑头万蚁徒纷纷。君居南海我北海，握手一杯情更亲。老来诗笔不复神，因君两诗发兴新。都门回首一大笑，袖中知有江南春。”诗文描写二人的相识和交谊，飘逸洒脱、情真意切。其二云：“南冠牢落坐贫居，却为穷愁解著书。但见室中无长物，不闻门外有轩车。六朝人物风流在，两月燕城笑语疏。寒士欢颜有他日，晚年留看定何如。”[3]真实记述了赵复在北方的生活情境和处世态度。推想赵复赠元好问的两诗也相当精彩，惜已不传。赵复平易旷达的性格，真挚笃厚的情谊，尤其是相近的人生遭际与心志，使二人初次见面，就感到分外亲近。一个是金源遗士，金亡不仕，以编撰胜朝历史与文献为志；一个是南冠楚囚，“虽在燕久，常有江汉之思”，[4]以“衍正学于异域”自任，这是赵复与元好问交往的基础，也是与杨奂交往的不同之处。
《元史·赵复传》载：“元好问文名擅一时，其南归也，复赠之言，以博溺心、末丧本督戒，以自修读《易》，求文王、孔子之用心为勉。其爱人以德类若此。”[5]元好问“以文章伯独步（北方）几三十年，铭天下功德者尽趋其门”，[6]与杨奂并称金元之际北方两大儒。赵复却从一个理学家的立场，劝诫他不要沉溺于文章辞赋等外在的学问，而应反身求己，从直接读《周易》等上古经典中，去体悟三代圣人的心学，确实是爱之以德。
《元史·赵复传》云：“复为人，乐易而耿介……与人交，尤笃分谊。”赵复这种虽和乐平易、重于情谊而又守志不屈的交友之道，是与他对蒙古政权的态度紧密相关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是中国儒家的传统思想，也是理学家注重阐发的人生哲理。程颐晚年遭元祐党禁打击，在《伊川易传》中反复论说君子居夷处困之时，应当“乐天安义”“固守其节”“以道自处”，而不求仕进。赵复深受程朱理学倡导的穷达思想和华夷之辨的影响，他认为自己于天下扰攘的金元之际，以南宋囚俘流落北方，正处于身穷道穷之时。因此，作为一个南宋儒士，赵复在北方仅以传授理学自任，拒不与蒙古政权合作，以自身之穷，求儒道之达。《元朝名臣事略》引《静庵笔录》云：“上（忽必烈）在潜邸，尝召见，问曰：‘我欲取宋，卿可导之于前乎？’（赵复）对曰：‘宋，吾父母国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7]为怀念故国，赵复以自己的家乡“江汉”自号，文章也以“前乡贡进士云梦赵复”自署，即使晚年生活贫困，也绝不受官，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气节。赵复在南游途中所作的《再渡白沟》诗，以“都将百万生降户，换得将军定远侯”，讽刺蒙古统治者连年征战给天下生民带来的灾难。而《覃怀春日》诗，又以“竹鸡啼罢山雨黑，蚕子生时桑柘青”，[8]寄寓自己对宋室复兴的殷切希望。这一组对比强烈的诗句，表露了赵复对南北政权的鲜明态度。
赵复与全真道士的交往，是其生平中尚未受到关注的方面。在他所遗的有限诗文中，就有二诗一文是为全真道宗师尹志平、马志希、李志远所作。
尹志平（1169～1251），字太和，道号清和，东莱（山东莱州）人。金末主潍阳玉清观二十年，后侍丘处机西行谒见成吉思汗，位居十八弟子之首。丘处机去世后，嗣任全真教主。就在尹志平主教期间，癸巳年（1233），沂羽客张仲才到燕京献上宋人伪作的《关尹子》一书，云得之于浙。相传西周关尹喜，在老子出关时曾问老子以道，晚年隐居终南山，著《关尹子》九篇。此书《汉书·艺文志》有著录，但久已失传。而尹氏又传为关尹后人，故此事震动道坛，“以千载之前之尹书，归千载之后之尹氏”，被视为天将昌盛全真道教的吉兆。所以丙申年（1236），尹志平西行入关，主持修复相传为祖居和全真道发源地的终南山古楼观等道观。戊戌年（1238），尹志平因年老传教主位于真常子李志常。庚子（1240）冬再次入关，主持全真道创始人王重阳改葬事，并拟回归楼观。[9]赵复作长诗《赋关尹篇献清和大宗师言归楼观》为之送行。诗中追述了关尹问道于老子，后归老终南，建楼观隐居修道之事，并推尊尹志平能上继其祖之道学。
马志希，本名天麟，字君瑞，德兴（河北涿鹿）人。祖、父皆以医起家。志希曾任金桓州大元帅府译史、亳州卫真县酒税监。金末居许昌，与全真道士多有往来。正大壬辰（1232），金破，北上燕京，始入全真道。后又行医昌州，曾为蒙古贵族治愈酒积症，得其礼敬，遂同返燕京，在蒙古贵族资助下创建玉清道观。志希亦礼清和宗师尹志平，道号清夷子，年七十余卒。赵复《燕京创建玉清观碑》一文，详细记载了马志希的生平始末，及其创建玉清观的经过。
李志远（1169～1254），本名仲美，陕西人。金泰和五年（1205）入全真道，道名守宁，号无欲。金亡入燕京，清和真人尹志平掌教事，奏请主持终南山重阳万寿宫，更名志远。李志常掌教，升重阳宫提点，赐号无欲观妙真人。李志远为人“以济人利物为己任”，“见人急难，必尽力救援而后已”。金末“秦境大旱”，他亲自劝赈，“以给贫病”。金亡后，蒙古大军“比年南征”，囚俘不绝。他或劝谕其主，“引而归道”；或以货赎买，“许其自便”。志远虽非士人出身，却能与儒士保持良好的关系。丁酉年（1237），陕西修文庙缺瓦，“公尽给之，士皆称叹”。“至于名士大夫，尤乐与交游而相忘形骸”，“其可与谈性命事者，每至夜分不寐”。[10]李志远的仁心济世和尊重儒士，与赵复的思想颇为吻合，应该是赵复与之交往的基础。赵复在燕京，也曾作疏鸠资赎救蜀士唐仲明。[11]故李志远甲寅年病卒于燕京时，赵复为之作诗追悼。
赵复与尹志平等道师的交往，是以金元之际全真道在北方的兴盛为背景的。1221～1224年，长春真人丘处机在谢绝了金、宋两国的征聘之后，却接受蒙古大汗的邀请，与弟子十八人长途跋涉数万里，至西域大雪山之阳觐见成吉思汗。丘处机以道家清静无为、敬天爱民、好生戒杀等宗旨劝谕大汗，博得了大汗的礼敬，尊为“丘神仙”，命他居燕京长春宫，“掌管天下的出家人”，并给予全真道自由建造宫观、招收徒众、敕免赋税差役等特权。全真道由此在北方得到了迅速发展，“千年以来，道门开辟，未有如今日之盛”。[12]全真道虽托庇于蒙古大汗之王权而得以兴盛，但其清静无为、好生戒杀的宗旨，又包含着冀希天下安定、生灵免遭荼毒的济世倾向。也许这一点，正是赵复与全真道士交往的起点。
同时，在天下扰攘民不聊生的金元之际，得到蒙古大汗庇护的全真道，成为人们躲避战乱的桃源洞天。因此，当时有许多在战乱中丧家失所的儒士，及部分耻于事奉蒙古的有节之士，纷纷遁入道门。太极书院的辅佐王粹即是如此。王粹（约1203～1243），又名元粹，字子正，右北平（河北卢龙）人。出身辽世家。少有诗名，才高学赡，而不事举业。正大末任南阳酒官，金末流寓襄阳。甲午年（1234），蒙古军破襄阳，王粹与家人失散，只身被杨惟中招至燕京。最初未被选用，所以王粹入长春宫，拜真常子李志常为师，曾编撰全真教祖师的传记，并与尹志平等全真教主关系密切。尹志平《褒兴集》3卷中，与王粹赠答的诗词就有十多首。尹氏拟回归楼观的庚子年，正是王粹被聘为太极书院辅佐之时，赵复与尹志平等全真道师的交往，或许就是自王粹而始的。
此外，全真道创立之初，为提高自己的地位，免遭儒、释二家攻击，标榜“儒释道源三教祖，由来千圣古今同”的三教归一宗旨。[13]因此，全真道不仅以道家的《老》《庄》为经典，也尊信儒家的《孝经》等书。他们论及性命、太极、道等重要哲理时，往往和会三家，引证儒、释，其传道也不别门户，广交儒士僧人。故而在当时人的文集中，儒士道师之间的酬答唱和比比皆是。全真道的宫观碑铭，及其祖师的墓志碑传，也多出儒士之手。这在当时已蔚成风气。而理学本身，又是融释汇道的新儒学，也使赵复与道士的交往具有一定的思想基础。
赵复虽与全真道士有所交往，却能不失儒家之本旨。如《燕京创建玉清观碑》虽是为道士马志希所作，但文章开首，却是以儒家经济民物的思想标立宗旨，举唐、宋名儒陆贽、范仲淹为例，说明“一介之士”“抱负道德”，若不幸生于乱世，不能“有为于时”，亦当行之乡邑，或以治病救人为己任，而不能因己之不遇，就忘记儒家的仁心爱物。文章着重表彰马志希当金末大乱，行医昌州，诊治疾疫之举，及其“性资慷慨，豁落无隐，恭谨博爱，轻财好施”的品格。[14]这无疑也是赵复本人的思想宗旨，是他之所以为马志希撰写碑文的原因所在。只不过赵复不是以行医拯治生民于疾疫，而是以传授理学拔救儒士于俗学。
二、北传理学的影响
靖康之变，理学亦随宋室南渡，在江南半壁蓬勃发展。南宋著名理学家迭出，理学学派遍布各地，理学思想在北宋奠定的基础上，经过众多理学家的探索和论争，得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终于形成程朱理学和陆九渊心学两大流派，成为理学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正如郝经《与汉上赵先生论性书》所云：“靖康之乱，吾道遂南矣。自伊洛入于江汉，自江汉入于闽越，蝉联荆楚，蔓衍巴蜀，蜂涌旁魄，弥亘岭海，如冬之日，至南而极。”[15]
由于宋金之间的对峙，南北出现“声教不通”的局面。北方黄河流域，曾是北宋理学的发源地，但在金源氏统治下，理学发展却基本中绝。北方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讲求章句训诂的汉唐经学，科举考试也仍是重视以辞赋取士，而不提倡表达义理。北方学者对这种陈旧的毫无生气的学问虽然不满，但是还没有一种新学说来取而代之。
直到金朝衰落，情况才有了变化，“金源氏之衰，其书浸**而北，赵承旨秉文、麻征君九畴始闻而知之，于是自称为道学门弟子。及金源氏之亡，淮汉巴蜀相继破没，学士大夫与其书遍于中土，于是北方学者始得见而知之，然皆弗得其传，未免临深以为高也”。[16]诚然，面对从南宋浸浸而来的理学思想和浩繁的理学书籍，北方学者的确有一个从否定、怀疑到相信、接受的过程。郝经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郝经出生于泽州陵川一个有理学传统的家庭，其六世祖曾“从明道程（颢）先生学”。[17]然中原易主，北方理学渐失其传。至经祖父郝天挺，其教元好问只是“肆意经传，贯穿百家”，[18]已非理学。父亲郝思温，教经学习的仍是传统的《六经》，沿袭的也还是“先传注疏释，而后唐宋诸儒论议”的旧途。[19]因此，二十岁时的郝经，对理学还持一种非常怀疑甚至是否定的态度。王粹辅佐太极书院期间（1240～1243），曾面见郝经，劝他学习道学（理学）。郝经却作《与北平王子正先生论道学书》一文，对道学提出质疑。郝经认为，自北宋周，程、张、邵兴起，始出现道学之名。然从其门徒起，道学“分宗别派，引而自高”，“论说蜂起，党与交攻”，成为北宋覆没和南宋衰微的主要原因。文章对理学道统论把荀子之后的汉唐诸儒排斥于儒家道统之外，而将宋代道学直接上承孔孟提出疑问。最后云：“其学始盛，祸宋氏者百有余年。今其书自江汉至中国，学者往往以道学自名，异日祸天下，必有甚于宋氏者。”[20]对当时理学开始在北方流传深感忧虑。
然而短短几年之后，郝经对理学的看法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在1247年所写的《与汉上赵先生论性书》《送汉上赵先生序》二文中，称理学为“吾道”“正学”，认为靖康之乱，“吾道”南渡，在南宋蜂涌旁魄发展到极致，并高度赞扬赵复北传理学，是“传正脉于异俗，衍正学于异域……俾《六经》之义，圣人之道……大放于北方”，“有功于吾道，德于北方学者”。郝经对理学看法的急遽转变，并不意味着他对理学一下子有了深入透彻的理解，而是反映了整个北方士风已经从否定、怀疑理学，转而趋向尊崇理学。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学风的转变，正发生于赵复在燕京太极书院讲学，倡导理学于北方期间，这种以传统儒学为主干，融合吸收释道思想，探求天理人性的新儒学，对于踟蹰于陈旧的汉唐经学的北方学者，确有一种别开生面的感觉。
金末元初，南方书籍士人虽逐渐流入北方，但是以朱学学者的身份，将程朱理学全面系统地介绍到北方来的，赵复是第一人。赵复的学术师承古人说法不一。郝经《论性书》云：“先生及朱子之门而得其传，裒然传道于北方之人，则亦韩子、周子之徒。”而《元史·赵复传》，却说复作《师友图》，“以寓私淑之意”，认为他并非朱熹及门弟子，只是私淑于朱子而传其学。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鲁斋学案》，因不清楚赵复的师承关系，将他泛列为“程朱续传”。王梓材《宋元学案补遗》按语则从《元史》，以郝经《论性书》所云，“盖谓私淑朱子耳，非亲及晦翁之门也”。[21]无论如何，从赵复在北方的著述和传学宗旨看，说他是朱学学者殆无疑问。
值得重视的是赵复在太极书院编写的四种理学著作。《元史·赵复传》载：
复以周、程而后，其书广博，学者未能贯通，乃原羲、农、尧、舜所以继天立极，孔子、颜、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张、朱所以发明绍续者，作《传道图》，而以书目条列于后。别著《伊洛发挥》，以标其宗旨。朱子门人，散在四方，则以见诸登载与得诸传闻者，共五十有三人，作《师友图》，以寓私淑之志。又取伊尹、颜渊言行，作《希贤录》，使学者知所向慕，然后求端用力之方备矣。[22]
《传道图》从伏羲、神农等上古圣贤，到孔子、孟子等儒学先祖，再到宋代理学大师，完整叙述了理学的儒家道统说，并以推尊程、朱上承孔、孟，确立其儒学正宗地位。而图后条列的圣贤书目，系统介绍儒学尤其是理学的基本典籍。《朱子门人师友图》旨在说明朱子学派的授受源流。《希贤录》选取古代贤士伊尹、颜渊等人的言行，作为学者心性修养的楷模。至于《伊洛发挥》一书，集中概括程朱理学的基本理论宗旨，是四部书的精华所在，也是赵复最重要的理学著作。它的刻印传布，使更多的北方士人接触和了解朱学。很明显，这四部书不是对南宋理学的泛泛介绍，而是自成体系，将理学中的程朱之学简明而又全面地传授给北方学者，使其得以窥朱学之门径。
由于赵复的传学，一批重要的朱学著作在北方刻印流传。1241年，姚枢因与当政不合，辞官隐居辉州苏门，“以道学自鸣”。“又汲汲以化民成俗为心，自版《小学书》《语孟或问》《家礼》，俾杨（惟中）中书版《四书》，田和卿版《尚书声》《诗折衷》《易程传》《书蔡传》《春秋胡传》，皆于燕。又以《小学书》流布未广，教弟子杨古为沈氏活版，与《近思录》《东莱经史说》诸书散之四方”。[23]上述著述中，《四书》与《易》《书》《春秋》诸经，都选取朱熹或程朱学派学者的传注，《小学》《家礼》也是朱熹亲自编定，《近思录》一书，则是朱熹与吕祖谦共同选辑的北宋理学家语录。这些书籍的“散之四方”，进一步推动了朱学在北方广大地区的传播。元初北方两大理学家许衡、刘因，都是通过阅读这些典籍而转向理学的。“壬寅（1242），雪斋（姚枢）隐苏门，传伊洛之学于南士赵仁甫。先生（许衡）即诣苏门访求之，得《伊川易传》、晦庵《论孟集注》《中庸大学章句》《或问》《小学》等书读之，深有默契于中，遂一一手写以还”。回魏后，遂“悉弃前日所学章句之习”，转而从事于理学。[24]刘因亦“初为经学，究训诂疏释之说”，后“得周、程、张、邵、朱、吕之书”，始探究理学。[25]
赵复北传理学，影响了相当一批北方士人，其中杨惟中、姚枢、窦默，许衡、郝经等人，后来成为忽必烈的辅佐，对其祖述变通，提倡汉法，确立一代制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虞集《吴澄行状》即云：“南北未一，许文正公（衡）先得朱子之书，伏读而深信之，持其说以事世祖皇帝，而儒者之道不废，许公实启之。”[26]同时，许衡以国子祭酒尊理学于国学，刘因隐居教授传理学于民间，使程朱理学在北方日渐深入人心。尤其是许衡，以国子祭酒提倡朱子《四书集注》，更影响到天下后世。虞集《跋济宁李璋所刻九经四书》云：“昔在世祖皇帝时，先正许文正公得朱子《四书》之说于江汉先生赵氏，深潜玩味，而得其旨，以之致君泽民，以之私淑诸人。而朱氏诸书定为国是，学者尊信，无敢疑贰。其于天理民彝，诚非小补，所以继绝学开来世，文不在兹乎！”[27]
仁宗延祐元年（1314），元朝肇行科举，以《四书》《五经》的朱学传注，作为开科取士的主要标准。程朱理学经过宋元近三百年发展，终于由民间学术上升为官学。这一根本性的转变，虽然取决于理学本身的发展和当时社会的需要，但赵复的活动，无疑对理学由南向北的传播起了重要的推动。诚如黄百家《宋元学案·鲁斋学案》按语所云：“自后晋燕云十六州之割，北方之为异域也久矣。虽有宋儒迭出，声教不通。自赵江汉以南冠之囚，吾道入北，而姚枢、窦默、许衡、刘因之徒，得闻程朱之学以广其传，由是北方之学郁起。”[28]
[1] 赵复：《杨紫阳文集序》，见苏天爵：《国朝文类》卷32，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元至正西湖书院刊本，1929，第11～12页。
[2] 赵复：《程夫人墓碑》，见杨奂：《还山遗稿》附录，明嘉靖宋廷佐刊本，1522，第7～10页。
[3] 元好问：《赠答赵仁甫》，见《元好问全集》卷5，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上册，第112～113页；卷10，上册，第258页。参见周良霄：《赵复小考》，见《元史论丛》第五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第195页。
[4] 吴莱：《春秋通旨后题》，见《渊颖吴先生集》卷12，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元至正刊本，1929，第16页。
[5] 宋濂等：《元史》卷189《儒学列传一·赵复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第14册，第4315页。
[6] 郝经：《遗山先生墓铭》，见《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35，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1页。
[7] 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8《左臣姚文献公》，北京，中华书局，1996，第156页；又见《元史》卷189《儒学列传一·赵复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第14册，第4314页。
[8] 赵复：《覃怀春日》，见苏天爵：《国朝文类》卷8，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元至正西湖书院刊本，1929，第7页；又见顾嗣立等：《元诗选·癸集甲》，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1，第8页。
[9] 参见贾戫：《大元清和大宗师尹真人道行碑》、李鼎：《大元重修古楼观宗圣宫记》，分见朱象先：《古楼观紫云衍庆集》卷中、卷上，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明正统《道藏》本，1995，第32册，第696～698页、第692～694页。
[10] 何道宁：《终南山重阳万寿宫无欲观妙真人李先生碑》，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48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第21页；又见李道谦：《甘水仙源录》卷6，第33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明正统《道藏》本，1995，第186～189页。
[11] 参见郝经：《蜀亡叹赠眉山唐仲明》，见《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8，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8页。
[12] 尹志平：《清和真人北游语录》卷1，第55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明正统《道藏》本，1995，第726页。
[13] 丘处机：《师鲁先生有宴息之所榜曰中室又从而索诗》，见《磻溪集》卷1，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金刊本，1990，第91册，第11页。
[14] 赵复：《燕京创建玉清观碑》，见李道谦：《甘水仙源录》卷9，第33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明正统《道藏》本，1995，第238～239页。
[15] 郝经：《与汉上赵先生论性书》，见《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24，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1页。
[16] 郝经：《太极书院记》，见《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26，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13页。
[17] 郝经：《与北平王子正先生论道学书》，见《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23，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10页。
[18] 郝经：《遗山先生墓铭》，见《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35，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2页。
[19] 郝经：《先父行状》，见《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36，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10页。
[20] 郝经：《与北平王子正先生论道学书》，见《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23，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11～12页。
[21] 王梓材、冯云濠：《宋元学案补遗》卷90《鲁斋学案补遗》，第251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丛书集成续编》影印清张氏约园《四明丛书》刊本，1989，第456页。
[22] 宋濂等：《元史》卷189《儒学列传一·赵复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第14册，第4314页。
[23] 姚燧：《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见《姚燧集》卷15，北京，中华书局，2011，第216页。
[24] 耶律有尚：《考岁略》，见《许衡集》卷13，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第201～202页。
[25] 宋濂等：《元史》卷171《刘因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第13册，第4008页。
[26] 虞集：《故翰林学士资善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临川先生吴公行状》，见《雍虞先生道园类稿》卷50，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明初覆元刊本，1985，第6册，第466页。
[27] 虞集：《跋济宁李璋所刻九经四书》，见《雍虞先生道园类稿》卷34，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明初覆元刊本，1985，第6册，第134页。
[28] 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卷90《鲁斋学案》，北京，中华书，1986，第4册，第2995页。本章原题《赵复考略》，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文史论考专刊，第14～27页，本书收录时有增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