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厘清科举铨选

元朝国子学与科举，同属国家选举制度。国子学以人才储养为主，选贡为辅，科举则是国家选拔人才的最高典礼，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出身科举而又亲任国子学官的吴师道，关注国子学与科举制度，是很自然的。

科举的实行虽然体现了元朝在汉化方面的很大进步，扩大了汉族士人的入仕途径，但民族等级差别在科举制中仍然异常突出。四等人制原是元朝的政治特点，也是蒙古族统治的基础，反映在科举中，则表现为科举程式的等级规定。以蒙古、色目人为一等级，汉人、南人为另一等级，二者分卷考试，在考试场次、试题范围、答卷难度及取士名额上都有很大差异。考试场次，前者乡试、会试都只考两场，第一场经学，第二场策试；后者要考三场，增加词赋一场。考试范围，前者经学只考《四书》，策试只考时务策；后者则经学加试《五经》，策试扩大到经史策。答卷难度，前者《四书》经问五条，只要求据《章句集注》作答，实际仍是记诵之学；后者引据朱注外，还要“以己意结之”，且有“三百字以上”的篇幅要求，《五经》义更需“五百字以上”。策问的字数要求，也是前者五百字以上，后者则需一千字以上。至于取士的名额：“天下选合格者三百人赴会试，于内取中选者一百人，内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各二十五人。”[1]虽然四等人相同，但考虑到总人口的巨大差异，对蒙古、色目人无疑有极大的优惠。

不单科举制，这种民族等级制度在国子学也有充分体现。如国学生员的名额，至元二十四年初立时规定，生员二百名，蒙古占一半，色目、汉人共占另一半。元贞、大德以后，生员的比例有所变化，汉人生员逐渐增加，到延祐时似已占到一半。延祐二年《国子学贡试法》规定：每年从国学中考选高等生员40名，其中“蒙古、色目各十名，汉人二十名”，[2]可反映当时生员的实际比例。至正五年（1345），国子祭酒苏天爵奏请在延祐二年生员400名的基础上，再“增添生员一百名，内蒙古、色目五十员，汉人五十员”，[3]证实这个比例一直维持到元末。至于南人，则一直被排除于国学正式生员之外，虽然也有少数入读国学，但主要是在国子监、学及中央朝廷任职的南人官员子弟，[4]而且人数极少。虞集即云：至正初年，“成均弟子员常五百六十人，江南之士在列者数人耳。”[5]说明直至元末，国学生员中始终没有南人的正式员额。[6]国子学的课程设置与升等、私试规则，对蒙古、色目与汉族生员，亦有不同的等级规定。国子学的贡士制度，同样依不同人等各有名额。大德八年（1304）始定国学贡士制度，蒙古、色目、汉人各占1/3。延祐贡试法规定，每年通过国子学私试，从四百生员中选拔高等生员40人，蒙古、色目各10名，汉人20名，似乎对后者略有优惠。然而，再经公试选取贡士6名，还是三种人各2名。至正恢复科举后，国子学贡士考试与科举制并轨，依然是每届蒙古、色目各取6名，汉人、南人共取6名，而且授予的官阶亦有等差：蒙古人从六品出身，色目人正七品出身，汉人、南人从七品出身。

由于对色目特别是蒙古人入学与贡举的过份优崇，致使国学中二者生员冗滥，因而造成其贡举之途的壅塞。吴师道特地策问蒙古、色目生员：

古者胄子之教，专为公、卿、大夫、士之子设也。今国子学弟子员，有蒙古、色目、汉人之别。蒙古、色目，宜任优崇，故沿牒而至者不限远外。而蒙古之视色目尤优，牒保者不必其子孙弟侄也。遂至滋多，混淆壅塞，其为朝臣者之子弟，乃或待次数年而不得进。盖议法之初，未料其弊之至此也。今欲循教胄之义，而适古今之宜，使序进者疏通而无弊，其何以处之？[7]

蒙古、色目人依恃特权，广牵博引，大量涌入国子学，这是生员冗滥、贡举壅塞的真正原因。而且滥员充陈，也势必使国学难于施教。华夷之别，本是儒学教育的传统命题。而在蒙古族统治的元朝，汉族士子反而堕于被压制、受歧视的地位。尤其是南人，在进入学校、参加科举、选任官员等方面处处受限。吴师道正是南人，自不能无切肤之痛。上述策问，虽然言辞都十分委婉，却切中时弊，指明元朝在学校和科举中实行四等人制带来的恶果。

近者贡士之外，复有遗逸之科。盖深藏山林、高蹈丘园者嫌于自进，而有司不能尽举尔。然夫子尝曰“举逸民”，则古已然欤？三代时乡举里选之公，士之怀德抱艺者，未尝隐而不见，然耕莘、筑岩、钓渭之流，何以不与于贤能之书乎？汉之严光，唐之阳城、温造不可尚矣，其他不免钓采华名、捷径索价之讥，则为是举者，亦有得有失欤？国朝初年，征用儒雅，耆硕魁垒之彦，接迹于朝，当是时，科目未举也。设科以来，得人可数矣。特行负其言者，或出其间，别开是途，或足以矫之欤？人心浇讹，清议泯泯，彼方沮于进士之多艰，而幸于举牒之易得，纷然杂起，一郡动数十人，遗逸必不若是多也。本以待特起之才，而反资奔竞之辈，真其人者必耻于同列，则遗逸愈不可得，其制法殆有可议者欤？诸生其明思以对，期于贤无遗而举不滥，岂不美哉！[11]

考生非但要从三代汉唐历史中，举例说明古代荐举的利弊，更需就本朝开科之后，荐举并行造成的不得人才、反资奔竞的弊病，提出可行的对策，以期达到贤者无遗而荐举不滥。实际上，吴师道对荐举制的冗滥，早已深致不满。他在《送吴学录德基序》中就曾叹息：

教官选坏久矣，未若隶各道者之尤甚也。自屠沽负贩，以至贱隶杂色，无不得假是名者，可为吾道长太息……今之为是者，问其名则曰德行文学也，晦迹丘园也。吁！德行不可诘也已，遗逸之科，朝廷所以待特起之士，安用此嵬琐辈累十百哉！妄伪风靡，廉耻道丧，必有任其咎者，而莫之敢言也。[12]

师道对元朝荐举制度的反感，在这段序文中已表达得淋漓尽致。

吴氏还对当时一些不合理的铨选制度提出质疑。比如州县官员“最为近民，休戚所系”，故其选任不可不慎。而有元一代，郡守多缺，县令猥冗不称，甚至未尝亲民而辄任此官，导致地方政治的混乱。所以，吴氏要诸生就铨选之宜、荐举之方陈述所见，以观远识。[13]又如县尉、巡检的委任。二者皆为武职，职务主要是察奸捕盗，县尉又参与审理刑狱，官职虽卑，却是人命所关。然而县尉一职，往往任用刚由恩荫入仕之人，既不娴熟弓马，又无实际审案经验，却要处置重刑。而本当授任教官的书生，却又须借注巡检以入流官。[14]吴氏就此设问，亦希望能渐次改革这些用人失当的铨选制度。

[1] 宋濂等：《元史》卷81《选举志一·科目》，北京，中华书局，1976，第7册，第2019、2021页。

[2] 宋濂等：《元史》卷81《选举志一·学校》，北京，中华书局，1976，第7册，第2030页。

[3] 苏天爵：《乞增广国学生员》，见《滋溪文稿》卷26，北京，中华书局，1997，第431页。

[4] 如吴澄之孙吴当，在澄任职国子监时“侍其祖至京，补国子生”。见宋濂等：《元史》卷187《吴当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第14册，第4298页。又如贡师泰，延祐五年（1318）因父贡奎迁任翰林待制，而进入国子学。见朱鐩：《玩斋先生年谱》《纪年录》，揭汯：《贡公神道碑铭》，见《贡氏三家集·贡师泰集》附录二，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第460、462、465页；宋濂等：《元史》卷187《贡师泰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第14册，第4294页。

[5] 虞集：《倪行简墓志铭》，见《雍虞先生道园类稿》卷47，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明初覆元刊本，1985，第6册，第402页。

[6] 至正二年（1342）再行科举，规定国子学三年累计高等生员120名，与举人共同参加会试、廷试，从中选拔18名中试者入仕。其中蒙古、色目各6名，汉人、南人共6人，虽也承认国学有少数南人生员的现实，然而，考虑到苏天爵的上奏，证明南人在国学生员中，始终没有正式员额。参见陈高华等：《元代文化史》第三编第四章《国学和地方学校的发展》，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第439页。

[7] 吴师道：《国学策问》十三，见《吴师道集》卷19，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395页。

[8] 宋濂等：《元史》卷81《选举志序》，北京，中华书局，1976，第7册，第2016页。

[9] 宋濂等：《元史》卷81《选举志一·学校》，北京，中华书局，1976，第7册，第2035页。

[10] 吴师道：《国学策问》八、九，见《吴师道集》卷19，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394页。

[11] 吴师道：《国学策问》二十二，见《吴师道集》卷19，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396页。

[12] 吴师道：《送吴学录德基序》，见《吴师道集》卷15，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320页。

[13] 吴师道：《国学策问》十六，见《吴师道集》卷19，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395页。

[14] 吴师道：《国学策问》十，见《吴师道集》卷19，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394页。参见洪丽珠：《从捕盗官到牧民官——以县尉为中心观察元代读书人的仕宦困境》，见《中国传统文化与元代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9，第780～8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