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辨明古今学术

身为国子博士，吴师道对古今学术及其流变都非常熟悉和关切。《国学策问》二十四，专门考究战国诸子，问题涉及老、庄、杨、墨、农、法等各家，而其着重点，则在辟异端之说，以明圣贤之学。[1]不过，吴氏更为重视的，还是宋元义理之学：

三代而上，义理素明，学者习而知之，故其材成德立，皆能有益于人之国家，而治效之盛，非后世可及。吾夫子语门弟子，未尝及性，而言仁亦无正训，是时犹不待辨而明也。孟子时则已不然，故举而号于人，曰“性善”，曰“仁人心”，大者如此，他概可知矣。孟子没而道无传，由汉逮唐，诸儒之所诵说，学者之所讨论，皆未能灼然有见于道。士生其间，不过随世以就功名，而所立卒不逮古者，职此之由欤？近世大儒特起，始有以续千载不传之绪，性命道德之旨，天人皇王之奥，焕然大明，家习而人诵，三尺童子亦能言之，可谓盛矣。其学之所成就，宜可以为圣为贤，出而见于用，宜皆可以致斯世斯民于三代之上，然较功程能，视汉、唐得人反或不及，其故何哉？昔犹可诿曰道之不明，今何所诿乎？岂义理之学，果无益于治欤？抑学者未能实知之，虽知而未能实践之欤？诸生学于此，将出而用之者也。幸推言其然，毋使以儒诟病者得以借口。[2]

这道长篇策问，首先标举理学道统论，以有宋理学大儒上承孔、孟之道，接续千载不传之绪，使性命道德之旨，天人皇王之奥，焕然大明于后世。宋代理学之成就，本应为圣为贤，致斯世斯民于三代之上，然而其社会功用，反不如汉、唐，其故何在？理学在宋朝多次遭逢党禁，未能上升为朝廷认可的学术，尚可推说“道之不明”。元朝至皇庆开科，科举诏书已明确推尊程朱理学为官方学术与国家取士最高准的。按理，本朝政治应超乎宋朝之上。然事实却并非如此。是理学本身无切于实用？抑或学者于如何学以致用尚未了然？质言之，义理之学对于国家治理，其功效究竟何在？作为一名习学儒道、将以之用世的国子生，是不可不反复讲明的。表面视之，师道是将原因归结到学者士子自身，然“推言其然”一语，针对“以儒诟病者”而发，实已不仅限于学者一端，而包涵对儒学本身的命运以及与之相关的科举前景的担忧。吴氏这种特殊的敏感，实有其深刻的现实根源。

自延祐开科举，至元统元年（1333）凡举行七科，共取进士539名，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大致各居1/4。尽管科举程式对蒙古、色目人有着极大的优待，但依然遭到守旧蒙古贵族的强烈反对。毕竟，科举是透过儒学考试来选拔人才，是皇帝亲自御试的国家抡才大典。至元二年十一月，在权相伯颜的主持下，即位不久的顺帝接受中书平章政事彻里帖木儿的建议，下诏罢科举，从而引发激烈地朝争。监察御史吕思诚等十九人列罪状弹劾彻里帖木儿，顺帝不允，反出思诚为广西廉访司佥事。而吕思诚，正是后来推荐吴师道任教国学的荐主。时罢科举诏已书就而尚未用玺，中书参政许有壬入朝，与中书右丞相伯颜展开激烈论争：

有壬乃曰：“科举若罢，天下人才觖望。”伯颜曰：“举子多以赃败；又有假蒙古、色目名者。”有壬曰：“科举未行之先，台中赃罚无算，岂尽出于举子？举子不可谓无过，较之于彼则少矣。”伯颜因曰：“举子中可任用者唯参政耳。”有壬曰：“若张梦臣（起岩）、马伯庸（祖常）、丁文苑（哈八石）辈皆可任大事。又如欧阳原功（玄）之文章，岂易及邪？”伯颜曰：“科举虽罢，士之欲求美衣美食者，皆能自向学，岂有不至大官者邪？”有壬曰：“所谓士者，初不以衣食为事，其事在治国平天下耳。”伯颜又曰：“今科举取人，实妨选法。”有壬曰：“古人有言，立贤无方。科举取士，岂不愈于通事、知印等出身者？今通事等天下凡三千三百二十五名，岁余四百五十六人。玉典赤、太医、控鹤，皆入流品。又路吏及任子其途非一。今岁自四月至九月，白身补官受宣者七十二人，而科举一岁仅三十余人。太师试思之，科举于选法果相妨邪？”（伯颜无言以对）翌日，崇天门宣诏，特令有壬为班首以折辱之。有壬惧及祸，勉从之。治书侍御史普化诮有壬曰：“参政可谓过河拆桥者矣。”有壬以为大耻，遂移疾不出。[3]

由论争可知，为汉族士人极为看重的科举取士，在仕进多途的元朝，所占比例其实微乎其微。何况在进士之中，汉人、南人也仅居半数。即便如此，科举制作为朝廷推行汉法的象征，仍为保守的蒙古重臣所不容。《元史》记载：

初，彻里帖木儿之在江浙也，会行科举，驿请考官，供张甚盛，心颇不平，故其入中书，以罢科举为第一。事先，论学校贡士庄田租可给怯薛衣粮，动当国者，以发其机，至是遂论罢之。[4]

仅止学校贡士庄田的田租，可以供给皇帝宿卫这一简单的理由，竟能动摇汉族士人视为国家根本制度的科举，足见有元科举制度的根基有多么脆弱。尽管伯颜对科举与进士的指责，全部被许有壬驳回，依然无能挽回科举在实行二十一年后被废止的命运。有壬是延祐二年元朝第一届进士，在朝维护科举甚力，却被迫成为宣读罢科举诏的“班首”，承受“过河拆桥”的讥讽，确是奇耻大辱！

虽然科举只停罢了两科，却给在朝汉族儒士留下深刻的教训，使之重视检讨科举罢废的原因。职任国学最高教官，吴师道清楚地认识到：

科举、学校，相表里者也。由儒而仕者，不为进士，则为教官。科举废而学校存，柄国者岂不以学校为至重哉！科行二十年，所得可数。其英隽明达为时伟器者不少，不幸而有滥厕其间者，往往速戾败官。议者遂相诟病，以一概百，直决绝之而后已，可胜叹哉！[5]

科举与学校，本是相互依存的选举制度。科举一旦废止，学校亦难以独盛。历科进士中，真正的治国之才固然不少，却也有贪赃枉法者厕身于中，从而引起对科举制度的攻诘。此外，“近年士习既殊，高者务求异于前哲，卑者不过争为揣摩笼络之说，文气卑下，骫骳日甚，识者已逆知有中更之事”。[6]士风文气的衰颓，也是儒学、科举被当政诟病的借口。正是有见于此，吴氏才在上篇策问中告诫国子生员，不但要真正通晓义理之学，而且要力行实践，不使攻击儒学者得以借口。师道向国子生员反复强调义理之学，是因为诸生多要通过科举进入仕途，而“义理者科举之原也”。苟能明于此，“则辞不患其不达，艺不患其不精，固足以当德行、经术之选，而修己治人，不至于迷晦乖错”。[7]这关系到扭转世风，巩固科举及澄清吏治，国学生员必须重视讲习，身体力行。

身处异族统治之下的吴师道，自觉意识到学术之明晦，乃道统维系不绝之根本，而巩固科举，又有待于士风的匡正。《国学策问》三十四，再次由经学发展入手，对元朝的士风提出批评。儒家经典的发展，经暴秦焚书之祸，汉初已残缺不完，致使《书》有古文、今文之异，《诗》有**邪之杂，《春秋》有三传异同，《周官》则难合于其他礼书。汉儒株守章句家法，不能兼通诸经，而又增析窜移，使经典愈失其旧。唐修《五经正义》统一经学，不容再有异说。宋初，疑经之风渐起，迄理学大儒张载、二程、朱熹，讲明义理，订定经传，又标举《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四书，以为《五经》之纲领，发挥精蕴，可谓质诸往圣而不悖，俟之来世而不惑。因此，元朝“建学设科，尊崇表章，使学者有所据守，此先王一道德、同风俗之盛典也”。儒家经传经过理学诸儒的整理订正，阐发精义，只需尊信即可，不容再加质疑，这是吴师道的基本思想。然而，喜新厌旧之徒，穿凿附会，汩乱成说，迷惑后学，靡然成风，适足以投合反对儒学者之所欲。是以，策问责求诸生悉心“明圣朝同道之意，惩陋儒诡经之失”，以纠正士风的偏颇。自然，吴氏也承认，“论圣人之经于残缺之余，固未尝以为全可通而无疑”。事实上，师道本人在经学研究中，也曾表达过不同于理学名儒的见解。如其序《诗集传名物钞》，即就许谦对《诗经》中所谓“**邪”诸篇的处理提出异议。[8]但他认为，自己的用意是羽翼理学经说，而不是与之立异。所以，吴氏对经学的实际态度，是遵循孔子“多闻阙疑”的原则，“阙其所当缺，通其所可通，以会圣人之心”。[9]应该说，这是实事求是的治经态度。

从纠正当代士风出发，吴师道对元代的著书授官令表示异议。圣人述作《六经》，本为明道辟害，固有所不得已。汉以后诸儒为之传注，以使读者通晓。尤其是宋代义理之学兴起，诸儒讨论折衷，已称完备。虽然经传的阙讹依然存在，无穷之事理亦有待后人，但其本原纲领之正，固已无容于增益立异。故而，元朝表彰宗主程朱理学经注，以之齐道德而同风俗。前代有价值的著述，或官府给札抄录，或作者去世后献之朝廷，并没有以著书谋取仕进者。元朝颁布的著书授官令，本意是擢任非常之士，却引起一般“不知妄作之徒，剽窃绪余，掇拾浅陋，无关于义理，无禆于政教，纷纷争起，奔走自售”。而负有考较之责的各级学官，却反而“假借以成其干请之私”。致使“其甚者，逞私说，肆不根，习非圣以自诡，反前人以为高，所谓诐**邪遁，当深拒而痛绝者，乃使之刊布学宫，以惑乱后生小子之视听，亦可叹也”！这也是国学不得不讲究的重要问题。故师道请诸生提出良策，既不失古人精微之意，又有以遏制当世浇薄之风。[10]

考察时人著作，也是学官的职责所在。《元史·百官志》明载，国子博士有责任“考较儒人著述”。吴师道对此一职任极为看重，视之为拯时救弊端正学风的手段之一。这在他的《与刘生论易书》中表现得至为明显。对刘生寄呈《周易会通》一书，师道予以详细考较评语。《会通》为鄱阳学者董真卿编集，原名《周易经传集程朱解附录纂注》。其体例是以《易传》附翼《易经》，而无经可附之传，则总附六十四卦之后；又取程颐《伊川易传》、朱熹《易本义》集解其下；而程子经说、朱子《语录》各附录于传之后；再取其师胡一桂《易本义附录纂疏》及其他诸家之说，作为纂注。董书的宗旨，是欲汇辑程、朱的《周易》传注及诸家之说，会而通之，以羽翼程朱《易》学。而且，《周易会通》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明永乐中官修《五经大全》，颁行天下，以为科举考试的标准，《会通》成为编纂《周易传义大全》最重要的依据。即便如此，吴师道对其书仍不加认可。他指出，董书《凡例》违逆朱子宗旨处甚多，并在《论易书》中逐一疏列辩驳。而且师道认为，朱子《易本义》，与程子《易传》体段不同，董氏不当强求会通。至于该书辑录诸家之说，又因缺乏卓识鉴择，以致汩乱穿凿。其他错误，更未可一一缕数。[11]由此可见，吴师道考较时人著述的原则，完全以是否符合朱子的意旨为归依，是不可有丝毫违戾的。

至正初年的朝政更化，虽然取得一定效果，却不可能产生根本的变化。即便在礼制上，也无非是恢复太庙四时祭祀，顺帝亲祀太庙、亲祀南郊而已。然而，儒家学者为此而付出的努力和心血却是巨大的，吴师道《国学策问》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们期望透过制度的改革，推进朝廷的汉化和政治的维新，最终达到“致君尧舜上”的儒家传统理想。然而，至正更化并没有维持很久，至正四年，脱脱即在朝臣的排挤下去职。其后，财政危机、政治腐败、自然灾害、人民起义相继爆发，元朝的颓势遂不可挽回。

然而，吴师道毕竟是一位有心的学者，他掌教国子学虽然只有短短三年，却在《国学策问》中，为我们展示了元代社会丰富而具体的历史情境。透过策问的研读，我们非但可以了解元代社会面临的诸多问题，更可以知晓师道这样的儒家学者对问题的关注与思考，为理解和研究元代历史和文化提供了富于价值的文献。[12]

[1] 吴师道：《国学策问》二十四，见《吴师道集》卷19，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397页。

[2] 吴师道：《国学策问》二十五，见《吴师道集》卷19，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397页。

[3] 宋濂等：《元史》卷142《彻里帖木儿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第11册，第3405页。

[4] 宋濂等：《元史》卷142《彻里帖木儿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第11册，第3406页。

[5] 吴师道：《赠姚学正序》，见《吴师道集》卷15，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303页。

[6] 吴师道：《赠胡生序》，见《吴师道集》卷15，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302页。

[7] 吴师道：《送王仁昭序》，见《吴师道集》卷14，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295页。

[8] 吴师道：《诗集传名物钞序》，见《吴师道集》卷15，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306～307页。

[9] 吴师道：《国学策问》三十四，见《吴师道集》卷19，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401页。

[10] 吴师道：《国学策问》三十，见《吴师道集》卷19，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399页。

[11] 吴师道：《与刘生论易书》，见《吴师道集》卷11，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207～208页。

[12] 本章原题《国学策问与礼制更化》，刊于《历史文献研究》总第30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192～202页，本书收录时有增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