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变通礼乐制度

礼乐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制度，任何封建皇朝，都不能不重视和讲求礼乐。对于蒙古贵族建立的元朝而言，它还具有是否承认和传承中原传统文化的意义。元代的礼乐制度，基本创立于世祖时期，成宗、仁宗、文宗等朝，又各有推进。元顺帝即位，中书右丞相伯颜秉政，专权自恣，一反仁宗、文宗以来有意文治、推行汉法的政策，排斥儒士，废止科举，省、院、台、部、宣慰司、廉访司等长官概用蒙古、色目人，禁止汉人、南人等执持兵器、习学蒙古文字，甚至请求顺帝尽“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1]这些倒行逆施，代表了部分落后、保守的蒙古、色目贵族的意愿，民族矛盾更加激化，也加速了社会动**。至元六年（1340）二月，顺帝在御史大夫脱脱的协助下罢逐伯颜。至正元年（1341），命脱脱为中书右丞相，掌军国重事。于是，“悉更伯颜旧政，复科举取士法，复行太庙四时祭”，“开马禁，减盐额，蠲负逋，又开经筵，遴选儒臣以劝讲”，采取一系列变革措施，史称脱脱更化。[2]

在元后期的金华学者中，吴师道原以经学见长。[3]他在科举中以何经中选进士，文献阙载，目前尚不清楚。然据友人张枢《吴君墓表》，师道有经学著述多种，《易》《书》《诗》皆有《杂说》，《春秋》有《胡氏传附辨》。[4]礼学虽未有著作，却有《仪礼经注点校记异》，即以南宋吕祖谦与元许谦两家的《仪礼》经注点本相对勘，摘取二者点句的差异疏列，并加按语说明缘由；[5]文集中亦有关于礼的文章多篇。[6]足证其兼通诸经，对礼学亦有相当的研究。师道掌教国子，正值顺帝倡兴儒学、恢复科举、推行礼制之时，因此，他的策试考题，自然要与至正初年朝廷的改元更化相因应，而礼乐制度，尤为其中的重要内容。四十首策问中，涉及礼乐者就有十四首，既探讨古代礼制，更规范当世礼乐，直接反映了至正初年的礼制更化。

一、探讨古代礼制

古代礼乐自有其源流，欲为当世礼乐制度提供借鉴，势必要从经典与史籍的记载中，去追溯古代礼制的发展演变。因此，考究古代礼制，是吴师道《国学策问》的基本内容，涉及巡狩、朝会、朝仪、射礼、释奠礼、乡饮酒礼、社制等多项制度。

即如巡狩、朝会，是唐虞三代治理天下的重要制度，不过，儒家经典中的记载却是各不相同。非但举行的时间各异，而且成就的事功亦殊。《策问》二十六，要求诸生考辨《尚书》《周官》与《礼记·王制》的不同记载，讲而通之，以明其制。[7]

射礼是古代择士贡贤的重要典礼，其记载散见于各种礼书。《仪礼》有《乡射礼》《燕礼》和《大射》篇，《礼记》也有《射义》与《燕义》篇。《策问》三十一以此设问，欲诸生区分大射、宾射、燕射的不同仪制，辨别天子、诸侯、大夫、士的等级差异，以及射礼中的诸多问题。策问还要求考生讨论崇尚武力的“主皮之射”，或曰“贯革之射”，与《论语》中孔子“射不主皮”之说的违戾之处，以明确射礼的主旨，在于“观德行”，而非较技艺。师道还特别注意到，《论语·八佾》“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一章，郑玄、王肃与朱熹《论语集注》在句读上有微细差异，要求国子生根据礼典，探究郑、王“揖让而升下，而饮”，与朱熹“揖让而升，下而饮”的不同，并说明朱熹不从郑、王之说的理由。[8]这首策问，既有经典歧义的探讨，又有经文句读的辨析，更重要的还是指导学生对古代射礼的理解和会通。

《策问》还考问古代的社主制度。社是土地之神，也是祭祀土地神的神庙，社主则是土地神的牌位。古代典籍对于社主的记载多有分歧。比如社主的材质，或言木，或言石，即使同一部《周官》，《大司徒》与《小宗伯》亦有所不同。而言木者，有“三代之松、柏、栗，齐之栎，汉之枌、榆”的差异；言石者，也有“吕不韦、许慎、崔灵恩之说”之不齐。又如社主的大小、形制，亦难以统一。以往学生皆“口熟其文而未究其义”，因此，策问要求诸生“稽经而考古”，不仅应熟诵经典之文，而且要穷究其义，考辨分明。[9]应该指出，吴师道策问考察的命题，并非率意而为，多是他经过深入研究或考证、有所心得的问题。比如社主制度，师道即有《社主说》一文，对古代典籍中的不同记载与历代诸家论说，进行过细致地考证辨说。[10]

不过，考察古代礼制，并非吴师道策问的主旨。通晓古代礼制的目的，还在于博古以通今。因此，吴氏对于历代礼制的发展演变，及其对当世的影响，都极为重视。朝廷典仪，“所以辨君臣之等”，是历代皇朝最为关注的礼典。叔孙通率领弟子制定的朝仪，竟然使汉高祖慨叹“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11]可见其对专制皇权的重要。《策问》三十二考究古代朝仪，虽要求国子生根据经典，辨明周制外朝、内朝、燕朝的区别、位置和执掌，讨论东汉经学家郑众与郑玄注释的异同，了解汉、唐以来历代朝仪的变化，然其归结点，却在元代的朝仪：

洪惟我朝，制不相袭，惟正旦、天寿节御朝受贺，常日不复讲。岂以为烦而止耶？抑以为果可废邪？万一修明旧章，则必将有考于此，有志当世者，甘出叔孙通诸生下乎？辄因是以觇博古通今之学。[12]

蒙古族建立的元朝，“肇兴朔漠，朝会燕享之礼，多从本俗”。世祖至元八年（1271），虽命刘秉忠、许衡始制朝仪，但在很多朝廷盛典上，“犹用本俗之礼为多”。[13]即便七十年后的至正初年，一年中仍止于正旦和天寿两节，天子才举行朝仪接受庆贺，平日则废置不讲。对于传统的儒家学者而言，这不是厌倦繁琐礼仪的小事，而是朝廷能否放弃蒙古旧俗，遵行传统礼制的根本性问题。策问要求诸生讲求“博古通今之学”，了解古今朝仪的发展，寻找元代朝制的特点，以便朝廷一旦修明旧典，复行古制，即可有所据依。显然，吴师道是以为汉代创立朝仪的叔孙通自任，期望能够推动元朝礼乐制度的改进。

除朝廷大典之外，吴师道还关注学校和地方的礼仪。中国自唐代开始庙学合一，凡官办儒学，都有孔庙和学校两部分，孔庙祭祀成为学校的重要活动，具有倡明教化的功能。[14]而在元代，儒学和孔庙的兴衰，又折射出朝廷是否承认传统文化、尊崇儒学。元朝在大都、上都、曲阜设置宣圣庙，地方路府州县儒学及书院亦各有兴建。武宗至大元年（1308），诏尊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仁宗、文宗朝，又陆续以颜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汉儒董仲舒、宋儒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司马光、朱熹、张栻、吕祖谦、元儒许衡从祀。大都宣圣庙，建于国子学以东。国学生除每月朔、望二日拜谒外，每年春、秋二季的仲月上旬丁日都要举行释奠礼。释奠礼，本是古代学校祭奠先圣先师的礼仪，后世逐渐演变为祭祀孔子的专门典礼。国学诸生躬与祭孔盛典，“周旋于堂陛之间，执事于笾豆之列”，自然需要了解其渊源、明习其礼仪。《策问》二十八考察古代经典中的释奠礼，更涉及孔庙的创立发展、先圣称号的加封、弟子从祀的确定、孔庙的布置像设、祭器的陈列等诸多问题，借以总结历代“兴袭之由，得失之故”，指导和规范元朝的释奠礼。[15]

乡饮酒礼，是“尚贤而尊长”的地方礼仪，非但行于上古，汉、唐、宋亦相沿不辍。朱子以《仪礼》为礼经，有《乡饮酒礼》；《礼记》为其疏义，有《乡饮酒义》。然考案二篇，却多有牴牾不合之处，故唐孔颖达《礼记正义》，言《乡饮酒义》兼有四事，不专释《仪礼》。乡饮酒礼在元代，朝廷没有明令实施，只是部分地方长官时或举行，诚为阙典。吴师道期望乡饮酒礼能够“出自朝廷，颁示海内，使斯民犹获见三代揖让之容，以为革心向化之助，岂非治世之令典欤”？因此，《策问》三十八要求诸生讲论二文异同之故，参证先儒诸说，辨明其义，以俟“他日举而措之”，有司得以采择。[16]

由上可知，吴师道关于古代礼制的策问，多是通过考察古代经典的记载，了解历代制度的变迁，以期对当世的礼乐有所指导与帮助。其服务和促进至正礼制更化的宗旨，是非常明确的。

二、规范元朝礼乐

吴师道探讨古代礼制，博古以通今，其归结点还在规范当代的礼乐制度，这是不言而喻的。有关郊庙礼仪乐器、三皇庙祭祀、民间礼仪规范等策问，就提出这方面的问题与思考。

郊祭大典，是古今帝王敬天尊祖的重要象征，“有国家者莫先焉”。吴师道特以三首策问进行探讨。《策问》十七首先提问蒙古、色目生员，郊祭天地是否应形成制度，定期举行：

郊之祭也，圣王之所以敬天而尊祖也，有国家者莫先焉。方今当太平之期，海宇晏清，民物阜康，肇举殷礼，宜也。然是礼之行，必将具仪物，丰赏赉，则财不免于费；恩泽覃及，则官不免于滥壅；宽宥普行，则刑不免于纵。三者将何以处之？不轻于行者，岂不以此之故欤？其思所宜，以佐在廷之议。[17]

显而易见，师道以为，郊祀作为中国传统礼乐制度中最重要的祭典，元朝亦当定期举行，方能符合大元的“圣朝形象”。虽然举行郊祭，也会带来财物靡费、官路壅滥、刑狱宽纵等弊病，职此之故，朝廷不轻易举行。但是，只要有合宜的对策防止弊端，就可以兴举斯礼，绝不能因噎废食。故而策问命诸生提出适宜的建议，以协助朝廷对郊祭礼仪的讨论。《策问》二十一，又就郊庙乐器的声容器数发问，要求诸生“详考以对，务为精凿可行”，以“合于古制、古法”。[18]

《策问》三十六，进一步就古今郊祭礼设问，指出：“先王之世既远，礼乐之书散亡，其存于经者残缺简略，后儒又以意为之说，使行者莫之适从。”特别是礼乐中最重要的郊祭礼，“异说尤甚”。比如：

天体惟一，而或以为六。圜丘、南郊，或以为一，或以为二。昊天上帝著矣，而复有天皇大帝之称。五行之帝信矣，而或出五人帝之号。或以一岁而二祭，或以一岁而九。或以为日用冬至，或以孟春上辛。此皆大相舛异者……至于圜丘、方泽，天、地分祭，时日、坛壝、乐舞、器币，亦复不同，此礼文之甚明者。历代混而为一，恬不为怪。宋人集议，互相是非。苏氏专引《昊天有成命》之诗，以为合祭之证，而不知其误。其雄辨历诋，足以移人，而先儒深不然之，谓自古未尝有此渎乱庞杂之礼。然当时分祭，仅仅一行，明知其谬，而后卒不能改。先儒之说虽明，顾未有按据以从事者，其故何哉？

这首策问是对经史修养较高的汉人国子生提问，所以，吴师道历举古代载籍的舛异，宋人集议的混乱，非但要求就古代郊祭礼的天地分祭、时日坛壝、乐舞器币等制度进行细致考辨，厘清这一古代记载与后人议论都极为混乱的祭祀大典，同时还须批判北宋苏轼的天地合祭说，申明朱子的分祭理论，以便“修明旧章，讲求盛典，一破千古沿袭之陋”，[19]为国家建立合符古代的郊祭制度。

元朝的郊祀礼基本承袭前代，却存在两方面问题：其一，不分南郊、北郊，天地合祭。其实合祭并不始于元朝，而是由来已久。“汉承秦弊，郊庙之制，置《周礼》不用……迨其季世，乃合南北二郊为一。虽以唐、宋盛时，皆莫之正。”[20]成宗大德九年（1305），朝臣集议提出南、北郊分祭：“今当循唐虞三代之典，（南郊）惟祀昊天上帝。其方丘祭地之礼，续议以闻。”武宗至大二年（1309）、仁宗延祐元年（1314），朝臣又两次“请立北郊”，都因故中辍，直至元末。[21]受南宋理学大师朱熹的影响，元朝的许多儒家学者包括吴师道都认为，天子的郊祀礼，“贵诚而尚质，务在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而已”。[22]根据《周礼·春官·大司乐》的记载，冬日至，于地上圜丘礼天神；夏日至，于泽中方丘礼地示。即古代礼仪是天地分祭，而西汉末年以来的合祭制度，是王莽之制，不合于古。因此，宋代苏轼与朱熹之间合祭、分祭的歧义，就不止是不同学说的争论，而且关系到是否恢复古代礼制的关键性问题。可见，师道策问的要义，仍然是依据古礼改革和完善元朝的郊祭制度。

其二，有元郊祭一直是派遣大臣代祀，而不能做到天子亲祀，这又是不合古法的。英宗曾有意亲郊而未遂，直到至顺元年（1330）十月，文宗始“亲祀昊天上帝于南郊，以太祖配”。故《元史》曰：“自世祖混一六合，至文宗凡七世，而南郊亲祀之礼始克举焉。”[23]顺帝至元六年，罢逐伯颜，监察御史呈奏：“古者宗庙四时之祭，皆天子亲享，莫敢使有司摄也……自陛下即位以来，于今七年，未尝躬诣太庙，似为阙典。方今政化更新，并遵旧制，吿庙之典，理宜亲享。”顺帝遂于是年十月初四日亲祀太庙。[24]在此之后，皇帝亲祭南郊也提上议事日程，终于至正三年十月，顺帝“亲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以太祖皇帝配享，如旧仪制。右丞相脱脱为亚献官”。[25]此时，吴师道虽已因丁忧辞国子博士南还，但他关于古今郊祭礼的讨论，的确不是泛泛而发，而是有着经世致用、为元朝恢复古代郊祭制度提供理论依据的切实宗旨。

三皇祭祀著于朝廷法典，始于唐代。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命天下通祀伏羲、神农、黄帝三皇。于是京师与地方郡县纷纷建立三皇庙，每年春、秋二季祭祀，如宣圣庙释奠礼。[26]元代三皇庙制亦有其特殊性，即庙学合一，不但三皇庙与医学同设一处，而且春秋祭祀，亦由医官主持。吴师道《国学策问》亦对此提出疑问：

前代古帝王之祭，不独三皇也。祭三皇著令于唐。夫其开天建极，功被万世，固当在所尊。我朝大建宫宇，春秋祭祀，甚盛典也。顾乃属之医家者流，而限为专门曲艺之祖，议礼之意，其可得而闻欤？[27]

尽管历代典籍对三皇记载有异，然都视之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始祖。宋代兴起的理学，更将其奉为古昔圣帝明王的发端，儒家道统的开启者。元朝将三皇祭祀列入国家礼典，春秋祭祀，如孔庙释奠礼，却仅仅尊奉为医学始祖，这当然是以道统承载者自任的儒家学者所无法认同的。策问对三皇祭礼的合理性提出质疑，其深意也正在于此。在众多学者的促进下，至正九年，顺帝终于接受江西肃政廉访使文殊讷呈奏，对京师三皇庙祭祀做出改进，由“上遣中书省臣代祀”，“如国子学宣圣庙春秋释奠”之礼。[28]

礼乐制度不仅是朝廷典仪，也是社会教化的重要途径。因而，吴师道对民间的礼仪规范也非常在意。《策问》三十五提出：

治天下者莫大于礼，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冠、婚、丧、祭，民用尤切，前代皆有成式。今冠礼废久，世不复知有成人之义。婚礼坏于随俗，丧礼坏于异端，庞杂不经甚矣。近世司马公《书仪》、朱子《家礼》，号为适古今之宜。好礼之家或所尊用，然不免于讪笑，非出朝廷著令使通习之，殆于不可。然《家礼》后出，颇采《书仪》。《书仪》所有，或《家礼》所无。又窃闻《家礼》乃未定之本，为人所窃去，未及修补，今所行者是也。然则二书，当通考而损益之欤？或止用其一欤？《家礼》之外，尚有可议者欤？谓宜定为式程，颁之天下，使民习于耳目而不异，则教化行而风俗美，其不在兹欤？[29]

冠、婚、丧、祭四礼，是民间切要的日用礼仪，关系到辨上下、定民志，是治理天下、厘正风俗的莫大之务。后世礼制废坏，宋代出现司马光《书仪》和朱子《家礼》两部礼书，为好礼之家所尊用。然而，民间礼仪的规范，尚有待于朝廷立法。于是，师道要求诸生考较两书之异同、修订之合宜，以便朝廷定为程式，颁行天下，教化风俗，补救世弊，其规范民间礼仪的主旨，也是显而易见的。

三、倡兴礼学

既要复兴古礼，则礼学自然为吴师道所关注。《国学策问》二十七提出，自汉代以来，《礼》就是《五经》之一，是儒家崇奉的重要典籍。历代确定的礼学经典有三部，《周礼》《仪礼》与《礼记》。周代，《诗》《书》《礼》《乐》是贵族教育的主要科目，而《易》掌于太卜，《春秋》藏于国史，并非施教之具。直到孔子作《易传》、修《春秋》，后人始并列《六经》。又因《乐经》失亡，经止存五。自汉以来，《五经》即有固定的次序：

夫《易》兼天人之奥，为五经之原，是不可不尊；而《春秋》乃圣人之权衡，非学者所可骤语。故自汉以来，列五经之序，则首《易》，次《书》《诗》《礼》，而终之以《春秋》，其体统次第，有确然不可紊者，非以为有优劣也。[30]

科举兴起以来，学者各专一经，也须兼通他经。但是元代经学所趋，是“习《易》《书》《诗》者固不乏”其人，习《春秋》者“比比皆是”，而习《礼》者乃绝少。何况元代科举只考《小戴礼记》一部，已非礼学三经之全。这一风尚，也确实为元朝科举证实。据《元统元年进士录》统计，其年汉人、南人进士50名，除3人因《进士录》阙字不详外，考《易》者9人，《书》《诗》各13人，《春秋》11人，而考《礼记》者仅江浙行省延平路将乐县儒户张本1人，[31]礼学之衰微可知。是以吴氏强调，《礼》是“圣人所急”的切用之学，首当探究，却“置而不讲”；而《春秋》是圣人之权衡，非学者可以率意谈说，理应置后者，反倒“靡然而争先”。这不仅是时人好尚之偏颇，更是执掌科举权衡者的重大失误。因而，吴师道特以此设问，警醒国学诸生应重视礼学。[32]

与元代轻忽礼学的学术风尚相联系，科举中有关礼学经传的规定亦与他经有所不同。皇庆科举程式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在历史上首次将程朱理学悬为官方学术与国家取士的最高准则。一方面，《四书》成为元代科举中，无论蒙古、色目还是汉人、南人都必须修习的课程，也是乡试与会试中首先考问的科目，使之超居于《五经》之上，成为最重要的儒家经典；另一方面，在经学考试中，无论《四书》《五经》，都要以程朱理学的注释作为解答标准。《四书》必须“用朱氏《章句集注》”回答，而不得使用汉、唐或其他宋人的注疏。即使传统的《五经》，也要以程朱理学家的注释为主。《诗》以朱熹《诗集传》为主，《尚书》以朱熹弟子蔡沉《书集传》为主，《周易》以程颐《易大传》、朱熹《周易本义》为主。以上三经，只是兼用古注疏。《春秋》并用《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及私淑于二程的胡安国《春秋传》。惟一的例外是《礼记》，因为朱熹没有对《礼记》的专门注释，所以只能仍用汉唐注疏。[33]这无疑成为元代程朱学者的缺憾。其实，朱熹并不是没有礼学著述。朱子认为，在礼学三经中，《周官》是纲，《仪礼》是礼之本经，而《礼记》诸篇则是疏义，三者固有本末相须不可或缺之联系。故朱熹以《仪礼》为经，而取《礼记》及诸经史杂书所载有关于礼者附于本经之下，兼采后儒注疏加以解说，草为《仪礼经传通解》37卷。弟子黄榦及杨复，又相继作《续解》29卷。不过，朱熹的礼学著述，却被元朝科举所忽视，这是必须加以补救的。

因此，身为金华学者而以传播程朱理学为己任的吴师道，在提倡国子学与科举重视礼学的同时，又特就科举程式中礼学考试的规定而专拟策问：

《礼古经》者，今《仪礼》也；《记》数百篇，二戴删之，今《礼记》，小戴书也；《周官》最后出，立于学官：所谓三礼是也。前代三礼列明经、学究科，士犹诵习而知其说。王安石废《仪礼》，度数之学遂绝不道，谈虚文而已……方今设科，仅止《礼记》。《仪礼》废久，固莫之异。若《周官》者，岂以其间有与他书不同而疑之欤？抑以用之者徒多事而无益欤？以唐太宗之英君信其可行，关洛诸儒而曾无异论，世之诋毁者，可尽信欤？朱子为正学之宗，他经训义皆所遵用，礼书乃其用意者，而独在所不取，何欤？谓宜表章《通解》一书，与三礼并，其精治者，优异以待之可也。明体适用之学，莫大于此，而去取之际，不能无疑，愿从诸生质之。[34]

吴氏指出，汉代原有三礼。宋初三礼列明经、学究科，士人犹知诵习。王安石变法，颁行《三经新义》，废弃《仪礼》而取《周官》。至元朝科举，则仅考《礼记》，已失三礼之全。至于朱子及门人的《仪礼经传通解》与《续解》，以《仪礼》为经，综合诸礼，“可谓礼书之大全，千古之盛典”。而且朱子集理学之大成，其《四书》和其他各经注释，元朝科举都已经采用，唯独朱子着意编著的礼书，却摒弃不取，这是不可思议的。因此，策问期望朝廷在科举中重视礼学，恢复《周礼》的地位，并且表章朱熹的《通解》，与三礼并行，凡能精治其书者，则以优异选拔任用，从而倡兴这门明体适用之学。师道之于申明礼学，尤其是朱熹礼学，可谓曲尽心力。

礼学向称难治。由于礼书记载的抵牾阙略，许多古代制度后世已难以明晰。汉代以《仪礼》为经，《礼记》为羽翼经典的传记，固然是根据两者成书的时代与当时的实际功用，也是由于汉代距古尚近，对古代礼仪还有一定的传习与了解。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制度的变化，记载古代具体礼仪制度的《仪礼》日渐失去其价值，而通论礼制意义的《礼记》反而受到人们重视，超居于《仪礼》之上。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唐初孔颖达《五经正义》，弃《仪礼》而取《礼记》，就很好地反映了经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可见，朱熹以《仪礼》为经、《礼记》为疏义的理论，并不符合礼学发展的方向。不过，作为程朱理学的信从者，吴师道固然赞同朱子礼学，但也并非泥古不化。他关注古代礼制的考辨，通达历代制度的变迁，最终目的还是要为当世的礼乐制度提供参考和依据。师道的博古通今之学，目的无疑在于通变今制。

[1] 宋濂等：《元史》卷39《顺帝本纪二》，北京，中华书局，1976，第3册，第839、843页。

[2] 宋濂等：《元史》卷138《脱脱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第11册，第3343页。

[3] 王袆：《宋景濂文集序》即云：在元后期婺州学者中，继柳贯、黄溍而作者，“为吴正传（师道）氏、张子长（枢）氏，吴立夫（莱）氏。吴氏深于经，张氏长于史，而立夫之学尤超绝，其文皆可谓善于驰骋者焉”。《王忠文公文集》卷5，明嘉靖张斋刊本，1522，第2页。

[4] 张枢：《元故礼部郎中吴君墓表》，见《吴师道集》附录，第427页。吴师道经学著述今皆不传，仅存《春秋胡氏传附辨杂说序》《读易杂记后题》二文，可见概要；《吴师道集》卷14、卷17，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291、356页。

[5] 吴师道：《仪礼经注点校记异后题》，见《吴师道集》卷18，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365页。

[6] 吴师道：《仪礼堕祭说》《社主说》《题仪礼点本后》，见《吴师道集》卷10、卷18，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188～191、384页。

[7] 吴师道：《国学策问》二十六，见《吴师道集》卷19，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397～398页。

[8] 吴师道：《国学策问》三十一，见《吴师道集》卷19，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399～400页。

[9] 吴师道：《国学策问》三十三，见《吴师道集》卷19，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400～401页。

[10] 吴师道：《社主说》，见《吴师道集》卷10，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190～191页。

[11] 司马迁：《史记》卷99《叔孙通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第8册，第2723页。

[12] 吴师道：《国学策问》三十二，见《吴师道集》卷19，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400页。

[13] 宋濂等：《元史》卷67《礼乐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第6册，第1664页。

[14] 参见陈高华等：《元代文化史》第二编第三章《国学的建立》，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第218～219页。

[15] 吴师道：《国学策问》二十八，见《吴师道集》卷19，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398页。

[16] 吴师道：《国学策问》三十八，见《吴师道集》卷19，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402页。

[17] 吴师道：《国学策问》十七，见《吴师道集》卷19，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395页。

[18] 吴师道：《国学策问》二十一，见《吴师道集》卷19，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396页。

[19] 吴师道：《国学策问》三十六，见《吴师道集》卷19，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401页。

[20] 宋濂等：《元史》卷72《祭祀志序》，北京，中华书局，1976，第6册，第1779页。

[21] 宋濂等：《元史》卷72《祭祀志一·郊祀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76，第6册，第1782、1784、1785页。

[22] 宋濂等：《元史》卷72《祭祀志序》，北京，中华书局，1976，第6册，第1779页。

[23] 宋濂等：《元史》卷72《祭祀志一·郊祀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76，第6册，第1792页。

[24] 宋濂等：《元史》卷77《祭祀志六·至正亲祀太庙》，北京，中华书局，1976，第6册，第1912～1915页。

[25] 宋濂等：《元史》卷77《祭祀志六·至正亲祀南郊》，北京，中华书局，1976，第6册，第1909页。

[26] 宋濂等：《元史》卷76《祭祀志五·郡县三皇庙》，北京，中华书局，1976，第6册，第1902页。

[27] 吴师道：《国学策问》二十九，见《吴师道集》卷19，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399页。

[28] 宋濂等：《元史》卷77《祭祀志六·三皇庙祭祀礼乐》，北京，中华书局，1976，第6册，第1915页。

[29] 吴师道：《国学策问》三十五，见《吴师道集》卷19，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397页。

[30] 以上只是吴师道对经学的认识，并不都符合经学发展的历史。即如《五经》次序，吴氏所言是汉代古文经学家的排列，而今文经学家的顺序是《诗》《书》《礼》《易》《春秋》。

[31] 参见《元统元年进士提名录》，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清影元抄本，1990，第21册，第375～388页；《元统元年进士录》，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元代史料丛刊》本，1992，第171～224页。

[32] 吴师道：《国学策问》二十七，见《吴师道集》卷19，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398页。

[33] 宋濂等：《元史》卷81《选举志一·科目》，北京，中华书局，1976，第7册，第2019页。

[34] 吴师道：《国学策问》二十三，见《吴师道集》卷19，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3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