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乡试策问的地方特色

作为科举中惟一的地方考试，乡试策试经常会问及地方政事与要务，还需要照顾不同考区应试群体的差异，故乡试策问往往具有地方特色。

一、应对地方事务

乡试考区，各有其不同的地方要务。即如作为元朝都城的大都、上都，与原南宋统治区的江浙、江西等省，所要应对的地方事务自然大不相同。而这些地方时政，常常是乡试策问考察的重要内容。

大都是元朝的京师，在元代十七处乡试考区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和影响。大都路的乡试考官，由中书省礼部直接选差在京的翰林国史院、集贤院或中书省官员充任，而策问也常常涉及京师特有的一些问题。

京师的粮食供给，一直是元朝的重要问题。《元史》云：“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元朝最初是由运河与陆路辗转运输粮食以供给大都，“劳费不赀，卒无成效”。[1]至元二十年（1283），丞相伯颜开海运之策，每年春、夏二次运江南之粮入京师。最初一年不过4万余石，最多时达300多万石，基本解决了这一问题。不过，一旦遭遇水旱灾荒，漕运不足，大都食粮仍会发生困难。延祐前期，民生安泰，每年海运至京的粮食稳定在230万～240万石左右，供应充裕，谷价低廉。延祐四年（1317）的大都乡试策问，即不失时机地提出京师粮食储备问题。这道策问的作者，是当年的大都乡试考官袁桷。袁桷（1266～1327），字伯长，号清容居士，江浙行省庆元路鄞县（浙江宁波）人。袁氏自大德初年荐任翰林国史院检阅官，历仕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翰林修撰、待制、集贤直学士，在京都任职近二十年，熟知风土民情，对京城的粮储挽输有切身体会。策问指出，“京师天下之本，实粟重内，理所当急”。“圣天子惠养元元，实粟内畿，间遇不登，漕运或不能足”。如“今天时雨泽，上协圣心，中外丰熟”，“上下给足”，正当议行京师储粮，以备不虞。策问举西周统计民数、汉代设置常平仓、唐朝京师转输三例，要求考生说明如何预为设防，以便水旱虽多而民不病。更在探讨本朝便宜之法，是建立社仓，“藏富于民”？还是官府收储，以防“谷贱伤农”？如藏富于民，如何使“贫者得济”？若官为收储，“积岁朽腐”，又“何以处之”？期望“习进士业者，通识时务，宜陈说便利，以俟（朝廷）讲明焉”。[2]

京师是首善之区，其官员拣任与治道，非但关系都城的稳定和繁荣，而且足以仪表天下。至正元年（1341）大都秋闱，陈旅即于策问中着重探讨京师地方官的为治之道。陈旅（1287～1342），字众仲，江浙行省兴化路莆田县（福建莆田）人。荐任闽海儒学官，后游京师，受到马祖常、虞集赞赏。泰定四年（1327），以荐授国子助教，执教国学六年。元统二年（1334），出为江浙儒学副提举。后至元四年（1338），复入朝任应奉翰林文字，升国子监丞，先后任京职近十年，对京城事务民风亦有深入了解。至正元年，陈旅受聘大都乡试考官，其策问首先指明：“京师，天下风俗之枢机也。”“然而五方聚居，习尚不纯，而豪侈逾僭、奸诈窃发者，往往有之。”故其长官职任重大，惟“能以柱后、惠文弹治之者”，或“能宣上教化以表率之者”，方可胜任。[3]陈旅以西汉历史为鉴，历举“前有赵、张，后有三王”，说明这五位京兆尹虽“皆以能名”，其治理之道却各具特色：赵广汉“善为钩距以得事情”，张敞“越法纵舍辅以经术”，王尊“文武自将”，王章“刚直守节”，王骏则“功无可纪而人称之”。[4]希望诸生辨析五者不同的治道，并参考隽不疑、黄霸、孙宝等地方官的卓异治迹，为本朝大都路长官“取法”。策问还进一步提出任人与任法的均衡问题：“汉于京兆，委寄之专，使人人得为条教，以自致其力。”自为条教，即各地郡守为便民，得以因时因地制定相应规章，此即西汉地方吏治成功之道，备受后世推崇。然而，元代蒙古、色目人当权，往往恃势凌法，间有汉人、南人，亦惟禀承上司，谨守成法。故陈旅特地揭出：“专任人而不任法，则民有受其虐者矣。端任法而不任人，则中材以下救过不给，又何暇论绳墨之外哉。”要求考生透过历史，结合当世，讨论如何做到“任法而无拘牵之弊，任人而无纵恣之虞，人得尽其才，法得达其用，使首善之地治效彰著，以表仪于天下”。[5]可见，陈旅此策专为大都治理而发，极具针对性。

原属南宋统治区的江南诸行省，面临的问题显然与大都、上都及北方各省有所不同。天历二年（1329）江浙乡试的南人策问，即追询公田和盐法这两项东南地区的最大弊政。此策问今已不存，作者亦不详，然当年中举的冯勉对策却得以幸存，其云：“执事发策秋闱，下询承学，首及东南公田、盐利之弊。”明言策问的宗旨。冯勉，字彦思，江浙行省池州路建德县（安徽东至）人。皇庆间，师从程端礼于建德县学。延祐中为县学教谕，刊行程氏《读书分年日程》，并以之教授诸生。天历二年（1329），参加江浙乡试中选，次年举进士。冯勉乡试对策认为，宋代“公田之赋倍蓰于民田，而又限之以定额，饶沃者输税仅足，而徒有耕耨之苦；硗瘠者输赋不给，而民常有终岁之忧。富者以是而日就贫困，贫者以是而日就流亡。且世为之害，而莫得以贸易之”。因而历代田赋之弊，莫过于宋代公田。元朝平定江南，田赋不求羡余，急征刬除殆尽，“独公田之弊，有司失于申明奏减”。[6]即如江浙省松江府上海县，“岁收官粮十七万石，民粮三万余石”，[7]可见元代江浙公田比例之大，田赋之重。对策将公田之弊推之宋代，元朝只是因循未改，委婉地暴露出公田对元代江南经济、民生的残害。冯勉进一步指出，即便公田“历年既久，厥数猥多”，无法一旦尽蠲，亦可“核其田之肥硗，较其赋之虚实，果可征者而征之，果可去者而去之”，[8]从而减轻百姓负担，去除江南积弊。

盐法是元朝重要的财政收入，“国之所资，其利最广者莫如盐”，[9]“供国家之需至广也”。冯勉对策云，元初盐法“与民同利”，禁止“高价桩配”“急征其直”，“置买用食从民便”，故不致为害。其后管理者“未尽得人”，“度口计升，月考赢屈”，“以锱铢之微利、耳目之所不及而笞辱”有司，致使“郡县不得不下虐于乡都，抑配农民，占认引数，追系鞭挞”，遂重为民害。冯氏认为，“诚使能毋急征其直，而民不被抑配之苦，能必听从民便，而官不受三犯之责”，方能“上不失国家之课，下不失官民之心”。由此，对策强调，“蠲公田之弊，在于申明源流之害，蠲盐利之弊，在于遵守祖宗之法”，而二者的关键，“在于得人而用之，则事不终日而理矣”。“公田而不得其人，则因循苟且，而不能以申明其害；盐利而不得其人，则贪昧隐忍，而不能以遵守其法”。只有选择“明理慎行之士而用之，二者之弊庶可以去矣”。[10]显而易见，江南的公田、盐法问题，朝廷的弊政才是根本原因。而冯勉作为应考的南士，既然无法直接批评朝廷政策，也就只能申明公田源流之害，祖宗盐法之利，寄望于地方长官的贤明，以求适当减轻其弊而已。

东南地区的水利建设，关涉国计民生，也曾是江浙乡试的策题：

先儒以经义、治道分斋教诸生，而水利居其一。然则水利，亦儒者之所当知也。古所谓水利，曰河渠，曰沟洫。沟洫施于田间，故其效易见；河渠限于地势，故其功难成。方今言东南之水利，莫大于吴松江。视古之河渠与沟洫，其为力孰难而孰易？其为利孰少而孰多？诸君子习为先儒之学，必夙讲而深知之矣。幸试陈之，以禆有司之余议。[11]

依据皇庆科举程式，江浙乡试每届考选蒙古贡士5名，色目贡士10名，员额之多，在十七个考区中仅次于大都。这道策问文字简约、宗旨明确，即是对江浙蒙古、色目考生的乡试策题。北宋名儒胡瑗在苏州、湖州任教期间，一反崇尚辞赋的当世学风，设立经义、治事二斋教授诸生。经义斋讲明六经，治事斋研习治民、讲武、水利、算历等治理之道，庆历中遂为北宋太学所取法。[12]策问首举此例，意在说明水利是江浙地区的当务之急，即便蒙古、色目人，只要他们希望透过科举入仕，亦须通晓水利问题。

当时的江浙水利，以吴松江的治理最为紧要。吴松江是浙西诸水由太湖入海的重要通道。由于潮汐来往，逆涌沙石，上湮河口，所以宋代专门设置撩洗军人，负责修治。元平南宋之后，罢散军士，不复修浚，加以势豪之家，趁机租占河道为田**，致使“河口湮塞，旱则无以灌溉，涝则不能疏泄”，“水旱连年，殆无虚岁”，不惟农桑失利，而且“亏欠官粮，复有赈贷之费”。即如上海县岁收官粮17万石，民粮3万余石，迨延祐七年、至治元年（1320～1321）连续两年灾伤，即损失税粮10.7万余石。[13]元朝以“江浙税粮甲天下”，而太湖、吴松江流域的“平江、嘉兴、湖州三郡，当江浙什六七”。[14]故吴松江的疏浚治理，是江浙行省不容忽视的要务。至治三年（1323），江浙省臣委嘉兴路高治中、湖州路丁知事，“同本处正官体究旧曾疏浚通海故道，及新生沙涨碍水处所，商度开涤”。其中平江路合浚河道55处，松江府合浚河渠23处，“其豪势租占**田妨水利者，并与除辟”。次年，行省上奏朝廷，“吴松等处河道壅塞，宜为疏涤，仍立闸以节水势”。得旨准拟疏治，遂于是年冬季开工修浚。[15]策问作者黄溍（1277～1357），字晋卿，江浙行省婺州路义乌县（浙江义乌）人。延祐二年（1315）进士，曾任台州宁海县丞、石堰西盐场监运、绍兴路诸暨州判官等江浙地方官十多年。至顺、后至元间，黄溍入朝为应奉翰林文字、国子博士，至正元年（1341）又出任江浙等处儒学提举，故能熟知江浙政事，并在策问中征询行省要务。

不同的乡试考区，所需应对的地方政务与社会问题亦有差异，这是乡试策问富于地方色彩的原因所在。上述四篇策问及对策，或探求治理之道，或征询地方急务，或商榷政事积弊，充分体现了乡试策问的地方特色。

二、关照应试群体

乡试策问除关注地方政务外，还明显顾及各考区主要应试群体的特征，及其面临的主要问题。

元代乡试有着严格的地域规定，与试者必须是“从本贯官司于路府郡县学及诸色户内推选，年及二十五以上，乡党称其孝悌，朋友服其信义，经明行修之士”，“冒贯者治罪”。[16]规定对汉人、南人的限制更为突出，汉人只能在大都、上都、真定、东平、河东、山东、河南、陕西、辽阳、四川、甘肃、云南、岭北、征东十四处参加乡试，南人更被局限在江浙、江西、湖广、河南四考区。而蒙古、色目人在十七个考区都设有名额，可以在其附籍的任一省、路参加乡试。

乡试的贡士员额，原则上每届300名，四等人各75名，名额相等。但是，不同考区内的员额比例却存在极大差异，大致可分四类：其一，大都、上都、甘肃、云南、岭北、辽阳、征东考区，蒙古、色目的贡士员额明显优于汉人，如大都、上都、甘肃，二者的比例是5∶2，岭北甚至达到5∶1；其二，真定、东平、河东、山东、陕西、四川考区，蒙古、色目与汉人的贡士名额大体持平；其三，江浙、江西、湖广考区，南人贡士员额优于蒙古、色目，比例约2∶1；其四，河南情况则较为特殊，是四等人都有贡士员额的惟一考区，其中蒙古、色目和汉人名额大致相当，而南人稍低。[17]可见员额的分配比例，基本取决于各考区应试的主要士人群体。如大都、岭北等第一类地区，大体是都城和西部、北部边疆行省，蒙古、色目考生相对集中；真定、东平等第二类地区，多是原金统辖区，以汉人为应试主体；江浙等第三类地区，属南士群体为主的原南宋地区；而河南，则原金、宋统辖区兼而有之，考生亦以汉人和南人为主。由于各考区应试的主要士人群体有所不同，其身份资质和面临的问题也自然有别，从而导致乡试策问呈现差异，尤以大都路与江浙行省最为鲜明。

大都作为元朝京城，是蒙古、色目人聚居的中心，也是蒙古、色目科举考生最为集中的区域。因而大都路乡试蒙古、色目员额最多，冠于全国。在每届35名贡士中，蒙古15名，色目10名，所占比例高达5/7。与此相似的还有上都路，每届14名贡士中，蒙古6名，色目4名，也占到5/7。鉴于考选对象以蒙古、色目人为主，所以大都、上都乡试，往往关注蒙古、色目的特有问题。如天历二年（1329）大都乡试策问：

诵《唐风》者，慕尧之遗俗；歌《豳》《雅》者，念周之初基：载籍可稽也。国家龙兴朔方，浑厚之风，雄武之气，所以度越百王，奄有四海者也。当是时，国人忠君亲上之诚，一出天性。既而高昌亲附，乾竺、大夏诸国景从，域葱岭，民流沙，碣石以北，祁连以西，皆隶职方。收其豪杰而用之，亦既尊尚国人之习，而服被其风矣。承平既久，散处宇内，名爵之所砥砺，才谞之所滋演，捷出百家，未有纪极。虽风气大开，文治加盛，势有然者，然而黜浮而崇雅，去漓而还淳，岂无其道欤？亲笔札者兼弓矢之艺，饫膏粱者知稼穑之难，其教当何先欤？别氏族以明本原，同风俗以表归会，其政有当讲者欤？才谞既培养矣，名爵既锡予矣，其所以图报称者以何事欤？愿悉以对。[18]

策问含蓄地指出，蒙古初起朔方，国人风气浑厚，出于天性。其后征服西域诸国及东北，色目豪杰亦能尊尚蒙古风习。迨灭金平宋，天下一统，蒙古、色目人散居宇内，朝廷锡予名爵，培养才谞，待遇优渥，反有浮华之风，浇漓之俗。因此，策试考问蒙古、色目人别氏族、同风俗、黜浮华、崇教化的措施，以及如何报效国家等问题。策问作者欧阳玄（1283～1357），字原功，号圭斋，湖广行省湖南道浏阳州（湖南浏阳）人。延祐二年（1315）进士，先后任平江州同知、芜湖州尹、武冈县尹等地方官。泰定中，入朝为国子博士，升国子监丞、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官，曾摄行院事，“日直内廷，参决机务”，[19]对大都蒙古、色目贵族重臣贪**奢华风尚，有较多地了解。欧阳玄赞成元代大一统。杨维桢《正统辨》力辟元承辽、金之统，极论元当承宋统。此论一出，玄即允为“百年公论”。[20]然元代蒙古、色目人渐失淳朴旧俗，放纵无度，无疑成为危及社会稳定的灾难。欧阳玄能在蒙古、色目考生会集的大都路乡试中，针对二者的危害，提出挽救之策，亦非偶然。

如果说大都为蒙古贵族集中之区，江浙经济文化最为发达，则是汉族文人荟萃之地。与蒙古、色目考生相较，汉人、南人要面对的问题显然不同。延祐元年（1314）江浙乡试的南人策问，是一道《经史时务策问》。其命题背景，是上年仁宗颁行的元朝科举程式规定，科举中的策试，蒙古、色目只考时务，汉人、南人则不仅考问时务，还应远溯时政的经史背景来命题，意在增加汉人、南人的考试难度，既保证科举对蒙古、色目人的优待，也便于在考生云集的汉人和南人中鉴拔人才。策问开宗明义，指出“经史所载，皆时务也”。后世政治衰颓，正是由于统治者只“知为务以救时，而不知稽经以为务”。仁宗皇帝首开“科举取士”，并非“徒务以经术变前代设科之陋”，而是“务得真儒而用，使风移俗易”，以臻于至治。策问列举官冗、吏污、民嚣、俗敝等当朝面临的四大弊端，要求考生借鉴经史，寻求拯救时弊的措施。策问又特举唐代为例：“魏征论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封德彝非之曰：‘魏征书生，岂识时务！’彼不知教化乃时务也。魏征言焉，太宗纳焉，是以有贞观之治。”指出阐明经史的教化功能，才是真正的时务之所在。[21]这道专对南人的策问，意在向应考的南士强调时务与经史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以证明经史时务策的合理性。徽州休宁朱学学者陈栎的对策，根据策问思路，详细论述经因载道而为本，时务只是道之运用，很好辨析了两者的关系。[22]陈氏亦通过此次乡试中选举人。

这里要说明的是，讨论经史与时务关系的策问出现于江浙行省，实非偶然。江浙是原南宋都城所在地，人文荟萃，也是科举与试者最为密集的行省。延祐元年首科乡试，江浙应试者“一千二百有奇”。[23]至正元年顺帝复行科举以后，每科“应诏而起者不下三四千人”。[24]所以，江浙乡试在元代十七考区中员额独多，每届贡士43名，甚至超过大都路。其中除蒙古5人、色目10人外，南人贡士28名，在可以考选南士的江浙、江西、湖广、河南四省中，也是名额最多者。这道元朝首次乡试的策问，探讨汉人、南人最为敏感的经史时务策，显然考虑到江浙乡试的主要对象，是儒学和科举水平最高、参加者最多的南士群体。

上述两问，就是根据不同的考生群体而设计策试命题的突出例证，体现了元代科举应试者的多样性，以及乡试的地域特点。

[1] 宋濂等：《元史》卷93《食货志一·海运》，北京，中华书局，1976，第8册，第2364页。

[2] 袁桷：《大都乡试策问》，见《清容居士集》卷42，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元刊本，1929，第1～2页。

[3] 陈旅：《至正元年大都乡试策题》，见《陈众仲文集》卷13，元至正刊明修本；今见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第37册，第296～297页。柱后、惠文，古代御史所戴冠名，亦指代担任弹纠之职的御史等官员。

[4] 参见班固：《汉书》卷76《赵广汉传》《张敞传》《王尊传》《王章传》，卷72《王骏传》，卷71《隽不疑传》，卷89《循吏列传·黄霸传》，卷77《孙宝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10册，第3199、3216、3226、3238页，第3066页，第3035页，第3628页，第3257页。

[5] 陈旅：《至正元年大都乡试策题》，见《陈众仲文集》卷13，元至正刊明修本；今见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第37册，第296～297页。

[6] 冯勉：《解试策》，见管森：《建德县志》卷19，清道光刊本，1825，第1页。

[7] 宋濂等：《元史》卷65《河渠志二·吴松江》，北京，中华书局，1976，第6册，第1636页。

[8] 冯勉：《解试策》，见管森：《建德县志》卷19，清道光刊本，1825，第1页。

[9] 宋濂等：《元史》卷94《食货志二·盐法》，北京，中华书局，1976，第8册，第2386页。

[10] 冯勉：《解试策》，见管森：《建德县志》卷19，清道光刊本，1825，第1～2页。

[11] 黄溍：《江浙乡试蒙古色目人策问》，见《金华黄先生文集》卷20，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元刊本，1929，第2页。

[12] 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卷1《安定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6，第1册，第24页。

[13] 宋濂等：《元史》卷65《河渠志二·吴松江》，北京，中华书局，1976，第6册，第1635～1637页。

[14] 宋濂等：《元史》卷130《彻里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第10册，第3163页。

[15] 宋濂等：《元史》卷65《河渠志二·吴松江》，北京，中华书局，1976，第6册，第1635～1637页。

[16] 宋濂等：《元史》卷31《选举志一·科目》，北京，中华书局，1976，第7册，第2018、2023页；又见《元典章》卷31《科举程式目》，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7；《通制条格》卷5《学令·科举》，北京，中华书局，2001。

[17] 参见本书附录五《元代乡试考区与贡士员额表》。

[18] 欧阳玄：《乡试策问》，见苏天爵：《国朝文类》卷47，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元至正西湖书院刊本，1929，第4～5页。

[19] 危素：《大元故翰林学士承旨光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圭斋先生欧阳公行状》，见《危太朴文续集》卷7，吴兴，刘氏嘉业堂刊本，1913，第7页。

[20] 张廷玉等：《明史》卷285《文苑列传一·杨维桢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第24册，第7308页。

[21] 无名氏：《经史时务策问》，见陈栎：《陈定宇先生文集》卷13，清康熙陈嘉基刊本，1696，第21～22页。

[22] 陈栎：《经史时务策》，见《陈定宇先生文集》卷13，清康熙陈嘉基刊本，1696，第22～25页。参见本书第四章第三节二《时务源于经史》。

[23] 参见胡长孺：《送忻都朱卢饶诸生会试京师诗序》，见叶盛：《水东日记》卷12，北京，中华书局《元明史料笔记丛刊》本，1980，第127页。

[24] 程端礼：《江浙进士乡会小录序》，见《畏斋集》卷3，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第1199册，第6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