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元代策问的发展阶段
以延祐科举为标志，元代策问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策问存留很少，且没有对命题和答卷的明确规范。而科举恢复以后，策问则主要受科举程式的规范和影响。
一、延祐科举前的元代策问
延祐以前策问，目前所见只有胡祗遹《试典史策问》2道、刘壎《策问》4道、刘敏中《策问》3道、吴澄《私试策问》12道，共计21道，仅占传世策问的1/10。这种情况，实与当时学校的考试制度相关联。科举实行前，元代在中央与地方都设置儒学，每年从生员中考选贡士，或充吏职，或任学官。根据至元二十四年（1287）国子学定制，“凡读书必先《孝经》《小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次及《诗》《书》《礼记》《周礼》《春秋》《易》。”由“博士、助教亲授句读、音训”，再作讲说。此外还有“对属、诗章、经解、史评，则博士出题，生员具稿”，俟博士判定，始录附课簿，以凭年终考较。[1]地方的路府州县儒学及书院，在至元、大德间，小学生员诵读《孝经》《小学》《四书》与《通鉴》，大学生员始习学《五经》，亦与国子学课程相同。地方的课试制度，是“每月从教官出题，或赋论、经义、史评之类”，“教官考较，逐月载籍，岁终计其分数，以考优劣”。[2]可知，此时科举未开，策试只是学校课试的多种形式之一，尚未受到人们重视，这应是前期策问保存很少的基本原因。
延祐前策问的另一特点是形式不一，尚没有对命题和答卷作明确规范，多依作者的身份、职任而各具特色。如胡祗遹《试典史策问》，是选任吏员的考试，故或责问官吏奢华，或探究考课失当，都关乎铨选时弊。[3]刘壎《策问》则主旨不一，有的考究经典抵牾，有的讨论历代赀选，甚至追寻善恶报应、鬼神有无，直接暴露当时的社会风气，与其长期担任地方学官有关。[4]至元、大德间曾任国子司业、国子祭酒的刘敏中，文集收录策问三道，其三云：
礼义以待君子，刑罚以待小人。是知刑罚之设，所以辅教化，成治道，有不得而已焉者也。而其用有轻重之宜，宽猛之别。或当轻而重，或当重而轻，或宽而太宽，或猛而太猛，于是顽纵之风形，惨酷之怨兴，而治道失矣。今欲使轻重得宜，宽猛适中，其亦有道乎？二帝、三王逮汉、唐而下，其刑法之得失，可以为法，可以为戒者，愿有以论之。[5]
与此相类，三道策题都文字简短，问题单一，在一二百字之间，分别考问国家用人、经费、刑罚等三方面时政。这样风格的时务策，又与当时国学生员的构成大有关系。
元朝的国学生员，主要是七品以上“随朝百官近侍蒙古、汉人子孙”。[6]前期国子学，蒙古、色目生员一直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至元二十四年（1287）国子学制度规定：“其生员之数，定二百人，先令一百人及伴读二十人入学。其百人之内，蒙古半之，色目、汉人半之。”[7]即国学生员由蒙古、色目、汉人三部分组成，而且最初是以蒙古、色目人占绝大多数。刘敏中的策问，即针对这些汉文化水平有限的国学生员而拟。不过，即便是简单的时务策，也仍然包含着历史的内容，生员需从二帝、三王直至汉、唐的演变中，寻求时政的借鉴。
前期策问最值得关注的，还是吴澄的国子学《私试策问》。私试，是为选拔优秀生员参加岁贡公试的国子学内部考试，每月初二举行，分孟、仲、季月分别考察经义或策问、表章、诏诰等。至大二年（1309），江西抚州大儒吴澄入朝就任国子监丞，四年升司业。其为国子学私试拟定的策试题，内容涉及公族、宰相、台谏、著作与中书制度、馆阁、史馆、监司、将帅、守令、学校、铨选、任子等十二个方面，无一不是朝廷的大纲时政。吴澄的策问有着与刘敏中相似的特色：其一，策题简短，少者不足百字，多者亦不过二百言，而且问题非常明确，便于诸生对题意的理解。其二，虽然考问时务，却无一不由历史故事入手，再进而问及时政。如关于学校的策问曰：
古者学、校、庠、序之名，同乎？司乐、学政、国子之制，异乎？六德六舞、干戈羽钥之制，何以殊？礼乐诗书、乡司徒之教，何以别？置子弟员五十人，而至百人、千人，而至三千人，何以盛？圜桥亿万计，黉舍千八百室，与每岁课三科，岁复增二科，何以精？国子三百人，太学五百人，四门千三百人，又何以盛？鹿鸣之歌，燕堂之琴，举成送尚书，何以精？博士弟子领于太常，得乎？国子监隶太常寺，当乎？举司隶之幡，与救朱穆、皇甫规者，孰优？拒朱泚之乱，与褒陈仲举、留阳城者，孰胜？教牢修之书，何以乎？嗾张显之诬，何因乎？愿闻所以得学校之道。[8]
此则策问的主旨是议论学校设置，却要求生员借由古代庠序，汉代博士弟子员，直至唐代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分立的历代学校制度及其典故、人物，来探讨当代的学校之道。显然，吴澄的《私试策问》虽然考问时务，没有较好的史学修养，是很难应答的。
由上可知，延祐科举之前，即使面对大量汉文化与经史水平有限的蒙古、色目生员，国学策问也很少考单纯的时务策，而往往是自历史导源来探究时政。这自然是由于，很多时政问题都有着历史渊源，不可能完全离开历史来讨论时务。更重要的是，政治必须导源经史，是汉代以来儒学的基本特征，也是拟定策题的传统思维。应该说明，历史是经学之外元代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在地方学校与书院，《通鉴》是小学生员就要学习的课程。至元定制的国子学课程虽然没有开列史书，但日常考课中既有“史评”，历史自然也是必修课程。甚至元朝的蒙古国子学与地方蒙古字学，也是“以《通鉴节要》用蒙古语言译写教之”。[9]可见司马光《资治通鉴》，是当时最受重视的历史教材。这是学校策问可以上溯历史的基本保证。但也必须指出，时务策兼及历史，对于蒙古、色目生员而言，显然有些勉为其难。元代科举，策问分为时务策与经史时务策两途，既以恢复科举满足汉族士人的需要，也以相对简单的时务策保证蒙古、色目人的进士途径，或即由此而来。
二、科举程式中的元代策试
自隋炀帝以试策始置进士之科，策试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形式，并由此影响到各级学校考试。唐代科举多途，策试类型亦有多种。进士、明经等重要科目必考的时务策，是当时的主要策试。此外，弘文馆、崇文馆生需答经义策或史策，秀才科要考方略策。高宗、玄宗时，为推动习读《老子》，又“加试贡士《老子》策”。[10]文宗大和八年（834），礼部进士考试第二场，“试策五篇，问经义者三，问时务者二”。[11]宋、金初年，策试也以时务策为主。然而，以时务贯穿经史的汉代传统也时有体现。唐代宗宝应二年（763），礼部侍郎杨绾疏奏贡举之弊，请求科举对策“皆问古今理体及当时要务”，[12]应是经史与时务结合的策试。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规定经义、诗赋两科进士最后一场均考“子史、时务策二道”，将策试的范围推广到诸子与史学。[13]钦宗即位，臣僚亦上言：“科举取士，要当质以史学，询以时政。今之策问，虚无不根，古今治乱，悉所不晓。”[14]也是吁请时务策源出于史。金章宗“泰和元年，平章政事徒单镒病时文之弊，言：‘诸生不穷经史，唯事末学，以致志行浮薄。可令进士试策日，自时务策外，更以疑难经旨相参为问，始发圣贤之微旨、古今之事变。’诏为永制。”由此，“泰和格（贡举条格），复有以时务参以故事及疑难经旨为问之制”。[15]这些既是时务导源于经史的儒家传统理念的继承，又反映随科举考试自多科向单科演进，策试亦由多种类型向综合型发展的趋势。
有元科举，虽自世祖朝即多次议行，却因蒙古统治者的成见和守旧贵族大臣的反对，数十年未能举行。[16]直至皇庆二年（1313），仁宗方下诏开科取士。[17]元朝科举虽然姗姗来迟，却仍然是元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尤其对于承袭儒家思想和学术的传统士人而言，科举意味着朝廷对儒学的肯定和实行汉制的进步。毕竟，科举是透过儒学经典的考试来选拔人才，又是皇帝亲自主持考试的国家抡才大典，无论蒙古学还是回回学，都不可能有相似的典礼。[18]
延祐科举对策试的影响，一方面，是促成元后期策试的频繁和策问的大量出现；另一方面，就是在策试类型上，时务策与经史时务策的分立。
皇庆年间颁布的科举程式及中书省续降条目规定：无论乡试、会试，蒙古、色目人的第二场，汉人、南人的第三场，都要考策一道。御试更是仅试策一道。因而，策试是元代科举中惟一从各行省乡试、礼部会试直到殿廷御试都要举行的考试形式，也是无论蒙古、色目人，还是汉人、南人都必须参加的考试科目。与科举程式相适应，延祐二年的国子学贡试法亦规定，国子学私试，每季度孟、仲两月考问经学；季月，上二斋汉人生员，于策问、表章、诏诰内抽考一道，而中二斋的蒙古、色目生员，则仅试策问一道。因此，策试也是国子学选拔高等及分生员的重要考试之一。而高等生员，又是国子生参加集贤院和礼部考选贡士的公试或科举考试的基本资格。[19]根据上述规定，元朝凡行科举16次，计有殿廷策试16场、会试策试16场、乡试策试逾270场，每场策试又需拟定两等级策问共4份以备选用。即有元一代，仅科举策问就有1200多道，国子学与地方学校的策题更难以数计，这是延祐以后传世策问占绝大部分的原因所在。
元朝是蒙古贵族建立的政权，为了保持自己的特权地位，维护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统治，元朝实行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人区分的民族等级制度。这是元朝的政治特点，也是蒙古贵族统治的基础。四等人制是元代最基本的制度，贯穿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在科举制度中，则表现为科举程式的等级规定。以蒙古、色目人为一等级，汉人、南人为另一等级，二者分卷考试，分榜录取，在考试场次、命题范围、答卷要求及取士名额上都有严格的等级差异。这种差异，体现于每一级、每一场考试中，具体到乡试、会试，御试三级都要举行的策试，则是时务策与经史时务策的分立。时务策是专对蒙古、色目人的策试，“以时务出题，限五百字以上”；经史时务策是对汉人、南人的策试，“经史时务内出题，不矜浮藻，惟务直述，限一千字以上成”。[20]不仅命题的范围由时务扩展到经学和史学，答卷的字数要求也多出一倍。汉、唐、宋、金的策试，虽然也有时务策、经义策、子史策、方略策等区别，但或因考试科目的不同而设置，或为增进士人的经学、子史修养而实行。元代的时务策与经史时务策，则不单单是命题范围和答卷难度的差异，更重要的是考试对象的等级区分。其实质，在于保障蒙古、色目人在科举中的优势和特权，维护不平等的民族等级制度。
科举的实行又进而影响各级学校。延祐二年，国子学亦制定新的《贡士法》，举凡三等六斋的设置，《四书》《五经》等级区别的课程安排，以及年资、科目不同的私试规制，无不与新的科举程式相因应，以适从蒙古、色目与汉人两级区分的人材储养和选拔制度。[21]而策试的类型与规则，也自然与科举如出一辙。
[1] 宋濂等：《元史》卷81《选举制一·学校》，北京，中华书局，1976，第7册，第2029页。
[2] 《庙学典礼》卷5《行台坐下宪司讲究学校便宜》，参见《行省坐下监察御史申明学校规式》，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元代史料丛刊》本，1992，第99、109页。
[3] 胡祗遹：《试典史策问》，见《紫山大全集》卷23，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第1196册，第429～430页。
[4] 刘壎：《策问》，见《水云村泯稿》卷13，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第1195册，第491～493页。
[5] 刘敏中：《问刑罚轻重宽猛策》，见《刘敏中集》卷16，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194页。
[6] 宋濂等：《元史》卷7《世祖纪四》，北京，中华书局，1976，第1册，第135页；卷87《百官志三》，第7册，第2193页。
[7] 宋濂等：《元史》卷81《选举制一·学校》，北京，中华书局，1976，第7册，第2029页。
[8] 吴澄：《私试策问》，见《临川吴文正公集》卷2，江西抚州，明成化刊本，1484，第21页；又见苏天爵：《国朝文类》卷46，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元至正西湖书院刊本，1929，第7～8页。
[9] 宋濂等：《元史》卷81《选举制一·学校》，北京，中华书局，1976，第7册，第2027页。
[10]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44《选举志上》，北京，中会书局，1975，第4册，第1161～1164页。
[11] 宋仁宗宝元中李淑对策，见脱脱等：《宋史》卷155《选举志一·科目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北京，中华书局，1977，第11册，第3612页。
[12] 刘昫等：《旧唐书》卷119《杨绾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第10册，第3431页；欧阳修等：《新唐书》卷44《选举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第4册，第1166页。
[13] 脱脱等：《宋史》卷155《选举志一·科目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北京，中华书局，1977，第11册，第3620页。
[14] 脱脱等：《宋史》卷157《选举志三·学校试》，第11册，第3669页。
[15] 脱脱等：《金史》卷51《选举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第4册，第1138、1143页。
[16] 参见陈高华等：《元代文化史》第三编第二章三《科举取士制的确立》，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第375～378页。
[17] 宋濂等：《元史》卷81《选举志一·科目》，北京，中华书局，1976，第7册，第2018页。
[18] 元代科举规模不大，取士人数也很有限。终元之世，凡开16科，取进士1303名，非但远远不能与唐、宋相比，甚至不如金朝。因此，元代科举的意义，主要不在于扩大儒士的入仕途径，改变官员的组成等实际效果，而在于对政治、思想、文化的多方面影响。参见陈高华等：《元代文化史》第三编第二章三《科举取士制的确立》，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第375～386页。
[19] 至正初恢复科举，规定国子学三年累计高等生员120名，与举人共同参加会试、廷试，从中选拔18名进士，实现了国子学贡士考试与科举考试的合一。见宋濂等：《元史》卷81《选举制一·学校》，北京，中华书局，1976，第7册，第2032页；卷92《百官志八·科举附录》，第8册，第2344页。王建军：《元代国子监学生的出路》云：顺帝复科举后，“国子监的公试与科举会试同期举行。三年中获高等生员资格的120人参加朝廷为他们单独举行的考试”，似不确。参见氏著《元代国子监研究》第五章第三节，澳门，澳亚周刊出版有限公司，2003，第323页。《元史》卷6《顺帝纪三》即明言：至元六年“十二月，复科举取士制。国子监积分生员，三年一次，依科举例入会试，中者取十八名。”第3册，第859页。卷81《选举志一·学校》亦曰：“命所贡生员，每大比选士，与天下士同试于礼部，策于殿廷。”第7册，第2032页。
[20] 宋濂等：《元史》卷81《选举志一·科目》，北京，中华书局，1976，第7册，第2019页。
[21] 宋濂等：《元史》卷81《选举志一·学校》，北京，中华书局，1976，第7册，第2030页。详见本书第六章第一节《国子学与国学策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