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元代策问的主要特点

一、时务策与经史策

根据科举程式对策试类型的划分，元后期策问可分为时务策与经史时务策（简称经史策）两类。前者一般是单就朝廷时政设问，基本不涉及经史，策题较短，问题明确，主要考察举子是否具有洞悉天下民隐及政事利弊的识见与才能；后者则要在经学、史学的领域内命题，或考察经史的理解与辨析，或由经史推问时政，策题相对较长，问题复杂，举子非有较深的经史修养则不能应答。

所以，延祐以后各级科举考试的策试题目，往往会标明考试的等级与对象，以示区别。如金华学者黄溍文集中保存的科举策题，就有《会试汉人南人策问》1道，上都、江浙《乡试蒙古色目人策问》2道，江西、江浙《乡试南人策问》2道。[1]苏天爵文集亦有《廷试汉人南人策问》《拟廷试蒙古色目策问》各1道。[2]有些学者的策问，虽然没有明确标识，但从策问形式与命题范围，还是可以判断其类别。以下试举两道廷试策问为例，分析时务策、经史时务策的各自特点。其一：

文武之道，有国家者不可偏废也。文艺对策，取学问之士，我朝已行之矣。独武举未讲，非所以备文武之道也。方今四海亿兆之众，蕴畜才能者，岂无其人乎？夫武职子弟，袭受世赏，衣食为事，游媚富贵，使之将万人，率千夫，其于功勋之裔，则至厚矣。国家何赖焉！兹将议立武举，以求草泽弓马膂力之夫，谋略技能之士，以应武选，其策何先乎？必功勋世臣之裔，草泽有能之人，兼用并置，仍不戾于时宜，何者为便益之道乎？子大夫学通今古之制，褎然来廷，其悉以对，朕将亲览焉。[3]

廷试仅考策一道，是以皇帝的名义出题设问，将朝廷的大政方针，考问经由礼部会试选拔出来的进士，鉴别他们的政治识见及才能。因而，廷试是科举中最高级别的考试，也是最重要的策试。根据延祐以来的命题规制，先期由读卷官拟定策题四道，“缮写进呈”，由“御笔点用其二”。[4]泰定四年，马祖常以太子左赞善、翰林直学士充廷试读卷官，拟定廷试策问二道，此为其第一策。策问提出，元朝武职，以功勋子弟世袭受赏，年久弊生，惟以衣食游媚为事，不堪任使。如今朝廷已兴文举，又议立武举，希望进士对武举设置提出合宜的措施，以便功臣世裔与草泽武士能够兼用并置，去除积弊。这是希图对传统军事制度进行改革的大胆设想，虽然元朝未能实行。马祖常为色目人，延祐首开科举，马氏乡试、会试皆第一，廷试因必以蒙古人居榜首，故屈居第二，由此名动京师。[5]他的两道廷试策问都很简洁明确，字数在二百至二百五十言之间，一议开武举，一讨论吏治与刑法，都是只问时政，不涉及经史，是比较典型的考问蒙古、色目进士的时务策。

文宗至顺元年（1330），翰林直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兼经筵官兼国子祭酒虞集为御试读卷官，拟制策四篇以进。其文集及《国朝文类》中，都仅收廷试策问两道，且题前无“拟”字，大概是为皇帝点定的实际试题。其第二策曰：

朕闻：伏羲、神农、黄帝之事，见于《易》；尧、舜、禹、汤、文、武之治，存乎《书》。皆圣人也，其号名虽殊，而治化则一。日月星辰之为天，丘陵川泽之为土，君臣父子夫妇长幼之为人，三极之道，有以异乎？宗庙也，朝廷也，师旅也，礼乐也，佃渔也，耕桑也，时之所尚，虽小有损益，其为治之具，岂有易于此者乎？然而伏羲、神农、黄帝之所以为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为尧、舜、禹、汤、文、武，可得而别欤？伏羲之卦，文王申之；神禹之畴，武王询之：文无异也，道无异也。然伏羲之作，造化备矣，何以犹待于文王？武王之心，神明通矣，何以犹待于箕子？然则群圣之奥，有待于后世者，犹无穷乎？子大夫习之于师，考之于古，得之于心，宜之于今，亦素有其说乎？朕诚以为非伏羲、神农、黄帝无以为道，非尧、舜无以为德，非禹、汤、文、武无以为功。心术之精微，制作之会通，子大夫其悉陈之，朕将亲览焉。[6]

全问约三百五十字，篇幅稍长于马祖常的时务策。更要紧的是策问的经学要求，应考者非但要透过《周易》的伏羲画卦、文王重卦，《尚书》的洪范九畴，来探讨伏羲、神农、黄帝直到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的九圣之道，分辨其间的细微差别；还必须根据《古文尚书·大禹谟》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十六字心传，来系统阐述宋代理学标举的儒家道统。策问的经学范围，已然超出蒙古、色目人应当学习的《四书》，而涉及《五经》。显而易见，这是一道考问汉人、南人的经史策，策问难度明显增大。这固然符合汉人、南人的知识结构和思维习惯，却也是二者考生中选比例较少所不得不然。

科举中时务与经史时务策的分立，必然影响到各级学校尤其是国子学，在国学私试和地方学校的策试中，也要作同样的区分。黄溍文集中，即有《国学蒙古色目人策问》18道、《国学汉人策问》25道，应当是他在后至元元年至六年（1335～1440）任职国子博士期间，为国子学私试拟定的策题。此外，黄氏文集中还有《堂试蒙古色目人策问》1道，《堂试汉人南人策问》3道，可能是黄溍至正初年担任江浙等处儒学提举时，为地方学校拟定的策题。[7]有些学者的策问虽然没有标明考问对象，仍可加以区分。如吴师道《国学策问》四十道，其中前二十一首策问篇幅较短，少者仅六十余字，长者也不足二百言，且问题比较简单，只问时政，较少涉及经史，应是对蒙古、色目生员的时务策。后十九首则篇幅较长，多在三百字以上，最长者达五百字，问题颇为复杂，或考问经史，或由经史问及时政，应该是对汉人生员的经史时务策。

以下分别列举黄溍的两类国学策问，稍作辨析。其《国学蒙古色目人策问》问曰：

古之为国者必务训农，其民富而俗醇，良有以也。方今朝廷重臣，既专领司农之官，郡县长吏，又兼任劝农之职，而田里之间，地有遗力，人多游心。谈者率以为，田不井则背本而趋末者众，是固然矣。夫井地之法既未易卒复，若何而能使守本业者有以尽其力，逐末作者有以易其心？幸试陈之。

盖闻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今之君子知学道者，诚有之矣。小人而能学道者，初不多见也。伊欲以斯道觉斯民，使化行俗美而比屋可封，则为君子者，不得不任其责。请试言之，以观二三子之自任者何如也。

钱出于古，而交、会创于近代。然所谓交、会者，必以钱为之本。盖合券所以取钱，非以彼易此，使之舍实钱而守虚券也。方今钞法独行，而钱遂积于无用之地。立法之初，固有因有革，及其既久，亦宜有变通之道焉。请试言之，以待执事者之财择。

除盗救荒，非无良法，然莫若思患而豫防之。乃今圣仁在上，威行惠孚，蚁聚之众，固已肃清，菜色之民，殆将苏息。及是时也，儆戒无虞，蓄积备具，有不可不素讲者。二三子傥有志焉，于从政乎何有！请试陈之，以俟有司者之询访也。[8]

以上四则蒙古、色目策问，或言务本抑末之策，或求化民成俗之术，或询变通钱币之道，或征除盗救荒之法，都是讨论政事、简洁明晰的时务策。

黄氏《国学汉人策问》第五首云：

国朝之制，策士必以经史、时务。时务诚未易知，经出于圣人，亦不容拟议也，姑以史事言之。左氏之所传，太史公之所纪，立法何不同欤？班固、荀悦、范晔、袁宏、陈寿之流，互有祖述，孰为得失欤？欧阳子《唐书》，法太史公者也；司马公《通鉴》，法左氏者也：而皆不能免先儒之讥，是盖有其说矣。然《纲目》之作，或因其旧，或革而正之，其是非去取，可得而闻欤？方今六馆之士，奋自儒科而居编摩论撰之列者，踵武相接也。二三子于昔人之是非得失，安可无夙讲而为之折衷欤？愿试陈之，以观所学。[9]

这是一首专门探讨史书体裁与方法的史策，与朝野当时议修宋、辽、金三史的吁请相呼应。考生对策，应比较《左传》《汉纪》《后汉纪》等编年史，与《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纪传史，在史书体裁上的继承演变。策问还特意标举北宋著名史学家欧阳修《新唐书》和司马光《资治通鉴》，两书虽各有所长，却仍不能免于讥议，因而要求考生探讨两书的得失，并说明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对《通鉴》的因革损益，作为元代修史者之借鉴。策问的范围，从先秦两汉直到南宋，涵盖了元以前众多的史学名著，其目的，显然是考察国学中的汉人生员，在史学上的蕴蓄和识见。

《国学汉人策问》第八首言：

三代之兴，皆改正朔。夏建寅，商建丑，周建子，此三代之正朔也。而《甘誓》有三正之言，则三代之前，三正既迭用矣。黄帝、颛顼之历，尧之授人时，舜之协时月正日，果何所建欤？前乎夏、商，既建寅矣，以汤、武、周公之圣，何为不能踵而行之？而行夏之时，犹有待于孔子然后定欤？建子者，一阳之生，天道之始也；建寅者，三阳之长，人事之始也。商之建丑，独何义欤？秦之建亥，亦商、周有以启之否欤？先儒谓三代改正朔而不改月，数以《诗》《书》言之，月固不改矣。考之《孟子》，则月盖未尝不改也。何其不同欤？由汉迄今，率用夏时，是无容议矣。然语古而无征，习今而不察，亦君子所耻也。试索言之。[10]

此则策问，是对汉人生员经学修养的考核。考生既要根据《尚书》《诗经》《孟子》等儒家典籍，说明夏、商、周三代正朔历法的沿革演变，又需辨析经典记载之间的矛盾抵牾，倘无对经典的通习熟诵，是难以应答的。

二、时务源于经史

鉴于科举程式对经史时务策的规定，故延祐元年（1314）江浙行省乡试，就已经出现经史与时务关系的讨论。这是元朝举行科举以来的首届乡试，其为世人关注可知。

经史所载，皆时务也。读《虞书》，则知尧、舜之务；读夏、商、周之《书》，则知禹、汤、文、武、周公之务。读史亦然。至于史，则时与务靡然俱下，何欤？无乃知为务以救时，而不知稽经以为务欤！钦惟皇上神圣冠伦，嗣大历服，祗若祖训，以科举取士，岂徒务以经术变前代设科之陋而已？盖务得真儒而用，使风移俗易，臻至治也。混一以来，垂四十年，草创因循，至于今日，官冗吏污，民嚣俗敝，有矣！欲致隆平，当去太甚。然则官冗不可不汰也，当如汉光武吏职减损，十置其一欤？吏污不可不惩也，当如隋文帝使人遗以钱帛，受者加罪欤？民嚣而争讦相尚，当如赵广汉者钩距求情，痛绳以法欤？俗敝而奢侈无节，但令如贾谊者太息于庶人帝服、倡优后饰欤？自古一法立，一弊生，弊生则又为之法，于是法如牛毛，弊如蜂午，时与务靡然俱下，由此故也。然则使人何以无幸爵之心，而不壅铨曹？何以使吏消黩货之念，而不干邦宪？何以使民知逊悌？何以使俗知礼节？古之治天下者，经具焉，而何务为之本？知经之要，明务之本，逢今之时，平天下犹运之掌上耳。魏征论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封德彝非之曰：“魏征书生，岂识时务！”彼不知教化乃时务也。魏征言焉，太宗纳焉，是以有贞观之治。尝闻：“取法于上，仅得其中。”使皇元之治止如贞观，而不进于唐虞三代之隆，果有真儒出焉，将其心愧耻矣！诸君钦听明诏以来，念此至熟也。其稽经以对，副圣天子侧席真儒之意。[11]

策问开宗明义，指出经史所载皆是时务。后世政治日益衰颓，正是由于只知为务以救时，而不懂得稽经以为务。策问要求考生借鉴经史，以寻求拯救元朝官冗、吏污、民嚣、俗敝等四方面时弊的措施，还特举唐代魏征与封德彝的争论，阐明经史的教化功能，才是真正的时务之所在。这道专对南人策问的主旨，并非要对时务策与经史时务策的划分提出异义，更不欲对蒙古、色目人只考时务策不及经史进行质疑；仅仅是向参加考试的南士强调时务与经史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从历史上证明经史时务策的合理性。有意思的是，策问出现的本身，却刚好反证了只问时务不言经史的荒谬，凸显了时务策与经史时务策分卷等级策试的不合理。而这恰恰是命题者始料不及的。

徽州路休宁县朱学学者陈栎的对策，即在策题基础上，对时务与经史的关系作了进一步申发。对策首先将经与理学倡言的儒家之道相联系，提出：“经所以载道，道之体，必达于事之用；史所以载事，事之用，必本于道之体。”其所谓“事”，当即时务。儒家经典承载的道，与史书记录的历代时务，正是体与用的关系。根据策问的要求，陈氏将官、吏、民、俗四事贯穿经史，逐一检讨了清官冗、涤吏污、化民嚣、移俗敝四大时务的历史经验，然后指明：“时务之中，教化与焉”，“徒知为务以救时，而时卒不可救”。他以为这正是三代之后时与务靡然衰弊的原因所在。因为“时务，事也；教化，道也”。只有“不徒时务之末，必本之以教化之道”，才有可能纠正时弊，平治天下。对策至此还未竟其意，陈氏又特别标举《大学》一经的正心平天下之道，希望透过正天子之心，来匡正朝廷、百官，乃至正万民、正四方而天下平。[12]对策明确了经因载道而为本，时务只是道之运用，很好辨析了两者的关系。陈栎亦以对策在乡试中脱颖而出，中选举人。

值得注意的是，在实际策试中，议论时务也确实很难脱离经史。元后期的时务策，往往难以单纯讨论时政，而不出现经史的内容。苏天爵《拟廷试蒙古色目策问》曰：

朕闻昔者帝王之有天下也，或创业艰难，或继体守文，虽所遇之时不同，及其成功一也。夫周之文、武、成、康，德业尚矣。汉之高祖、文、景，唐之太宗、明皇，其治功尚有可议者乎？我太祖皇帝肇启洪基，世祖皇帝混一区夏，列圣相继，治底隆平。朕承天地之休，居亿兆之上，夙夜祗畏，罔敢逸豫。载惟祖宗之治，所当先者何欤？成周圣王，汉、唐英主，其得其失，所当鉴者何欤？子大夫悉心以对。[13]

这是一道专为蒙古、色目人拟定的时务策，考问的是当朝的政治应以何者为先务。然而，讨论时政，除应熟悉本朝列祖的武功文治外，更需要借鉴古昔圣帝明王的统治之道。因此，策问要求从周、汉、唐三朝的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以指导当世的政治。这说明科举程式虽然以时务策与经史策相分离，然而，科举一旦实行，即很难防止传统儒学思维的渗透。

事实上，元代不少有识之士已经对蒙古、色目人只考时务策而不涉及经史提出质疑。后至元间任职国子博士长达六年的黄溍，在蒙古、色目人策问中就曾提出：

昔安定先生之教学者，有经义斋，有治事斋。治事者，人治一事，又兼一事，故其出而仕，多适于世用，若老于吏事者，由讲习有素也。夫穷经而不能致用，则经为空言矣。作事而不师于古训，则其为事，亦苟焉而已矣。是果可歧而二之欤？然以其成效观之，则又如彼何欤？诸君子朝斯夕斯，所谈者无非经义也，所治事果何事欤？幸试以素所讲习者，言之毋让。[14]

北宋学者胡瑗教授湖州时，设立经义、治事两斋，讲明《六经》与治道，以经义结合时事教授诸生，庆历时遂为太学所取法。其精神即弟子刘彝所言：“以道德仁义教授东南诸生”，“明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15]为后儒奉为圭臬。黄溍即据此设问，说明穷经而不能致用，经就只是空言；而治事不师于古训，也只能是苟且之政。所以，经义与治事二者，实不能歧为二途，委婉地对时务策不涉及经史提出疑问。

黄溍的另一首蒙古、色目人策问也指出：

学者，将以行之也。所学何道欤？所行何事欤？弦歌之化，本于四科之文学，后世专门名家，犹有以儒术饰吏者，以经义决事者矣。夫何古道湮坠，士习日偷，群居则玩思空言，而指簿书钱谷为细务；从政则苟逭吏议，而视仁义礼乐为虚文。不几于所学非所行，而所行非所学欤？二三子蒙被乐育，以幼学为壮行之地，可无所熟讲而素定欤？孔门远矣，西汉之士，有不可企而及者欤？愿试陈之，无以让为也。[16]

文学、政事，同属孔门四科，本是孔子之教中密不可分的内容。汉代犹有公孙弘等以儒术缘饰吏治，董仲舒等用经义决断政事。然而，后世习经学者以政事为细务，从政者以经典为虚文，导致学行分离，士习浇薄。策问虽指后世为言，实际针对的还是元代政治趋向之下的士风，而经史、时务策的分立，也是促成学术与政事异途的原因之一。孔门四科出于《论语》，虽然也是儒家经典，却是无论蒙古、色目，还是汉人、南人都必须学习和考试的《四书》之一。策题从《论语》中设问，进而联系到当代士风，虽是对蒙古、色目生员的时务策，却巧妙地将经史与时务融为一体，尤可见作者的别具匠心。

继黄溍之后就任国子博士的金华学者吴师道，在其《国学策问》中，更进一步倡言经史是时务之本：

经载圣人之道，史记历代之事。经史者，时务之所从出，而经又史之所从出也。以道制事，则经不可以不明；以古准今，则史不可以不讲。舍经史而谈当世之务，可乎？今策试之法，或止以时务而不及经史。不及经史者，岂专以时务为急乎？抑虽不明言经史，而经史自有所不能外欤？史犹可置也，经者，道之所存而事之本也，其可置欤？有司必不以浅待诸生，而诸生之所自待者，亦必不尔，愿闻以祛所惑。[17]

吴氏认为，经史是圣人之道、历代之事的载体，是时务的本原。舍经史则时务无从谈起，而经又尤其是史与万事之本。这一思想，其实是陈栎延祐对策的概括。然而，元朝科举与国学的策试法，蒙古、色目人只考时务策而不及经史，是失其根本的。策问明确表达了吴氏对时务策、经史策截然区划的不同意见，也因此期待蒙古、色目生员亦以经史自励，而不满足于只谈时务不通经史的浅薄。当然，上述解释，还只是策问文字的表面意涵，更深层次的寓义乃在于元朝的政治，即朝廷的一切大政方针，都应该导源于经史，尤其是儒家的经典，才能改变因循茍且、世事日坏的状况，真正实现理想中的唐虞三代之治。可惜，这在“蒙古至上主义”的元朝，[18]只能是汉族儒士的一厢情愿。

当然，时务源于经史，不仅仅是吴师道等学者的个人识见，也反映出客观现实的变化。至正二年（1342），元顺帝在停罢科举两届之后，下诏重新恢复，程式已有所改变。在乡试、会试第一场的经学考试中，蒙古、色目人原只考《四书》经问五条，现减去二条，而加考《五经》义一道；汉人、南人原考《四书》明经、经疑二问，五经义一道，现减去《四书》疑一问，而改考《五经》疑。此外，汉人、南人第二场辞赋考试的内容，也由原本的“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增加为古赋必考，另于诏诰、章表内再选考一道。[19]科举程式的调整，加重了《五经》在考试中的份额，并首次对蒙古、色目人提出修习《五经》的要求，反映出蒙古、色目人经学修养的逐渐提高，以及整个科举考试难度的增加。这样的调整，也势必影响到各级学校尤其是国子学的课程设置和考试规则。同时也应看到，科举的经学考试，虽然蒙古人、色目人与汉人、南人同样增加了《五经》的比重，但在科举和国学考试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策试，却依然是时务策、经史策两歧分立，就更显其落后于形势。吴师道时务源于经史的主张，正是要为推进策试制度的改革而张目。

由此出发，吴师道的国学策问，也往往是时务、经史交相设问。一方面，在对蒙古、色目生员的策问中，以时务兼出经史。如：

《书》曰：“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谓不可阙人废事也。《立政》有“三宅”“三俊”之目，则已用、未用言之，俊所以为宅之本也。今天下之广，职官之众，取人之路不为狭矣。而在廷之官，或尚有缺，诸道风纪之正使，大郡之牧守，往往虚焉，岂果无其人耶？抑艰其选而不轻畀耶？夫才不储则乏，不养则衰，失之于平时而索之于一旦，不可得也。国家之于储养，未尝不加之意，且若何而储，若何而养，必有其道矣。试一言之，可乎？[20]

这是由《尚书·皋陶谟》的“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与《立政》的“三宅”“三俊”发端，问及元朝的人才储养。又如：

古之帝王，资学为先。故石渠制决，金华劝讲，崇儒问道，有自来矣。讲读设官，昉于唐世。方今建明，著为令典，积诚启沃，必得其人。将在廷儒学之士，自充选欤？抑若河南布衣者，亦当进列欤？专任兼领，孰为当欤？员不必备，惟其人欤？[21]

“君德成就责经筵”，天子的儒学习养，是历代士大夫都极为重视的大问题。尤其是对蒙古族为统治民族的元朝而言，更关系到能否承继中原正朔、弘扬道统、崇儒重道的根本。因此，吴师道以帝王经筵作为《国学策问》首章，是有其深意的。皇帝日讲官员的选任，是仅从在朝任职的儒臣中简任，还是也应进用如宋儒程颐这样的“河南布衣”？讲官应该专任，还是也可兼任他职？策问直入主题，要求诸生就经筵讲官的身份职任进行讨论，是一道很明确的时务策。师道虽考问诸生，自己实已有定见。西汉甘露中，开石渠阁会议以定《五经》同异，宣帝临决称制。北宋元祐初，程颐自“河南布衣”擢升崇政殿说书，为年幼的哲宗进讲经义，且以为讲官不当兼任他职，使得积诚意以感上心。这些典故，早已是儒学史上为人称道的佳话。诸生对策，也只有透过上述历史故实，方能很好阐发帝王经筵的重要意义。

还应指出，吴师道此问并非泛泛而发，而是有着深刻的现实背景。至元元年（1335），顺帝妥懽帖睦尔即位第三年，听从执政的丞相伯颜等蒙古重臣的建言，“诏罢科举”。其时顺帝年仅十六。至元六年（1340），才又接受翰林学士承旨巎巎建议，“复科举取士制”。[22]命下之日，师道虽曾“与士大夫举手相庆”，[23]又岂能无日后翻覆之虞？在汉族儒士看来，科举之兴废，关乎道统之存亡；而道统之转移，又系乎帝王之态度。故而开设经筵，施教于异族皇帝，冀其忻慕儒学，实乃刻不容缓。有元正式开设经筵是在泰定元年，时间又晚于科举。至正元年（1341）顺帝立宣文阁，才有较为完善的经筵制度。元朝的经筵讲官一般不是专任，多由中书省、翰林院官员兼任，又以翰林为主，故有“经筵亦归翰林”之言。[24]吴师道任国子博士期间，曾经翰林学士承旨巎巎、翰林学士朵尔质班推荐，以其“明于道德性命，通于礼乐刑政，操行清白，志节刚方”，堪任翰林国史。[25]而两位荐举者，同时正兼任知经筵事。因此，吴氏关于经筵的思考，是冀希顺帝能以汉宣帝、宋哲宗为典型，崇儒重道。然而，元代毕竟是异族天子，欲其向化华风，谈何容易。元初许衡虽登于庙堂，实则世祖于儒学并不热衷。汉族儒士期望借经筵来“致君尧舜上”，只能是一种幻想。事实上，较之历代汉族王朝，元代经筵对政治的影响微乎其微。而师道堪任翰林国史的推荐，结果也只能是“未报”，顺帝不予理睬。

另一方面，在对汉人的策问中，吴师道则多由经史推致时政。如：

三皇之名，经始见于《周官》，未尝称其人以实之也。孔安国序《书》，以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或谓本《易·大传》。然《大传》曰：伏羲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亦无明文也。司马迁《史记》以轩辕下属之五帝，而小司马《补记》，则以伏羲、女娲、神农为三皇。又有天皇、地皇、人皇之号，大与此异，而说出于谶纬杂记，其果可取以为据乎？外史掌三皇之书，不言三坟也。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不云三皇也。孔氏以三坟五典合之三皇五帝，可谓有征矣？《书序》之文，先儒颇疑之，遂以是为一定不可易之论，可乎？且三坟言大道，夫子岂得去之而断自唐、虞乎？世有《三坟书》，出宋元丰中，果古书乎？伏羲画卦，著于《易》矣，神农、黄帝之说，杂见于阴阳、道家、农家、方药诸书，其果可尽信乎？前代古帝王之祭，不独三皇也。祭三皇著令于唐。夫其开天建极，功被万世，固当在所尊。我朝大建宫宇，春秋祭祀，甚盛典也。顾乃属之医家者流，而限为专门曲艺之祖，议礼之意，其可得而闻欤？繄欲究名号之是非，核书文之真伪，订祀典之当否，谈三皇者，不可以不知也。其明辨而详陈之，以验所学，且以观卓识焉。[26]

策问首先就古代经史记载中多有歧义的三皇设问，考察生员的经史修养与对典籍矛盾记载的辨析能力；进而探究三皇与《三坟》的关系，以及宋代始出的《三坟书》之真伪；最后指明，尽管历代典籍对三皇记载有异，但都视其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始祖，而受到历代帝王的崇祀。宋代兴起的理学，更奉之为上古圣帝明王的发端，儒家道统的开启者。元朝在京都及地方郡县大建三皇庙，春秋祭祀，如儒学孔庙释奠礼，却仅仅尊奉为医学始祖，这当然是以道统承载者自任的儒家学者所无法认同的。策问对元朝三皇庙制的合理性提出质疑，其深意也正在于此。

综上所述，无论是以时务策兼及经史，或是由经史策推问时政，都是出自元代学者时务源于经史、与经史密不可分的思想。尽管时务策与经史时务策两分的策试制度，终元之世未能改变，然而洪武十七年（1384）与顺治二年（1645）分别颁布的明、清科举程式，都明确规定乡试、会试第三场策试，“试经史时务策五道”，并一直沿用至清末，最终回归到经史策与时务策的合一。[27]而元代时务策与经史策的分离，有违策试由分科多种向综合型演变的基本趋势，恰恰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历史发展的曲折。[28]

[1] 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20，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元刊本，1929，第1～3页。

[2] 苏天爵：《滋溪文稿》卷24，北京，中华书局，1997，第411～412页。

[3] 马祖常：《拟廷试进士策问》一，见《石田先生文集》卷8，元后至元扬州路儒学刊本，1339，第10页。

[4] 苏天爵：《书泰定廷试策题稿后》，见《滋溪文稿》卷30，北京，中华书局，1997，第511～512页。

[5] 苏天爵：《马文贞公墓志铭》云：马氏廷试“居第二甲第一人”，见《滋溪文稿》卷9，第139页。许有壬：《马文贞公神道碑铭》作廷试第二人，见《至正集》卷46，清宣统聊城邹氏石印乾隆抄本，1911，碑志3第61页。宋濂等：《元史》卷143《马祖常传》从之，北京，中华书局，1976，第11册，第3411页。按：其时无论蒙古、色目榜，还是汉人、南人榜，第一甲进士仅一名，故第二甲第一人即廷试第二名。

[6] 虞集：《廷试策问》，见《雍虞先生道园类稿》卷12，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明初覆元刊本，1985，第5册，第406～407页；又见苏天爵：《国朝文类》卷46，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元至正西湖书院刊本，1929，第16～17页。

[7] 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20，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元刊本，1929，第3～18页。

[8] 黄溍：《国学蒙古色目人策问》四、十二、十五、十六，见《金华黄先生文集》卷20，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元刊本，1929，第4、6～7页。

[9] 黄溍：《国学汉人策问》五，见《金华黄先生文集》卷20，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元刊本，1929，第9页。

[10] 黄溍：《国学汉人策问》八，见《金华黄先生文集》卷20，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元刊本，1929，第10页。

[11] 无名氏：《经史时务策问》，见陈栎：《陈定宇先生文集》卷13，清康熙陈嘉基刊本，1696，第21～22页。

[12] 陈栎：《经史时务策》，见《陈定宇先生文集》卷13，清康熙陈嘉基刊本，1696，第22～25页。

[13] 苏天爵：《拟廷试蒙古色目策问》，见《滋溪文稿》卷24，北京，中华书局，1997，第412页。

[14] 黄溍：《国学蒙古色目人策问》十三，见《金华黄先生文集》卷20，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元刊本，1929，第6页。

[15] 朱熹：《宋名臣言行录》前集卷10《胡瑗》，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第449册，第118页。

[16] 黄溍：《国学蒙古色目人策问》二，见《金华黄先生文集》卷20，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元刊本，1929，第3页。

[17] 吴师道：《国学策问》七，见《吴师道集》卷19，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393页。

[18] 参见（日）村上正二：《关于元朝的文化政策——蒙古至上主义与儒者文化》，载《历史教育》，1960年第2卷第8期；转引自张帆：《元代经筵述论》，《元史论丛》第五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第156页。

[19] 宋濂等：《元史》卷81《选举志一·科目》，北京，中华书局，1976，第7册，第2019、2026页。

[20] 吴师道：《国学策问》十九，见《吴师道集》卷19，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395～396页。

[21] 吴师道：《国学策问》一，见《吴师道集》卷19，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392页。

[22] 分见宋濂等：《元史》卷38《顺帝纪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第3册，第829页；卷40《顺帝纪三》，第3册，第859页。

[23] 吴师道：《送曾子白下第南归序》，见《吴师道集》卷15，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315页。

[24] 宋濂等：《元史》卷139《朵尔直班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第11册，第3357页。参见张帆：《元代经筵述论》，见《元史论丛》第五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第136～159页；陈高华等：《元代文化史》第三编第二章一《经筵制度的设立》，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第352～362页。

[25] 杜本：《吴师道墓志铭》，见《吴师道集》附录，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430页。

[26] 吴师道：《国学策问》二十九，见《吴师道集》卷19，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399页。

[27] 张廷玉等：《明史》卷70《选举志二·科目》，北京，中华书局，1974，第6册，第1694页；赵尔巽等：《清史稿》卷108《选举志三·文科》，北京，中华书局，1976，第12册，第3148页。

[28] 本章原题《时务策与经史策》，刊于《历史文献研究》总第29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第221～233页，本书收录时有增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