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传世策问与对策
元初迟迟未开科举,策试仅存在于各级学校考试中。延祐以后,策试成为科举中重要的考试项目,继而影响各级学校,由此促成策问的大量涌现。
现今存世的元代策问,据笔者汇集整理,大约207篇,基本出自元人别集及元代总集《国朝文类》,也见于《元统元年进士题名录》及《全元文》辑录之地方志。[1]根据策试的性质,元代策问可以大致分为科举策问与学校策问两部分。明确标识的元代科举策问共46道,包括殿廷御试15道,省部会试8道,各行省乡试23道;再加上高丽国科举策问7道,凡53道,约占全部策问的26%。明确标识的学校策问122道,其中国子学策问就有116道,在元代策问中数量最多;另有宪试、乡校堂试等地方学校策问6道,共占全部策问的59%。此外,还有典吏策问、家塾策问、未标明考试类别的其他策问32道。其实,即便没有说明考试情况的策问,也大多是学校策问,这可据作者的经历身份知晓。如刘敏中,至元、大德间曾任国子司业、国子祭酒,他的3道策问,当是国子学策试的问题。而刘壎,至元三十一年(1294)为建昌路学正,至大二年(1309)任延平路学教授;陆文圭,至元末任教吴县学,泰定、天历间就馆容山;同恕,延祐间为奉元路鲁斋书院山长;刘岳申,亦曾任永丰县儒学教谕。他们文集中的19道策问,应该都是地方学校策问。由上可知,传世元代策问,绝大多数属于科举文献或学校文献。[2]
当然,传世策问,毕竟只是元代策问的一小部分。元朝科举,自延祐至元统共七科,其后停罢六年,至正元年(1341)重开科举,到二十六年又九科,凡十六科。根据元制,每届科举有乡试、会试、廷试三级策试各一场,而且乡试又分为十一行省、二宣慰司、四个直隶省部路分凡十七处举行。每场策试,又需拟定蒙古色目策问、汉人南人策问各两道以备选用。仅就科举策问而言,元朝就有廷试策问与会试策问各64道,乡试策问近1100道。[3]而存世的元朝科举策问不过46道,尚不足4%。至于国子学与地方学校、书院的策问,就更无从估算了。
传世元代策问的作者,可以确知者27人。其中科举策问的作者,都是主持考试的考官。延祐科举程式规定,会试的考试官由中书省先期选委,廷试更要奏请皇帝委任。他们多为在朝的著名儒臣,如袁桷,延祐五年、泰定元年两任廷试读卷官,至治元年任会试考官;虞集,泰定元年、四年两任会试考官,至顺元年为廷试读卷官;马祖常,泰定四年、至顺初年两任会试考官,泰定四年与王士熙同为廷试读卷官;苏天爵,至正五年充廷试读卷官。乡试考官,上都、大都由中书省礼部选差,各行省则由行中书省与行御史台、廉访司官员会同商议,于“见任并在闲有德望文学常选官内选差”。[4]吴澄,延祐四年为江西乡试考官;袁桷,延祐四年、泰定三年分任大都、江浙乡试考官;黄溍,先后为上都、江西、江浙乡试考官;吴师道,亦曾为江西乡试考官。至于李齐贤、李榖,先后主持高丽国科举。而学校策问的作者,一般是各级学校、书院的学官,尤其国学策问的作者,都是国子监或国子学官员,如吴澄,至大二年至四年间任国子监丞、国子司业;而姚登孙、蒲道源、柳贯、黄溍、吴师道,分别在延祐到至正初担任国子博士、国子助教等学职。其他策问的作者,如上所述,也多为国子学或地方学官。此外,作者中有不少人参加过科举。如吴澄、陆文圭是宋咸淳中的乡贡进士,陆氏又在延祐四年、七年两中元朝乡举;而马祖常、欧阳玄、黄溍、宋本、吴师道、李榖,分别是延祐二年、至治元年、元统元年进士。若据元朝特有的四人等制分析,则作者除马祖常为色目人外,其余汉人12名,南人14名,二者基本平衡。不过,汉人中孛术鲁翀是女真人,李齐贤、李榖是高丽人,反映了元朝多民族的特色。当然,策问作者绝大多数还是汉族学者。
与策问相对应的文献是对策,即策试的答卷。元代还有对策32篇存世,其中16篇出于《元统元年进士录》,其他则散见于作者文集,也有少数保存在地方志中。这些对策,有27篇与策问相因应,只有5篇策问已佚,但是可以通过对策知晓策问的主旨。对策以科举策为主。三级科举对策就有24篇,占全部对策的3/4,又以廷试策居多,有18篇,乡试5篇,会试仅1篇。其他对策也或与科举有关。如李榖延祐七年策,是高丽国的科举对策。而赵汸至正五年对策,则是对虞集为江西宪试草拟的《问江右六君子策》试作解答。只有陆文圭《墙东类稿》的五篇对策和朱德润的平江路对策考试情况不详。在对策的时间上,又以延祐至至顺的科举前期最多,有28篇,占对策的7/8,至正年间的科举后期仅4篇。就对策的作者而言,25名作者中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人都有涵盖。其中蒙古1名,色目2名,汉人3名,南人17名,另2篇虽作者姓名不详,但是其身份是元统元年(1333)的左榜进士,则可以肯定为汉人或南人。上述作者构成,也与科举考试的参加者主要是汉人和南人相符。[5]
由于策试多是以对策的方式征询朝廷急务与施政方针,故元代策问领域广泛、内涵丰富,是了解时政大纲、制度演变、学术思想及主要社会矛盾的珍贵文献。以科举中15道廷试策为例,考问的内容就涉及致治之本、统理之术、礼乐郊庙、皇族世臣、吏治法律、铨选考课、教化风俗、时政先务,甚至儒家道统、议行武举等诸多方面。至于学校策问,领域就更加宽泛。如黄溍的四十三道《国学策问》,既关注学校、士习、经史、诸子等国学直接相关的内容,也涉及科举、荐任、铨选、考课等选举问题;既讨论礼乐、井田、封建、正朔等古代制度,更咨询吏治、刑法、钱币、马政、劝农、救荒、教化、风俗等当世政务。而以对策与策问相对读,则可以更为细致详尽地了解当时士人对上述疑难的认识和设想。因此,元代策问与对策,非但揭示当时社会面临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诸多问题,也体现出作者对现实问题的观察与思考。
[1] 《元统元年进士题名录》,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清影元抄本,1990,第21册,第375~419页。按:至顺三年十一月壬辰,元宁宗懿璘质班崩。至顺四年六月己巳,顺帝妥懽帖睦尔即位,当年十月戊辰,即改元元统元年。故至顺四年进士,一般称元统元年进士。其实当年廷试时间,是在至顺四年九月初三。
[2] 参见本书附录三《元代策问及策试类别表》。
[3] 详见本书第五章《乡试策问与对策》。
[4] 宋濂等:《元史》卷69《选举志一·科目》,北京,中华书局,1976,第7册,第2020页。
[5] 参见本书附录四《元代对策及策试情况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