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八录的设置与变通

陈寿《三国志》无书志一体，成为三国历史记载的缺憾。郝经《续后汉书》增设了《道术》《历象》《疆理》《职官》《礼乐》《刑法》《食货》《兵》八录，凡21子卷，意在补充《三国志》体裁的缺失，记录典章制度的因革损益。

一、八录的设置与特点

书志也是纪传体史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司马迁《史记》，在纪、传、世家、表诸体之外，设置《礼》《乐》《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八书，分类记载汉武帝以前的典章制度。[1]班固《汉书》，并《史记》八书为《律历》《礼乐》《食货》《郊祀》《天文》《沟洫》六志，又增补《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四志，共计十志，记述典章制度在西汉的发展演变。[2]书志一体，遂成为纪传体史书的传统体裁。范晔修《后汉书》，十志未成而被杀，南朝梁刘昭取司马彪《续汉书》八志补之，即将《汉书》十志裁去《刑法》《食货》《沟洫》《艺文》四志，而增补《百官》《舆服》二志，记述东汉的各类典制。[3]但是，陈寿《三国志》只有纪、传而无表、志，凡天文灾变等事皆具于纪传。其后的纪传体正史，或如《汉书》四种体裁并存，或仿陈志削去表或志不一，志书的类目亦有删补调整。

郝经《续后汉书》原名《三国志》，所以改志为录，设八录记述典制沿革。八录的设置原因有二：

其一，由《续后汉书》的改作宗旨和体裁决定。郝经认为，《史记》等前三史的帝纪，大抵模仿《春秋》《左传》等编年史，事详而辞略。凡天文灾变，郡国废兴，礼乐刑法，因革大端，四夷兴衰等事，先简略记录于帝纪，然后详载于有关的书志和列传，这就有重复记载之嫌。陈寿《三国志》无书志，上述各事或具于纪传，与前三史相比，固然避免了重复的弊病。但是，“以魏为正统帝纪，凡天变、外夷之事皆录于魏。《吴书》故有者，则录于吴。谓蜀不置史，灾异靡书，故二主传皆不录”。《续后汉书》改以蜀汉为正统，升刘备父子为帝纪，黜曹魏为列传，则天文历法等事，“移置于汉纪则失实，存之魏传则失体。故汉纪、魏、吴传皆不录，类之于八录，国别以见，不复重出其事”。[4]这样处理，既解决了史书体裁上的矛盾，又避免了重复，一举而两得。

其二，弥补陈寿《三国志》的缺失。郝经指出，《史记》帝纪之后有十表八书，《汉书》亦有八表十志，《后汉书》虽无表，却补有八志。只有陈寿《三国志》志、表全无。而且，三国时期正是“天光分曜，海宇幅裂，律吕失次，礼乐废缺，官号不一，刑法无章，国异政，家殊俗，不为考定，则散无统纪”。《三国志》不作表、志，不仅在史书体裁上缺少二体，不够完备，也使当时的各项典章制度付之阙如，无从考究。因此，郝经“援三史例，取汉、三国、晋书为之论著，为《道术》《历象》《疆理》《职官》《礼乐》《刑法》《食货》《兵》凡八篇”，以弥补《三国志》在体裁和历史记载上的不足。[5]

《续后汉书》八录的时间断限亦不限于三国，而是根据前三史志书的记载情况各有区别，各录的编写体例也有创新，与前史不尽相同。八录中，《历象》《疆理》《职官》《礼乐》《刑法》《食货》六录是传统的志书题材。其中《刑法录》全卷佚失，已无从考察。《历象录》总括前史《天文》《五行》《历法》三志的内容，下分太极、天地、日、月、五行、灾异等25个子目。各子目都有序论一篇，论述天体运行、五行生克、灾异产生的道理，而没有记载三国时期天文、五行、灾异的具体情况。这大概是由于陈书无志，文献无征所致。历法一目则断自东汉末至三国，记载汉灵帝时制定的《乾象历》和魏明帝时制定的《景初历》，并收录魏太史丞韩翊、尚书郎杨伟等人有关历法的议论。这些均采自《晋书·律历志》，只是前后的序文和论、赞出自郝经。

《史记》无《地理志》，仅《夏本纪》前选录《禹贡》一文，记载古代的地理概况。《汉书》首创《地理志》，记录西汉的地理状况。《后汉书》改称《郡国志》，主要记载东汉一朝的行政区划。由于历代地理沿革、土风物产、贡数赋艺、道里户口、川薮山镇前三史都已有所记载，郝经《疆理录》不再重复，只是区别三国分界，分别记述各国所属州郡。其中蜀汉仅有益州一州；曹魏据有司隶、豫州、冀州、兖州、徐州、青州、幽州、并州、凉州、秦州的全部，以及荆州、扬州的部分；孙吴占有扬州、荆州的大部，以及交州、广州的全部。此外，《疆理录》还记载了各州郡的废置情况，非常简明。

郝经认为，自东汉光武中兴，省并官职，节省经费，恢复西汉惠帝、文帝时之清静，推本秦人之简质，所以东汉官制堪称一代盛典，可与三代比隆。两汉官制，原有应劭《汉官仪》《汉书·百官公卿表》和《后汉书·百官志》为之记载。到三国分裂割据，各国官制又有所变化。所以《续后汉书》的《职官录》，以东汉官制为依据，“推本三代秦汉之初，稽考魏吴沿革，以迄于晋”。实际上，《职官录》主要根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和《后汉书·百官志》，参考《晋书·职官志》的材料，对三国官制只是存其大略，所载多为汉代制度，这自然也是文献阙征所致。[6]

《续后汉书》的《礼乐录》包括前史《礼乐》《祭祀》等志的内容。郝经《礼乐录序》指出，礼乐制度始于上古而备于西周，至周衰遂礼崩乐坏。秦人专尚法律，两汉礼乐制度只满足于一时需要，始终未能恢复古制。“然汉礼虽不逮三代，历年四百，其典故仪则度数亦多矣”。所以，《礼乐录》要“推本二帝三王六经经制，以稽秦汉三国得失”。《史记》的《礼书》《乐书》《封禅书》，通论古代礼乐祭祀制度的兴起和衰落，以及汉初的情况。《汉书·礼乐志》《郊祀志》沿袭《史记》，也是主要记载西汉礼乐祭祀制度的发展演变。直至东汉末蔡邕作《朝会车服志》、西晋司马彪作《续汉书·礼仪志》《祭祀志》，才开始分类记述各项礼仪祭祀制度的仪法典则。南朝梁刘昭依据汉典注释《后汉书》，“汉之遗制犹可见也”。至于礼制的分类，《晋书·礼志》和《新唐书·礼乐志》都是根据《周礼》，按吉、凶、宾、军、嘉五礼，分类记载各项礼仪。郝经认为，五礼只是礼的运用，而天、地、人才是礼的纲要。因此，《礼乐录》没有因袭前史对礼制的分类，而是把各项礼仪分为天、地、人三大类。其中天类包括郊、朝日、夕月等二十个子目，地类包括社稷、军社、籍田、封禅等九个子目，人类包括明堂、辟雍、宗庙、朝会等二十九个子目。乐则分为律吕、声音、代乐三大类目。按照新的分类体系，记载礼乐祭祀制度。[7]

郝经认为：“理材足食，经国之急务，先王之所甚重，故为八政之首。”所以，《食货志》是对一个历史时期社会经济和国家财政状况的重要记录。《史记·平准书》和《汉书·食货志》，记录了从汉高祖到王莽时期的社会经济变化和国家赋税收入。但是《后汉书》八志中无《食货志》，东汉的经济财政遂付之阙如。因此，郝经《食货录》断自东汉初年，迄于晋初，采摭《后汉书》与《晋书·食货志》中有关东汉与三国的零星材料，记其大概。由于史料的缺乏，《食货录》在今存七录中最为简略，除去序文论赞，不过一千七百余字，实不足以反映当时的经济情况。[8]

二、《道术录》的创立

八录中的真正创新之作，是《道术录》。在纪传体史书中专辟一志，记述思想学术的形成演变，这是前所未有的。《宋史》首创《道学传》，记述宋代兴起的理学思潮及其代表人物。但是，《宋史》的编修是在元朝末年，成书已晚于《续后汉书》近八十年。郝经设置《道术录》，显然受到宋代理学道统思想的影响。在历史上，强调儒家传道的统绪，发端于孟子。《孟子·尽心下》云：“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10]以继承孔子儒家正统自命。唐代韩愈有感于儒学的衰落和佛教的兴盛，模仿佛教传法的《佛祖统纪》，明确提出儒家的道统学说：“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子。轲之死，不得其传焉。”[11]并以孟轲的继承者自任。北宋理学家继承韩愈的道统论，程颐以明道为“孟子之后，传圣人之道者，一人而已”，[12]抛开韩愈，将程颢直接上承孟子。南宋黄榦《朱熹行状》，又以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和朱熹，作为孟子之后儒家道统的承继者。[13]

郝经《道术录序》又将道统由尧、舜上推到伏羲：“自伏羲画卦造书契，而道术始有传。次历神农、黄帝、少昊、颛顼、高辛，至于帝尧，始以言传。于是尧传之舜、舜传之禹，禹传之汤，汤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颜、曾，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自是而后失其传矣。”接着，郝经着重论述了孟子死后的混乱局面：“孟子没，虚无驳杂，纵横、刑、名、兵、农者流哄起而哗于世，不复有孟子者与之辨，道术遂差而尽为异端矣。派弊蜂涌，波秦浸汉，蔓长株滋，为六家九流，而黄老、申韩为甚，自天子大臣莫不以为治体国程。董仲舒请罢黜百家，虽略禁止，终不能用真儒而复六经之正，于是汉四百年杂而不纯，无三代之治。东京再叶，妖梦怵心，佛法始入。至于魏世，中国之人遂祝发夷服，为僧以奉之。王、何之徒，复尚老庄，为清谈。异端之祸，蠹弊二汉，老佛之盛，复兆端三国，自是而道术亡矣。”[14]同时，在两汉时期的史书中，也没有确立儒家的正统地位。司马迁作《史记》，收录其父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乃先黄老而后儒术，遂失道术之正”。班固《汉书》作《古今人表》，“亦不著圣贤之传”，居然使唐尧与夏桀并列，颜渊与盗跖混杂，“卒使道术不明，异端邪说得以行胸臆，作威福，悖理伤道，乱心术而杀天下”。[15]所以，郝经特著《道术录》，以恢复儒家道统的正宗地位：“推本伏羲至于孟子，以明道术之正；自荀卿至于扬雄，以明道术之差；自杨、墨至于仙、佛，以明异端之祸：故总为道术篇云。”[16]

郝经《道术录》分为正传、诸子、百家、异端四个子目。正传收录伏羲、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十三位儒家道统的传承者，说明儒学正统之所在。诸子只载荀卿、董仲舒、扬雄三名儒家后学，指出他们与儒家正统学说的差别。百家通论战国秦汉时期诸子百家的学说和影响。异端分为杨墨、老庄、管商、申韩、仙、佛六家，记述各家的异端思想及其流变。这些人物事迹多在先秦两汉时期，除佛教关涉曹魏，甚至远及南朝梁武帝和北魏孝明帝外，其他皆与三国无关。这种情况，原不合于修史法则，所以，为《续后汉书》作辑本的四库馆臣特加按语说明：郝“经之意，盖以治天下以本于道术，道术之得失系乎政治之盛衰，故特为是录。其持议甚正，有益治体，不必定以史法绳之也”[17]。

至于孟子之后道统的传承，郝经的看法并不像理学家那样褊狭。其《道术录议》云：“自孟子后五百余年而有诸葛亮，又三百余年而有王通，又二百余年而有韩愈，又三百余年而有欧阳修、司马光、周敦颐、邵雍、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皆慨然以身任道，康济斯民。”除宋代理学家之外，又补充了诸葛亮、王通、韩愈、欧阳修、司马光五人。郝经认为，由于“六经诸儒之道术具在，后之人亦弘之而已，又何患乎异端哉”。[18]所以，后来者只要能弘扬儒学，排斥异端，以道自任，自然就是道统的接续人。那么，郝经《续后汉书》设立《道术录》，提倡儒家道统，排斥异端思想，不也正是以道统的后继者自任么！

[1] 司马迁：《史记》卷23～30，北京，中华书局，1959，第4册，第1157～1444页。

[2] 班固：《汉书》卷21～30，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4～6册，第955～1784页。

[3] 司马彪：《后汉书》志第1～30，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11～12册，第2999～3684页。

[4] 郝经：《续后汉书》卷2《昭烈皇帝纪》新注引《义例》，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第385册，第27页。

[5] 郝经：《续后汉书》卷83上《八录总序》新注引《义例》，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第386册，第252页。

[6] 郝经：《续后汉书》卷86上《职官录序》，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第386册，第441～442页。

[7] 郝经：《续后汉书》卷87《礼乐录序》，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第386册，第481～483页。

[8] 郝经：《续后汉书》卷89《食货录》，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第386册，第560～565页。

[9] 郝经：《续后汉书》卷90《兵录序》，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第386册，第566～567页。

[10] 朱熹：《孟子集注》卷14《尽心章句下》，北京，中华书局，1983，第376页。

[11] 韩愈：《原道》，见《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11，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元刊本，1929，第3页。

[12] 程颐：《明道先生门人朋友叙述序》，见《二程文集》卷12，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第1345册，第724页。

[13] 黄榦：《朝奉大夫文华阁待制赠宝谟阁直学士通议大夫谥文朱先生行状》，见《勉斋集》卷36，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第1168册，第428页。

[14] 郝经：《续后汉书》卷83上《道术录序》，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第386册，第252～254页。

[15] 郝经：《续后汉书》卷83上《道术录》新注引《义例》，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第386册，第255页。

[16] 郝经：《续后汉书》卷83上《道术录序》，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第386册，第254页。

[17] 郝经：《续后汉书》卷83下《道术录》后附按语，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第386册，第292页。

[18] 郝经：《续后汉书》卷83下《道术录议》，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第386册，第2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