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续后汉书》的注释与成就
一、苟宗道与《续后汉书新注》
史书的注释，多是后人为前史而作，以便人们正确理解和通晓史文原意。如《史记》有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汉书》有唐颜师古注，《后汉书》纪传与志分别有唐李贤注、梁刘昭注，《三国志》有裴松之注。郝经《续后汉书》却与他史不同，它在问世伊始，就与苟宗道《续后汉书新注》互相伴随。事实上，《新注》的撰作，是在郝经指导下、与《续后汉书》的编纂同时进行的，以起到解释和补充《续后汉书》的目的。可以说，二者的作者虽然不同，《新注》却有着自注的性质，是《续后汉书》无可置疑的组成部分。
《新注》作者苟宗道与郝氏有数代之谊。宗道字正甫，号确斋，祖籍孟州河阳（河南孟县）。父苟士忠原为河阳大姓，金末任孟州义兵都统，保守青龙山。金哀宗天兴元年（1232），蒙古军南下，河南战乱，苟士忠携家北迁保州清苑县（河北保定），隐居不仕二十余年。时郝经父郝思温亦从河南避乱保州，与苟士忠同里闬，二人相得甚洽。[1]苟宗道初事郝经父静直先生，既而又受学于郝经，[2]沉郁力学，志行特达。元宪宗八年戊午（1258），宪宗以怀州、河阳为忽必烈汤沐邑，郝经作为忽必烈藩府成员，亦得赐第于怀州，赐田于河阳。其时苟氏已回归祖籍河阳，桑梓阡陌恰与郝经赐田相接。[3]次年，蒙古军分东西两道攻宋，忽必烈率东师攻荆鄂，奏任郝经为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抚副使，经遂辟苟宗道为宣抚司都事。
中统元年（1260），郝经出使南宋议和，“苟宗道以门生从行，为行府都事，治书状、都管二事”。[4]郝经羁縻于宋境凡十六年，“不与世接，反得究竟平生著述”。[5]宗道一面问学于郝经，一面协助经著述不辍。据《陵川文集》，至元元年（1264），宗道曾为郝经整理旧稿，编定其诗文杂著为《甲子集》。[6]至元九年，郝经改作三国史，宗道为之作《续后汉书新注》羽翼其书。[7]至元十年，郝经据《续后汉书》八录中的《历象录》作《玉衡真观》，宗道又为之作《音注》。[8]而郝经在至元二年著《春秋外传》，也是因为“甲子春（至元元年），宗道请传《春秋》之学，且志其说，而无书以为据，乃以故所记忆者为《春秋外传》”。[9]至元八年秋，郝经《寿正甫书状》诗云：“一纪乃能同患难，数杯聊复慰生平。”“新书总付徐无党，半臂谁添宋子京。”并注明：“时余改修《三国志》，正甫为余集注，故有徐无党、宋子京之句。”[10]“一纪”句，指苟宗道随郝经出使南宋，十二年“缱绻淹抑，日夕相从”，患难之谊非同寻常。“新书”句，则将宗道比作协助欧阳修改作《新唐书》的宋祁，以及曾从欧阳修受业并为其《新五代史》作注的徐无党，足见郝经对苟宗道依重之深。
至元十二年四月，郝经一行终于返回大都，同年七月经即去世。苟宗道以门生为之作长文《故翰林侍读学士国信使郝公行状》，详细记述郝经的家世、生平和著述。宗道本人也因多年师从郝经，“遂以儒学名家，诗文书画皆有晋唐风致”。至元、大德间，历任监察御史、南台治书侍御史、江北淮东道肃政廉访副使，官至国子祭酒。[11]
苟宗道《续后汉书新注序》云：
三国事涉汉、晋，参出互见，百有余年。诸所记注，不啻数十百家……皆各著一国之事，以自名家。独陈寿合魏、蜀、吴总为《三国志》，号称良史。然其事多疏略，故宋文帝命裴松之为注，大集诸家之书，补其阙略，各具本文下，且为考正，辨其得失。其诸书疏援引事类，出异书者注之，事显者则不注。今宣相陵川先生更正陈志，凡裴注之事，当入正文者则为删取，其乖戾不合不可传信者则置之，命宗道掇拾，具注新书本文下。陈志之评、裴注之论，亦为具载。其义理悖误者，则以所闻于先生余论为之辨正。凡书疏议论所引古今事类，裴注之未备者，皆为补苴，事已见者不重出，无所考者则阙之。先生比为新书，先作《义例条目》以明予夺之旨，今各具本文下。其书法则复发凡举例，以见其义。宗道初事先生之父静直先生，既又受学于先生。先生之开府南阳，辟宗道为属掾。奉使入宋，又辟充典书状，缱绻患难，十有三年，故不敢不承命，亦庶几附骥尾而厕名于大典之末云。[12]
通过这篇序文，我们可以得知：
首先，苟宗道《新注》是奉郝经之命撰集的，也是与《续后汉书》的写作同时进行和完成的。至元九年（1272）十月十五日，郝经为《续后汉书》成书作自序。这一年正是郝经出使南宋的第十三年，苟宗道《新注序》亦作于是年。
其次，苟宗道《新注》主要借鉴裴松之《三国志注》。《新注》在形式上模仿裴注，并不独立成书，而是将注文分散于郝经《续后汉书》正文之下，以起到补充和羽翼的作用。在史料上，《新注》大量取材于裴注，以保存其中的丰富资料。在命名上，郝经书仍陈志旧名，称《三国志》，所以苟宗道注亦继裴注之名，称《三国志新注》。
再次，《新注》的撰作体例，也与裴注类似，主要不是训释音义，注解文辞，而是要说明郝经《续后汉书》的义例书法，保存史料，辨正悖误，并补充裴注之未备。
根据苟宗道序文考察《新注》，可知《新注》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说明郝经《续后汉书》的义例和书法。郝经在改编《三国志》之前，曾先作《义例条目》一篇，以说明自己的改作宗旨和全书体例。但《续后汉书》成书时，《义例》并没有以独立的篇章存录在其书的书首或书尾，而是成为《新注》的首要内容。在现存四库辑本的《续后汉书》中，尚保存郝经《义例》十四则，都散录于《新注》的有关条文中。比如有关书名仍用陈寿旧称的《义例》，就附录于郝经《自序》的《新注》之下；[13]而改编陈寿《蜀书·先主传》为《昭烈皇帝纪》的一则《义例》，则收载于《昭烈皇帝纪》卷首的《新注》之中。[14]郝经《续后汉书》还有严格的书法规则，因此发凡举例以说明该书书法，也是《新注》的重要内容。如《昭烈皇帝纪》在记载“何进诛宦官，不克，死之”文下，即有《新注》云：“凡死国死官得其死者，曰死之。”而在初平“三年夏四月，董卓伏诛”条下，又有《新注》云：“凡有罪当诛者，曰伏诛。”至“李傕、郭汜等反，陷长安，杀司徒王允”，则《新注》又云：“凡杀不以罪，及两下相杀，皆曰杀。”[15]这些都是对郝经《续后汉书》书法的举例说明。
其二，尽量保存陈志与裴注的原有史料。郝经在改编《三国志》时，充分利用了史料丰富的裴松之《三国志注》，凡是陈志疏略可据裴注补充之处，都取裴注录入史书正文，其余的部分则由苟宗道《新注》掇拾，各具于本文之下，以尽可能保存史料，并说明去取之由。如陈寿《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在记载刘备归附荆州刘表时，只云因荆州豪杰多归附刘备，刘表疑心，阴御之。裴松之注据《世语》，补入刘表宴请刘备，蒯越、蔡瑁欲乘机取备，备发觉出逃，策的卢马跃檀溪之事，且引“孙盛曰：此不然之言。备时羁旅，客主势殊，若有此变，岂敢晏然终表之世而无衅故乎？此皆世俗妄说，非事实也。”[16]郝经《续后汉书》，将马跃檀溪之事直接录入史书正文，而将孙盛评语存入苟宗道《新注》，并在其后加按语云：“按陈志，‘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表疑其心，阴御之’，则越、瑁之谮或有之，檀溪之急，似不为妄，今取之是已。”[17]
其三，凡陈寿的评语、裴松之的议论，有合于义理者，《新注》亦予以收录。《续后汉书》各卷都有郝经亲撰的议、赞，说明自己对历史人物、事件等的看法或评价。但对陈寿在《三国志》每卷之后的评语及裴松之注中所发的议论，郝书也没有完全删除，只要合于义理者，都收录在《新注》中予以保存。如《昭烈皇帝纪》，在卷末章武三年“夏四月癸巳，帝崩于永安宫，年六十三”条下，《新注》就节录陈寿评语曰：“先主之宏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焉。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二，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而删去其中“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然折而不挠，终不为下者，抑彼之量必不容己，非唯竞利，且以避害云尔”数句。其后苟宗道又特注云：“凡陈志评与本议不同而有义理者，则载本传下，蔑劣不成章者，则皆略去云。”[18]又如《孙权传》，载嘉禾二年（233）三月孙权不听顾雍等人劝谏，派太常张弥将万人出使公孙渊之事，《新注》即引裴松之议云：“权愎谏违众，信渊意了，非有攻伐之规，重复之虑，宣达锡命，乃用万人，是何不爱其民，昏虐之甚乎！此役也，非惟暗塞，实为无道。”[19]事实上，不仅陈寿、裴松之的评议，《新注》还大量收录了鱼豢、《傅子》、孙盛、袁宏、习凿齿等人的议论，以尽可能保存前人的史论。对于前人史论的不合理处，苟宗道《新注》亦据郝经之论予以辨正。如《张昭传》记载张昭晚年劝谏孙权，权不用其言，昭遂杜门不出，不与朝会。《新注》先引习凿齿曰：“张昭于是乎不臣矣。夫人臣者，三谏不从则奉身而退，身苟不绝，何忿怼之有……今权悔往之非而求昭，后益回虑降心，不远而复，是其善也。昭为人臣，不度权德，匡其后失，夙夜匪懈，以延来誉。乃追忿不用，归罪于君，闭户拒命，坐待焚灭，岂不悖哉！”其后苟宗道批判云：“昭志存汉室，权之僭号皆所不与。身受付托，不用其言，逞其狂悖，投万众于海壖，则权固无面目见昭，与权君臣之义已绝矣。习氏乃责昭以不臣，过矣。”[20]苟宗道认为，张昭志存汉室，不参与孙权僭号，正合于郝经的蜀汉正统论。所以习凿齿指责张昭不合于君臣之义，才是义理悖误，必须予以驳正。
苟宗道《新注》不仅说明《续后汉书》的义例书法，而且收录丰富的史料和议论以充实完善该书，两者在内容上既有分工又有统一，成为《续后汉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二、《续后汉书》的成就与问题
郝经《续后汉书》，是宋元以后改编三国史的多次尝试之一。稍前于此，有南宋萧常《续后汉书》49卷和李杞《改修三国志》67卷，其后，又有明谢陛《季汉书》60卷。所有这些改作，无一例外，都是在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影响下，以黜魏帝汉为宗旨，而且皆为纪传体史书。不过，由于作者的差异，往往具有不同的结构与风貌。李杞《改修三国志》佚失不传，谢陛《季汉书》又因义例繁杂名目失当多受讥议，今以编纂时间稍早的萧常《续后汉书》为参照，进一步总结郝经三国史的成就与问题。
萧常，吉州庐陵（江西庐陵）人，南宋乡贡进士。“初，常父寿朋病陈寿《三国志》帝魏黜蜀，欲为更定，未及成书而卒。常因述父志为此书，以昭烈帝为正统”，[27]作帝纪2卷、年表2卷、列传19卷、[28]吴载记12卷、魏载记9卷，又别为《义例》1卷、《音义》4卷，凡49卷。因“古以班固史为《汉书》，范晔史为《后汉书》”，遂称《续后汉书》，以正其名。[29]宁宗庆元六年（1200），周必大为成书作序，早于郝经《续后汉书》七十二年。
萧常与郝经《续后汉书》，虽然同为熔铸三国历史于一书的纪传史，两者的体裁结构却不尽相同。萧书设纪、表、传、载记四体，刘备父子升入帝纪，蜀汉群臣收录列传，尊为三国时期的正统王朝；吴、魏二国则分列载记，降为僭伪政权。而郝书不设载记，只分人物列传为汉、魏、吴三部分，分别收录三国人物。但是，将魏、吴君臣与东汉、蜀汉群臣同列传记，非但不合伦类，而且传记一体过于庞杂，体裁措置并不合宜，显然不如萧书收入各自载记，内容有序，体裁分明，也更能凸显贬黜魏、吴的改作宗旨。《四库提要》称萧书“义例精审，颇得史法”，[30]即主要由此。然而，陈寿《三国志》无年表、书志，多受后世批评。负责监督刊刻郝经遗著的元江西行省儒学提举冯良佐即云：“前史纪传外有书志，所以载三才之奥，礼乐食货兵刑官职之异，而（陈）寿皆未及，尤史笔之欠。此紫阳朱文公诗云‘后贤合更张’，感叹所繇发也。后紫阳百余年，徒增阅史者之慨。”[31]以无书志体，为《三国志》帝魏之外的主要问题。萧常《续后汉书》补立年表，却因袭《三国志》不设书志体裁，典章制度的沿革演变仍付诸阙如。郝经增立八录，以21子卷的大量篇幅，追溯汉晋之间的学术思潮、天文历象、地理职官、礼乐刑法、食货兵政，尽力弥补《三国志》体裁、记载的阙失。此外，萧书虽在《三国志·方技传》的基础上，增补孝友、忠义、隐逸三种类传，分类记述历史人物，却远远不能与郝书的十四类传相比。这些，无疑是郝书体裁设置的优长，尤能体现郝经对传统史书体裁的继承与创新。
史书的记载时限和内容，萧郝二书亦大有不同。萧书“起昭烈章武元年辛丑，尽少帝炎兴元年癸未”，[32]以蜀汉政权的建立和灭亡为断限，意在接续范晔《后汉书》，记述三国并立四十三年的历史。该书《章武以来吴魏年表》，分上中下三栏，上栏起章武元年（221），止炎兴元年（263），列蜀汉年号以纪年系事，中下二栏，分列吴、魏纪年与大事，即“以孙、曹事迹，参会汉氏之纪元，列之于表”，[33]如实呈现三国分立的历史现实。根据上述史书断限，萧常《续后汉书》的列传部分，只记载诸葛亮、关羽、张飞等蜀汉群臣，而不收录袁绍、袁术、刘表、刘璋等东汉末年的风云人物。萧氏《义例》即规定：“凡《后汉书》有传者，兹不复出。事偶相涉，则随事而书。”[34]这样的处理，的确使《续后汉书》时限严整，列传专一，却无从展示汉末群雄逐鹿的发展演变，说明三国分立局面形成的历史原因。实际上，如此严格的三国史断限是难以遵循的。萧常也不得不在表体中，首先设立《建安以来诸侯年表》，上列建安元年（196）至二十五年（221）的东汉献帝纪年，下设刘玄德豫州、刘璋益州、刘表荆州、袁绍冀州、袁术扬州、孙策江东、曹操兖州、吕布徐州等八栏，[35]以大事年表的形式，简要记述汉末诸侯割据征战的纷繁复杂的历史发展，为三国鼎立的历史背景做出交代。而在纪、传二体中，亦不免时时突破时限，上溯东汉。如《昭烈皇帝纪》的纪年，即始于献帝建安元年（196），而述事更追溯到灵帝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至于吴载记中的孙坚、孙策，魏载记中的曹操，更是存世于章武之前的东汉末年人。郝经《续后汉书》承继陈寿《三国志》，上起东汉献帝初平元年（190），下至西晋武帝太康元年（280）东吴灭国，记载三国时期91年的历史。尽管关键性的首卷年表全卷遗失，无法窥其原貌，但据全书记载推测，其格式也应是汉、魏、吴三国分栏，以汉朝纪年对应魏、吴年号，分年记录三国大事。只是在时间断限上，大概不会始于昭烈章武元年（221），而应上推至献帝初平元年。与此相应，人物传记部分，郝书也设置了《宗室诸刘传》和汉臣传中的东汉臣属诸传，记载刘宠、刘璋、董卓、袁绍等汉末人物。考虑到完整展示三国历史形成演变的全过程，陈寿《三国志》与郝经《续后汉书》的历史断限，毋宁说较萧书更为合理。
就史书修纂而言，萧郝二书也有着不同的原则。萧书取材于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注，“多援裴注以入传”。在吴、魏、汉三部分，基本上是削减吴、魏，增补汉列传，以羽翼蜀汉的正统地位。以萧书比较《三国志》，吴载记较《吴书》“废传二十”，魏载记较《魏书》“废传八十九”，而汉列传则较《蜀书》“增传四十二，废传四，移《魏志》传入汉十”。这些增传“亦皆取材于（裴）注。间有注所未及者，建安以前事则据范书，建安以后则不能复有所益”。即萧常《续后汉书》的史料，全部来源于《三国志》和裴注，仅建安以前史事稍据范晔《后汉书》补充，而不参考他书。其原因是，萧书的修纂宗旨“在书法不在事实”，重在以“义例精审”“笔削谨严”黜魏帝汉，[36]而非增益史实。“名义至重，信古今之不渝，书法匪轻，虽毫厘之必计”，[37]这正是萧常进书南宋朝廷时标明的编纂准则。而郝经之书，虽更正统纪的改作宗旨与萧书无异，但同时还注重史书规模的扩大，史事、史论的保存增益，以改变《三国志》记载的疏略和讹误。非但体裁由纪、传二体扩充为表、纪、传、录四体，卷帙也自陈寿《三国志》65卷，拓展为90卷、130子卷。郝书的取材，虽然主要依据《三国志》和裴注，“即《三国志》旧文，重为改编”，[38]“凡裴注之事当入正文者，则为删取”，[39]却也重视参考《史记》《汉书》《后汉书》《晋书》和《资治通鉴》，“以裴《注》之异同，《通鉴》之去取，《纲目》之义例，参校刊定，归于详实”。[40]此外，郝经还尽可能关注到古代文献、魏晋名篇和唐宋著述。
与上述修纂原则相适应，郝经《续后汉书》的新注，也与萧书的注释大相径庭。萧书自注不与史文相接，而是在44卷正史之外，别作《音义》4卷，意在简要训解史文的音读、名物、典故、地理、职官、人物等，以为正史之补充，并不以保存史料为主。这样，裴注中的大量史料和后人评论，凡未被增入《续后汉书》者，就全部弃置无用了。而郝书的苟宗道《新注》，直接列于《续后汉书》正文之下，与注释对象紧密衔接，且以解说义例书法、收辑不便录入正史的史料议论为重，以充实完善该书。这就保存了大量前史及注文中的相关资料，以及前代史家学者的论说评议，从而弥补订正《三国志》的疏略讹误。较之萧常《音义》，苟宗道《新注》无疑与郝经《续后汉书》的联系更加密切，也更具有文献价值。
然而，郝经毕竟不是史学家，《续后汉书》的失误也在所难免。如士燮、太史慈皆为吴臣，而郝经录之汉臣列传。又如黄宪卒于东汉安帝时期，葛洪显于东晋元帝之朝，郝经却收入汉《高士传》和吴《技术传》。“其他晋、汉诸臣，以行事间涉三国而收入列传者，不一而足”。这些人物收录的失当，或与郝经意欲改变《三国志》的疏略，扩充《续后汉书》的规模相关。至于设置八录，其初衷是在弥补陈书无志的缺陷，但因文献阙征，虽杂采前后史之文以充实，却不能尽如人意。而其中“纪载冗沓，失于限断，揆诸义例，均属未安”。以至于《四库提要》批评，郝书虽“持论颇为不苟，而亦不能无所出入”。同时，由于元初上距三国已逾千年，时代久远，大量当时的历史记载和文献资料已佚失无存。又由于拘禁条件所限，《续后汉书》取材不够广博，史料上没有更多新的价值，也是它流传不广驯致散佚的原因所在。
《四库提要》云：“经敦尚气节，学有本原，故所论说，多有禆于世教。且经以行人被执，困苦艰辛，不肯少屈其志，故于气节之士低徊往复，致意尤深。读其书者，可以想见其为人，又非萧常、谢陛诸家徒推衍紫阳绪论者比也。”[41]认为郝经《续后汉书》的意义与价值，主要在道德教化层面，而不是史书的体裁义例，似不是深入研究后的公允之论。[42]
[1] 郝经：《河阳遁士苟君墓铭》，见《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35，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31页。
[2] 苟宗道：《续后汉书新注序》，见郝经：《续后汉书》卷首，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385册，第25页；郝经：《先父行状》，见《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36，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10～11页。
[3] 郝经：《殷烈祖庙碑》《镜芗亭记》，见《郝文忠公陵川文集》，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卷34，第4～5页；卷27，第1～2页。
[4] 郝经：《河阳遁士苟君墓铭》，见《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35，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31页。
[5] 苟宗道：《故翰林侍读学士国信使郝公行状》，见郝经：《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首，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27页。
[6] 郝经：《甲子集序》，见《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29，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1页。
[7] 苟宗道：《续后汉书新注序》，见郝经：《续后汉书》卷首，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第385册，第24～25页。
[8] 郝经：《玉衡真观序》，见《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29，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18页。
[9] 郝经：《春秋外传序》，见《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28，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13页。
[10] 郝经：《寿正甫书状》，见《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13，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20页。
[11] 李贤等：《明一统志》卷2《保定府·人物》，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第472册，第54页。
[12] 苟宗道：《续后汉书新注序》，见郝经：《续后汉书》卷首，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第385册，第24～25页。
[13] 郝经：《续后汉书自序》附新注，见《续后汉书》卷首，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第385册，第24页。
[14] 郝经：《续后汉书》卷2《昭烈皇帝纪》附新注，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第385册，第27页。
[15] 郝经：《续后汉书》卷2《昭烈皇帝纪》附新注，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第385册，第28～29页。
[16] 陈寿：《三国志》卷32《蜀书二·先主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第4册，第876～877页。
[17] 郝经：《续后汉书》卷2《昭烈皇帝纪》附新注，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第385册，第32页。
[18] 郝经：《续后汉书》卷2《昭烈皇帝纪》附新注，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第385册，第43页。
[19] 郝经：《续后汉书》卷50《孙权传》附新注，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第385册，第456页。
[20] 郝经：《续后汉书》卷54《张昭传》附新注，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第385册，第496～497页。
[21] 郝经：《续后汉书》卷2《昭烈皇帝纪》附新注，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第385册，第39页。
[22] 郝经：《续后汉书》卷73下上《狂士传·王衍传》附新注，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第386册，第155～156、157～158页。
[23] 郝经：《续后汉书》卷76《取汉传·邓艾传》附新注，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第386册，第193页。
[24] 郝经：《续后汉书》卷16《马超传》附新注，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第385册，第159页。
[25] 郝经：《续后汉书》卷15《诸葛亮传》附新注，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第385册，第133～148页。
[26] 郝经：《续后汉书》卷66中下《文艺传·路粹传议》附新注，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第385册，第635～636页。
[27]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50萧氏《续后汉书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5，上册，第450页；又见萧常：《续后汉书》卷首，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第384册，第392页。
[28] 萧常：《续后汉书》只设18列传，然其中《诸葛亮传》分上、下两卷，故实际列传卷数为19卷。参见《续后汉书目录》，萧常：《续后汉书》卷首，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第384册，第386页。
[29] 周必大：《续后汉书序》，见萧常：《续后汉书》卷首，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第384册，第394页。
[30]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50萧氏《续后汉书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5，上册，第451页。
[31] 冯良佐：《续后汉书后序》，见郝经：《续后汉书》卷首，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第385册，第25页。
[32] 周必大：《续后汉书序》，见萧常：《续后汉书》卷首，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第384册，第394页。
[33] 萧常：《续后汉书》卷4《章武以来吴魏年表序》，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第384册，第417页。
[34] 萧常：《续后汉书》卷末《义例》，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第384册，第688页。
[35] 萧常：《续后汉书》卷3《建安以来诸侯年表》，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第384册，第413页。
[36]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50萧氏《续后汉书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5，上册，第451页。
[37] 萧常：《进续后汉书表》，见《续后汉书》卷首，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第384册，第394页。
[38]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50郝氏《续后汉书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5，上册，第451页。
[39] 苟宗道：《续后汉书新注序》，见郝经：《续后汉书》卷首，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第385册，第25页。
[40] 郝经：《续后汉书自序》，见《续后汉书》卷首，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第385册，第24页。
[41]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50郝氏《续后汉书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5，上册，第451页。
[42] 本章原题《郝经〈续后汉书〉平议》，刊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中国古籍研究专刊，第49～70页，本书收录时有增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