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别具特色的传记体系
列传是《续后汉书》的重要组成，在全书90卷中居79卷，大致分为人物列传、人物类传、四夷列传三部分，与一般纪传体史书无大差异。然而，《续后汉书》记载的毕竟是三国鼎立时期的历史，因而，它必然具有与统一王朝正史不同的特点，这首先体现为人物传记的三国分立。
一、三国分立的人物列传
从汉灵帝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到曹丕黄初元年（220）废汉建魏三国分立，东汉末年的社会动**持续约四十年。这一时期的将相大臣与地方割据势力，或终于东汉，或归依蜀汉，或附从于魏，或追随于吴。这些人物最初都是东汉的臣属。陈寿《三国志》各按其归属，分别收入魏、蜀、吴三书，其中终于东汉一朝的历史人物，亦收入《魏书》之中。郝经《续后汉书》以蜀汉继东汉而为正统，所以列传的顺序自然是以汉、魏、吴的顺序来安排。其中汉传的内容最为复杂，包括蜀汉政权的《后妃太子诸王列传》1卷，属于东汉的《宗室诸刘列传》1卷，汉臣列传19卷。而汉臣列传实际也包含两部分历史人物：一部分是东汉人物，即从卷6《皇甫嵩传》到卷14《徐庶传》；另一部分是蜀汉群臣，即从卷15《诸葛亮传》到卷24《郤正传》。[1]
《宗室诸刘列传》是郝经改作时专门设置的一个列传，用来收录东汉末年的刘姓宗室，包括刘宠、刘焉、刘虞、刘繇、刘表及其子弟、臣属。这些人物的情况较为复杂，陈寿《三国志》对他们的处理也不尽相同。刘宠东汉末嗣封陈王，黄巾起义时自保陈国，后被袁术所杀。陈寿《三国志》不载其事，范晔《后汉书》将其置于《孝明八王列传》。郝经以刘宠在献帝时曾屯兵阳夏，自称辅汉大将军，故特为之立传，并置于《宗室诸刘列传》之首。刘焉、刘虞、刘繇、刘表诸人，东汉末皆以宗室出任地方州牧，拥兵自重，割据一方。刘焉、刘璋父子相继出任益州刺史，陈寿《三国志》为之立《刘二牧传》，置于《蜀书》之首，刘备《先主传》之前。郝经认为刘焉曾与马腾通谋袭长安，实为汉室之贼，岂得与兴复汉室的刘备同列？既然以刘备为《昭烈皇帝纪》，故入刘焉父子于《宗室诸刘列传》。刘虞东汉末为幽州刺史，曾平定乌丸叛乱，并拒绝袁绍等人立自己为帝的建议，最后被公孙瓒所杀。陈书未为刘虞立传，事迹附载于《魏书·公孙瓒传》之中。郝经认为刘虞事迹与魏无涉，不当置于《魏书》，故特为刘虞立传，收入《宗室诸刘列传》之中。刘繇东汉末拜扬州刺史，被袁术、孙策所攻，走保豫章而病卒。陈志将《刘繇传》收入《吴书》，视为吴国之僭伪。刘表东汉末为荆州刺史，拥兵自保，带甲十余万。刘备投奔，刘表厚待之而不能用，病卒后其子刘琮投降曹操。陈寿将《刘表传》收入《魏书》，并与董卓、袁绍和袁术合传，视之为曹魏的僭伪。郝经认为陈寿对刘繇、刘表的处置皆不合理，故将二人传一并收入《宗室诸刘列传》，而归于东汉。当然，宗室之中也有不宜入《宗室诸刘列传》者。如刘煜、刘放二人，虽身为东汉宗室，却辅佐曹操父子而为其臣，入魏后，刘煜封东亭侯，刘放封方城侯。陈寿《三国志》，二人传入《魏书》。[2]郝经《续后汉书》，也将《刘煜传》《刘放传》分别收入卷33和卷47的魏臣列传中。应该说，郝经对上述人物的处理，是符合历史实际的。[3]
魏传包括诸帝列传4卷、《魏家人诸子列传》1卷、《诸夏侯诸曹列传》1卷、魏臣列传18卷。吴传包括先祖和诸帝列传3卷，《吴家人诸子列传》1卷、《吴诸孙列传》1卷、吴臣列传11卷。在魏传和吴传中，郝经采用了一系列与汉传不同的书法，来强调两国的僭伪地位。例如，在诸帝列传中，对曹操等曹魏六帝和孙权等东吴四帝，皆削去其称号而直称姓名。[4]而且，“凡魏，吴二主卒立与凡特称，皆书姓名，汉之僭伪，不成其为君也”。[5]又如《家人诸子列传》，也是郝经改作时专为魏、吴二国的后妃和皇子等设置的。如前所述，在列传的卷首，有《后妃太子诸王列传》1卷，收录蜀汉二帝的后妃、太子及诸子封王者，作为帝纪的羽翼来强调蜀汉的正统地位。但是对于魏、吴二国，郝经认为：“帝统在汉，故魏、吴不得称为后妃。取欧阳修《五代史》例，与其诸子总为《家人传》。”[6]再如，对于汉朝的丞相、大将军、大司马等高级官员，郝书一律以官冠名而不称姓，以表示尊重。而对于魏、吴官员，则并书姓名，以示等级上的差别。[7]至于汉朝的诸王、三公、丞相、大将军、大司马去世，郝经皆书薨，魏、吴君臣则皆书卒而无差别。[8]凡此种种，都是郝经为突出蜀汉的正统地位，强调魏、吴为僭伪政权，而确立的书法义例。
比较可知，郝经《续后汉书》的人物列传，较多地借鉴了欧阳修《新五代史》的体裁。五代十国也是一个分裂割据的历史时期，与三国时期有不同亦有相似。不同在于，五代是中原地区五个互相接续的封建王朝，而三国是三个同时并存的割据政权。相似在于，五代时期亦存在多个割据政权并立的局面。薛居正《旧五代史》效法陈寿，国别为史，全书分为梁书、唐书、晋书、汉书、周书，一朝一书，各成体系，分别记载相互接替的五个皇朝。类传和志则独立成书，置于全史最后。[9]欧阳修《新五代史》打破朝代界限，把五朝的本纪和列传综合在一起，依时间先后进行编排。先排列各朝本纪，再接续各朝列传。在列传中，首先设置梁、唐、晋、汉、周五朝的《家人传》，以记载各代皇帝的后妃和诸子。其后的将相大臣列传，也根据朝代分成《梁臣传》《唐臣传》《晋臣传》《汉臣传》和《周臣传》。再接续《死节传》《死事传》等类传。[10]郝经《续后汉书》的人物列传，是首先分为汉传、魏传、吴传三个部分，分别记载三国情况。在各国传中，除汉传设《后妃太子诸王列传》外，魏、吴两国皆设《家人诸子传》，以显示两国与蜀汉正统的区别。《后妃传》或《家人诸子传》之后，再安排各国的群臣列传。正是通过借鉴和改造，郝经形成了《续后汉书》的体裁结构，来为自己的改作宗旨服务。
二、类传的继承与创新
人物类传的传记形式，亦创始于司马迁。《史记》设置《刺客》《循吏》《儒林》《酷吏》《游侠》《佞幸》《滑稽》《日者》《龟策》《货殖》十个类传，按类型分别记述历史人物。[11]班固《汉书》继承其中《儒林》《循吏》《酷吏》《货殖》《游侠》《佞幸》六个类传，又新设置了《外戚列传》，来记述西汉一朝的外戚情况。[12]其后历朝正史，无不根据当时的历史情况继承或增设类目，以分类记载人物，成为中国传记史学的一个优秀传统。在诸史之中，新增类传最多的当属范晔《后汉书》，共有《党锢》《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等七类新传，[13]反映东汉一朝外戚、宦官轮流专权及党锢之祸等历史现实。这些类传，也大部被后代史书所承续。
陈寿《三国志》人物类传仅有《方技传》一种，传记形式相对单一。这大约是由于陈寿分三书记载三国历史，不便于设置人物类传所致。郝经融三国史事于一书之中，因此《续后汉书》设置了《儒学》《文艺》《行人》《义士》《高士》《死国》《死虐》《技术》《狂士》《叛臣》《篡臣》《取汉》《平吴》和《列女》十四个类传，只是在各类传中，再分别按汉、魏、吴的顺序记载历史人物，保持了史学的优秀传统。其中，《儒学》《文艺》《义士》《高士》《技术》《列女》六传，都是纪传史书的传统类传，如《儒学》源起《史记》，《文艺》《高士》《技术》《列女》见于《后汉书》，《义士》出自《晋书·忠义传》，郝经只是承前史类目来记载三国人物。
《续后汉书》的《死国》《死虐》两传，是继承欧阳修《新五代史》而加以创新。其实，这一类传可推源于前史的《忠义》《诚节》《节义》等传。欧阳修认为，五代时期士人少节无耻，“以苟生不去为当然”，“欲全其节而不二者，固鲜矣”。“故吾于死事之臣，有所取焉”。因此，《新五代史》专门设置两个类传，以“全节之士”王彦章等三人入《死节传》，而以“其初无卓然之节，而终以死人之事者”张源德等十五人入《死事传》，表彰在朝代禅替之际尽忠于本朝的死者。[14]郝经《续后汉书》继承欧阳修设置二传的思想，其《死国列传序》云：“人之所重，莫重于死。死得其所而与生同，偷生不死而与死同，死非其所与不死同……故莫重于死，莫难于处死也。”死有多种，有死其身者，有死其节者，有死其官者，至于“卫君匡国，折败以死，死其国者也”。所以，《续后汉书》设立《死国列传》，记载这一类人物。《死国列传》的内容颇为复杂，包括多种情况：其一，如“孔融诮责曹操，嶷然存汉，犯难而继之以死”，这是为保存东汉政权而死者。其二，如蜀汉“末帝之亡，北地王谌、诸葛瞻、傅佥父子死于汉”，这是为蜀汉灭亡而死者。上述两种人共同组成《死国列传》的汉传部分。其三，“及司马懿翦灭曹宗，夏侯玄、李丰、许允、王经慨然付之一死，王陵、毋丘俭、诸葛诞相继称兵，以讨贼为名，志乎卫君匡国，不幸颠蹙覆灭……死于其国者也”。这些人是为捍卫曹魏政权而死，收入《死国列传》的魏传部分。其四，如留赞、吕据、朱异、张悌等人，为东吴政权而死，录入《死国列传》的吴传部分。无论这些人为哪一个政权而死，郝经认为他们都死于卫君匡国，是死得其所的，值得青史表彰，故“著为《死国篇》，表其义概，庶几篡臣贼子知惧焉”。[15]《死虐列传》的情况与《死国传》大不相同。如魏国边让、杨修等人，吴国高岱、于吉等人，他们不是为国而死，而是死于本国君主的虐政，所以郝经创立《死虐列传》，“凡杀不以罪者，如魏、吴诸人，类为《死虐篇》”。这当然只有作为僭伪的魏、吴二国才有，所以《死虐列传》只有魏传和吴传两部分。至于蜀汉的刘“封等八人，皆昭烈、末帝世以罪诛放者，故自为列传云”。[16]
《叛臣》《逆臣》等类传的设置，则始于欧阳修《新唐书》。《新唐书》首创《奸臣传》，收录许敬宗、李林甫等权臣奸相；创《叛臣传》，收录仆固怀恩、李怀光等抗拒朝命的叛将；创《逆臣传》，收录安禄山、史思明等公然起兵反唐称帝的藩镇。[17]实际上，此前的纪传体史书虽未设置上述类传，却往往将这些人的传记置于全书的最后，视为异类，而不与诸臣列传相混。如班固《汉书》，就将篡汉的外戚《王莽传》，置于《外戚传》《元后传》与最后一卷《叙传》之间。[18]沈约《宋书》，亦将刘劭、刘濬的《二凶传》，放在全书最后的《氐胡传》与沈约《自序》之间。[19]魏征《隋书》，干脆将叛将宇文化及、王充等人的传，列为全书最后一卷。[20]郝经沿袭《新唐书》，亦在《续后汉书》中设置了《叛臣列传》和《篡臣列传》两个类传。其《叛臣列传序》云：“叛者，反君背国不臣之甚者也。”因为“人臣委质，可死而不可叛也。”“三国之人，魏为篡汉之盗，吴始叛汉，而终为汉与国，掎角治魏。故汉臣之始入于吴，终降于魏，吴臣之遂降于魏，皆叛臣也。”[21]但是郝经的《叛臣列传》，只收录了孟达和黄权二人，都是由蜀汉降魏的将领，与其序所云并不相符。不过，郝经的着力处原不在《叛臣传》，而在于《篡臣列传》。其《篡臣列传序》云：“夫取不以道曰篡”，这是“王法所不赦，《春秋》所必绝……以为乱臣贼子戒。”郝经认为，以臣篡君而有天下的始作俑者，当为司马氏父子。因为王“莽虽僭窃，继即脔灭而光武中兴；曹氏欺夺，虽有中国而帝统自在昭烈，天下犹夫汉也。至司马氏父子四世，穿穴缔构，弑一君，废二君，戕落本支，诛除人望，贼杀义士，酷甚新室、曹氏之初，遂取汉、篡魏、平吴，盗有天下，受命而帝，十有八世，载祀二百。自昔篡弑，未有若斯之极也”。自晋而下，宋、齐、梁、陈、隋，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皆弑君篡位，“无讨而有天下，三代二汉之治不复见，生民之祸日深，以篡弑夺攘为常事，三纲沦，九法斁，皆晋启之也”。然而，“当时史臣为尊亲讳，自为一代，不敢贬抑。其一时篡窃臣僚，皆为佐命元勋，犹未既备责也。至后世著述者因仍不革，是奖篡也，不可以训”。所以，郝经《续后汉书》特设《篡臣列传》，来“正名定分，以懿、师、昭为首恶。贾充诸人为魏臣而盗魏与晋者，皆以为篡臣。如宣王、景王、文王等不制之号，皆削而不书，始终名之，如操之于汉云”。[22]查《续后汉书》，《篡臣列传》分为上、下两个子卷，上卷记载司马懿父子、司马孚父子共五人，传记中对于司马懿等人的征伐事迹多削而不载，而特著其篡代之迹以示惩戒；下卷载王沈、贾充等十人，附录六人，曝扬他们协助司马氏篡魏的恶行。
灭汉、平吴是魏晋禅代前后的两件大事，标志着东汉末年以来长达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的结束，天下重新归于一统。为此，郝经特地创置了《取汉》和《平吴》类传，来记载这两个重要的历史事件。魏元帝景元四年（263），司马昭节度邓艾、锺会等军攻蜀，卫瓘以监军从行。陈寿《三国志》卷28有邓艾、锺会二传，却无卫瓘传，仅卷21《卫觊传》后附录“觊薨……子瓘嗣。瓘咸熙中为镇西将军”一条记载。[23]直至唐修《晋书》，才补列《卫瓘传》。[24]郝经《取汉列传》，特地将邓艾、锺会、卫瓘这三位参与灭蜀的将领并列一传，一方面完整记载司马昭灭蜀的全过程，另一方面也使入蜀后邓艾擅权、锺会谋叛、卫瓘平定锺会叛乱并乘机斩杀邓艾的历史事件有了一个最终的结局。虽然今辑佚本《取汉列传》的序文和《锺会传》《卫瓘传》皆佚，仅存《邓艾传》和全卷议、赞，仍能反映郝经的历史观。议云：魏军入蜀后，“锺会徼冀谋叛，邓艾专擅致嫌，卫瓘诡计毙之”，所以司马昭灭汉的结局是“得国而终不振旅”，并无取胜后的得意。对于卫瓘这个历史人物，郝经认为他是导致蜀乱的关键性人物，也是深致谴责的：“当会之构艾，瓘能拒之则艾不禽，艾不禽则会不反，乱何自而生哉！”而卫瓘却“与会图艾济其奸，遂并诛灭，独享成功，光贲公衮”。但入晋后，“父子九人一夕并命”，最终也没有得到好下场，“于是知天道之不可诬也”。[25]
郝经《平吴列传序》云：“建安以来，孙氏据有江东，迄晋太康，六七十年，叨僭大号，抗衡中国，漂骸江汉，酾血淮海”，已经成为妨碍统一的地方割据势力。“晋既代魏……乘孙皓之凶虐，东西万里，六道并进……夷险清秽，天下始一……此晋氏有功于天下之大者也”。因此，郝经收录羊祜、杜预等六位西晋平吴将领列为一传，并特地取名为《平吴列传》。其自叙命名的宗旨云：“平者何？定也。至是而天下始定，太平可期也。何以不书灭？灭者，亡国之善辞，上下之同力，灭者无罪，灭之者有罪。孙皓暴虐，复不死国，焉得为灭？书平，尊晋也。尊晋，所以罪吴也。故取平吴诸将列于终篇，以卒三国之事云。”[26]尽管西晋是司马氏父子篡夺曹魏政权建立的，但是对于西晋平吴完成统一的历史功绩，郝经还是予以充分肯定，这是承认社会进步的历史观。
在《续后汉书》十四类传中，最具特色的还是《狂士》与《行人》两个类传。汉魏末年，社会的剧烈动**和经学的腐朽，引起士风丕变。这一时期的士大夫，纷纷抛弃儒家的传统经典，转而探讨道家的《老子》《庄子》以及《周易》三书。他们崇尚虚无，空谈名理，甚至毁弃儒家的传统礼法，越名教而任自然，开启了玄学的风尚。玄学之士在《三国志》和《晋书》中，都只是列名一般列传，而没有设置荟萃玄学人物的专门类传。郝经敏锐地觉察到士风的变化，在《续后汉书》中专门设置《狂士列传》，收录王弼、嵇康、阮籍、向秀、郭象等二十位玄学之士（附录六人），以凸显社会思潮的巨大变化。自然，一向遵从儒家正统学说的郝经，对玄学持批判态度。其《狂士列传序》指出：老子“言道之体而不及用，一之乎无为”，尚未为害于道。庄子将道推于极致，入于虚无，“以礼为桎梏，谓放旷为达”，“自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及孔门高弟，无不毁訾诟病，以尊老聃氏”，“人道颓圮而天下乱矣”。但是在战国秦汉时期，尊奉老、庄的还只是“方士逸民与道家者流尔，名教之人犹未溺乎其中也”，对社会的危害还不太大。“汉魏之季，何晏、王弼始好老、庄，尚清淡，谓之玄学。学士大夫翕然景向，流风波**，不可防制。于是嵇康、阮籍、籍兄子咸、山涛、向秀、王戎、刘伶皆一时名流，跌宕太行之阿，号竹林七贤，蔑弃礼法，褫裂衣冠，糠粃爵禄，污秽朝廷……乃敢非薄汤、武，至于败俗伤化，大害名教……而咸子瞻、孚，族子修、裕与毕卓、谢鲲、胡母辅之之徒，纵为奇诞，公卿大臣亦皆从臾，隳败纲维，顿废机要，视天下国家邈然无情，而王衍为尤甚。卒使八王称兵，二帝失尊，僭乱之祸，古所未有也。”因此，“若嵇、阮诸人，非避世也，非保身也，乃真狂尔。故目为狂士，而著于篇”。[27]
郝经《行人列传》，对蜀汉的行人邓芝和宗预尤为赞叹。这两人都是在蜀汉危难之时授命出使的。邓芝在刘备永安去世、刘禅以幼弱即位之际出使孙吴，终于重结两国盟好，共同对魏。宗预则是在诸葛亮逝世五丈原的危急时刻出使孙吴，使两国尽释猜疑，重新修好。郝经在《邓芝传》和《宗预传》议云：“昭烈偾军崩殂，孙曹方睦，掎角危汉。芝慨然奉命，直以诚信开示利害，折权之奸强，援离而复合，携党而孤贼，使大势在我，首尾并进，声罪致讨，终汉之世，贼常罢于奔命……可谓社稷臣矣。宗预当孔明薨谢之际，猜阻方生，而道二国之言无私，至使权感慨流涕，非诚信之笃，能若是乎！”[30]郝经本人也是在宪宗蒙哥战死，忽必烈即位，北方诸王不靖的危难时刻奉命出使南宋，寻求订立两国和约。虽因贾似道等人的困沮，未能完成使命，但十六年的羁縻生活并没有使郝经屈服。据《元史·郝经传》记载：“经还之岁，汴中民射雁金明池，得系帛，书诗云：‘霜落风高恣所如，归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缴，穷海累臣有帛书。’后题曰：‘中统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雁，获者勿杀，国信大使郝经书于真州忠勇军营新馆。’”[31]这是效法西汉苏武出使匈奴之事，而郝经最终也同苏武一样，“全节不屈，龙钟皓首而归”。[32]雁足诗虽不见于《陵川文集》和《郝公行状》，然而在元朝流传广泛，著名学者吴澄、袁桷、王逢、宋濂对此皆有题咏，[33]可见在人们心目中，的确将郝经视为江南苏武。
三、承上启下的四夷列传
《四夷列传》4卷，是《续后汉书》列传的第三部分。郝经《四夷总序》指出：“建安末，乌桓、鲜卑始甚，曹操诛蹋顿，王雄刺轲比能，而二寇衰。及中国折裂，诸葛亮渡泸深入，讨雍闿，禽孟获，南土心服而不复叛。孙氏抚有交趾闽粤，而无蛮祸。故终三国之世，边徼不警。”尽管三国时期没有出现严重的少数族问题，但是自西汉宣帝时匈奴呼韩邪单于款塞入朝，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族逐渐进入中原地区，与汉族杂居，为其后北方五胡十六国局面的形成打下了根基。及西晋衰败，“诸部皆谓晋室可取而代，一旦群起，并吞割据。于是氐人为成、为秦，匈奴人为汉、为赵，羯人为后赵，羌人为后秦，鲜卑人为五燕，诸种人为五凉，无复二汉之世而祸乱滋炽矣。皆植根于汉，滋蔓于三国，而昌炽于晋。是孰使之然哉？中国之德衰而尚力故也”[34]。
自司马迁始，历代史家都非常注重对少数族和外国历史的记载。《史记》设置《匈奴》《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和《大宛》六个列传，记述先秦以来与中原地区交往较多的各族。[35]《汉书》承袭《史记》诸传，只是将《大宛列传》扩充为《西域列传》，记载西域五十一国的情况。[36]《后汉书》设置了《东夷》《南蛮西南夷》《西羌》《西域》《南匈奴》《乌桓鲜卑》六个列传，记载东汉时期的各族情况。[37]而陈寿《三国志》，仅《魏书》有《乌桓鲜卑东夷列传》1卷，专门记载东北地区的少数族，[38]不足以接续以上三史，说明西晋以后五胡十六国局面的形成。因此，郝经《续后汉书》设置了《北狄》《西戎》《东夷》《南蛮》四个列传，其中《北狄传》《西戎传》又各分上、下卷，下列北狄、乌桓、鲜卑、羌、西域六十国、东夷、南蛮、西南夷八个子目，分别记载各少数族和外国情况。
值得重视的是，郝经《四夷列传》不是单纯记载三国时期的民族情况，而是上探秦汉，下迄东晋十六国，取材于《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和《晋书》，并参考裴松之《三国志注》所引鱼豢《魏略》等书。记载不求详备，而是注重有关历史盛衰的重大事件，以探讨各族、各国与汉族政权的关系，说明五胡十六国局面的形成缘由。遗憾的是，《四夷列传》阙佚严重，《四夷总序》和八篇分序，阙《西域》《南蛮》《西南夷》三序；六个子卷之后的议与赞，仅存《西域传》和《南蛮传》两卷；各族小传四十二篇，仅存《匈奴传》等六篇；至于西域六十国，也只存安息、大秦等数国。通过尚存材料，我们只能略窥《四夷列传》的大概，已无法详知其原貌。
[1] 参见郝经：《续后汉书》卷6《汉臣列传》新注引《义例》，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第385册，第68页。
[2] 陈寿：《三国志》卷14《刘煜传》作《刘晔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2册，第442页。
[3] 郝经：《续后汉书》卷5《宗室诸刘列传》新注引《义例》，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第385册，第59页。
[4] 郝经：《续后汉书》卷25《曹操传》新注引《义例》，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第385册，第217页。
[5] 郝经：《续后汉书》卷3《末帝纪》新注，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第385册，第46页。
[6] 郝经：《续后汉书》卷29上《魏家人传》新注引《义例》，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第385册，第263页。
[7] 郝经：《续后汉书》卷2《昭烈皇帝纪》新注，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第385册，第42页。
[8] 郝经：《续后汉书》卷2《昭烈皇帝纪》、卷3《末帝纪》新注，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第385册，第42、46页。
[9] 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北京，中华书局，1976。
[10] 欧阳修：《新五代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
[11] 司马迁：《史记》卷86、卷119、卷121～122、卷124～129，北京，中华书局，1959，第8册，第2515～2538页，第10册，第3099～3103、3115～3155、3181～3283页。
[12] 班固：《汉书》卷88～93、卷97，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11册，第3589～3742页，第12册，第3933～4012页。
[13] 范晔：《后汉书》卷67、卷78、卷80～84，北京，中华书局，1965，第8册，第2183～2224页，第9册，第2507～2543页，第9～10册，第2595～2806页。
[14] 欧阳修：《新五代史》卷32《死节传》、卷33《死事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第2册，第347～353页，第355～367页。
[15] 郝经：《续后汉书》卷70上《死国列传序》，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第386册，第41～42页。
[16] 郝经：《续后汉书》卷20《刘封传》新注引《义例》，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第385册，第176页。
[17]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23～225，北京，中华书局，1975，第20册，第6335～6470页。
[18] 班固：《汉书》卷99《王莽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12册，第4039～4196页。
[19] 沈约：《宋书》卷99《二凶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第8册，第2423～2441页。
[20] 魏征等：《隋书》卷85，北京，中华书局，1973，第6册，第1887～1901页。
[21] 郝经：《续后汉书》卷74《叛臣列传序》，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第386册，第168页。
[22] 郝经：《续后汉书》卷75上《篡臣列传序》，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第386册，第173～174页。
[23] 陈寿：《三国志》卷21《卫觊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3册，第612页。
[24] 房玄龄等：《晋书》卷36《卫瓘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第4册，第1055～1061页。
[25] 郝经：《续后汉书》卷76《取汉列传议》，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第386册，第199页。
[26] 郝经：《续后汉书》卷77《平吴列传序》，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第386册，第200页。
[27] 郝经：《续后汉书》卷73上《狂士列传序》，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第386册，第122～123页。
[28] 苟宗道：《故翰林侍读学士国信使郝公行状》，见郝经：《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首，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23～24页。
[29] 郝经：《续后汉书》卷67《行人列传序》，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第385册，第683页。
[30] 郝经：《续后汉书》卷67《行人列传》，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第385册，第685页。
[31] 宋濂等：《元史》卷157《郝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第12册，第3709页。
[32] 苟宗道：《故翰林侍读学士国信使郝公行状》，见郝经：《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首，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25页。
[33] 吴澄：《题郝陵川雁足系诗后》，见《临川吴文正公集》卷45，江西抚州，明成化刊本，1484，第22页。袁桷：《题郝伯常雁足诗》，见《清容居士集》卷12，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元刊本，1929，第9页。王逢：《读国信大使郝公帛书》，见《梧溪集》卷1，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第1218册，第572～573页。宋濂：《题郝伯常帛书后》，见《文宪集》卷13，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第1223册，第638～639页。
[34] 郝经：《续后汉书》卷79上《四夷总序》，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第386册，第215页。
[35] 司马迁：《史记》卷110、卷113～116、卷123，北京，中华书局，1959，第9册，第2879～2947、2967～2998页，第10册，第3157～3180页。
[36] 班固：《汉书》卷94～96，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11～12册，第3743～3932页。
[37] 范晔：《后汉书》卷85～90，北京，中华书局，1965，第10册，第2807～2998页。
[38] 陈寿：《三国志》卷30，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3册，第831～8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