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疏离与回避：近年我国电影的时代文化与人文内蕴方面的检讨

近年来，中国电影不很景气，当然有着诸多原因。传媒渠道与手段的多样、生活节奏的改变、文化心态的浮躁、审美取向的迷失、运营机制的滞涩、资金投入的不足，等等。但是，真正的原因则是，不能使观众在影片观赏的同时（或之后），能有“现在”的人文层面的升华与历史大势的省思。换句话说，真正时代精神的缺失与背离、社会生活真实反映的疲软或虚假，是根本病症。

以1998年以来的国产影片为例。它们大体可分以下几大类——

其一，日常生活片。

如《不见不散》、《美丽新世界》、《快乐老家》、《浪漫街头》、《非常夏日》、《假日情人酒店》、《没完没了》以及《没事偷着乐》等。应该说，这些影片还是具有较好的观赏性的。曲折的故事、亮丽的人物、新鲜的场景、活泼的表演、轻松的格调……均能引起观赏兴趣。这也是它们都获得了较好票房的原因。这类影片，大都展示着一种“模型”。由一对青春男女担纲，演绎着某种不关社会痛痒的温暖明媚的“软故事”、“轻喜剧”。看，还是好看的。但看过之后、走出影院，便难免生出一种大梦乍醒时的蒙眬、迷茫了：现实生活与影片何其迥然有异！纵如《没事偷着乐》这样本来极具现实反讽，乃至黑色幽默的题材（原作小说），却也不知什么原因，被阉割了原来的本性，成了以小人物自我麻痹为主的生活调笑品。总之，这类影片社会内涵的过于空洞、时代氛围的几近缺失，是它们只能作为“过眼烟云”的根本原因。

其二，道德宣教片。

如《一个都不能少》、《不能没有你》、《遥望查里拉》、《良心》、《紧急迫降》、《背起爸爸上学》、《非常爱情》、《说出你的秘密》，等等。在这些影片中，明显有着某种社会宣教，传达着某种思想观念，宣扬着某种道德情操。所有这些，并不错——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不能没有奠基的人文精神，不能没有基本的行为准则。五千年中华文明的精华，是无论如何不能遗弃，而该弘扬的。但是，如果没有极具时代性的现实思考与历史感的社会针灸，只泛泛地作一番空洞教谕、造作煽情，纵然可以使观众在特定的观看环境中能有所感动，待走出影院、直面现实时，又能如何？

其三，政治宣传片。

如《进军大西南》、《大战宁沪杭》、《肝胆相照》、《故园秋色》、《反贪局长》、《国歌》、《我的1919》、《横空出世》、《鸦片战争》、《红河谷》、《黄河绝恋》以及某些国庆献礼片、表现领袖人物的传记片之类。这类影片，都是花了大气力的：大题材、大投入、大场面、大制作，以表现历史画卷为己任，以引领时代风云为宗旨，创作气魄不可谓不大，艺术营构不可谓不精。这些影片，就题材而论，未尝不可一拍：阅史可以明今。但必须有对历史真正的把握与沉思。近代中国的历史，其实有很多层面与阶段，当代的国人尚远没有挖掘开来、体味清楚，更缺乏宏观、大势的探讨与辩证。当前许多的“历史回顾”，其实还只是在表象扫描层面上做一些实用记录而已，还只是某种因循“定势”的人云亦云的想当然而已！

具体例言：如以解放战争为背景的国共两党的三年大决战，其历史的趋势、社会的状态、政治的底蕴、胜败的基因，确定而复杂、真实而错乱，如果能静心审视、多方研究并深入表现，则无疑会有真正历史的品格与时代的价值。但以此为题材的影片，却只停止在片段记录、表象扫描乃至人为杜撰的时政宣传层面，如此轻浅之作怎能承载那般厚重的内容，更如何能自称为“历史”（或史诗）？！无疑，我们是在苏联人的后面，仿拍《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攻克柏林》那类片子。而就那些影片而言，尽管我们承认其中包含着某种英雄气势、壮烈精神，但充其量只能使观众获得一种“情感”感染（这种情感感染，在人文性质相反的日本影片如《虎虎虎》、《啊，海军》、《山本五十六》，乃至德国纳粹的类似影片中，也能出现），相比同样是苏联的《普通法西斯》，后者的历史反思则深切得多，更具价值。可以说，在如何真正认识历史方面，我们走的并不是一条正路。

……

总之，许多政治宣教影片，既缺乏真正的社会反思，也无深层的历史积淀，不过是些政治应景、图解表象（甚至连表象也说不上），其被观众冷落，实属当然。

其四，艺术探索片。

如《那人·那山·那狗》、《春天的狂想》、《草房子》、《最后的猎鹿者》以及《荆轲刺秦王》、《无极》等。这类影片，确有认真的创作态度、严肃的艺术追求。但由于内涵稍嫌“抽象”、玄奥，故事多少显得空洞，过于在“艺术境界”中追求极致，而与实际的时代大潮脱离较远，便难免失去电影必不可少的广大观众。于是，它们只能获得圈内一些人的好评。各种大奖获得不少，但社会反响微弱、近无，诚为憾事。

其五，纯粹商业片。

这类影片很不少。时下影院为青年情侣（包厢）幽会乃至过夜预备的情爱、打斗、惊险、侦探，以及某些纯娱乐片，如《好汉三条半》、《西洋镜》、《红娘》之类，庸俗调侃、迎合世俗，粉艳轻薄、粗制滥造，充其量不过好莱坞的三流片而已。偶尔为之，尚不为过；蜂拥而来，只能倒人胃口。

总之，仿国外之风潮、趋一时之世好，近年来中国电影根本的病症是时代精神的背离、现实生活的退隐、历史反思的缺失、生命悟觉的含混。而艺术、制作、表演诸方面的不足与不逮，倒在其次。

有人会不解：我们的影片并不乏现实题材啊，像反映下岗工人的《红西服》，像表现都市青年的《浪漫街头》，像歌颂农村新人的《喜莲》等，而且这些影片中，不是也表述着历史的流程、演绎着生命的光彩？

这，就极有辨析的必要了。题材只是影片故事的轮廓，而绝非就是作品的内容。以《红西服》而论，它确是表述着当前最现实的下岗工人的故事，但在其中，除了告诉人们要忍辱负重、自立自强（安贫乐道）外，到底能给观众多少时代精神的启迪、社会生活的剖析与健康生命的感染？以《浪漫街头》而言，它似乎贴近到青年人眼睫毛地表现着当代青年的生态，极具生活质感，但除了儿女卿卿我我的情态与伊甸园般远脱红尘的造作外，到底与时下青年的各种现实生态、与改革大潮中当代青年的历史定位，有多少关联？《喜莲》诚然好看，一个活生生极有个性、极具特色的农村女性形象，应该说是比较丰满地出现在了银幕上，让人喜爱。但是，这部作品的内涵，与广大农村更须迫切表现的社会性病症与人文意识的畸形，大有脱离之感，只在“敢想敢干、勇于开拓”上做文章，巧则巧矣，也不无意义，但难免有人为的“宣传教育”之痕，而且避重就轻、舍本求末。这样的影片当然有自己的一定价值，但若说它已经反映了广大农村的深层现实，契合了农民群众更加关切的时代焦点，体现了当代农村的历史性主题，则远远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