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与电影的使命

就像一个人不能没有灵魂，一个国家，绝不能没有一种凝聚大众的主体精神。这种精神奠基在两个维度上：其一，“形而下”的对社会生活的现实洞识；其二，“形而上”的哲学文化的理性皈依。前者，是“状态”的认知，后者，是“主义”的崇奉，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思想解放、行为开放，确实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但同时，价值取向的变异，实用原则的盛行，伴随着云谲波诡的现实生活、“信仰危机”的出现、“上帝死了”的说法……可以说，当代中国在某种程度上，“主义”已经被“状态”所掩盖，甚或被替代。

这，到底是进步，还是反动？

不可一言以蔽之。虚妄的“主义”被遗弃，是历史的必然。一时间因“真空”出现所形成的散漫“状态”，并非坏事。客观来说，一时失控的社会“状态”，往往是某种新“主义”的前奏。但是，也必须意识到，如果没有对“状态”的时代洞识，而停止于浑浑噩噩的“状态”之中，并使这种“状态”长久地成为社会文化的主脉，对一个国家、社会、民族来说，便是可怕的病态、衰微的征兆了。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真正合体融魂的精神！文艺（尤其影视）应为重塑中华之魂恪尽本职。具体而言，我们的电影文化，应从国家主体精神之所以奠基的两个维度上尽力用心——

一方面，我们不能只表象地敷衍世事、扫描现象，更不能曲解社会现实、不涉及时代本质。也就是说，不能只有“状态”，而缺乏“洞识”。这样，我们的影片才能与时代潮流相吻合，才能与民众心声相融汇。比如当前广大民众感到最大的社会问题是愈演愈烈的腐败现象。据有关报道：全国人大代表将腐败已视为影响国家历史进程的最大障碍。对于这样的现实存在，我们的影片又是如何反映的呢？是否能够全方位剖析腐败现象久纠难止，且甚嚣尘上的深层根源了呢？很明显，我们这方面的作品既少得可怜，又轻得可笑。在某种程度上，与其说是对“状态”的严肃洞识，不如说是对“状态”的变相遮掩！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致力于“形而上”的哲学建设：对生命意义的终极关怀，对国家性质的深层辨析，对华夏之魂的重新建构，对宏观宇宙的大胆探索……这样，我们这个“缺乏宗教精神”的神州大地，才能有健康积极的“主义”新生。而当前，我们的电影可有哪一部具备奠基于现实基础上的“玄学意识”？有哪一部真正能有“颠覆天地、创造宇宙”的哲人精神？秦汉雄风、大唐气势，曾使中华民族数千年昂扬立世；“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奈何当前，我们的民气国魂总嫌疲软乃至迷茫？因为我们的人文关怀中太多止于生活表层面的“实事求是”，而太少“超然物上”的终极悟觉！

总之，只有在洞识“状态”的基础上，升华出万心皈依的“主义”，真正的华夏之魂，才能够确立、勃发。

世界电影中优秀作品的成功经验，应为我们所汲取。外国影片中，受到观众欢迎，有大反响、大意义的作品，除少数因新花样获得一时热闹的喝彩外（如一些大制作的惊险片、高科技片。但《日本沉没》、《星球大战》、《超人》、《2001年遨游太空》这类片子，却不仅仅是因为高科技、新感官刺激：它们恰恰是因有着新的时代内蕴在其中），大都是融上述两方面，对民族生态、国家命运、生命本原有着时代观照与哲学审视的作品。像德国的《玛丽娅·布劳恩的婚姻》对在传统精神与现实存在之间挣扎的生命状态的表现，像印度影片《流浪者》、《大篷车》等影片对自己民族文化、人本观念的重新建构，像瑞典伯格曼的《野草莓》之类对被文明扭曲的人性所作的穿透性审视与深层面反省，像英国影片《相见恨晚》之类对传统文化的时代性反叛，像《阿甘正传》对当代美国的社会观念、政治态势、民族精神、生命哲学所作的全方位颠覆性反思与裁判……莫不如是。

当代中国，急需一种能真正凝聚人心的恢宏阔大又切实健康的主体精神。中国当代的电影创作，绝不应疏离、回避时代生活，只有直面现实，并在现实中升华，才能真正履行自己的历史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