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让现代文明的精神之光，照亮中国银幕并提升其在东方文化主体性上的凝聚力

中国在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十余年来的历史进程中，无疑受惠甚多，迅速以一个现代文明型大国崛起于东方；但与此同时，它所遭遇的经济全球化新秩序的挑战，无疑也是相当沉重而艰窘的。

但是，曾经君临世界的这种全球化“新秩序”，自身也在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在全球多元文化的共处与并存中，一种现代文明的精神之光正在冉冉升起，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必将以多彩、平等、包容、互鉴、和谐作为新的准则，这势将深刻地改变世界文明发展的进程并重构一幅新的世界文化版图。

由于多重复杂的历史成因，面对世界文明的现代性进程，在中国与欧洲、北美洲这个大三极之间，事实上，文明的冲突是十分现实并无所不在的。这一点，尤其突出地体现在中美两国文化的关系上，最典型的例证就是：两年前，中美双方就解决WTO电影相关问题达成了一个谅解备忘录（2012年2月），由此开启了所谓“中美电影新政”互动的新格局。

面对世界文明的现代性进程及其当下文化语境，中美电影在博弈与汇流中呈现出诸般错综矛盾的景观，需要质疑的是：中国电影及其产业发展的大方向与大趋势，是否与中国作为现代型文明大国崛起的时代步履协调一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如何高扬现代文明的精神之光及其叙事智慧，摒弃踩着好莱坞脚印亦步亦趋的幼稚走势，**涤“泛娱乐化”世俗潮汐的污泥浊水，照亮并锤炼中国银幕在东方文化主体性正能量上的凝聚力，从而提升中国电影在跨文化国际主流市场上的传播力及其话语权，这诚然是关系到中国电影及其产业未来发展的一个时代性课题。

唯GDP至上的误区

——中国电影内在的民族文化主体原创力，不但并未携GDP增长之机遇而日渐强盛，反倒受GDP增长之煎迫而日趋下滑与萎缩

近三五年来，中国电影在本土市场上迎来了自身发展的黄金机遇期，2013年的总票房突破了200亿元大关——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报道，“去年，中国电影票房增长了27%（2012年增长了36%），达到36亿美元，是首个票房超过30亿美元的海外市场”。[1]毫无疑义，好莱坞对这个正处于“井喷”状态的“海外市场”，给予了高度的期待；但与此同时，这个市场其实远未达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均衡发展、相互促进的高度，竟无可回避地陷落于剥离文化而唯GDP至上的误区。人们竞相角逐的无非是中国本土高端票房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电影作为精神产品的第一属性。以GDP论英雄，让GDP成为衡量电影产业成败的决定性指标，这意味着什么？这必将造成信仰迷失、价值错位，并令以先进文化来引领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流为一句空话。迫在眉睫的现实教训便是，中国电影及其产业的文化品位正日趋下滑，银幕上的诸般乱象，无不源于GDP决定论而令金钱主导一切，进退之间，显然与中国深化改革大时代的脉搏南其辕而北其辙。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眼界，似乎只看重本土市场频频报捷，并为“200亿元”而志得意满，却无暇顾及海外市场的窘迫。去年中国在48个国家和中国港澳台地区，举办了113次电影节展活动，共展映了影片951部次。计有45部电影出口到49个国家和地区。在出口海外票房排行榜上，位列前五名的依次是：

1.《大闹天宫3D》——排名榜首，票房3.4亿元人民币（均折换为人民币，下同）。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一点，这部作品，原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20世纪60年代初出品的上、下两集动画片，今天用3D重新翻制而成。切不可张冠李戴，妄自将甄子丹主演的商业片《西游记之大闹天宫》拿来替代此片[2]；

2.《十二生肖》票房2.7亿元人民币（含：美国票房59万元）；

3.《一代宗师》票房1.5亿元人民币（含：美国票房4143万元）；

4.《西游·降魔篇》票房7591万元人民币（迄今未在美国、欧洲上片）；

5.《激战》票房7578万元人民币（迄今未在美国、欧洲上片）。

而中国电影2013年在海外的总票房，只拿到14.14亿元（折算为人民币）的惨淡纪录。[3]本土与海外，俨然冰火两重天。这就给中国电影及其产业造成了结构性的危机。

人们看到，中国在加入WTO后的十多年来，电影产业体制与机制的改革提上了日程并渐次深化，推进了内地电影产业最初的兴旺发达和电影创作多元竞胜的大好局面。截至2013年12月底，全国年度故事片总量稳定在640部左右，城市影院观影人次冲上6亿，较2012同比增长1.5亿。新增银幕5000多块（以二、三线城市发展领先），全国银幕总数已达1.8万多块。全国年度总票房突破200亿元，高达218亿元左右。更令人鼓舞的是，国产影片与好莱坞影片之博弈，也由劣势而转优势，其份额占到近128亿元，占比约达60%，实现了一次堪称大气而富于民族尊严感的亮相。[4]

不错，中国电影市场繁荣了，这繁荣竟被好莱坞惊为罕见的“钻石矿”而纷纷前来攫金。就全球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及中国电影生态环境的现状而言，中国目前成了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二大电影生产国以及票房产出国。但是，在电影市场繁荣的背后，却同时潜藏着文化浮躁化、粗鄙化、庸俗化的隐忧。不妨以清醒的文化思辨来考量，特别是近十余年间，随着国内与国际主流市场逐渐贯通无阻，中国无可回避地被卷入了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在全球性与本土性之间，凸现出一种新的张力关系。事实上，举凡登临中国市场高端票房的影片，大多数为取悦于中产式消费文化的需求，似乎与现实主义精神早已划界分割，为打造剥离现实、剥离精神的娱乐快餐或盛宴而前呼后拥，紧紧地跟风好莱坞而在“泛娱乐化”的潮水里载沉载浮。

是的，GDP的增长是中国电影及其产业向现代化升级的经济基础和必要物质前提；然而，一旦剥离了中国民族文化主体创新的内核，GDP指数尽管可以扶摇直上，破百亿元或破双百亿元，但却由于与民族文化精神血脉相割裂，无疑对我国电影产业的现代性升级构成了潜在的、深层的危机。事实上，电影文化产业具有其与生俱来的双重属性，一是文化的属性，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血脉，电影作为以文化精神为第一性的产品，它关乎产业发展的方向和前景；二是资本的属性，它以市场为其生命线，为保障电影产业发展提供物质基础。随着中国电影产业日渐繁荣兴旺，其资本的属性竟无限膨胀，乃至大有可由GDP来主宰市场并扭曲电影文化之根本属性的趋势。按照文化产业发展的规律来说，必须由文化来引领产业发展的方向，促使产业走向高速、健康、可持续性的发展。而现今的情形则似乎显得颇为难堪，我们的文化不是引领产业发展，反倒成了它的某种点缀或花边；中国电影内在的民族文化主体原创力，不但并未携GDP增长之机遇而日渐强盛，反倒受GDP增长之煎迫而日趋下滑与萎缩。

警惕中产消费文化的“陷阱”

——冷眼看市场票房“井喷”背后的阴影

2013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诚然是我国电影产业繁荣的一个新表征，它呈现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在文化产业上一个辉煌的侧面。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概括出当今中国经济环境如下三个新的特征：

其一，2013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700美元左右，已经位于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这是很少有国家能够实现的任务；

其二，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不如以前有利，一方面是因为高收入经济体出现结构性疲软，另一方面也因为中国经济规模相比其他经济变得很大；

其三，中国经济自身发生变化。潜在增长率已经降至7%～8%这样一个台阶，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劳动力萎缩造成的；产能过剩程度即便按照中国的标准来看也是严重的。

他就此归结说，“金融压力和宏观经济调整带来的下行风险在迅猛增大”，尽管如此，他的结论则是：“看空中国经济向来是愚蠢的。”[5]

而来自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的一篇文章则中肯地提出：“中国已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一件充满国内和国际意义的大事件。其经济增长显然已放缓，低于预期的工业产出和出口是最新证据，全球股市对此紧张应对。但某种程度上，增长放缓并非中国的过失，而是可以预见的。其解释就是‘中等收入陷阱’。”并强调称：“不要弄错：‘中等收入陷阱’不容小觑。对于中国和全世界而言，它是件重要的事情。”[6]

由经济全球化视角来观察，近三五年来中国电影市场的“井喷”现象及其为满足中产文化消费需求而走向浮躁化、粗鄙化、庸俗化，诚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恰恰标示出，这类中产式的文化消费样貌已经在中国电影市场上日渐衍生开来，值得引起人们的郑重反思。认真地看一看我们当下生存的人文生态环境，中国电影及其产业，突出的问题显然有这样三个：一是中国大片遭到好莱坞大片的蚕食与同化，并无可挽回地走向整体性的沉落，到去年我们竟拿不出一部真正具有时代分量、并能为世界上更多观众喜闻乐见的大片。中国大片跨文化反弹的锋芒乃遭到致命的挫折，所谓“走出去”工程俨然成了一句挂在嘴上的口号；二是唯GDP至上的市场方向，逐步形成了一种“市场金本位”的定势，而“金本位”的思维则与泛娱乐化的潮水互为表里，由此构成了中国电影及其产业的深层危机；三是唯3D或IMAX电影崇拜，将3D等高技术奉为制造视觉奇观的圭臬，当叙事被掏空后，剩下的无非是近乎杂耍的“炫技秀”，导致电影产品日趋媚俗、弱智和文化贫血症。

当今的中国银幕，由于受到西方中产式主流娱乐狂欢风潮的裹卷，受到此种“世界流行色”的浸染，再加上中国本土电影市场资本的活跃、强大及其无孔不入，现实的文化景象往往并不能令人乐观。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视觉文化观念的嬗变，当下中国也跨入了“新媒体时代”。特别是新兴的互联网的优势和张力，更为一个注意力经济时代的来临添柴加薪，新、老传媒交错而不断地拓宽了原有媒体的场域，形成了众声喧哗、竞争激烈的新格局。然而，此等喧哗与竞争，无不借助于3D或IMAX制造的图像奇观来吸引人眼球，并紧紧地围绕着“唯GDP为王”而令资本急剧增值并无可遏止。

综而论之，当下的中国电影创作，可谓良莠不齐、鱼龙混杂、乱象丛生，在中国本土市场上普遍流行的是这样三种主要的类型片，即：灵幻片（非关科幻与民族经典神话）、动作片与喜剧片。“泛娱乐化”盛行无阻，烂片扎堆，山寨片接踵而来，很难聚合为一种现代电影产业的大数据和大能量。人们需要思考的是：在当今中国电影产业GDP黄金指数的背后，我们的文化承载究竟是厚重化了抑或轻薄化了，加上若干低俗的港台片纷至沓来，对GDP黄金指数展开了内讧式的争夺，从而出现了某些自相撕扯的不良文化裂隙，令人顿生无可奈何的嘘唏。

20世纪英国著名的文学家和思想家奥尔德斯·赫胥黎曾向人们做出一个伟大的预言：“在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里，造成精神毁灭的敌人更可能是一个满面笑容的人，而不是那种一眼看上去就让人心生怀疑和仇恨的人。”引用这则预言的著名美国文化学者尼尔·波兹曼，曾这样说：“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进而论述道：“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7]

大片沉落中的“炫技秀”

——高端票房与文化贫瘠的非对称倾斜

21世纪伊始，以《卧虎藏龙》《英雄》为代表的中国古装武侠大片崛起，原本是为了在市场上与好莱坞相抗衡，展现出一派文化“博弈”的锐气与风采，具有历史自身发展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但是，自《赤壁》以降，中国大片在民族文化底蕴上不但去中国性而且向西方横移，在海外市场上早已一落千丈，再也难翻过身来。为什么从《赤壁》《让子弹飞》《金陵十三钗》到《画皮2》，它们在国内市场屡创高端票房，一到海外便陷于水土不服，票房惨淡。说到底，就是缺乏人文的原创性，缺乏一个中国“原型的特质”，找不到自身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根脉而流于东施效颦。这个以牺牲民族文化主体性来换取的高端票房，更伤害了中国电影产业总体的良性建构与发展，这个沉重的历史教训，切不可不引以为戒。

2013年，在东、西方之间，中产式的娱乐狂欢俨然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去年票房过亿的国产影片多达32部，并且类型也较多元。而在年度票房排行榜名列前十名的影片里，国产影片占了7席，这里既有3D巨制《西游·降魔篇》和《狄仁杰之神都龙王》，也有冯小刚备受争议的贺岁喜剧《私人订制》，更还有如《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北京遇上西雅图》等中等规模投资的青春类型片以群体性阵势登场，而好莱坞大片则处于下风，仅占到3席。这样看来，诚然是一派丰收的景象。但这里需要提问的是，缘何《西游·降魔篇》一片独大，竟以12.46亿元的票房拿下了年度票房冠军。作为一部与香港的合拍片，它所以能在内地逞雄，靠的就是3D奇观化的“炫技秀”。但它们在海外的命运又如何呢？《西游·降魔篇》迄今尚未在美国或欧洲发行放映，而《狄仁杰之神都龙王》去年在北美的票房总和也仅为：55.30万元（折换成人民币），如此区区小数，提起来也不免令人汗颜。

由此而引发出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即：技术与文化的关系。技术原属与“末”，而文化则属于“本”。仅从《西游·降魔篇》《狄仁杰之神都龙王》等3D影片狂卷市场的风潮来看，3D式或唯美的技术元素竟压倒了人文性的深度开掘，暴露出由好莱坞刮来的3D炫技之风竟也深深浸透了我们中国的银幕。不可忽视的是，当今世界正进入以电脑信息为基点的新媒体时代，由好莱坞领衔而凭借CGI虚拟镜像，鼓动起以3D或IMAX高技术所开启的奇观式书写以及“娱乐狂欢”，并渐次构成当代国际文化流动性（含生产与消费）的主潮。应当看到，3D新技术革命来临，无疑为拓展电影艺术的创意及其表达的潜力，提供了巨大的新能量。但3D同时又是一把双刃剑，3D原属于技术之“末”，它是为表达艺术的内容和创意服务的；一旦本末倒置，将3D奉为制造视觉奇观的法宝，当叙事被掏空、人物被虚拟而成为奇观符码后，差不多将杂耍式的“炫技秀”做成了娱乐的主菜，不经意间似乎就出现了向电影史前期“杂耍时代”倒退的迹象。

是的，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在全球性文化生态环境里，世界成了一个“地球村”，国际文化的流动性，在全球与本土之间早就声息相闻、互为牵动而“蝴蝶效应”则频频发生。当今风行于世界电影市场上的奇观化镜像，无疑是人类文化史上由来已久的一种现象，奇观或者奇观化的表征就是图像。但是，在当代，世界被把握为图像，即借助于技术，世界被视觉化了。海德格尔称这一图像化的过程标志着“现代之本质”。

美国著名的文化学者尼尔·波斯曼早在22年前就曾清醒而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文化是唯一的技术垄断文化。这是一种年轻的技术垄断文化。”而“所谓技术垄断论就是一切形式的文化生活都臣服于技艺和技术的统治”。并深刻地强调说，“在蔚为壮观的技术胜利如日中天之时，出现了另一种情况：原有信念的源头深陷危城”。[8]其必然的趋势便是：技术高歌猛进，人文信念贬值。不妨来看，在刚刚逝去的近二三年间，由好莱坞3D或IMAX电影强势登陆中国电影市场，乃迅速形成了一股观影热潮，这类特种商业大片对我们电影市场的冲击以及对于当下我们“80后”、“90后”市场观影主体受众心理定势的**和影响，无疑正在建构起一种虽隐而不显、却深具渗透力的“唯3D或IMAX拜物教”。

毫无疑义，中国电影产业化的进程需要借重高科技来提升自身文化表述的力量，这也是实践我国电影产业向现代化整体推进与提升的必要步骤。但是，值得我们警惕的是，万万不可盲从好莱坞而陷于“唯3D或IMAX拜物教”的泥淖。当下我们电影产业存在的突出问题在于，由“GDP挂帅”替代了过去的“政治挂帅”，由技术垄断挤掉了人文的创意，导致中国电影产业整体性文化素质趋于奇观化、时尚化、碎片化、平面化和贫困化。诚如尼尔·波斯曼清晰地做出的论断：“技术垄断是一种文化状态，也是一种心态。技术垄断是对技术的神化，也就是说，文化到技术垄断里去谋求自己的权威，到技术里去得到满足，并接受技术的指令。技术垄断需要一种新的社会秩序，所以，和传统信仰相关的大量文化成分必然会迅速消解。”[9]

以青春的当代性凝聚文化的正能量

——诗意的升华抑或耽于物欲的碎片化

回眸2013年，作为中国银幕上令人耳目为之一新的现象，竟被媒体称作：挡不住的“青春热”。自早春到盛夏，骤然兴起了一股青春书写的新风尚，激浪排空地涌来了一脉青春电影的小潮汐，标示了一些初为导演的年轻人在艺术上可贵的探索与突破。人们注意到，或许是出于某种历史的巧合，中国大片在这期间正陷于无所作为的沉落期，市场似乎为青春片预留了可以施展身手的空间，让青春片赢得了一次“以小搏大”的可观票房业绩。作为去岁备受瞩目的一种文化热点现象，青春片创作的得与失，也就在媒体和学界引出了种种争议性的话题。

以青春为主题的书写，在文学艺术里，历来是一个具有永恒魅力的话题。何以然？——无论不同时代的文化语境如何变迁，也无论中外文化环境如何不同，因为青春片所描述的生命现象无不涉及鲜明的当代性，涉及人的生命历程中多梦而多彩的乐章，它在银幕上总是与众多青年观众群体最有缘分、也是最受他们追捧的一个题材类型。

作为青春叙事的主体，正是作品所描述的主人公个体生命的现在进行式，它需要在时代光泽的濡染下获得自身的生命力和尊严。说透了，青春个体的生命轨迹，需要在与时代的对话和交融中，重启心灵之窗，凝聚文化的正能量，从而实现自身存在的意义。

说到这一次青春片小潮汐的兴起，追寻其来路，不妨归结到由新人滕华涛执导的那部青春片《失恋33天》（2011年），它的类型意识十分接地气，其叙事将年轻人失恋的困境转化为喜剧式的自嘲和挣扎，形成一种自我“疗伤”的精神格局和趋向，可谓形象鲜活、笑点层出。由此而引发了一种在文化与市场上的双向轰动效应，该片以890万元的中低成本，竟赢得了3.5亿元的高额票房，成了当时市场上罕见的一匹“黑马”。与此遥相呼应，由台湾新人九把刀执导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于2012年进入大陆市场，它以“小清新”的喜剧样式而标新立异，着笔于校园里初恋的生涩，在从高中到大学毕业的岁月跨度上揭示出青春成长的诸多不同路径，让青春焕发出励志又带点儿感伤的气息，票房与评价俱好，堪称脍炙人口的不二之选。

而由徐峥执导的《人再囧途之泰囧》，赶在2012年的贺岁档推出，该片采用青春、喜剧与公路片杂糅的模式，由徐峥、黄渤、王宝强主演，并将故事背景挪移到泰国，以其异域风情而吸引眼球，尽管对青春的意义仅止于蜻蜓点水，却由于将两位都市白领职场男士“为利所惑”的钩心斗角，给出了生动而出彩的调侃，加以王宝强草根角色的插科打诨，出人意料地创造了12.6亿元的票房奇迹，成为有史以来中国电影票房之最。

伴随着时光的流逝而进入2013年，一种青春书写的新趋势便不期而至，并以群体性的阵容闪亮登场。在这一波青春电影小潮汐里，先后出现了一连串新人的名字，如薛晓路（《北京遇上西雅图》）、赵薇（《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和台湾的张荣吉（《逆光飞翔》），还有人届中年而自成一家的刘杰（《青春派》），以及在网络上红透半边天的郭敬明（《小时代》与《小时代2：青木时代》），连在香港素负盛名的导演陈可辛也赶来搭上了这次青春片的“顺风车”（《中国合伙人》）。青春片作为当下中国电影新的推动力，在市场上颇受青睐、顺势攀高，接连刷新了市场纪录，甚至盖过了同期上档的几部好莱坞大片，为中国电影市场的兴旺增添了一把火，促成国产片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

毋庸讳言，这一拨青春片创作在市场上的节节攀高，和全国电影产业新一轮“井喷”式发展的大趋势、大格局，诚然是密不可分的。而这一次青春片小潮汐的来头，也居然是大出人们意表而令人惊喜连连的。一些年轻导演的亮相，尽管对青春类型片给出了有效而创新的开拓，在艺术上也呈现出各自不同的探索意味，但在青春的当代性及其内涵的开掘上以及在思想、文化正能量的凝聚上，则显然尚存在着若干不同程度的问题，而其中有的片子甚至带有若干先天性的弱点，也并未能自外于西方“娱乐至死”风气的裹卷。

《青春派》在思想、文化正能量的提炼上，显然独具一格。该片的主创团队，以其炽热的主体情怀和贴近现实的当代性书写而令人备感亲切。其叙述角度颇为新颖，十分接地气。它描写了“90后”一个高三“留级”复读班里青少年男女学生们平凡的日常生活。影片以丰富多彩的细节见胜，这些细节，无不来自高考的日常生活，既鲜活又独出心裁，仿佛每一个角色都为观众敞开了自己的心灵之窗，呈现出一幅幅励志奋进的青春画卷。

值得着重探讨的是，郭敬明的《小时代》和《小时代2：青木时代》，尽管该两片在暑期档以接近8亿元的高票房而赢得冠、亚军的殊荣，其为电影产业做出的贡献固然值得给予肯定。但是，其叙述内涵与当代主流价值观的抵触以及它们渗透进骨子里的那种炫富拜金的迷狂，竟酿成该片的高端票房却与我们时代主体性文化的生长相撕裂。由此在媒体、学界和社会舆情上引发了一场巨大的争议，使“小时代”成了一个现象级的话题作品。

综而论之，这一度青春电影小潮汐，显然与我们类型片创作意识的苏醒有密切的关系，尊重市场，遵循类型片的创作规律，注重观众的心理期待而将题材细分，以中低成本的格局而在市场上拓展出一片新的天地，值得称道。但是，在以GDP论英雄而偏于浮躁的市场空间里，在创造高端GDP的同时，我们的青春片在锤炼当代性的思想能量以及在美学境界的提升上，则显然还存在着若干问题和不足。有的作品仅仅满足于青春故事的时尚性编织，而对于精神层面亮点的开掘与提升则所涉有限。或者因过分自恋而流于灰暗、扭曲、缺少对未来的憧憬；或过度拔高而沦为浮夸和臆造现实，暴露出伪浪漫主义的病象。

客观地说，这一拨青春片在“全国化”市场上近乎“黑马式”的火爆，显然是难以复制的个案，还存在着某些过度营销的问题，在票房节节攀升的同时，却并不能与影片的艺术水准、文化品位保持一致。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其一，在沿用青春片类型模式时，其出发点大都受到资本的制约而“唯GDP至上”，而独独缺乏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气度和胸襟，有的影片仅仅满足于青春故事如何出噱头、出彩头，而对于青春在融入社会时所遭遇的矛盾大抵浅尝辄止，甚至单一地徘徊在个体角色单恋与失恋的灰色地带；其二，有的影片则耽于物欲、剥离精神，或者浮光掠影地将生活的碎片予以拼贴，或者陷于拜金炫富的泥淖里，又谈何诗意的提升，更谈何时代精神对于主人公个体命运轨迹的濡染或引领；其三，主创者缺乏文化的自觉，并无视改革开放年代历史的真实境遇，竟然将青春奋斗与创业的个体经历，加以脱离生活的信手拔高，将高调的所谓浪漫代替了活生生的现实，由此而沦为臆造与矫情，又怎能让青春回应时代而呈现出其独特的精神华彩。

再深一层言之，不妨打开所谓“全国化”的锁闭视角，而以“全球化”的开放视野来重新打量一番，这正如一枚铜币有两个“面”，翻过来看，则又透现出可以引出思考的另一“面”。由于这一拨青春片在类型模式的运用上，多数是踩着好莱坞的脚印亦步亦趋的（或者竟套用人家的核心叙事桥段），有的甚至出现过分无视现实的拔高或者任意臆造，这就带来了它们在跨界而与世界对话上显得十分弱势而不可被人接受。且看它们在国门之外的市场遭遇吧，特别在美国市场上竟一一遭到冷落和碰壁，颇为令人尴尬而无奈。如《人再囧途之泰囧》《北京遇上西雅图》《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小时代》《小时代2：青木时代》《非常幸运》这六部影片的海外票房平均仅20万元左右人民币。而《中国合伙人》在美国的票房则为“0”，根本不曾排片上档，该片仅在香港和新加坡发行[10]。这一拨青春片在海外如此一张成绩单，委实与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文化尊严难以相称。

结束语：中国电影的前景和希望

——让中华文明顺应时代发展，提升其东方文化主体性的思想能量

面对世界文明的现代性进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讲台上，做出了朴实而真切的表述：“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他还深刻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并展望道：“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11]

中国，作为一个具有五千年璀璨而悠久文明的大国，当今又拥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规模，眼下我们这样的电影及其产业现状，诚然与我们作为现代文明型大国的政治、经济地位是十分不相称的。清醒地面对好莱坞文化霸权的挑战，面对世界性娱乐狂欢无边无际的泛滥，我们无疑需要葆有一种文化的韧性和定力，努力拓展前瞻性的国际视域，让中华文明顺应时代发展，提升其东方文化主体性的思想能量，以实现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对接，在新的起跑线上与世界各民族实现文明的互鉴与和谐。

（黄式宽）

[1] 参见：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2014年3月26日报道：《美影院老板拟推“特价观影日”》，转引自《参考消息》，2014-03-28。

[2] 此处的误写误传，请参见：孙晖、刘汉文、宋嘉薇：《2013年度中国电影产业发展分析报告》之表8：2013年国产影片海外销售排行前十名影片，载《当代电影》，2014（3）。

[3] 以上数据，均由中国电影海外推广公司提供，谨在此致以谢忱。

[4] 参见：“中国电影报”编辑部：《2013盘点——全面深化改革，抓住黄金机遇》，《中国电影报》，2014-01-08。

[5] 马丁·沃尔夫：《看空中国经济向来是愚蠢的》，载2014年3月25日英国《金融时报》网站，转引自《参考消息》，2014-03-27。

[6] 罗伯特·J.塞缪尔森：《中国需要提防“中等收入陷阱”》，载《华盛顿邮报》，2014-03-19.转引自《参考消息》，2014-03-21。

[7] [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202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8] [美]尼尔·波斯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何道宽译，28、30、3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9] ［美］尼尔·波斯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10] 以上数据，均由中国电影海外推广公司提供，谨在此致以谢忱。

[11] 习近平：《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文明冲突”——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载《文汇报》，2014-0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