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我的发展很有趣
● 在格式塔的强化心理培训中我发现：我有一颗破碎的心。
● 一次又一次地经历痛苦，一次又一次让潜意识里的伤痛浮现出来，我的心，奇迹一般地开始愈合。
● 我终于找回了自己生命的意义，结束了30年的精神流亡生活。
● 只有精神的力量可以向生命的极限挑战，才能焕发出超越自然的光辉。
世界上有多少个人，就有多少条不同的人生之路。但是在我们的生命旅途上，也会遇到种种雷同的阶段。了解它们，不能帮助你躲避困难阶段，但是能够帮助你走得更好、更远。因为你知道了可能有什么在等待你，会有所准备。你还知道了苦难是有尽头的，咬咬牙，走过阴霾的日子，就能够享受宜人的风和日丽。
失乐园
我是共和国同龄人。和我的同代人一样，从小浸润在理想主义的意识形态里。我们坚信自己肩负着伟大的历史使命—解救其他国家受苦受难的人民（当然包括美国人民），最终建立一个美好的大同世界。为此，我准备随时奉献自己的生命。在那个年代里，虽然身穿补丁衣服，1960年前后还饿肚子，但是，在我的记忆中，天是蓝的，云是白的，草是绿的，花是红的。我以为，世界上的事情，白是白，黑是黑，清楚且干净。
1966年，我17岁，刚刚开始的“**”，给了我一个难得的机会，让我走出了自幼建造的虚幻的理想乐园，开始面对残酷的社会现实。大串联，走出北京，我第一次发现，原来中国农民生活得那么苦；第一次遇到了讨饭的孩子；第一次看到无上的权力和个人的疯狂举动，可以断送千百万人的身家性命，可以把一个民族推向火海……十年的大动**，把我赖以生存的精神乐园打得粉碎。
因为1966年冬天，我写了一首诅咒江青的诗—《满江青》，因此锒铛入狱。坐在冰冷潮湿的牢房里，18岁的我苦苦地思想，没有了可以为之奋斗的理想，我为什么要活着？我真的好像小说《牛虻》里18岁的亚瑟，发现真实，陷入绝望，百般无奈，痛苦难当。从那时起，我开始了30年的精神流亡生活，30年啊！人生最好的时光。
记得那是1973年，因为中美关系解冻，我读到了尼克松写的《六次危机》（Six Crises）。美国，是一个多么令人神往的国家呀！特别是羡慕他们能够“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自由的媒体，可以监督政府官员的不良行为。哈，总统被人告，也要上法庭为自己辩护。对于在“**”之中，因为说实话，两次被捕入狱成为政治犯的我，那是一个多么让我向往的地方啊！我对人类美好社会的追求，好像又有了寄托。
可是，去美国以前的半年，我看了一部内部放映的美国影片—《噩梦》（Nightmare in Badham County, 1976）。演的是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住在东部的两位女大学生，放了假，开着车去南部游玩。结果，在种族歧视的南部，她们被一个残暴的监狱长捕获。其中的黑人女孩儿被他奸污后折磨致死，白人女孩儿在死亡边缘，偶然机会与家里通上了电话，最终才被救出地狱。影片是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品，和我后来看到的《密西西比在燃烧》（Mississippi Burning, 1988）一样，没有好莱坞影片千篇一律的结尾大团圆的套子，看得我泣不成声。我不敢相信现代的美国社会还有那样的事情发生。而且，正义得不到伸张。那好像是给我心里悄悄升起的希望，当头一棒。
1981年8月，坐在飞往美利坚合众国的波音747上，我咬着牙对自己说：“你是去到人家的国家，为了看看世界、谋求生存。人家的事，和你没有关系，你就省点儿心吧。”我之所以警告自己，是我看了《噩梦》以后，隐约感到，自己恐怕要再一次陷入失望的境地。抵制失望痛苦的最好自我保护是：没有希望。我给自己下了铁的命令：世上根本就没有理想社会，也不许再寻找。
到了美国，生活紧张。学习、毕业、孩子来了、工作、买房子、办绿卡……生活节奏快得令我眩晕，好像没有空闲想事情。我觉得，自己变成了一架疯狂旋转的巨大机器上的一个部件，跟着疯狂地旋转。而且，美国的政治制度，远远不像中国人想象得那样完美。有钱有势的大财团，操纵着国家的命运，为自己谋取利益。因此，每次的总统大选，仅仅有大约40%的适龄人参加。我周围的教授、学者，很少有人去投票。“政治”和“政治家”（politician）在美国绝对是贬义词，使人联想到不洁净之物。当然，最让我失望的还是美国的媒体和法律系统，已经失去了它们原本的社会意义，被人们对于金钱和权力的追逐腐蚀了。这也是为什么，从前苏联赴美的持不同政见作家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Isayevich Solzhenitsyn），在美国住不下去，最终还是搬去了实现了福利社会的西欧。如果你是一个精神追求大于物质追求的人，到了美国，多多少少也会有些失望。
在美国生活的17年间，我有三次莫名其妙地伤心落泪。直到1994年，在克利夫兰格式塔中心（Gestalt Institute of Cleveland）参加的强化心理培训中，我才搞明白那是怎么回事。
第一次，到了美国一年以后，第一个暑假，我和其他四位中国研究生，租了一辆崭新的汽车，去了尼亚加拉大瀑布、千岛湖游玩，然后顺着东海岸，由北向南行，访问沿路的城市，一直开到了华盛顿。在经过纽约的时候，我们瞻仰了自由神像。站在这个美国最壮美的人造景观面前，我不禁热泪滚滚。
第二次，是1984年，在洛杉矶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上，四十多架大型三角钢琴同时演奏，来自全世界，所有不同肤色、不同人种的男女运动员拉起手来，用不同的语言，唱着同一首赞美友谊和博爱的歌曲。我在电视机前观看，竟然热泪滚滚。
第三次，是1991年，电影编导柳元拍摄一部名叫《红卫兵》的大型纪录片，做我的访谈。当柳元先生最后问我：“那你们当年的理想呢？”我愣了，一下子大哭出声，而且乱说着英文加中文的话：“What’s wrong about the dream?（梦想有什么错？）从柏拉图的理想国、陶渊明的桃花源，到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不都是在梦想吗？……”我哭得伤心极了。
你可千万别错以为我是个爱哭的家伙。从小到大，谁都知道我是个顶厉害的“假小子”。动辄就和欺负女孩子的男孩儿打架。被人打疼了，也不哭。就是被“四人帮”抓进监狱的时候，还不忘记和看守所所长、提审员开玩笑、耍贫嘴。受多大的委屈，从来也不落泪。真不懂我那几次是怎么了。
重建乐园
在克利夫兰格式塔中心的强化心理培训中，让我补齐了前半辈子该流的眼泪。我方才意识到，这些年，我一直处在一种被动、压抑的精神状态里。更让我惊异无比的是，我发现，当我在意识层面，彻底否定了人类大同的理想的同时，我把自己的心打碎了。原来，20多年以来，我有一颗破碎的心。这是为什么，看到自由神像—那人类解放的象征，听到全世界的运动员同唱一首博爱之歌，我会伤心落泪。因为它们触动了我的潜意识，那里仍然深深地埋藏着我儿时的梦想，追求人性美好的梦和我的心灵碎片一起，静静地睡在那里，并没有消失。
“也许，这是为什么你一直在研究如何医治有形的心脏？它表达了你无意识中，要求医治自己无形的心的愿望？”我的心理老师意味深长地说。
我想她是对的。从那以后，我彻底放弃了对于心血管系统的研究，开始收拾我那无形的心的碎片。说也奇怪，当我一次又一次地经历痛苦，一次又一次让潜意识里的伤痛浮现出来，我的心，奇迹一般地开始愈合。至今，我的心，虽然还留有疤痕，然而，它是完整的，重新开始跳动。在美国—我的第二故乡，我那颗儿童时代的稚嫩的、被粉碎的心，得到了重生。心的成熟，使我有力量重建了自己的心理乐园。这个乐园，不是在理想愿望的云雾中漂浮，而是结结实实地生长在科学思辨的土壤里。这就是你已经读到的，我关于人类第二次进化和第二次人性苏醒的思想的成熟。我感到了人类发展的前景，促进这种发展成为我的人生目标，我终于找回了自己生命的意义，结束了30年的精神流亡生活，回家了。
真的，比起20年以前，我面前的世界焕然一新。天又蓝了，云在变白，绿草红花又在我的眼睛里，变得欣欣向荣。用一行禅师的话说：
“生命是一种奇迹。”
人生路
近年来，经常有人向我抱怨他的一生如何“倒霉”、如何“不走运”，抱怨命运对他的不公平。可是我仔细看了看周围，恰恰是我的几个处境最难的好朋友，活得神采奕奕。
海南省的《特区展望》杂志2003年第6期，刊登了一篇关于我的朋友廖逊的文章：
廖逊是海南的大名人，省委省政府的高层智囊。“小政府、大社会”改革方案的提出，使他在海南的改革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15年来他在报刊、广播、电视等各种新闻媒体开辟的多个专栏，在各地的多次报告讲演，满腔热情地沟通政府与社会，在上面为下面讲话，在下面又为上面讲话，更使得上上下下，都乐于把他当作一个朋友。
但事业上的成功，并没有给廖逊换来万事如意。多灾多难的家庭，令众多知情者不胜唏嘘。对久病妻子的关爱无微不至，对智残儿子的养育殚精竭虑，对家庭幸福的营造精明计算，以及对自我和社会的不断反思，使这个负责任的男子汉形象格外立体而温情。
……
恋爱10年才结婚，结婚10年才得子，儿子廖也谦终于在1991年姗姗而至。老来得子本是人生大幸，可惜造化弄人，儿子竟在1岁时发高烧抢救不力，停止呼吸长达7分钟，此后反复又抽搐，造成脑萎缩，至今未能完全康复。而且祸不单行，就在救治儿子期间，妻子也被核磁共振检测出了脑萎缩，迄今已逾10年。据医生诊断，母子二人病因不同，儿子经不断治疗还是有希望逐步恢复的，而妻子的病情恶化却不可逆转。经过一系列徒劳的努力，两年前她发展成为早老型痴呆。
从此，廖逊成了家里唯一的“壮丁”。他的社会角色，除了专家学者、行政首长之外，又增加了一个残疾人家属的称号，近年来还当选为海南省残疾人亲友会主席。“其他的社会角色都可以替代，唯有这个残疾人家属无可替代，比如我是孩子他爸，妻子她丈夫！我是他们的唯一。”一家三口两人残疾，即使在全国各省区市的残疾人亲友会主席当中，他也是极为罕见的重灾户。
“生活幸福与否，首先取决于主观意志。”廖逊说，“谁都知道对付逆境和挑战，必须保持乐观向上的情绪。但真正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却不多见。”
“那么，您的方法是什么呢？”
“是三大修炼带来的三大癖好：一是读书成癖，二是运动成癖，三是艺术欣赏成癖。有了这些癖好或习惯，就能铸造成功者的性格，赢得成功者的命运。《四书·大学》上说得好：‘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修齐治平嘛。”
人们通常认为，一个残疾人家属要想成功，需要百折不挠的勇气和持之以恒的毅力。廖逊却认为，更重要的品格还在于“耐心和智慧”。耐心从何而来？是从对明天幸福的信念中来。对明天幸福的信念又从何而来？只有从今天对未来幸福一点一滴的不断积累中来。一方面慷慨无比，随时准备为残疾亲人奉献出一切；另一方面又要精明至极，不断地为迎接明天的灾难和考验积蓄力量。这里的重中之重，是为全家人确保自己身心健康，力求自己事业有成，并不断地做大做强，借此方有能力向残疾亲人提供源源不断的支持，直到他们生命的最后一息。所以他主张残疾人家庭都要“体育立家”。没有持之以恒的艰苦锻炼，“保持身心健康”只是一句空话。
不少热心人向他建议：与其活得那么累，不如解除婚姻、娶个年轻的妻子，再一起尽家庭义务。廖逊说：“绝对不行，撇不下她。我的心没那么狠，受不了那份良心折磨。与其像那些傻瓜那样过后再忏悔，不如从一开始就问心无愧。”
这个问题想透了，便一通百通。接下来，廖逊调整自己的人生目标。从此放弃官场升迁的期望，闭门谢客、息交绝游，一心一意地埋头治学，挣钱养家。顾虑到病人的敏感心理，无论工作中有多大的烦恼，廖逊也绝不带回家，绝不在妻子面前叹气。和谐安宁的家庭气氛是廖逊最大的要求。“家庭气氛一旦搞坏了，人人都不愉快，我是唯一的责任人，烦恼会比别人多十倍。那还不如再大方一点—全家的烦恼一人扛。”
他竟还发现，家庭与事业兼顾，原来非常容易。廖逊深有感触地说：“也许中国的妇女，是世界上最容易满足的妇女。只要我生活在她的视野范围内，不管我是在写作，在读书，在锻炼肌肉块，还是给孩子补习功课、讲故事，干什么都行。每当我扭头看她，她总是抱以甜甜的微笑。我发现自己就像一个杂耍演员，在她的激励下，能耍三顶帽子就能耍四顶、五顶、六顶……直到二十顶，人的潜力真是无止无境。那么多的课程，那么多的专栏，我一次都没有耽误过。”
是的，无论是在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还是在“一校两院”，他的阅读量、写作量都比多数人高许多倍，锻炼身体的时间也比别人多得多，可以说是全面丰收。对此他总结道：“看来残疾人家属的最宝贵品德，还是智慧。我要不是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长期保持零内耗，绝对读不成这样多的书刊，干不成这样多的工作，生活得这样丰富多彩，命运让我占大便宜了。”
……
读着廖逊的话，我的眼睛潮湿了。在真实的生活中，他才是真正的强者。面对所有的苦难，他用自己最强大的武器—爱，赢得了亲人和自己的幸福生活。我们是英雄时代养育出来的人。如果遇到需要我堵枪眼、扛炸药包的时候，我想我也能冲上去。可是，面对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无穷尽的磨难与无奈，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能力，像廖逊一样，如此顽强地创造幸福与欢乐。在这里，我怀着深深的敬意，祝福廖逊和他的家人。并且想告诉他，有了烦恼，请不要总是“一人扛”。如果我能为你分担哪怕一点点，将给我增添快乐。
我的另一位朋友金伯宏的生命历程，也是一个奇迹。
你参观过坐落在北京南郊的“世界公园”吗？园内仿制了法国、埃及、美国、墨西哥、日本等四五十个国家的代表性景观，让没有机会周游世界的中国人，能够透过这个窗口，想象一下外面的世界。世界公园是伯宏的心血之作。从1990～1993年，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努力，公园终于完工了。开园展示的前一个星期，伯宏去河北曲阳催促凯旋门上的雕像。在返回北京的高速公路上，悲剧发生了。一场车祸，几乎要了伯宏的性命。死里逃生的他，经受了常人难以想见的巨大痛苦，好不容易从死神手里挣脱出来，却落下了终生的高位截瘫。不但永远坐在轮椅上，而且，连手和手臂统统变形，失去了功能。身体直立的时间稍稍久了，头脑会极度缺氧，立即需要平卧。
金伯宏曾经是个俏皮、快活、充满生命力的人。我认识他，是在1970年的一次郊游。我们刚上山，就遇到一场暴雨，还没等我们找到避雨的地方，太阳又出来了。有人在抱怨老天爷恶作剧，可是伯宏竟扯着嗓子，大声地唱起《我的太阳》：“啊，多么辉煌，灿烂的阳光！ 暴风雨过去后，天空多晴朗……”
伯宏曾经是个出色的摄影家，照相、洗相，永远是马不停蹄地到处跑。他的舞跳得好，钢琴也弹得不错，而且特别好客。“**”期间，我们这些“黑帮子弟”都没有了家，常常聚在伯宏的家里唱歌、玩耍。到了开饭的时候，伯宏的父母总要留我们吃饭。老阿姨烧的南方菜，让我觉得回到了自己的家。伯宏也是1981去美国读书的。他在纽约的家，又一次成了朋友们的“接待站”，总是宾客络绎不绝。这样一个好动、勤快、好热闹的人，车祸以后，瘫在**了，日子可怎么过呀？
1993年，我的头也在美国被砸伤了。回国探亲的时候，正赶上伯宏出事。我去医院看望他，真的惨极了。我回到美国以后，眼前还总是浮现他躺在病**的影像，真的让人心疼。
1998年，儿子方方上大学了，我即刻回国。再看到伯宏的时候，他真的让人不可思议。伯宏又活过来了！而且活得有滋有味的。他写了四本书了，十几篇短篇，用仅仅能动的两个手指头，在电脑上戳的。还办了一个网站，名曰“收藏家”，专门为喜好文物收藏的人们，互相欣赏、交换买卖而用。伯宏居然是网站总编，忙得不可开交。他每周还要去买东西，参加朋友聚会，支持残疾人事业……天哪，他比身体完好无缺的人还忙活。他可是连汗都出不来，随时都能够因为低血压、低血糖死过去的人呀。他是怎么创造了自己的幸福生活，而且还在为他人带来幸福和欢乐的呢？
在金伯宏写的《一个中国摄影家在美国》一书的最后一段，我找到了答案。他写道：
我终于又能做点事了，我像获得了新生一样高兴。
经过这几年的磨难和拼搏，我深深感到生命在自然的力量面前极其短暂、微小和脆弱，只有精神的力量可以向生命的极限挑战，才能焕发出超越自然的光辉。
我坚信，有了这样的精神力量，我们能够把中华民族推向辉煌，能够拯救人类，同样能够为我们每个人创造永恒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