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国关系:竞争趋强不确定性增多
2016年大国关系依然在竞争与合作的框架下运行,但一些大国之间的竞争与博弈趋于激烈,一系列新的因素的出现,致使大国关系的走向与前景充满了不确定性。
就大国合作的一面看,2016年中美两国元首3次会晤,继续保持了高层对话与磋商的势头,特别是在G20杭州峰会期间,中美两国达成35项合作成果,中美在气候变化、国际反恐、抗击威胁人类的传染疾病等问题上的合作也得到进一步加强。中日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2015年以来缓和的势头,2016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G20峰会闭幕后举行了双边会晤,这是近一年半以来的第一次。11月,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24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应日方请求,习近平主席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作了简短交谈。因乌克兰问题和叙利亚问题而处于尖锐对抗状态的美俄关系仍处可控范围。在乌克兰问题上,俄罗斯实现了从乌克兰问题参与者到乌克兰内战调停者的重新定位;在叙利亚问题上,美俄也曾一度达成停火协议;美俄之间的高层磋商依然得以维系,在G20杭州峰会期间,普京与奥巴马围绕叙利亚和乌克兰局势问题,举行了一个多小时的会谈。
在主要大国依然能够保持高层交流与不同程度合作的同时,大国竞争的一面在2016年显著上升,其突出特征就是这种竞争越来越表现为军事领域的对抗与较量。
从美国方面看,2016年围绕由菲律宾前政府挑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以及中国在拥有领土主权的岛礁上进行建设工程,美国以所谓“航行自由”为借口,频频派出包括作战飞机、宙斯盾驱逐舰、斯坦尼斯克号航母战斗群等进入我国南海新扩建岛礁相邻海域进行所谓“巡航”,在推动南海问题多边化、国际化的同时,进一步推动南海问题军事化,以此向中国施压。2016年7月,在美国的积极推动下,美韩宣布将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由于该系统的X波段雷达能将中国华北和华东地区乃至渤海、黄海和东海的弹道导弹发射都置于监视之下,因此,该系统一旦建成,将严重破坏中美之间的战略平衡,威胁中国的安全,并在根本上危及中美两国的战略稳定性。另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动向是,美国试图在军事上打台湾牌。2016年年底,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美国国会通过的《2017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该法案明确要求开展美台高级军事交流,且这种交流每年至少应进行一次,并应在美国和台湾两地进行,交流层级应包括部队中现役军官及助理国防部长或以上级别的文职官员。这是美国首次将对台军事交流写入法案,虽然该法案不具法律约束力,但一旦实施,将突破目前美国现役军官与助理国防部长不得访台的限制,严重动摇中美两国的政治基础。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涉及中国核心利益。中国坚决反对美台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反对美国对台军售,这一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针对俄罗斯,美国也进一步强化军事部署,除了频频举行军事演习外,美国增加了驻东欧的作战部队,计划在2017年把用于欧洲的防卫开支翻两番。美国主导下的北约正式启动波兰境内的美制导弹防御系统,并首次在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东部部署军队,这是“冷战”结束以来北约最大的一次兵员调动。
日本的军事动向同样引人注目。继2015年日美签署新安保法案,突破其长期奉行的“专守防卫”政策后,2016年,日本陆上自卫队基于相关法案正式启动所谓“驰援护卫”训练。在美韩达成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之后,日本防卫省也加快了引进美制“萨德”反导系统的步伐,美日韩三国反导联盟日益成形。2016年年底,日本内阁会议通过2017年度财政预算,其中国防预算比2015年增加710亿日元,达到创纪录的5.13万亿日元,自2012年安倍晋三再次出任首相以来,这已是日本防卫预算的五连涨。国际舆论普遍认为,安倍政权在扩军道路上的暴走完全是针对中国。
从2016年世界政治的走向及大国关系的特点看,未来一个时期大国关系的不确定性将明显上升。其原因首先是国际权力结构继续发生深刻变化。在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逐渐缩小与美国差距的情况下,以维护世界霸权为首要目标的美国,必然会有针对性地调整战略,加大遏制中国的力度,甚至不惜为此踩踏维系中美关系的底线,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的《2017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所释放出的正是这样一个危险信号。而另一个东亚大国日本,拒不反思其侵略历史,妄图破坏“和平宪法”,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马前卒,预示着未来中日关系的走向不会一帆风顺。其次,国家决策者的因素也不容忽视。这其中,毫无从政经历、在特质与理念上与传统美国总统迥异的特朗普当选,无疑是影响大国关系走向的最大变量。从其在竞选期间频频向普京示好、公然打破美国外交禁忌与蔡英文通电话、任命对华强硬派担任内阁关键职位、在分担防务费用问题上频频向美国盟国施压等一系列政策宣示看,未来中美关系、美俄关系,以及美欧、美日同盟关系将发生何种变化,令人难以预料。从日本看,在2016年7月日本参议院大选中,自民党实现单独控制过半数议席,主张“修宪”的势力也获得了三分之二以上的议席,特别是自民党修改党章将总裁任期最长由“两届6年”改为“三届9年”基本已成定局,为安倍连任三届党总裁开了绿灯,安倍有望在2018年大选中再次当选首相直到2021年,这将进一步巩固安倍的政权基础,为其推行包括“修宪”在内的右倾化政策提供有利的条件与充足的时间。此外,2017年,欧盟内的主要国家法国、德国、意大利均进入大选年,这些国家的民粹主义右翼政党正摩拳擦掌试图乘势上台。尽管一般认为这些国家的主流政党势力较强,民粹主义政党难以成功,但在2016年一连串原本不被看好的小概率事件意外成真的大气候下,这些民粹主义政党上台的可能性也绝非是零概率。无疑,上述这些因素都将为未来一个时期的大国战略走向与大国关系演变带来不确定性,进而对国际关系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