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中国成立后的语气词研究[35]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语气词研究成绩巨大，这体现在几个方面：①成果数量多。据我们初步统计，论文300余篇，这中间相当一部分非常优秀，或注重语言事实的揭示，或侧重理论的阐释；专著8部，这还不包括一些涉及语气词的其他语法著作。②研究队伍比前一时期壮大得多，很多在语气词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如胡竹安、江蓝生、曹广顺、孙锡信、吴福祥、杨永龙等。③研究领域比以前有很大拓展。从时间的角度看，汉语史每个时段的语气词都有了较深入的研究，溯源的研究尤其显著（包括两方面：语气词的形成；语气义的发展变化及不同时代的词汇兴替等）；从地域的角度看，大多数方言的语气词都有了较好的描写；有些还注意方言史的语气词的发展演变。从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来看，大多数语气词的语法和语用功能都有了较准确的揭示。在理论和方法上也不乏称道之处，学者们不断借鉴国外的优秀成果、经验、理论等，同时充分结合汉语事实，对某些语言现象的解释尤有说服力。另外，很多学者开始关注相关语法范畴之间的关系，如语气副词（或称情态副词）、助动词等与语气词的关系、功能分布、隐现条件等，以及语气词的韵律特点、与语调的关系等。

以下我们分时段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语气词研究（主要是先秦至唐五代，宋代以后的略有涉及）作一番梳理和评介。

（一）先秦至西汉语气词的研究

首先简单谈谈语气词的起源。在《今文尚书》和《诗经》等最早的传世文献里，都已经有了语气词。那么语气词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换句话说，现今发现的最古的文字资料殷墟卜辞里是否有语气词？

李学勤首先认为卜辞中“拟（抑）”和“执”是语气词[36]，后来裘锡圭支持李的说法，并认为句末的“抑”和“执”如果不看作语气词，辞义绝大多数讲不通，而看作语气词就文从字顺了[37]。裘锡圭的学生沈培[38]、张玉金[39]也相继赞同裘锡圭的观点；杨逢彬更认为卜辞中有四个语气词：惠、隹、抑、执[40]。

反对者主要有陈炜湛[41]、朱歧祥[42]等。他们认为句末的“抑”和“执”大部分都是名词或动词，而不是语气词；特别是朱歧祥还认为“抑”应释为“奴”，为名词。

上古汉语语气词研究的文章不是很多，除了前面提到的几篇讨论语气词起源的文章外，较有代表性的有张振林《先秦古文字材料中的语气词》[43]、郭锡良《先秦汉语语气词初探》[44]、钱宗武《〈今文尚书〉语气词的语用范围和语用特征》[45]、刘晓南《先秦语气词的历时多义现象》[46]、裘燮君《先秦早期不同文体文献在语气词运用上的差异》[47]、赵振兴、顾丹霞《〈周易大传〉语气词的语用功能考察》[48]、李宗江《试论古汉语语气词“已”的来源》[49]、谷峰《从言说义动词到语气词》[50]等，另外有一组探讨语气词连用的文章和一组讨论疑问句尾“为”字的文章。

张振林《先秦古文字材料中的语气词》以出土的古文字材料为基础，讨论语气词的产生和发展，得出的结论有几点值得我们注意：①商代还未有语气词，语气词是从西周开始产生的；②语气词的产生是由少到多的，有的声音与用字同地域有关系，有的则与地域关系不大；有的经历长时间声音有所变化，有的则变化不大。③语气词的每一次发展并有了文字记录，都刚好在偏旁的每一次发展时或稍后一点，说明语气词的发展，同文字表现能力发展有关；④今天所见的《易》《书》《诗》中的许多语气词，不见于商、周、春秋的古文字材料，看来都可能是春秋末经战国、秦、汉，不断在传授、解说、修改、润色中掺进去的。裘燮君受张振林的影响，考察了先秦一些不同文献里语气词的使用情况，他把材料分为记事性诗体类、歌体类、记事体类、诰命、誓词体类、议论体类、史传体类，认为不同体裁的文献里语气词的使用具有不划一现象。

不同体裁的文献里语气词的使用肯定有差异，但是这种差异有多大还需要深入探讨。另外，语气词的使用还受作者（撰写者）风格的影响。最近，孟子敏撰文从话语功能的角度把句子分为交流句与非交流句，他认为非交流句不带语气，所以也很少使用语气词；交流句才带语气词。[51]孟氏的论证过程和观点当然还有值得商榷之处，我们也特意撰文作了批评，但是他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观察视角。

郭锡良《先秦汉语语气词初探》也认为语气词是西周时期才产生的，并对语气词逐个作了分析，比较准确；特别是对“耳”和“尔”的分析值得我们注意。大多学者把“耳”和“尔”的语气功能看作是同一的，即限制语气，郭锡良却否定这种观点，认为“尔”和“焉”都是表示提示语气，不过“焉”提示的是事实，而“尔”提示的是情状，至于“耳”却是“而已”的合音，表限制。这篇文章最引起我们兴趣的是提出了语气词的单功能说：“汉语的语气词是单功能的，任何一个句尾语气词都是表示某一特定语气的。一个语气词在不同类型的句子中所表示的语气可能有某些变化，但是它所表达的基本语气应该是固定的。”刘晓南《先秦语气词的历时多义现象》赞同郭锡良的观点，同时认为先秦也是一个历时过程，其间语气词“新的功能逐渐出现，旧的功能逐渐转移、消弱或消亡，新旧交织，并都在文献中留下痕迹，层层积累，不同层面的单功能往往经由其历时性积淀而显出多功能特征”。

单功能说到底具有多大解释力还需要证明，目前很多学者仍然持的是多功能说。句子的语气固然不能看作是语气词的功能语气，但是汉语的词汇绝大多数都是多义的，用法一般也不限于一种，语气词意义虚无，表达的是说话人的主观语气和情绪，那么语气词的语气义是否就是单一的呢？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研究。

钱宗武《今文〈尚书〉语气词的语用范围和语用特征》对今文《尚书》里的语气词作了深入考察，结论较可信，论文成果后来在他的专著《今文〈尚书〉语法研究》[52]里也有所体现。整个西周金文里只有四例“哉（才）”，也未见其他语气词，而到了今文《尚书》里，“哉”达到了100余例，并出现了“也”等其他语气词；所以考察今文《尚书》里的语气词就显得颇有价值。当然钱宗武的分析也有值得再探讨之处，如他认为“焉”字都是语气词，实则如“为坛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尚书·金滕》）句中的“焉”仍是指示代词。赵振兴、顾丹霞《〈周易大传〉语气词的语用功能考察》则尝试从语用的角度来分析《周易大传》里的语气词，不失为一种思路，不过他们认为兼词“焉”源于语气词“焉”，似值得商榷。谷峰《从言说义动词到语气词》对语气词“云”的衍生过程和机制论述颇为精当。

此外如向熹《简明汉语史（下册）》[53]对上古以来的语气词也逐个作了分析，较准确；对某些语气词还指出了来源，只是限于体例而没有具体去分析。

有关语气词连用的一组文章包括：赵长才《先秦汉语语气词连用现象的历时演变》[54]、朱承平《先秦汉语句尾语气词的组合及组合层次》[55]、杨永龙《先秦汉语语气词同现的结构层次》[56]、时兵、白兆麟《从合助助词再论古汉语语气助词的功能》[57]等。

赵长才《先秦汉语语气词连用现象的历时演变》指出先秦汉语语气词连用现象经历了由产生、发展、**、衰退的过程，这一过程与社会的发展有关，也与作家个人的语言风格有关。朱承平《先秦汉语句尾语气词的组合及组合层次》则对语气词的组合层次、规律进行了探讨，指出不同语气的语气词连用时，一般是陈述语气词放在疑问语气词或感叹语气词之前，疑问语气词放在感叹语气词之前。杨永龙《先秦汉语语气词同现的结构层次》进一步总结了先秦汉语语气词连用的位序：焉〉而已〉耳〉也〉矣〉乎〉邪/与〉哉/夫；陈述语气词〉疑问语气词〉反问/感叹语气词。并认为有几个制约因素：层次制约、语义制约、句类转换制约。时兵、白兆麟《从合助助词再论古汉语语气助词的功能》在文中提出古汉语助词合用的三条原则：①传信助词合用是由弱至强的连锁排列；②非同型语气词合用是由易至难的排列；③处于同义层次的语气词不能合用。李宗江《试论古汉语语气词“已”的来源》主要是探讨语气词“已”的来源的，但是他也对先秦语气词连用进行了分析，并指出朱承平认为的语气词连用规律的一些例外其实不是例外，先秦除了语气词连用外，另有一类复合语气词（二音节或三音节）。

关于疑问句尾“为”字，在十年动乱前也有零星的讨论。《中国语文》1979年第6期发表了朱韵申的《关于疑问句尾“为”》，提出了“为”字动词说；1980年第5期又特意刊登了一组四篇关于“为”字的讨论文章，如洪成玉、廖祖桂的《句末的“为”应该是语气词》、王克仲的《略说疑问句尾“为”字的词性》、徐福汀的《“何以……为”试析》、廖振佑的《也谈疑问句尾的“为”》等，他们提出了一些形式标准，如，一些句子去掉“为”就不成句、有无“为”字句子的语气不一样等，反驳朱运申的观点，坚持“为”字语气词说。从那以后，“为”字语气词的观点慢慢为大家所接受。《中国语文》2000年第2期发表了张儒的《也说疑问句尾“为”》，2003年第5期又发表了贾齐华的《疑问句尾的“为”词性演变探略》，贾文对“为”字进行了溯源，讨论了“为”从动词到语气词的语法化环境及过程：“何以……为”句式中的“何”和“为”原本是动宾组“何为”的分拆，“为”是动词，后来随着“何以……为”内部构成成分的变化逐渐形成了“何+动+为”句式，“为”的词性也随之发生了从动词到介词的演变，并最终虚化为语气词，这是“何”与“为”的远距离间隔、“何”的表义功能多样性、“为”的特定位置等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同年还有龙国富的论述[58]。从对“为”字的讨论可以看出，我们对语言本质的认识在一步步深化。

总的来看，这一时期古汉语语气词研究的成果数量不是很多，但较有深度，对问题的讨论也常常能触及问题的本质。研究者素养的提高是一个主要原因，新的理论、方法的引入为古汉语语气词的研究提供了活力。不过这一时期的语气词研究也呈现出这样一个特点：共时描写分析的文章多，而历时分析、解释的文章较少；虽然某些共时角度的文章中间也不乏历时考察，但像贾齐华《疑问句尾的“为”词性演变探略》、李宗江《试论古汉语语气词“已”的来源》、谷峰《从言说义动词到语气词》这样深入探讨语气词来源、演变途径的文章却不多。

历史语法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呢？吴福祥从一般历史句法学角度作了分析，他认为：“汉语历史语法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要通过汉语语法演变的描写，揭示汉语语法演变的机制、动因和规律，所以汉语历史语法研究最终还是应该以语法演变的研究为重点。”[59]从这一角度来看，上古汉语语气词的研究特别是历时发展演变的研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因为一些语气词的来源以及形成的机制和动因现在还不是很清楚，有关发展演变的规律也亟须总结。

（二）东汉魏晋南北朝语气词的研究

以前学界对这一时段的语气词关注较少，成果也不多。依个人管见，大概有以下原因：绝大多数中土文献仍以文言为主，语气词也直承先秦、汉，虽然有所发展，但是变化不大；白话里出现了几个新语气词，但是新的语气词系统这时还没有形成。正因为这一时期的语气词缺乏鲜明的个性，所以往往难以引起研究者的热情。但是，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利用佛经材料来研究中古汉语的语气词，发掘出了一些新材料、提出了一些新看法，这些都有较高价值。如朱庆之对汉文佛典里的语气词“那”进行了考察分析，认为中古的语气词“那”其实是“耶”的异文，“那”是唐代以后才有的疑问语气词[60]。不过朱文后，很多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如柳士镇[61]、方一新、王云路[62]、曹广顺[63]、蒋宗许[64]等仍认为语气词“那”起源于中古，并提出了种种理由；特别是蒋宗许《语气词“那”考索》指出：语气词“那”产生于汉魏口语之中，应用于对面陈说的场合里；在句尾表惊叹或疑问；表疑问时，一般是无疑而问，以疑问的形式印证自己的识断和推测。刘坚等还认为“那”是“尔”到“呢”的中间形式之一[65]。

此外，如高列过探讨了佛经中的疑问句语气词与同时期中土文献疑问句语气词的不同，指出了佛经语言的特殊性。[66]蒋冀骋、龙国富则研究了中古译经中尝试态助词“看”的产生与发展演变。[67]关于语气词“看”的研究，起始于陆俭明[68]，结果引起了一些学者探源的兴趣，如劳宁的《语助词“看”的形成时代》[69]、心叔的《关于语助词“看”的形成》[70]、蔡镜浩的《重谈语助词“看”的起源》[71]、吴福祥《尝试态助词“看”的历史考察》[72]等，他们把语助词“看”的形成往前推直至中古，资料可信，并对“看”的形成过程作了具体描绘。如吴福祥在《尝试态助词“看”的历史考察》中说道：“‘看’由动词到尝试态助词的演变是从词义变化开始的，由表示视觉动作的‘瞻视’扩大使用范围，抽象成一切用感观测试的动作，这种词义变化促使‘看’的组合关系、语法功能发生相应变化。”再如梁银峰对表事态和祈使语气“来”的研究[73]等。

中古汉语语气词研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龙国富的专著《姚秦译经助词研究》，该书用了三分之二的篇幅来讨论语气词（包括事态助词和尝试态助词）。书中指出姚秦译经的语气词有三个特点：①语法功能专业化；②新兴语气词出现；③语气词的数量大大减少。该书注重姚秦译经语气词的语法功能、产生及发展变化的原因和机制，虽然某些地方不乏粗糙处，却不失为一部较好的助词研究的专著。该书有两大优点：①材料新。专门以佛经材料为语料进行语法研究的专著寥寥可数；佛经材料却有着特殊性，一方面口语程度较高，还夹杂有方言等因素；另一方面在翻译时必然受梵文影响，可看作是一种非自然产生的独特变体。研究佛经的助词确实能看到很多新的语言现象，如书中对“看”“为”“时”等的分析。②较好地利用了语法化、认知语法等理论，该书属于专书语法研究，却不局限于姚秦译经，能够上联秦汉、下推隋唐，对助词的发展演变研究较有说服力。历时语法的研究重在探讨语法现象发展演变的规律，该书有些结论可以商榷，不过从本书可以看到龙国富在这方面的努力。

此外如语气词“也”，在上古汉语中主要表静态的肯定和判断，但是到中古时期，又可以用来表动态的判断和说明，与“矣”有点相似。关于“也”的这一特点，已经有很多学者作过探讨，最近陈前瑞对这个问题作了很好的解释[74]，我们后面还有介绍，此处不赘。

（三）唐五代语气词的研究

在汉语史分期中，唐代是争议最大的一个时期，或划入近代汉语,或归入中古汉语。有争议源于这一时期的特殊性：承上启下，语气词的发展演变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在下面的综述中，我们不拘泥于汉语史的分期，凡是有关唐五代语气词的，都将择重点进行介绍、分析。

曹广顺《近代汉语助词》共研究了“了”“来”“去”“生”四个事态助词和“聻”“那”“在”“里”四个语气词[75]。曹的研究非常务实，材料选取得当，加上能够有意识地联系整个语气词系统来考察，结论大多可信。曹的另一个优点就是注意语法格式。语气词的产生、发展、消亡都是在一个个语法槽里完成的，单个、静止地看一个语气词，有时会得出一些错误或片面的结论，从语法格式来考察语气词，就较有说服力。惜乎本书只是一部分语气词的研究，从书中亦不能看到近代汉语语气词的全貌。

孙锡信《近代汉语语气词》是一本探讨近代汉语语气词源流方面的书。该书分唐五代、宋元、明清三个时期，对近代汉语语气词的产生、发展、消亡作了较好的概述，并且常常能上溯上古、中古。该书最大的优点就是具有较强的系统性，从该书大致可窥近代汉语语气词的全貌。不过，该书也有不足之处：分析语气词时，附加了很多句式义在上面，结果导致概括的语气词的语气义过多，随举一例：“与此同时，‘者’的用法也相对集中了，‘者’可用于表示命令、要求、吩咐、商酌、希望、声明、申诉等多种语气。”[76]“者”的用法集中了却仍然有这样多的语气，这不能不让我们怀疑这种概括的准确性。另外，对语气词衍生与演变的机制揭示不够。

罗骥《北宋语气词及其源流》属于断代语气词研究，主要描写北宋的语气词，不过也常常联系唐代。[77]能将断代描写与溯源有意识地结合起来，也算本书的优点，因而也具有一定的历时研究价值。

另有很多论文我们不拟一一分析、评述，下面讨论几个研究较多的语气词，有关成果也有选择性地予以介绍。

关于语气词“吗”，学界有较多讨论。“吗”的来源大家一般都赞同王力的说法：无→麽→吗。[78]但是“无”在什么时候开始用作语气词，唐代中与“无”相似的“不”“否”是不是语气词？这些问题大家的看法却不尽相同。伍华考察了《祖堂集》，认为“不”“无”“否”“摩”都是语气词[79]。孙锡信却认为只有“无”演变成了“麽”才完全成为语气词[80]。问题的关键在于句末“无”字的虚化程度。钟兆华从韵文用韵的角度入手，指出唐代韵文中疑问语气词“么1”属果摄，拟音为［muo］，也可用“磨”“摩”“末”等来表示，并认为“么1”的使用可以上溯到初唐。到宋代，从语气词“么1”分化出“么2”，语音发生了变化，为［ma］。“么1”与“么2”的读音及功能都不相同，［ma］的出现正是“吗”出现的基础[81]。吴福祥把句式的变化和词汇的虚化结合起来考察，认为“麽”的产生肇端于反复问句“VP-neg”式中否定词（neg）的虚化以及由此造成的“VP-neg”式的分化，时间可以追溯到东汉。他认为东汉至宋的“VP-neg”式语义上应分为反复问句和非反复问句，前者的“neg”（不1）为否定词，后者的“neg”（不2）为语气词。“无”在六朝以后进入“VP-neg”式，“无”同样有两个，即“无1”（否定词）和“无2”（语气词）；唐初，“无2”蜕变为“麽”[82]。吴福祥的说法有较大解释力，不过有一点他没有论述清楚，如果在汉魏时期，“使君谢罗敷，宁可共载不”（《陌上桑》）中，“不”已经虚化成疑问语气词，那么到南北朝时，否定词“无”怎么能够进入“VP-neg”这一格式？倒过来说，否定词“无”能够进入“VP-neg”这一格式，不正说明“VP-neg”中的“不”还是否定词吗？或许“不”的虚化程度还不够高，使用者还看作否定词吧，即存在形义矛盾？最近，杨永龙也对“吗”的形成作了理论的探讨，他认为从“无”到“吗”的这一语法化过程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无”的语义泛化（generalization），二是“VP无”句式的主观化（subjectivization）[83]。对于东汉以来句末的“不”，俞理明[84]、遇笑容、曹广顺[85]、龙国富[86]、朱冠明[87]等都有很好的分析，并提出了一些有效的鉴定语气词“不”与否定词“不”的方法。俞理明还认为“不”从副词向语气词的发展有限度，所以最后也没有完全发展为语气词，至于其中的内在原因他也没有完全解释清楚。

语气词“时”也有不少学者讨论过。艾皓德分析了“时”字的使用情况、语法功能及历史演变，肯定了“时”字的语气词用法，并认为主要见于元末明初，到了清代，“时”字慢慢实化了[88]。艾皓德的观察大致正确，但是我们认为清代“时”字慢慢实化的说法值得商榷。对“时”字语法化过程论述最清楚的是江蓝生。她详细分析了时间词“时”和“後”语法化的句法环境和内部机制。“时”语法化开始于唐代，大致途径为：① VP时≈VP,② VP时＝VP，③ NP时＝NP。江蓝生同时指出在汉语假设助词系统发展的历史中，曾有时间词加入，并且这种“时间助词→假设助词”的演变还具有语言共性[89]。江蓝生对近代汉语语气词的研究颇有创获，结论大多可信。后来龙国富更将语气词“时”的产生提前到了魏晋[90]。

语气词“呢”的来源也讨论得比较多。吕叔湘认为“呢”即“哩”之变形，而“哩”又源于“在里”[91]。太田辰夫认为表示承前疑问、疑问强调的“呢”来源于五代的“聻”，“那”的一部分用法与“呢”相同[92]。王力认为“呢”的最初来源是“那”，另一来源是“哩”[93]。另外曹广顺[94]、江蓝生[95]等也对“呢”字及与“呢”相关的语气词作了研究。相对来说，参与讨论的学者很多，但是分歧不是很大，很多材料都是在互相论证、补充，后来杨永龙对“呢”字的研究作了归纳总结，认为：“特指问的‘聻’很可能就是六朝以前的‘尔’……历史上‘焉、底’都是既作疑问代词，又作指示代词，但‘这样’与‘怎么样’毕竟不是一回事，二者是如何转换的，还须要进一步论证。”[96]

另外，如各方言的语气词研究成果也很多，据我们统计，有论文60余篇，专著1部[97]，此外还有一些各地方言语气词的论文集，还有很多成果散见于各方言语法专著。已有的研究方言语气词的论文，大多是从共时的角度进行描写、分析，不过也有一些学者注意从历时的角度对方言的语气词进行探源、比较，甚至将方言与汉语史相结合，如梅祖麟、邢向东[98]等人，这就弥足珍贵了。

（四）成绩与不足，当前的研究课题[99]

现代科学一个最本质的特点就是把复杂的问题化成一个个简单的小问题，然后对每个小问题再进行具体细微而深入的研究。从这个角度来看，自《马氏文通》出版以后的语气词研究，无疑是符合现代科学发展的，而壮观的研究队伍、相当数量优秀的专著、论文也昭示着这是一个硕果累累的时期。目前为止，汉语绝大多数语气词都有了一定的研究，很多还相当深入。随着研究的进行，我们对语气词的功能、发展演变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

百余年来的语气词研究可以用这样几句话来概括：描写比较详细充分，特别是溯源，绝大多数语气词的发展轨迹已较清楚；随着描写的深入，功能解释开始并重；理论建树也大有起色，部分学者尝试着去构建汉语语气系统；还有部分学者开始关注语气词的类型学特征，以期反作用于普通语言学。

但是成绩的背后，汉语语气词的研究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这些不足，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我们研究的瓶颈。克服这些瓶颈正是我们当前研究的课题。

1.加强语气词语气义的概括研究

如前所述，汉语语气的研究大致包括了语气（mood）和情态（modality），而语气词的作用，较一致的看法是表达语气；但是汉语中有多少种语气，具体某个语气词表达什么语气，分歧就较大了。关于语气词的语气功能，现在学界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是以郭锡良《先秦汉语语气词初探》[100]为代表的单功能说；另一种是一些学者却持多功能说，比如吕叔湘：“语气词和语气不是一一相配的。一方面，一个语气词可以用来表示不同的语气。一方面，同一语气可以用不同的语气词。”[101]或者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多功能说，但是在概括语气义时却是这样操作的，如孙锡信：“‘咱’的用法可概括为：①命令；②要求；③劝诱；④申说；⑤感叹；⑥反问；⑦呼语。”[102]

在具体的语气义概括上，很多学者做了很多工作，如陆俭明[103]、胡明扬[104]、徐晶凝[105]等，但是事实是很多语气词的语气义目前都没有定论。相对来说，现代汉语是活语言，有形式和语感的支持，语气义的概括就要比古代、近代汉语成功，如对“吗”“吧”“啊”“呢”等的语气义概括就大致反映了汉语实际。而古代、近代汉语语气词的语气义就概括得不尽如人意了，如“也”“者”“来”“呵”等有多少种语气，学界就有点各执一词。语气词语气义的概括不好有客观原因，即语气词意义空灵，不容易把握；也有主观原因，即我们对语气词的功能认识不够，研究方法和理论有欠缺。另外，不同学者在概括语气义时持的标准不一，还有一些人不知不觉把很多句式义当作语气义去了。比如古汉语的“也”可以出现在疑问句中，如“追我者，谁也？”（《孟子·离娄下》）一些学者就认为“也”可以表疑问语气，实际上所谓疑问语气只是句式的语气，而不是“也”的语气。

总的来说，加强语气词语气义的概括，既要注重共时平面上的功能分析，也要注重历时平面上的发展演变。而研究的深入不光需要发掘新的材料，研究方法、理论的革新进步也很重要。

2.加强语气词发展演变的研究

语气词的发展演变研究包括四个方面：①语气词的起源；②单个语气词的历时发展演变研究；③各个时段（上古、中古、近代、现代汉语）的语气词更迭、系统的变化研究；④汉语语气词发展演变的规律、机制的研究。

（1）关于语气词的起源，学界一般都认可王力提出的“春秋发生”说，但是并不是说没有争论，如前面提到的甲骨卜辞中的“抑”和“执”是不是语气词？如果“抑”和“执”确认是语气词，那么“春秋发生”说恐怕就得提前为“殷商”说了，一些学者提出了一些反对意见，但是由于历史资料的缺乏，现在没有定论。

（2）关于单个语气词的发展演变，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大部分已比较清楚，但是还有一些来源不明或者演变过程不是很清楚。历时研究需要对语料进行鉴定以及对语法现象作出判定，这有一定难度。语气词大都是其他词类在一定的句法、语义环境中语法化（grammaticalization）而来的，如代词→语气词（者、焉、而）、动词→语气词（已、了、在）、名词→语气词（里）、结构助词→语气词（的）、否定副词→语气词（不、无）、形容词→语气词（好）等。语法化是一个连续统，从语法创新（grammatical creation）到扩展是一个很长的过程，那么演变到什么程度可以看作是语气词呢？以“者”字为例，一些学者如孙锡信等认为在上古汉语中，“者”已经可用作语气词[106]，举例如《论语·公冶长》：“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宋绍年却认为只有“也者”中的“者”才是语气词[107]，而朱德熙等认为“鲁无君子者”中的“者”是代词[108]。那么实际情况如何呢？据我们考察，“者”在战国初期还是代词，或者说语气词产生的创新阶段，战国中后期语气词的用法才确定下来。再如语气词“吗”来源于否定词“无”，那么“无”什么时候可以看作是语气词呢？这方面还是有争议。总的来说，对语气词语法化程度的认定有宽严之分，有些着眼于语法创新、有些着眼于语法扩展，那么能否找到一个明确的、适于操作的标准适用于所有或大多语气词呢？

（3）各个时段都有自己的语气系统和语气词系统，系统内部还可以再分为两个子系统：文言系统和白话系统。那么各个（子）系统的情况如何，有哪些成员，成员之间的关系如何？现在的研究还远远不够。相对来说，两头（上古、现代汉语）的研究要明显强于中间（中古、近代汉语）的研究，这在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上都有所体现。国内的研究传统是注重单个语气词的发展演变研究或共时研究，而不太重视语气词的系统性及单个语气词在系统中的地位，这一点急需得到改观。

（4）语气词发展演变的规律、机制研究目前也有很大不足，比如哪些词容易演变为语气词？实词语法化为语气词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句法语义环境或者说哪些因素在起作用？其间的机制是什么？据我们初步研究，绝大多数语气词的产生及其发展都伴随着主观化的过程，但是主观化对语气词发展变化的影响，现在还缺乏深入、系统的探讨和研究。

可以看到，语气词的发展演变研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尤其是衍生、演变的规律和机制。语法研究的目的不仅仅局限于对语言事实的描写，更重要的是在描写的基础上进行解释。

3.加强普通话、方言、汉语史的结合研究

以前中国语言研究的传统是将汉语分成不同时段（上古、中古、近代、现代），然后分别研究，这直接受到索绪尔的历时和共时区分的影响。这种分时段研究的作法好处是使研究力量比较集中，有所侧重；弊端是由于时段的划分过于严格，不同时段的研究者各自为政，研究缺乏连续性和系统性。汉语是一个整体，时段的划分应当有利于语气词的研究，而不是使研究者画地为牢。可喜的是近年来，随着语气词研究溯源热潮的兴起，大量的研究已经突破时段的限制，这是一种好的趋势。语法研究的目的就是探讨语法现象发展演变的内因、机制和规律以及语言组织的规则等，将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相结合，有利于研究的深入。

至于方言的语气词研究可说卓有成效，所有大的方言区，甚至一些小的方言点的语气词都有了很深的揭示。但是，现在的方言语气词研究大多是孤立的描写，即一个或几个语气词的功能分析，而很少将方言的研究与整个汉语语气词的研究结合起来，没有很好地做到普通话、方言、古文三者的结合。对方言语气词进行描写是必需的，汉语研究也需要这种描写的充分性，但是不与整个汉语相结合，就只能静止于描写的充分性而不能达到解释的充分性，这点梅祖麟就曾经批评过[109]。将方言和汉语史的结合相研究，梅祖麟、吴福祥等一些学者做得较好；而跨方言的研究，刘丹青、李如龙等学者做得较好。但是跨方言或方言与汉语史结合的语气词研究成果并不多，仅有江蓝生、邢向东、孙朝奋、刘祥柏等少数几人的少数几篇文章。

4.加强比较语言学和普通语言学角度的语气词研究

很多汉藏语系的语言都有语气词，那么它们之间具有怎样的共性或者类型学特征？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少。跨语言的研究往往能够提升普通语言学理论，反过来，从他种语言来观照汉语的语气词，常会看到一些静止于汉语所看不到的现象和规律，如语气词的起源、语气义、语气词发展演变的规律、特征等。以宋金兰《汉藏语是非问句语法形式的历史演变》[110]为例，宋文提到否定词向疑问语气词的转化，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存在于很多汉藏语之中。这种规律的揭示就有助于我们对汉语疑问语气词的发展演变研究。我们以前的研究主要局限于汉语，缺乏普通语言学眼光，或者对其他民族语言缺乏了解，走了很多弯路。我们国内有很多少数民族语言，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语言宝库，但怎么开发却值得深思。

另外，语言接触研究也有待加强，从历史资料来看，汉语在发展中确实受到了印度语（佛典）、阿尔泰语系一些语言的影响。从语言接触来看语法的发展演变是一个好的思路，只是语言接触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具体哪些语气词的发展变化受到了其他语言的影响，还需要更多更深入的研究。目前这方面研究还很薄弱，只有少数几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