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马氏文通》出版至新中国成立前的语气词研究

现代科学意义上的语气和语气词研究肇端于《马氏文通》。在该书中，马建忠确立了语气作为一种语法范畴的地位，语气词也单列为一类词（马氏在书中称作“助字”），讨论得非常详细。马氏继承了柳宗元的传信、传疑二分法，不过他也认识到了语气词所助语气的复杂性，所以又说：“二者固不足以概助字之用，而大较则然也。”[18]在虚字卷之九，马氏共讨论了传信助字“也”“矣”“已”“耳”“尔”“焉”“者”；传疑助字“乎”“哉”“耶”“欤”“诸”“夫”；另外还讨论了合助助字（即我们现在所说的语气词连用或同现）。

《马氏文通》的助字（语气词）研究有这样几个特点：①注重比较。如“‘也’字所以助论断之辞气，‘矣’字惟以助叙说之辞气。故凡句意之为当然者，‘也’字结之，已然者，‘矣’字结之”[19]。这一论断至今都是公论。②注重联系句式。如“故句有助动字为坐动者，概煞‘也’字，而‘可’‘足’两字最习用也”[20]。又如“凡‘况’字冠乎句首，往往助以‘乎’字，盖句内皆有含蓄之语”[21]。这类分析在《马氏文通》中比比皆是，也为后人所吸收。③不区分时间因素，将先秦至唐的文献都处理成泛时的语料。看到了语言的发展变化，可是仍不区分历时语料，这点招致了后人的诸多批评。总的来说，《马氏文通》的语气词研究瑕疵并存，宋绍年的评价比较公允，可以参考。[22]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马建忠在分析六个传疑助字时认为：“六字所助，句读中之动字耳。”[23]这就牵涉到语气词的层次了。现在通行的观点是认为语气词独立于句子意义和结构之外，传达的只是说话人的主观情绪、语气；但宋绍年却肯定了马氏的说法[24]，看来语气词的句法层次问题仍有探讨之必要。

而后黎锦熙、吕叔湘、王力等主要是讨论现代汉语语气词的。虽然研究领域不同，研究方法却颇有借鉴之处，他们的某些观点也为后人所接受。如黎锦熙正式使用了“助词”这一名称，并定义为：“是用来帮助词和语句，以表示说话时之神情、态度的。”[25]吕叔湘分析语气词则主要从表达的角度入手，注意不同语句之间的细微差别。兹举一例，如“‘不可擅伤罪人，你我是要耽不是的。’这一类句子也是确认语气，但确认的作用是由‘是’字发挥的，‘的’字只是和‘是’字相应的一个语尾。但如省去‘是’字，只留‘的’字，这个‘的’字就不妨当语气词看了。如‘我原不要带的，姨奶奶不依么’”[26]。王力对语气的分类极细，共4大类12小类：确定语气（决定、表明、夸张）、不定语气（疑问、反诘、假设、揣测）、意志语气（祈使、催促、忍受）、感叹语气（不平、论理）。[27]这种分类当然还有不够准确之处，但是无疑可以看作是对语气的认识越来越深刻的一个标志。

另外，杨伯峻讨论了一些文言语气词的发展变化，也算是历时研究的一个起步。[28]杨先生对虚词颇有研究，新中国成立后还有《古汉语虚词》[29]和《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30]，里面也谈到了一些语气词的发展演变，只是杨先生长于训诂，对某些语气词语气义的概括显得不够精炼。

这一时期的论文不多，共20来篇[31]。最早的要算是黎锦熙的《惊叹句的助词》[32]，文中的观点又见于他同年出版的《新著国语文法》，此处不赘。这一时期有较大影响的主要有两篇论文：《北京苏州常州语助词的研究》[33]和《释〈景德传灯录〉中“在”“著”二助词》[34]。《北京苏州常州语助词的研究》开辟了标准语和方言、文言结合起来研究的新路子，具有奠基性。文中进行了三处方言十个语助词的比较研究，论证严密，结论可信。如“le”在北京话中可作语气词和动态助词，都写作“了”，似没有区别，但是在苏州话和常州话中，这两者是有区别的，语音也不同，赵元任从而指出语气词的“了”和动态助词的“了”其实是两个不同的词。《释〈景德传灯录〉中“在”“著”二助词》则开辟了近代汉语研究的新领域，具有筚路蓝缕之功。文章指出语气词“在”不再具有动词“存在”的意思，大致和现在的“呢”相当，另有“在里”之完备形式。唐人多言“在”，宋人多言“里”，后作“哩”，现在的“呢”即“哩”字之变形。“著”在唐宋话本、公文、曲词里表示命令语气，跟“者”“咱”相通，宋元俗语里作“则个”。吕先生的观点后人有一些修正，如“在里”是不是“在”和“里”之完备形式及具体时间等，不过吕先生的研究路子及学风一直为后代学者所秉承。

纵观这一时期的语气词研究，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评价：理论探讨不够，描写很不充分。这一时期的语法书更多是为教学所需而编的教材，受体例的限制，对语气词的分析也主要是分类描写，不够深入。研究的领域不广，如各语气词的功能分布、发展演变、各时期的语气词系统等都不是很清楚。特别是近代汉语部分，可说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语气词研究成就不大，是与这一时期整个语法学的发展步伐较缓慢相一致的。从《马氏文通》以来，很多学者致力于语法研究是模仿还是创新的讨论，对语言事实反而关注不够；加之社会不稳定，研究力量不足等都影响了语言研究的大发展。不过，这些前辈的摸索、尝试还是难能可贵的，他们的成果和经验为后人所借鉴吸收，从而为新中国成立后语气词研究的兴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