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粹派的界定

尽管晚清“国粹”说盛行一时，主张保存国粹者比比皆是，但却非持是论者皆得冠之为“国粹派”。国粹派是有自己明确的内涵与外延的概念。学术界历来用以专指革命派内部以章太炎、刘师培、邓实等为代表力主保存国粹的一派人，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为了便于以下论述，有必要就国粹派的界定，稍加申论。

著者认为，所谓晚清国粹派，当具备三种要素：

1.有相对稳定的以保存国粹为共同旨趣的团体与刊物，因而得以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国粹理论。

2.晚清国粹思潮所以能产生广泛的影响，原因在于它是其时民主革命思潮的一部分；具体说，国粹派的国粹论直接助益于排满革命论，因而体现了时代的精神。这也就决定了国粹派当具有排满革命派的品格。

3.有在自己国粹思想的指导下研究国学的实践，换言之，即是他们保存国粹的理论与实践，具有推动中国传统学术变革的意义。

据此衡量，以张之洞为首的清朝大吏虽然侈谈保存国粹，却不足称国粹派。1903年张百熙、荣庆、张之洞会衔的《学务纲要》强调：“中国之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若学堂不读经书，则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谓三纲五常者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国矣。”[1]张之洞1907年改湖北经心书院为存古学堂，并有《保存国粹疏》流传海内，在其时附庸风雅、倡言保存国粹的清朝大吏中更是佼佼者；但其奏疏同样写道：“存古学堂重在保存国粹……无非以崇正黜邪为宗，以喜新忘本为戒。夫明伦必以忠孝为归，正学必以圣经贤传为本。”但学堂新进之士，喜新忘本，竟有罢读四书五经者，“正学既衰，人伦亦废。为国家计，则必有乱臣贼子之祸；为世道计，则不啻有洪水猛兽之忧。此微臣区区保存国粹之苦心，或于世教不无裨益。”[2]由此可见，张之洞等清朝大吏谈国粹，无非是将尊孔读经、封建的纲常名教均冠以国粹，借此阻遏新学，排拒革命而已。

梁启超为首的一些立宪党人肯定国粹说，与张之洞之流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像梁本人且著有《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等多种有影响的国学研究著作；但他们的团体与刊物，毕竟并不以保存国粹为宗旨，尤其他们不赞成借国粹宣传排满革命。所以，梁启超诸人对国粹理论也少所发明，同样不能目之为国粹派。

这样，在革命派队伍内部，以保存国粹为标帜，成立了专门的团体与刊物以推进国粹思潮和传统学术近代化的章太炎、刘师培、邓实一派人物，应当视作晚清真正的国粹派，自然是千真万确的了。

因此，我们可以对晚清国粹派作如下界定：

国粹派是革命派队伍中的一个派别。他们多是一些具有传统学术根柢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仅主张从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中汲取精灵，以增强排满革命宣传的魅力；而且强调在效法西方改革中国政治的同时，必须立足于复兴中国固有文化。所以，他们一身二任：既是激烈的排满革命派，又是热衷于重新整理和研究传统学术、推动其近代化著名的国学大家。他们追求中国社会的民主化，但更关切传统文化的命运，孜孜以复兴中国文化自任。也唯其如此，他们倡言的国粹思潮不是独立的思潮，而是民主革命思潮的一部分；只是因经受中国历史文化更多的折光，而呈现出古色古香独异的色彩罢了。

[1]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203页，北京，中华书局，1933。

[2] 《保存国粹疏》，光绪三十三年江苏活字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