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晚清国粹派的崛起

一、从“国粹”一词说起

“国粹二字，于古无征。”[1]“国粹”，这20世纪初年风行一时的新名词，本非中国所固有，而是舶之于日本。黄节在《国粹学社发起辞》中说：“国粹，日本之名辞也。吾国言之，其名辞已非国粹也。”[2]可见，晚清国粹派的出现，最初是受到了日本的影响。所以，日本的国粹思潮曾是怎样的一种社会思潮？它最早又于何时传入中国？这些显然都是研究晚清国粹派及其文化思想首先必须正视的问题。

日本的国粹思潮最初出现于明治中期，其缘起是对明治政府片面推行“欧化”政策的反拨。

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迫使日本订立了不平等条约，从此日本也陷入了沦为半殖民地的危机。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之后，日本政府即争取修改不平等条约；但它迎合西人关于日本“不开化”、“没有资格修改条约”的说法，力倡“欧化”、“洋化”，积极推行“欧化主义”的政策。外相井上馨的“名言”是：“要使我国化为欧洲的帝国，要使我国人化为欧洲的人民。”[3]在首相伊藤博文与外相井上馨倡导下，政府花了三年时间，于1883年在东京建成了一座专门用以接待外国客人的迎宾楼，取名“鹿鸣馆”。达官贵人于此举办化装舞会，花天酒地，沸反盈天，由是形成了一个“欧化”的“鹿鸣馆时代”。日本明治维新的主流，固然是主张学习西方、促进社会的近代化；但它在推进的过程中，又明显地出现了不顾国情，一味模仿西方文化的狂热倾向，以至于有人公然提倡改换日本人种，废除日本文字，改行罗马字母，鼓吹全盘西化。上述所谓“鹿鸣馆时代”，正是此种消极思潮泛滥的时期。这种情况引起了社会广泛的不满。1888年（明治21年），三宅雪岭、志贺重昂、井上丹了等人发起成立政教社，刊行《日本人》杂志，倡言“国粹保存”，以与之相抗。日本的国粹思潮便由是发端。

志贺等人在论及《日本人》旨趣时说：“长久以来，大和民族的成长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它玄妙地孕育出自己独有的国粹（Nationality），此一国粹在日本本土发展，随着环境而有不同的回应。从孕育、出世、成长到发扬，经过不断地传承与琢磨，它已经成为大和民族命脉相系的传国之宝”[4]。耐人寻味的是，“国粹”一词也并非日本独创，而是从英文“Nationality”一词翻译来的[5]。英文“Nationality”的词义是：“民族”、“民族性”、“民族主义”、“独立国地位”。政教社同人大体上正是在原来的词义上使用国粹一词。他们认为，日本岛国特有的地理环境在“不知不觉间”化育了大和民族。国粹就是日本民族的“民族性”、“特性”，它是“顺应大自然法则的产物”，因而不是主观的而是客观的存在。日本独特的国粹，“即国家民族独立的体系”[6]或叫“民族精神”、“民族精髓”。尽管日本国粹派对国粹未曾有严格的界定，但他们明确地反对将神道、佛教、儒学或是其他宗教、哲学视为日本的国粹。一般说来，他们认为国粹是：一种无形的民族精神；一个国家特有的遗产；一种无法为其他国家模仿的特性[7]。

国粹思潮的出现，反映了人们对西方列强侵略威胁的警惧和对日本民族独立地位的执著追求。国粹论者是民族主义者，但不是锁国论者。他们反对的是政府盲目的“欧化”政策，而非其“欧化”的本身。三宅作为东京大学哲学馆的学生，不仅对培根、笛卡儿、黑格尔等西方哲学家“备极尊崇”，而且“毕生敬重西乡隆盛”[8]，是明治维新的热情拥护者。志贺同样“热衷于欧美”。他倡言“实学”，与福泽谕吉并无二致[9]。他们与一般欧化主义者的不同在于，他们强调“欧化”不应当是生硬的全盘照搬，应是基于“民族和国家的特色为媒介”而产生的“日本的开化”。志贺把国粹比作人体的胃脏，认为“欧化”必须通过日本文化自身的机制来实现，从而明确地把自己的主张与守旧派区分开来：“我辈决非死守日本传统的守旧分子，而只是想把西方的开化输进来，用日本国粹的胃脏来咀嚼消化它，使其同化于日本身体之内罢了”[10]。

在东西文化观上，政教社诸人反对一味贬斥东洋文化的偏见，相信各民族互有优劣。三宅写了《真善美日本人》一书，肯定日本国民的长处；但同时又写了《伪恶丑日本人》一书，直言不讳地批评了当代日本人的缺点。他们相信，人类文化发展只能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各国文化应当是异彩纷呈的“浑一”，而不应是僵死单调的彼此同化。三宅在《真善美日本人》一书封面上的题词是：“发扬民族特色，裨补人类的发展。”他说：“为自己国家尽力，就是为世界尽力，发扬民族的特色是裨补人类的发展，护国和博爱为什么要对立起来呢？”[11]

许多日本学者对明治中期的国粹思潮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以为它与德富苏峰的平民主义双峰并秀，同为当时思想界带来了“新风”。例如，鹿野正直说，国粹主义是一种具有独到见解的“近代化的构想”。在欧化风潮滔滔之际，三宅等人提出东西洋“浑一”的哲学观点，是“一个伟大的创举”[12]。1981年出版的《明治精神的构造》一书的作者松本三之介也指出，政教社同人强调“发扬民族个性”，绝非是“狭隘的排外主义”；相反，它反映了明治以来在“文化开化和欧美的新思潮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们”，对日本“民族性的自觉”。国粹主义者是“名副其实的富国强兵论者，是民族主义者”，同时他们反对明治政府日趋增强的专制主义，主张政治民主化，这与德富苏峰的平民主义又是相通的。因此国粹思潮具有广泛的社会性[13]。

不过，日本的国粹主义在明治后期便逐渐走向反面。“大日本国粹会”于1919年成立时，已经是一个与军国主义结伴而行极端狭隘的排外主义的团体了。

日本国粹思潮对中国的影响，当始于甲午战争后中国留学生竞相东渡之时。1898年，梁启超在横滨创《清议报》，曾将“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14]列为该刊四宗旨之一。这里的“亚粹”，显然是脱胎于“国粹”一词。1901年9月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说：“中国民族固守国粹之性质，欲强使改用耶稣纪年，终属空言耳。”[15]据著者所知，这是梁本人也是国人第一次在报章上使用“国粹”一词。而正式讨论国粹问题，更要晚到1902年。是年4月，梁致书康有为，其中说：

孔学之不适于新世界者多矣，而更提倡保之，是北行南辕也……弟子意欲以抉破罗网，造出新思想自任，故极思冲决此范围。明知非中正之言，然今后必有起而矫之者，矫之而适得其正，则道进矣。即如日本当明治初元，亦以破坏为事，至近年然后保存国粹之议起。国粹说在今日固大善，然使二十年前而昌之，则民智终不可得开而已[16]。

戊戌维新失败后，梁亡命日本，先后创办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他猛烈抨击清廷腐朽和封建文化对国民的禁锢，一时思想日趋激进。其时他正撰述《新民说》，热衷于思想“破坏”；不过，他绝非“醉心欧化”论者。他肯定日本的“国粹说”为矫正之道，是“大善”；只是认为在中国倡此说，尚非其时罢了。然而，梁启超毕竟是多变的，是年秋天，他即转而拟办《国学报》，“谓养成国民，当以保国粹为主义，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似乎又成了急切的国粹论者了[17]。

但梁启超的上述言论，仅见于私人信件。报刊上最早介绍日本国粹主义的文章，当是1902年7月《译书汇编》第五期上刊登的佚名者著《日本国粹主义与欧化主义之消长》一文。是文甚短，却相当清晰地勾画了日本两种思潮对垒的一般态势：

日本有二派，一为国粹主义。国粹主义者谓保存己国固有之精神，不肯与他国强同，如就国家而论，必言天皇万世一系；就社会而论，必言和服倭屋不可废，男女不可平权等类。一为欧化主义，欧化云者，谓文明创自欧洲，欲己国进于文明，必先去其国界，纯然以欧洲为师。极端之论，至谓人种之强，必与欧洲互相通种，至于制度文物等类无论矣。

作者显然是“欧化”论者。他认为，日本的国粹主义“即保守之别名”；进化无穷，“欧化”不止，遽言保守，只能故步自封。他且引申说，日本尚且如此，中国、朝鲜“其更当知所从乎”？作者对日本国粹主义的判断虽然并不切当，但他毕竟是第一次向国人公开传递了日本国粹主义的信息。

第一次将日本国粹主义向国人作肯定介绍的是黄节。同年12月30日，他在《政艺通报》上发表了《国粹保存主义》一文，其中说：

夫国粹者，国家特别之精神也。昔者日本维新，欧化主义浩浩滔天，乃于万流澎湃之中，忽焉而生一大反动力焉，则国粹保存主义是也。当是时入日本国民思想而主之者，纯乎泰西思想也，如同议一事焉，主行者以泰西学理主行之，反对者亦以泰西学理反对之，未有酌本邦之国体民情为根据而立论者也。文部大臣井上馨特谓此义，大呼国民，三宅雄次郎、志贺重昂等和之。其说以为宜取彼之长，补我之短；不宜醉心外国之文物，并其所短而亦取之，并我所长而亦弃之。[18]

黄节1900—1901年间曾游历日本，[19]显然是受到了日本国粹思潮的直接影响，有所感而发为此文的。他肯定日本的“国粹”说“其说颇允”，但又认为，从“论理上观之”，还存在缺点：日人只认本国固有者为国粹，不知输入本国宜为我用者，也是国粹。所以，黄文也是中国国粹派倡言国粹的第一篇重要文论。

1903年6月，《浙江潮》“社说”肯定“国粹主义”与“世界主义”，同为一国进化的“两大主义”[20]。1904年4月，梁启超第一次在报章上也明确提出“于祖国国粹，固当尊重”[21]。至此，从总体上看，无论革命派还是改良派的刊物，都对保存国粹持肯定的态度；国粹一词的使用频率，也迅速增加了。

至于清政府讲“国粹”，当始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11月颁布的《学务政纲》。其中说，学堂须重国文，以便读经书，“外国学堂最重保存国粹，此即保存国粹之一大端”[22]。此后，清廷大吏的奏议也常作是说。例如，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8月，袁世凯、赵尔巽、张之洞等会衔奏请废科举广学校章程，就强调说学堂“首以经学根柢为重”，“盖于保存国粹，尤为竞竞”[23]。

国粹说既刊之报章，腾诸奏牍，由日本舶来的“国粹”一词便成为一种时髦的语言符号，在中国社会上广泛传播开去了。“近数年来，中国之号称识者，动则称国粹。环海内外，新刊之报章书籍，或曰保存国粹，或曰发挥国粹，甚者则曰国粹之不讲则中国其真不可救药”[24]。与此相应，国粹思潮在晚清社会的兴起，也就成了不可避免。

[1] 沈宗畴编：《国学粹篇》，第1期，“本社简章”，1905。

[2] 黄节：《国粹学社发起辞》，载《政艺通报》，1904年，第1号。

[3] 万峰：《日本近代史》（增订本），18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4] 《志贺重昂全书》，第8册，东京，第1页。转引自Hartin Bernal：《刘师培与国粹运动》，见《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保守主义》，台湾《时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82。

[5] ［日］松本三之介：《明治精神的构造》，126页，东京，岩波书店，1981。

[6] ［日］中里良男：《志贺重昂》，见中村之等著：《近代日本哲学思想家辞典》，日文版，1982。

[7] Hartin Bernal：《刘师培与国粹运动》。

[8] ［日］野鹿正直：《三宅雪岭》，见中村之等著：《近代日本哲学思想家辞典》。

[9] ［日］中里良男：《志贺重昂》，见中村之等著：《近代日本哲学思想家辞典》。

[10] ［日］松本三之介：《明治精神的构造》，125页。

[11] ［日］松本三之介：《明治精神的构造》，24页。

[12] ［日］野鹿正直：《三宅雪岭》，见中村之等著：《近代日本哲学思想家辞典》。

[13] ［日］松本三之介：《明治精神的构造》，122、125、127页。

[14] 《清议报叙例》，见《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册。

[15] 《中国史叙论》，见《饮冰室合集·文集》，第6册。

[16]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27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17]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292页。是为梁致好友黄遵宪书中所说。黄复函以为，时下当以介绍新学为主，提倡国粹容俟数年之后：“公之所志，略迟数年再为之，未为不可。”（见同书第293页）梁大致接受了黄的意见，虽心存国粹，却趋重介绍西学。

[18] 《国粹保存主义》，见《壬寅政艺丛书》，政学编，卷5。

[19] 《黄节年表简编》，见刘斯奋：《黄节诗选》，附录，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

[20] 《国魂篇》，载《浙江潮》，1903年，第1期。

[21] 《时报缘起》，见《梁启超年谱长编》，338页。

[22]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204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

[23] 《光绪朝东华录》（五），5390页。

[24] 《国粹之处分》，载《新世纪》，第4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