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世纪最初十年，是经庚子之役创钜痛深之后，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空前高涨的重要时期。与此相应，晚清的政治格局和文化思潮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动。就前者而言，集中表现为资产阶级革命派与立宪派的对立迅速激化和排满革命风潮洪波涌起；就后者而言，则集中表现为自19世纪中叶以来，日趋激烈地否定中学、追求西学的社会文化思潮的发展态势发生了变异，社会文化心理呈现出向传统文化回归的新态势；而国粹派和国粹思潮的崛起，正是其重要的表征。

以章太炎、刘师培、邓实、黄节诸人为代表，晚清国粹派一身二任，既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一翼，又是一批精通国学的学者。作为排满革命派，国粹派有别于一般党人，不仅擅长借经史为革命酿造**，而且更关切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他们看到了民族危机与文化危机的一致性，相信文化危机是更本质、更深刻的民族危机。因此提出“保种、爱国、存学”的口号，呼吁人们重视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他们不仅孜孜以复兴中国文化为己任，而且鲜明地提出了以固有文化为主体，积极整合西方文化，发展民族新文化具有前瞻性的新思路；作为学者，国粹派也不同于传统士人，而具有共和革命者的立场、情思即时代感。他们将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某些理论与方法，运用于传统的学术研究领域，在“研究国学，保存国粹”和“古学复兴”的名义下，身体力行，有力地推进了中国传统学术的近代化。要言之，国粹派及国粹思潮的崛起，实从一个侧面鲜明地彰显了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变动及其相互交感的时代品格。因此，国粹派及国粹思潮的出现，决非如某些论者所说，是封建地主阶级复古思潮在革命派队伍中的顽强表现；而应当说，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在传统的学术文化领域的延伸。同时，也惟其如此，研究国粹派及其国粹思潮，不仅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的重要课题，而且，我们对于辛亥革命史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历史的理解，也可缘此获致进一步的深化。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国粹派及国粹思潮的研究，是很不够的。这在大陆地区，尤其是如此。20世纪70年代以前，大陆学者发表的有关研究成果，总共只是一篇文章而已，可见寂寞之甚。邓实是国学保存会的主要创始人和晚清国粹派学术活动的主要组织者，柳亚子先生称赞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但有关他生平稍稍完整的资料，我们甚至迄今都很难找到，同样也反映了这一点。不惟如此，学术界对国粹派虽然缺乏研究，但长期以来却持论苛刻，贬多于褒。大致到80年代初为止，大多论者总难忘情于将国粹派及国粹思潮，说成是封建复古思潮在革命派队伍中的顽强表现，最终予以贬斥。80年代初出版的两种在国内有重要影响的大型辞书，不约而同，都仍将“国粹”一词作保守贬意的注释，足见定势思维，影响之深。近些年来，随着近代文化问题开始为人重视，情况才有了转机。相关的研究成果增加了，许多论者也开始注意打破传统思维，客观评价国粹派的正面价值。这也是十多年来思想解放的潮流促进史学繁荣和发展的又一征候。但从总的说来，对国粹派及国粹思潮的研究，还只是刚刚起步，这不仅表现在已有的研究成果屈指可数，而且还表现在系统研究的著作，尤其尚付阙如。

国粹派所以为国粹派，说到底，是因其提出了独特的文化理论和主张，在20世纪初年别树一帜，且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因之，无论人们或臧或否，国粹派的文化思想毕竟是构成其历史地位的主要基石。其优长集中于斯，其失误也主要集中于斯。本书拟在系统考察晚清国粹派崛起的历史机缘及其新学知识系统的基础上，对国粹派的文化思想，包括文化观、史学思想、伦理思想、经学思想，作具体深入的研究。并力图在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变动的大背景下，为之定位，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但因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和著者学养有限，本书的不当和错误之处，实所难免。敬祈读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