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德国和意大利的分裂割据
一、德国和意大利历史发展的特点
德国和意大利是查理大帝的帝国瓦解后逐渐形成的。根据843年的《凡尔登条约》，查理的帝国一分为三。其中的中法兰克王国南部，后来形成意大利。东法兰克王国就是后来的德国。911年，18岁的东法兰克国王路易（孩儿）死，法兰克尼亚公爵康拉德当选为国王，称康拉德一世，加洛林王朝的统治告终，从此德国独立。919年，康拉德一世死前，“命令”法兰克尼亚显贵选举强有力的萨克森公爵亨利为王，并“把权杖和王冠以及其他与国王尊位有关的各种勋绶”送给他，是为亨利一世（又称“捕鸟者亨利”，传说通知他当选国王时，他正在哈茨山里捕鸟），从此开始了萨克森王朝（919—1024年）。在萨克森王朝统治时期开始形成巩固的德意志国家。[15]962年第二代国王奥托一世时期形成帝国，即第一帝国或神圣罗马帝国。
中古德国和意大利历史发展的突出特点是分裂割据占支配地位，一直没有实现国家的统一。德国或者说神圣罗马帝国，从来没有真正统一过，甚至连确切的疆界也说不清楚。尼德兰名义上是帝国领地，可是佛兰德尔和阿图瓦又归法国国王领有，佛罗伦萨、米兰、热那亚和威尼斯这些独立的意大利城市国家却又属于帝国。胡斯战争后的捷克和1499年以后的瑞士实际已经独立，名义上都属帝国。北方的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本是德国的土地，却被丹麦占据着。德国皇帝总是有名无实，没有一个有权威的中央政府，没有统一的军队、法庭和货币，实际上由大小诸侯、独立的骑士领地和众多的帝国城市（自由城市）统治着。意大利的分崩离析更为严重，甚至连名义上的皇帝也没有，大小诸侯和城市共和国为所欲为。以圣彼得继承人和基督在世代表自居的罗马教皇，妄图执掌西欧的最高宗教和世俗权力，是意大利国家统一的死敌。长期以来，意大利还是外国冒险家逐鹿的战场，拜占庭人、阿拉伯人、诺曼人、德国人、法国人和西班牙人不断入侵或者占领这一地区。这一点，同15世纪末先后实现民族统一和中央集权的法国、英国和西班牙很不相同。这是西欧中古史上的一个重要特点。我们只有在研究英国、法国和西班牙历史的同时，也研究意大利和德国的历史，特别是德国历史，才能全面了解这个特点，否则是不可能的。恩格斯说得好：“在研究德国历史（它完全是一部苦难史）时，我始终认为，只有拿法国的相应的时代来作比较，才可以得出正确的标准，因为那里发生的一切正好和我们这里发生的相反。那里是封建国家的各个分散的成员组成一个民族国家，我们这里恰好是处于最严重的衰落时期。那里的整个发展过程中是罕见的客观逻辑，我们这里是不可救药的，而且越来越不可救药的紊乱。”[16]恩格斯的论断是我们打开德国历史以至西欧历史宝库的一把金钥匙。
德国立国之初，疆土大致辖莱茵河、易北河和多瑙河之间地区，即所谓条顿地方。易北河与奥得河之间住着西斯拉夫人，还不属于德国。这块地方除巴伐利亚南部外，罗马帝国的势力基本上没有达到，罗马的经济和文化影响很小，北部边远地区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这里又是日耳曼人的故乡，很少有征战和长途迁徙，血缘关系很少被破坏，结果造成一种奇怪的现象：原来的部落联盟竟变成了新国家的行政单位（公爵区），部落联盟首领摇身一变成为公爵。10世纪初，德国立国时的四大著名的公爵，即萨克森公爵、法兰克尼亚公爵、巴伐利亚公爵和士瓦本公爵[17]，都是原来部落联盟的首领变来的。这种现象在西罗马帝国领土上建立的日耳曼人王国里是罕见的。有些史学家正确地称德国的公爵为“部落公爵”。这些部落公爵利用血缘关系控制军政大权，独立性很强，长时期在德国历史上发挥作用，不利于国家统一。
血缘关系牢固必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迟滞封建化过程。德国的封建化过程比西法兰克晚几个世纪，而且从来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就是在罗马经济文化影响较多的士瓦本和巴伐利亚，7、8世纪之交刚刚出现自主地。查理大帝征服和立国之后，封建化过程加快，到12世纪才基本完成。至于萨克森等边远地区，到12、13世纪仍有自由的农村公社存在。封建化迟缓，同样不利于国家统一，因为不论是自由的或是多少封建化了的农村公社在经济上都是自给自足的，彼此之间缺乏经济联系，生产的产品差不多相同，谈不上共同的经济利益。封建化过程的缓慢又使手工业同农业的分离以及城市的兴起都比较晚。德国的城市大多兴起于11世纪以后，比法国与意大利大约晚了两个世纪。
德国的城市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即多在边境上，靠经营对外贸易繁荣，没有一个城市像英国的伦敦那样成为全国性的经济中心，更加不利于政治上的统一。德国的城市为保障自己的经济利益，往往结成地区性的城市同盟，吸收诸侯甚至外国人参加。例如，13世纪成立的莱茵同盟、汉萨同盟，14世纪成立的士瓦本同盟就是如此。然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不要绝对化，不能认为没有全国性的经济中心就一定不能统一。原来，法国的南方同北方在经济发展上差别很大，巴黎也不是全国的经济中心，但是反对英国侵略的斗争激发了民族意识，结果是外国干涉者被驱逐出去和南部被北部制服。西班牙也是如此，反对阿拉伯人的斗争促进了统一国家的形成。所以，恩格斯说：“在法国和西班牙也存在过经济上的分散状态，但被用暴力克服了。”[18]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不能把经济因素说成是唯一决定性因素，否则就是荒诞无稽的空话。
德国长期分裂割据的原因是复杂的。除了上面提到的诸多因素外，还有上层建筑和封建统治阶级长期奉行的对外侵略扩张政策所起的作用。
二、奥托一世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建立
德国建国之初，内忧外患频仍，国王往往被弄得焦头烂额。919年，亨利一世上台时，南方的巴伐利亚公爵和士瓦本公爵公开抗命，亨利一世被迫用兵。然而，德国内部也存在要求加强王权的力量。与部落公爵有矛盾的中小封建主和教会，希望得到王权的支持和帮助。亨利一世依靠他们的支持，使士瓦本和巴伐利亚屈服。对外战争和外族入侵也有利于王权加强和政治统一。920年，法军兵临沃尔姆斯城下，夺走洛林。东方的局势更为严重，从907年起，几乎连年遭到匈牙利人的入侵。匈牙利骑兵横冲直撞，甚至攻抵萨克森和洛林。德国面临灭亡的危险。924年，匈牙利再次来犯。亨利一世为了赢得时间，被迫纳贡。亨利一世接着实行军事改革，模仿匈牙利人建立骑兵，赐以封地，并在萨克森边境修建许多军事要塞，如奎·德林堡、梅泽堡、不来梅和马格德堡等。亨利一世的改革为抵御外侮、敉平内乱和加强王权创造了条件。925年，他利用西法兰克王国内争不已的机会，进军并吞并了洛林。934年，匈牙利人因亨利一世停止纳贡再次入侵，被亨利一世击败。匈牙利人的侵犯被初步制止。
936年，亨利一世逝世，其子奥托继位，是为奥托一世（936—973年在位）。奥托一世是德国封建主阶级中有作为的政治家，他为王权的加强和国家的统一做了许多工作，奠定了神圣罗马帝国的基础，被尊为“大帝”。然而，正是从他开始，德国大举侵略意大利，使已经在望的国家统一事业化为泡影。
奥托一世登位后，继续奉行打击割据势力和抵御匈牙利人侵扰以加强王权的政策。937年，即奥托一世即位的第二年，巴伐利亚公爵利用萨克森的内部冲突谋反。奥托一世在中小封建主的支持下，两次发兵征讨，迫使巴伐利亚公爵出逃。然后，奥托一世任命原公爵之弟为公爵，同时又采取种种办法限制其权力。例如，他剥夺巴伐利亚公爵对主教的任职权，自己任命巴伐利亚主教，归还部分已还俗的教产，并授予原属公爵的司法权，人称“奥托特权”。他又任命一位权力很大的巴拉丁伯爵[19]，代表中央处理巴伐利亚的司法事务和征集税收。他还让弟弟娶巴伐利亚公爵之女为妻。947年，公爵死，巴伐利亚公爵的女婿继位。奥托一世用征讨和联姻两种办法，终于把巴伐利亚拿到手里。他对士瓦本和洛林也如法炮制。939年，洛林公爵反，奥托一世联合士瓦本公爵击败了洛林公爵。944年，洛林公爵死，奥托一世派女婿继承，把洛林拿到手中。949年，士瓦本公爵死，他任命公爵的女婿、自己的儿子继承爵位。奥托一世是第一个完全控制五大公爵领地的、强有力的德国国王。国内形势刚刚稳定，奥托一世便启衅端侵略意大利。951年秋，奥托一世带兵攻占帕维亚，戴上伦巴德国王的铁冠（传说其冠之边由钉耶稣于十字架之铁钉制成）。
953年，奥托一世的儿子、士瓦本公爵也想当伦巴德国王，并在洛林公爵（奥托一世的女婿）和美因茨大主教的支持下谋反。但由于匈牙利人的威胁就在眼前，大多数封建主希望维持强大的王权而拒绝支持，叛乱很快被平定。955年8月，匈牙利人大举入侵，包围奥格斯堡。奥托一世率领8支军队在莱希河畔迎敌。他向战士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鼓励大家奋勇杀敌，声称宁可在战斗中光荣地死去，也不做敌人的奴隶苟且偷生，并带头策马冲向敌人，取得歼敌万余人的辉煌胜利，从此遏制住匈牙利的入侵。战争的胜利给奥托一世带来新的荣誉，他被尊为“国父”和“大元帅”。[20]960年前后，奥托一世的统治已牢固建立，国际影响也越来越大。希腊、罗马和基辅罗斯的使节纷纷来朝。959年，基辅罗斯还请奥托一世派教士去传教。
奥托一世和其他许多德国国王一样，狂妄地以古代罗马帝国及其皇统的合法继承人自居，醉心于征服意大利以重建罗马帝国和进一步称霸世界的政策。意大利地处东西贸易的要冲，其城市像威尼斯、热那亚、米兰、佛罗伦萨等富称欧洲，德国封建主早就垂涎三尺。意大利政局的混乱给侵略者以可乘之机：北部诸侯如艾夫里阿、斯波列托等为争夺王冠互相倾轧，南部则是拜占庭和阿拉伯人的势力范围。罗马教皇十分腐败。955年，罗马城的主宰屋大维被选立为教皇，是为约翰十二世（955—964年在位）。959年，伦巴德的贝伦加尔二世进攻教皇，约翰十二世便派使节去见奥托一世，请他来意大利和罗马。961年，奥托一世带领大批人马再次侵入意大利，并于962年2月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加冕为“奥古斯都”。这样，在西罗马帝国灭亡近500年之后又冒出来一个“罗马帝国”，后来甚至称“神圣罗马帝国”，意思是它有权统辖一切基督教王国，是信奉基督教的古代罗马帝国的真正继承者。从此，每位德国国王上台后都想重演一遍去罗马的加冕礼，以此为无上光荣。实际上，奥托一世的帝国徒有虚名，同古罗马帝国毫无共同之处。18世纪的启蒙运动思想家伏尔泰说得好：它既非神圣，又非罗马，更非帝国。这个神圣罗马帝国一直存续到1806年方寿终正寝。
奥托一世在位的最后十几年，集中精力侵略意大利，一再操纵教皇的废立，并企图染指南意大利，从而与盘踞那里的拜占庭和阿拉伯势力发生冲突。970年，奥托一世与拜占庭议和，被迫放弃对南意大利的野心，并让他的儿子即后来的奥托二世与拜占庭公主狄奥芬诺结为夫妇。奥托二世（973—983年在位）继承乃父遗志，一度攻占那不勒斯和塔兰托，但982年被阿拉伯人击败。983年，他预立3岁太子（由祖母、母后摄政），决心破釜沉舟入侵意大利，但未获成功，本人死于罗马。奥托三世（983—1002年在位）数次远征意大利，也丧命罗马；其灵车经维罗纳北运时，受到当地居民的愤怒袭击。
奥托一世及其继承者对意大利的侵略，不仅给意大利人民带来痛苦和灾难，而且也给德意志民族带来不幸。他们把有生力量都消耗在侵略战争上，国内割据势力乘机闹事，往往顾此失彼，疲于奔命。这样，终于使已经在望的国家统一事业化为泡影。恩格斯说：“德国内部虽然缺乏经济联系，但本来还是会实现而且甚至还可能更早实现（例如，在奥托王朝时期）中央集权的”，但是“罗马皇帝的称号和由此而来的称霸世界的野心使得民族国家不可能组成并且使得力量在历次侵略意大利的征战中消耗尽了”。[21]
三、皇帝与教皇的斗争
从奥托一世起，萨克森王朝诸王依靠教会的支持，打击部落公爵势力，加强王权。那时，皇帝直接任命主教甚至教皇，教会成了帝国政权的一个支柱。法兰克尼亚王朝（1024—1125年，又称萨利克王朝）兴起，仍然奉行这种政策。亨利三世（1039—1056年在位）先后废黜3位不听命的教皇，任命班堡主教和他的亲戚图尔主教为教皇，即克莱门特二世和利奥九世。然而，从10世纪起，逐渐兴起振兴教会运动。910年，法国人伯尔诺在勃艮第的克吕尼兴建纪律森严的修道院，标榜清贫、独身，反对圣职买卖和世俗政权任命神职人员，反对教会的世俗化。11世纪，克吕尼运动在西欧各地广泛传播。1059年，教皇尼古拉二世召开宗教会议，宣布教皇只能由红衣主教选举产生，世俗君主无权干涉。1073年，意大利人喜尔德布兰乘德国内部叛乱之机，未经德皇同意登上教皇宝座，称格雷戈里七世（1073—1085年在位）。他积极支持克吕尼运动，并于1074年召开宗教会议，谴责圣职买卖，并以买卖圣职罪革除5名德国主教的教籍。1075年又发布敕令，宣称教皇的地位高于一切世俗政权，有权策封和罢免教职人员，甚至皇帝；还说教会从未犯过错误，也将永远不犯错误。同年12月26日，教皇致书德皇亨利四世，希望他回心转意，痛改前非。教皇之所以如此气粗，在于已和托斯卡纳伯爵以及南意大利的诺曼王国结成同盟，有了强大的后盾。格雷戈里的所作所为直接触犯了德国皇帝的利益，双方终于爆发公开的冲突。这场冲突又叫“策封权的斗争”，实质是争夺教会领地和对教会的控制权。策封权又可译为“授职权”或“叙任权”，原指领主授给附庸象征领地的权力，如剑、矛、旗和权标。教会仿效它授予主教和修道院长象征宗教的权力，如指环和牧杖，而世俗政权则授予权标，象征拥有封地的世俗权力。
亨利四世6岁即位，由母后摄政。1065年，亨利四世满15岁，开始亲政。1073年，科隆大主教伙同美因茨大主教、沃尔姆斯主教等举行叛乱，捣毁城堡和建筑，把亨利四世弄得焦头烂额。值此危难之际，莱茵市民向他伸出援助之手。亨利四世在沃尔姆斯和科隆市民的支持下迅速平定叛乱。亨利四世与市民结盟的政策是正确的。如果能长期坚持，德国有可能克服分裂局面，实现国家的统一。不幸的是，没完没了的侵略意大利的战争，特别是继起的霍亨斯陶芬王朝把政策的重点仍然放在侵略意大利上，在国内纵容诸侯，改变同城市结盟的政策，使得德国朝另一个方向发展，又一次破坏了统一事业。
1076年1月，即平定叛乱后不久，亨利四世在沃尔姆斯召开主教会议，与教皇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支持亨利四世的除部分教士外，还有骑士和莱茵城市。1月24日，亨利四世写信给教皇，开头称他是“伪僧”喜尔德布兰，要他从使徒的座位上滚下来，接受万古的咒骂。同一天，众主教也宣布不承认其教皇地位。2月23日，教皇下令开除亨利四世的教籍，解除他在德国和意大利的统治权。这个教皇令成了不满皇权的德国封建主重新闹事的信号。士瓦本公爵和巴伐利亚公爵等在乌尔姆集会，酝酿选举一位新国王。10月16日，不满的诸侯和主教在特里布尔（沃尔姆斯附近）集会，限期亨利四世在一年内与教皇谈判恢复教籍，否则不承认他是国王。1077年1月，亨利四世不得不亲往意大利的卡诺沙（托斯卡纳伯爵夫人的城堡），赤足披毡，在风雪中等候三天三夜，到第四天才受到教皇的接见，获得赦免。卡诺沙事件是教皇的胜利，但亨利四世也有收获，它使反叛的诸侯另立国王的企图失去借口，也争取到时间以便重新聚集力量。3月，反对派在福尔希海姆集会，另立士瓦本公爵鲁道夫为王。亨利四世在沃尔姆斯、伍兹堡市民的支持下，平定叛乱，鲁道夫逃往萨克森。1081年，亨利四世带兵击毙鲁道夫，乘胜攻入意大利，1084年占领罗马，另立拉文那的维伯尔特为教皇，即克莱门特三世。格雷戈里七世南逃萨莱诺，第二年去世。新教皇为亨利四世加冕，亨利四世则封出兵意大利有功的捷克诸侯为捷克国王。
1088年，教皇乌尔班二世上台，勾结亨利四世之子和南德意志诸侯发动叛乱（1104—1106年）。亨利四世又在莱茵市民和骑士的支持下敉平叛乱。亨利四世死，由次子继位，称亨利五世（1106—1125年在位）。经过反复斗争，亨利五世终于与教皇达成协议，双方于1122年签订《沃尔姆斯宗教和约》，策封权的斗争暂时告一段落。和约规定：在德意志，皇帝有权干预主教和修道院长选举，并对当选者首先授予象征世俗权力的权杖，然后由教会授予象征宗教权力的指环与牧杖；在意大利和勃艮第，皇帝无权干预主教和修道院长的选举，由教会先授给当选者宗教权力，6个月后皇帝再授予世俗权力。和约是双方妥协的产物：皇帝对教会的影响削弱了，但并没有屈服于教权；皇帝享有对德国教会的一定权力，但在意大利和勃艮第的策封权纯属形式，更没有达到对整个教会的控制。皇帝与教皇的长期斗争耗尽了德国国力，使封建主的独立性增长，皇权衰落，法兰克尼亚王朝很快垮台。
霍亨斯陶芬王朝（1138—1254年）的弗里德里希一世（1152—1190年在位）统治时期，与教皇的矛盾又趋尖锐。他无意遵守1122年的《沃尔姆斯宗教和约》，照样任命主教和修道院长，截获教会收入。他乘教皇处境困难之机（1143年，罗马市民起义，成立以阿诺德为首的共和国，教皇出逃后向德国求援；诺曼人在南意大利建立强大的两西西里王国），重新侵略意大利。为了换取大封建主的出兵支持，他让强大的萨克森公爵狮子亨利放手侵略西斯拉夫人，授予策封权（1150年）。两年后又把类似权力授予奥地利侯爵，并晋升其为公爵。1154年，他首次带兵侵入意大利，逮捕阿诺德交给教皇，恢复教皇统治。1155年，教皇为他加冕，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从此在罗马帝国之前正式冠以“神圣”二字。弗里德里希一世远征意大利的目的同样是掠夺财富。1154年底，他在隆卡利亚平原召开会议，重申德皇有权在意大利占有财产、征收捐税和任命官员。据说他每年从意大利掠夺的财富值3万镑以上，远远超过他在德国的收入。这种掠夺政策理所当然地遭到意大利人民的反对。1158年，弗里德里希一世第二次带兵侵入意大利，攻陷米兰，重申享有以前的特权。1160年，他第三次侵入意大利，迫使米兰投降，并加以彻底破坏（迁走居民、毁坏房屋、种上庄稼），镇压了北意大利的反抗。1167年，威尼斯、维罗纳、帕多亚、克雷莫纳等城组成伦巴德同盟共同支持米兰，反对弗里德里希一世。同年，弗里德里希一世第四次出兵，攻陷罗马。1176年，伦巴德同盟的军队终于在莱尼亚诺击败弗里德里希一世，击伤其坐骑，本人仅以身免。弗里德里希一世6次侵略意大利，意大利人民的鲜血染红了这位侵略者的胡子，遂被称为“红胡子”。
1177年，即卡诺沙事件一百周年，弗里德里希一世被迫与教皇签订《威尼斯和约》，答应归还教产，不再反对教皇和不折不扣地执行《沃尔姆斯宗教和约》，并屈辱地吻了教皇的脚。1183年，他与伦巴德同盟签订《康斯坦茨和约》，承认同盟合法，放弃原来的种种特权，仅保留形式上的最高策封权（无权否决），皇帝出巡意大利时同盟应提供粮秣、维修道路桥梁和热情招待等。这次斗争实际上以皇帝的惨败告终，但教皇也不是胜利者，最大的受益者是意大利北部的城市，它们赢得了完全的独立。
1190年，弗里德里希一世参与第三次十字军东侵，在小亚细亚溺水丧命。在位期间，弗里德里希一世不甘心在意大利的失败，让其子亨利六世（1190—1197年在位）娶西西里公主、王位继承人康斯坦丝为妻，与两西西里王国结好，孤立教皇。然而，其子小弗里德里希自幼随母在西西里长大，不懂德语，即位后又长期不回德国，仍把政策的重点放在意大利。为了取得德国诸侯支持他的意大利政策，他改奉打击城市、讨好诸侯的政策。1237年，弗里德里希二世一度在科特努瓦击败伦巴德同盟，但教皇立刻宣布革除他的教籍。他死后不久，霍亨斯陶芬王朝终结，德国出现选不出国王的“大空位时代”，诸侯对皇帝、地方割据对王权的胜利已成定局。
四、对西斯拉夫人的侵略扩张
早在萨克森王朝的亨利一世统治时期，德国封建主就开始了对西斯拉夫人的侵略扩张。928年，亨利一世派兵袭击波希米亚的赫韦尔人、卢迪茨人，占领斯拉夫人名城布兰尼堡（意思是“保护森林”），即后来的勃兰登堡。929年，亨利一世又伙同巴伐利亚公爵侵入波希米亚，迫使当地斯拉夫人称臣纳贡。931年起，亨利一世多次用兵，征服奥波德利人和丹麦人。奥托一世执政后，注重利用基督教作为统治西斯拉夫人的工具。他先后设立哈菲尔堡主教区（946年）、勃兰登堡主教区（948年）、马德堡大主教区（955年）和布拉格主教区（973年）等。从此，大批斯拉夫人被杀害，或被卖为奴隶。凡尔登是著名的奴隶贸易中心，犹太商人再把斯拉夫人奴隶转卖到西欧各地。10世纪时，斯拉夫（Slav）一字竟成了奴隶的同义语。
982年，奥托二世的军队侵略意大利，被阿拉伯人打败，卢迪茨人、奥波德利人等乘机发动起义，夺回哈菲尔堡、勃兰登堡和汉堡，驱逐主教，消灭殖民者，恢复独立约150年之久。
另外，巴伐利亚人早就向东南方近邻的西斯拉夫人处殖民。996年，这块地方始称奥地利。1156年，红胡子弗里德里希（即弗里德里希一世）封为奥地利公国，奠定了后来奥地利国家的基础。
12世纪起，德国封建主又发动大规模的对西斯拉夫人的入侵。他们有意夸大那里的富有，把还比较落后的地方虚构成人间的天堂，说那里的河中流的是奶和蜜，处处是肉、家禽和面粉。所以，除封建主外，大批饱受剥削和压迫的农民也迁移到东方去，希望到那里以后生活条件能够改善。这次向东扩张的主要组织者是北德意志诸侯，结果不仅重新占领了易北河以东广大地区，而且渡过奥得河侵入了波兰和波罗的海东岸一带。到14、15世纪，易北河沿岸的西斯拉夫人逐渐日耳曼化，竟丧失了自己原来的语言而讲德语。
1134年，萨克森公爵狮子亨利侵占斯拉夫人名城吕贝赤（德语读“吕贝克”）。1147年，狮子亨利联合一批北德意志诸侯，在教皇支持下，侵略奥波德利人和卢迪茨人，遭到顽强抵抗。1160年，狮子亨利击败奥波德利人，建立梅克伦堡[22]公国。
1134年，安哈特伯爵、绰号“猛熊”的阿尔布雷希特，利用斯拉夫人之间的矛盾，向易北河以东扩张，12世纪末势力达到奥得河畔，建立勃兰登堡侯国。13世纪初，柏林兴起（由两个斯拉夫人居民点组成），1486年成为勃兰登堡侯国的首都。13世纪末，勃兰登堡向东扩张到今波兰西境，成为疆土辖易北河畔直到波兰西境的强大的德意志国家。
1180年，丹麦入侵波美拉尼亚，当地诸侯波古斯拉夫向德国求援。1181年，红胡子弗里德里希封他为波美拉尼亚公爵（统治西波美拉尼亚），成为德国的一个诸侯。
普鲁士人是立陶宛人的一支，居住在维斯瓦河和涅曼河之间的地区。12世纪末和13世纪初，波兰诸侯和教皇英诺森三世先后想征服普鲁士，但都没有得逞。为征服普鲁士，波兰的马佐维亚公爵康拉德向条顿骑士团求援。这是一种引狼入室的政策，后患无穷。1230年，双方立约：骑士团负责进攻普鲁士，康拉德答应把托伦和赫诺翁之间一块地方给骑士团作为报偿。教皇和德皇事先都知晓此事，并授权骑士团统治普鲁士。条顿骑士团久经沙场，有丰富的军事经验和优良的装备，很快占领整个普鲁士。普鲁士人发动无数次起义反抗入侵者，其中以1242年的起义规模最大，但都被镇压下去。1236年，被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打败的立窝尼亚骑士团（又名圣剑骑士团）向条顿骑士团求援。1237年，双方合并（1525年恢复独立，1561年被解散），统治着波罗的海东岸和南岸大片土地。1308年，条顿骑士团出兵占领但泽，势力达到东波美拉尼亚，切断了波兰的出海口。1386年，波兰与立陶宛联合。1410年7月，两国联军在格伦瓦德（今波兰的斯提姆巴尔克）击败条顿骑士团主力2万余人。团长丧命，骑士团势力衰落。1466年，双方签订《托伦条约》，波兰收复但泽、托伦、马林堡和波美拉尼亚，得到波罗的海出海口；骑士团仍据有普鲁士，但是成为波兰的附庸，首都迁往科尼斯堡。
这样，德国封建主对西斯拉夫人的侵略和扩张的结果是，形成了一批独立性很强的德意志国家，不仅使德国的政治重心东移，而且改变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力量对比，易北河以东的德国诸侯在德国政治舞台上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些诸侯同样反对建立强有力的王权，使德国的统一更加困难。恩格斯说：“德国的发展还有一点是极其特殊的，这就是：最终共同瓜分了整个德国的两个帝国组成部分，都不纯粹是德意志的，而是在被征服的斯拉夫人土地上建立的殖民地：奥地利是巴伐利亚的殖民地，勃兰登堡是萨克森的殖民地；它们所以在德国内部取得了政权，仅仅是因为它们依靠了国外的、非德意志的领地：奥地利依靠了匈牙利（更不用说波希米亚了），勃兰登堡依靠了普鲁士。”[23]
五、《金玺诏书》和德国皇权的衰落
由于德国封建主阶级顽固奉行侵略意大利和西斯拉夫人地区的政策，到13世纪终于出现没有皇帝的大空位时期。与此同时，大小诸侯甚至骑士和自由城市的权力与日俱增，他们除行政权外，还渐渐拥有立法、司法、军事和财政等大权，甚至有自己的等级代表会议邦议会，俨然一邦之君主。这种情况，势必在法律上有所反映。
1257年，德国进行了一次国王选举，有两个外国人同时当选，谁也无法上台。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年有七个大诸侯参加选举，即科隆、美因茨和特里尔三个大主教，还有萨克森公爵、巴拉丁伯爵、勃兰登堡侯爵和捷克国王。在斯拉夫人土地上兴起的勃兰登堡和捷克，在德国政治舞台上初露头角。这是德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由七大诸侯选举皇帝的事件。后来，大诸侯为确保自己的利益，避免出现强大的王权，往往选举小邦诸侯当皇帝。例如，1273年当选的鲁道夫一世（哈布斯堡王朝），1292年当选的阿道夫（那骚伯爵）和1309年当选的亨利七世（卢森堡王朝）都是如此。1356年，亨利七世的孙子颁布《金玺诏书》（又译《黄金诏书》，因诏书上盖有黄金印玺），从法律上正式肯定七大诸侯（他们从此被称为“选侯”）享有选举皇帝的特权。
《金玺诏书》肯定了七大选侯享有一般诸侯所没有的特权地位，称之为帝国的“柱石”和“七只烛台”，他们“共同发出的光辉照耀这个神圣的帝国”。诏书声称为消除选侯内部将来分裂的危险，决定实行选侯选皇帝的制度。选举会议由美因茨大主教负责召集，各选侯接到通知三个月内来到法兰克福（美因）进行选举，多数做出的选择应视为全体一致通过（少数服从多数）。诏书认为七大选侯的地位等同于皇帝，是皇帝“最亲密的朋友”，甚至是皇帝“身体的一部分”，策划杀死选侯不论已遂未遂，均以叛国罪处死。《金玺诏书》还仔细规定了选侯的座次、投票次序和行进次序，任何人不得违反。
《金玺诏书》承认选侯在自己邦国里享有大部分统治权，如收税权、矿山开采权、铸币权、地产买卖权、审判权等，皇帝不得干涉。为保持选侯的封邑、领地、荣誉和权利的完整，选侯实行长子继承制。皇帝赐给城市或任何人的权利、特恩权，不得有损选侯的“自由、司法权、权利、荣誉和领地”，否则均属无效。诏书还规定：城市之间缔结的同盟或条约，不经领主许可无效；领主的附庸逃往城市，限期一月送还，否则罚款。[24]
《金玺诏书》标志着德国分裂割据的合法化，标志着诸侯对皇帝和中央集权的胜利，也是德国封建主推行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马克思称《金玺诏书》是“德国多头政治的根本法”[25]。从此时起直到1648年，诏书一直具有法律效力。诏书确立的选侯选皇帝制度后患无穷，是妨碍德国统一的一个重要因素。恩格斯说：“皇帝要由选举决定，这就绝对不容许一个王朝的权力成为民族的体现，相反地只要各诸侯开始感到某皇室的权力变得过分强大，就经常引起——尤其是在有决定意义的十五世纪——王朝的更替。”[26]
六、15世纪的德国
自《金玺诏书》颁布起到16世纪初宗教改革运动爆发前夕，德国诸侯，特别是选侯的权力急剧上升，皇权日益衰落。在这段时间里共有七位国王或皇帝（在罗马加冕后称皇帝，否则只是国王），他们大多是小诸侯当选（选侯亲自出马的有一位），只能唯大诸侯马首是瞻，不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国外，就是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不去德国，根本不过问，也不可能过问德国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大事取决于诸侯，特别是选侯把持的帝国议会。我们不清楚什么时候开始召开帝国议会，但从现有资料可以断定它从15世纪初起已在德国政治生活中发挥重大作用了。会议由皇帝主持召开，但“不能逾越法律和正义许可的范围。如果不先召开全帝国议会，他不能强迫诸侯和自由城镇服从他的任何特殊要求”；“议会表决重要议案时，按惯例只有三票权，或三票选举权：一票归选侯，第二票归诸侯，第三票归自由城镇的代表。……其中有两票赞成，就认为有了结果或成立。帝国的每个诸侯，不论到会或缺席，每个自由城镇也一样，必须服从议会的决定，否则照章严惩”。[27]三票中诸侯有两票，任何违背诸侯利益的议案休想通过，它不过是诸侯专权的工具和装饰品。15世纪，德国最有势力的大诸侯有：勃兰登堡的霍亨索伦家族、萨克森的维丁家族、巴伐利亚和巴拉丁的维特尔斯巴赫家族、黑森家族、符腾堡公爵和吕内堡公爵等。
由于皇权衰落和诸侯专权，罗马教会的势力必然猖獗。以15世纪末的科隆为例，竟有大教堂11个、教区教堂19个、修道院22个、女修道院76个，每天做弥撒1000多次。在西吉斯蒙一世（1411—1437年在位）和弗里德里希三世（1440—1493年在位）时期，教皇代表有权出席帝国议会，他不到会议便不能召开。帝国官员不能独自提出议案，必须与教皇代表协商共同提出。经济方面的搜刮更是花样翻新，什一税、首年捐、巡视费、吃空额、出售赎罪券等，应有尽有。
不驱逐罗马教会的势力，不结束诸侯的分裂割据，德国便没有出路。
1486年，当弗里德里希三世还健在时，他的儿子马克西米连一世（1486—1519年在位）就当选为德王，参与处理德国政治事务。当时的国际形势是严峻的：在东方，匈牙利兼并奥地利（1485年）和捷克（1486年）后成为中欧强国，波兰日益强大；在西方，勃艮第公国先后兼并尼德兰和洛林，企图进一步占领科隆，法国也流露出向东扩张的意图。西南德意志和瑞士边境的农民反抗斗争日益加强，从零星斗争逐渐发展到联合行动。1431年和1440年，沃尔姆斯爆发农民和平民起义。1439年，斯特拉斯堡附近的农民举着绘有农民鞋的旗帜反对法军的掠夺。这是德国历史上第一次群众以农民鞋为旗帜进行反抗斗争。1444年8月，阿尔萨斯一带正式出现“鞋会”组织。[28]在人民运动的推动下，反对罗马教会的斗争也在发展。德国的神秘主义者早就创办以改革宗教和教育青年为目的的“共同生活兄弟会”，并直接研究《圣经》，寻找得救之道。他们在各地兴办学校培养青年，像伊拉斯谟、罗伊希林、路德等人都在这种学校里受过教育。连德国的诸侯，也不满教会势力的猖獗。萨克森、勃兰登堡、奥地利等大诸侯，纷纷建立自己的不受罗马控制的邦教会。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惊呼，教皇在德国的收入比皇帝多100倍，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为了应付局势，德国的哈布斯堡采取了两项重大措施。一是马克西米连一世娶勃艮第公爵独生女为妻，陪嫁是尼德兰；不久又乘机收复维也纳（1490年），使东西局势暂时稳定下来。然而，这次联姻虽使德国得到所谓勃艮第遗产，但法国却认为这些遗产应属法国而决心收回，两国关系复杂化了。二是改革政治、司法和税收，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以抵御外敌入侵和镇压日益强大的人民运动。为此，马克西米连一世于1488年建立士瓦本同盟，作为推行自己政策的有效工具。虽然同盟内部矛盾重重，美因茨大主教一伙人把持了同盟的领导权，但他们在镇压农民反抗和维护封建统治上是一致的，并在镇压1525年的农民战争中起到了主要刽子手的作用。意大利战争爆发后，马克西米连一世召开一系列的帝国议会，提出建立常备军、成立帝国法院和征收普通税等方案，史称“帝国改革方案”。这些改革是必要的，但遭到以美因茨大主教为首的诸侯们的抵制，难以实现。在1500年的奥格斯堡会议上，他们迫使马克西米连一世承认其一直拒绝成立的帝国枢密院。枢密院由17人组成：主席1人，由皇帝或其代表担任；6位选侯；8位诸侯和2位城市的代表。选侯中1人常驻会议，皇帝缺席时任主席。枢密院的权限很大，有权决定内政和外交一切大事。选侯和诸侯的代表在枢密院里占绝大多数，不经他们同意不可能做出任何决定。所以，枢密院的成立是《金玺诏书》的补充和发展，是德国皇权更加衰落的象征。正如恩格斯所说：“它企图像路易十一那样实行中央集权，但是，尽管采用了各种阴谋诡计和残暴手段，结果也只是维系住奥地利的世袭领地，除此之外一无所成。”[29]
意大利北部和中部有许多繁荣的城市，并在反对封建贵族和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赢得胜利，形成独立的城市共和国。威尼斯和佛罗伦萨就是两个著名的代表。
威尼斯原是濒临亚得里亚海湾的渔村，民族大迁徙时期先后属于几个日耳曼人王国，7、8世纪时是公国，设有总督。9、10世纪，工商业日趋发达，始建共和国。1082年，拜占庭皇帝允其在帝国境内设立商站和进行免税贸易。1204年十字军攻陷君士坦丁堡后，威尼斯除夺得大量财富外，还占有拜占庭的许多领土，如克里特岛、爱琴海诸岛、马尔马拉海沿岸许多港口和部分君士坦丁堡等，一跃成为地中海强国。1284年起铸造金币杜卡特，这种金币是当时欧洲的通用货币。威尼斯每年收入100万杜卡特，等于法国的收入，超过英国和西班牙。1379年，威尼斯击败劲敌热那亚舰队，垄断了地中海东部的贸易。威尼斯有发达的造船、纺织和玻璃制造业，最多时有造船工匠6000人、水手25000人，从事呢绒和纺织生产者有16000人。
威尼斯是一个商人贵族共和国。大议会是最高权力机关，有议员480人，由名列“黄金簿”上的少数贵族世家中选举产生。小议会是政府，由6名议员组成，帮助总督处理日常事务。总督是国家元首，终身任职。元老院决定国家大政方针，有120名议员，由大议会和上届元老院选举产生。最高法院是四十人委员会。14世纪初设立十人委员会。十人委员会有权秘密监督总督、议会和每一个公民，有权秘密审案判决。威尼斯国家有强大的武装部队，有步骑兵约4万人。
1453年土耳其攻陷君士坦丁堡后，夺去了威尼斯的许多东方据点。新航路的开辟和欧洲商路以及商业中心西移大西洋沿岸，对威尼斯是沉重的打击。威尼斯从此走向衰落。
佛罗伦萨位于意大利中部，地处北方至罗马的中途。11、12世纪，佛罗伦萨工商业渐渐发展，成为帝国城市。1155年，佛罗伦萨获自治权，建立城市共和国。佛罗伦萨的商人和高利贷者与罗马教廷的关系密切，靠向它贷款、代征各国教会税和向各国首脑贷款等积累大量资本。1252年，佛罗伦萨开始铸金币佛罗林。佛罗林成为地中海区域的通用货币。1289年废除农奴制后盛行分成制，破产农民为工业提供廉价劳动力。1293年，城市贵族的统治被推翻，由富商、银行家和行会上层分子掌权。同年制定新宪法《正义法规》，规定行政机关长老市政会由7个大行会各选1名代表（称“肥人”，主要是富商、银行家）和14个小行会共选2名代表（称“瘦人”，主要是手工业者）组成。市政会负责人称“正义旗手”，兼任军队总指挥。
14世纪初，佛罗伦萨的制呢业中出现资本主义生产，这是西欧最早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由于政权掌握在“肥人”手里，雇佣工人的工资微薄，工作时间长达14小时以上，还没有组织行会的权利，被排斥在政权之外。1378年7月，梳毛工联合行会外的手工业者举行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由梳毛工头米凯尔·兰多出任正义旗手。起义者要求提高工资、延期偿还债务，并成立三个新行会，其中一个是梳毛工行会。8月，梳毛工再次举行起义，完全从梳毛工中选出市政会成员。“肥人”收买兰多，共同镇压起义。佛罗伦萨的梳毛工起义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工人反抗资本家的武装斗争，说明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起义失败后，佛罗伦萨的政权先后转入阿尔毕齐家族和美第奇家族手中，僭主政治开始取代共和制。1434年，科西莫·美第奇（1389—1464年）取代阿尔毕齐家族掌握政权。他表面不担任官职，却是共和国的实际首脑，长老市政会经常在他家里召开，只有他的亲信才能担任重要官职。他的儿子洛伦佐·美第奇（1469—1492年在位）被称为“无冕之王”。洛伦佐·美第奇大兴土木，重金延聘学者和艺术家，奖励文学艺术，推动了文艺复兴运动的发展。
八、教皇国的盛衰
西罗马帝国末期政局动**，罗马教会乘机扩大势力。330年罗马帝国迁都君士坦丁堡和接着发生的日耳曼人的大规模入侵，客观上大大有利于罗马主教权力的加强。他打着抵抗蛮族入侵的旗号，组织罗马城的防御，扩大自己势力。455年，罗马主教利奥一世（440—461年在位）怂恿皇帝瓦伦提尼安三世发布敕令，授予他治理教会的全权，并强迫西罗马帝国各地主教服从。尽管遭到许多主教，特别是东罗马帝国教会的强烈反对，罗马主教还是把它作为教会首脑的依据。482年，君士坦丁堡宗主教阿卡西乌在东罗马皇帝芝诺的支持下搞了一个《团结法令》，宣布君士坦丁堡宗主教与罗马主教地位平等，竟被罗马主教开除教籍。不久，罗马主教宣称：教皇和君主是世上两大权威，但前者更为伟大，因为末日审判时君主要向祭司交待。“教皇”一词，原意为“爸爸”，是希腊人对神职人员的尊称，渐渐为罗马主教控制。751年，法兰克王国的矮子丕平在教皇支持下建立加洛林王朝。矮子丕平则两次出兵意大利帮助解除伦巴德人的威胁，将夺得的土地献给教皇（756年），奠定了教皇国的基础。800年和962年，教皇先后为查理大帝和德国皇帝奥托一世加冕。他们都回赠教皇若干城市，教皇国的版图扩大。1054年，君士坦丁堡宗主教色路拉里乌和教皇利奥九世为争夺意大利发生冲突，互相开除教籍，东西方教会正式分裂。君士坦丁堡宗主教自称信仰正统的基督教义，即正教，又称东正教或希腊正教；罗马教会自称普世性教会，即公教，或称天主[30]教、加特力教和罗马公教。1059年，罗马宣布教皇由红衣主教选举产生，皇帝无权过问。1075年起，教皇格雷戈里七世与德皇亨利四世发生策封权的斗争。这位教皇发布敕令，宣布只有罗马主教才能称“教皇”，从此“教皇”一名被罗马主教垄断。教皇的头衔很多，如使徒彼得的继承人、基督在世代表等，但正式名称是罗马城主教、罗马教省都主教、西部宗主教、梵蒂冈君主、教皇。
12、13世纪，特别是教皇英诺森三世时期（1198—1216年在位），教皇和教皇国的势力达到鼎盛。英诺森三世原名罗塔里奥，是一个伯爵的儿子，曾在巴黎大学和博洛尼亚大学学习法律。他当上教皇以后，标榜教皇权力至上，说教皇的权力好比太阳，国王的权力是月亮，正像月亮的光辉来自太阳一样，国王的权力来自教皇，以反对双剑论。[31]他还提出教皇是基督的代表，有权掌握最高的宗教和世俗权力，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善于利用各种矛盾，施展权术，为自己服务。例如，德皇亨利六世死后，士瓦本的菲利普和不伦瑞克的奥托都想继承王位。英诺森三世遣使者会见菲利普，并以归还所占教皇领地为条件承认他有权继位。然而奥托抢先答应教皇的条件，英诺森三世便在罗马为他加冕。不料奥托登位后反悔，出兵侵占教皇领地。英诺森三世大怒，予以绝罚，并唆使法国进攻奥托，另立亨利六世之子为王，即弗里德里希二世。新王立刻承认奥托背弃的全部条件。英诺森三世对英国也如法炮制。当无地王约翰与他在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人选问题上发生争执时，英诺森三世便宣布开除其教籍，废黜其王位，并唆使与英国矛盾重重的法王菲利普二世派兵进攻英国，迫使无地王约翰称臣纳贡和按他的意见办事。他还发动第四次和第五次十字军东侵，组织反对阿尔比派的十字军。他创建宗教法庭（异端裁判所），疯狂镇压所谓“异端运动”。他批准成立法兰西斯派托钵修会（又译方济各会，1209年成立）。修士麻衣赤足，四处宣传清贫福音，为封建统治效劳。
14世纪以降，随着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和人民群众反教会反封建斗争的蓬勃发展，教皇权逐渐衰落。最明显的表现是教皇卜尼法斯八世与法王菲利普四世斗争的失败，然后是“阿维尼翁之囚”。教廷被搬到阿维尼翁，成为法王的御用工具。1378年，教皇乘百年战争初期法国失败之机迁回罗马，但阿维尼翁教皇继续存在，双方互不承认，互相驱逐出教，造成教会的“大分裂”（1378—1418年）。1409年又出现第三位教皇，形成三教皇并立的局面。1417年，康斯坦茨会议选出新教皇马丁五世，“大分裂”时期结束。大致同时，西欧又兴起宗教会议改革派，主张宗教会议的权力高于教皇，例如，康斯坦茨会议和稍晚的巴塞尔会议（1431年）都曾通过类似决议，但教皇拒不承认或斥之为异端邪说。
九、初期的“异端运动”
“异端”一词希腊语原意是“选择”和“教派”。起初，犹太教和古希腊哲学都被基督教会视为“异端”，基督教各派之间也往往互相指责对方为“异端”。325年，尼西亚宗教会议把多数日耳曼人信奉的阿里乌斯派基督教定为异端，横加迫害。中古时期，天主教会是最有势力的大封建主，垄断着文化教育和意识形态，还有自己的行政系统、税收和法律制度，甚至有军队和监狱。在这种情况下，要触犯当时的社会制度就必须首先剥去它身上的那层神圣的外衣。中古西欧的革命派往往以“异端”的形式出现，进行前赴后继的英勇斗争。初期的“异端运动”以法国南部的阿尔比派、意大利北部的使徒兄弟派最为著名。
阿尔比派得名于其主要活动中心阿尔比城，它包括华尔多派和纯洁派两个支派。华尔多派的创立者是里昂商人彼得·华尔多，他把自己的全部财产分给穷人，过贫困的生活，以实现上帝的清贫福音。因此，该派反对教会聚敛财富，主张每个人要像使徒一样过清贫的生活。他们否认以教皇为首的教阶制，反对到教堂做礼拜，坚持每个信徒都可宣传福音和举行圣礼。纯洁派得名于希腊文“纯洁”一词，它虽是阿尔比派的主流，但其活动中心则在图卢兹城。纯洁派是受拜占庭的保罗派（吸收了摩尼教的二元论）和保加利亚的神惠派（波高美尔派）的影响而形成的。它认为恶神创造肉体，管理物质世界；善神创造灵魂，统治精神世界。肉体束缚灵魂，物质压抑精神。世间的一切都是魔鬼的创造，因而是邪恶的；人生的目的就在于摆脱这些邪恶的东西，使灵魂获得自由。结婚生子会禁锢人的灵魂，使之邪恶化，因而信徒必须信守独身。12世纪末，华尔多派和纯洁派联合，受到城市小商人、手工业和农民的欢迎。教皇派锡西斯特派修士和多明我派修士进行瓦解，没能得逞。1208年，教皇英诺森三世组织十字军镇压，阿尔比派运动被绞杀。
意大利各地的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在意大利北部商品经济发展较早的许多城市国家里，从12世纪起农奴制度已趋瓦解，许多农村公社取得自治的权利。城市贵族极力控制农村公社，剥夺其自治权，并低价收购农产品，压低雇工的工资，自由农民的状况仍然悲惨。在意大利西北部的萨伏依、皮蒙特、蒙斐拉等地以及意大利南方，则长期保留农奴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劳役制反而加强。使徒兄弟派和多尔奇诺起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1260年，悉加列利在意大利北部的帕尔马创立“使徒兄弟会”，成员以兄弟姐妹相称，并实行财产公有。教皇派兵进行疯狂镇压。1300年，悉加列利被捕烧死，其弟子多尔奇诺和女修士玛格丽特继续领导这个运动。他们宣传私有制是罪恶的根源，号召人们实行财产公有和用暴力推翻一切僧俗政权，建立幸福的千年王国。这是“异端运动”的重大发展。这种宣传得到广泛响应，起义队伍扩大。1304年，多尔奇诺率领起义农民进入都灵附近维切利的阿尔卑斯山里，修筑工事，破坏庄园，没收封建主的土地。在玛格丽特影响下，许多妇女也参加起义。1305年，教皇克莱门特五世组织十字军镇压，起义者退入深山。1307年3月，农民军和十字军进行决战，不幸失败，牺牲千余人，多尔奇诺被俘后被活活烧死。此后，多尔奇诺的主张仍在意大利北部广泛流传，甚至传往法国南部、西班牙和德国，直接影响那里的农民运动。多尔奇诺起义比英国和法国的农民起义早半个多世纪，是14世纪欧洲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先驱。在14世纪的英国，已经出现两个有着鲜明不同的独立“异端”，即以约翰·威克利夫为代表的市民派和以约翰·保尔为代表的农民平民派。到15世纪，捷克终于创立西方第一个不受罗马控制的捷克民族教会，对宗教改革运动有重大影响。
16世纪初，终于在德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运动。
复习思考题
1.试述中古时期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统一国家形成的前提和意义。
3.结合有关史实，分析中古德意志王权衰落的原因。
4.简述英法农民战争的背景、特点和影响。
5.分析从原始社会直接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原因和影响。
[1] ［英］F.E.霍利迪：《简明英国史》，2～3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另见［英］温斯顿·丘吉尔：《英语国家史略》，上册，22～23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
[2] 1英里=1609.344米。
[3] 阿尔弗烈德是爱格伯特的孙子。他不仅废除义务兵役制，建立起有战斗力的军队，而且创建了海军。此外，他注重研究历史，主持编纂《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以记述本民族的光辉业绩。他像查理大帝一样，从英格兰、威尔士和欧洲大陆广揽学者，将拉丁文古典文学译成盎格鲁—撒克逊语，为繁荣文化事业做出了贡献。
[4] 1英亩≈4046.86平方米。
[5] 决斗一般适用于有关重罪的上诉。“神裁法”就是用沸水或灼铁施之于被告的肢体，以测知神命，裁定是否有罪，如要求被告人从滚沸的大锅中取出石头，或用手握着灼热的铁棒走向指定的地点。几天以后，如果手伤痊愈，即判无罪；如果手伤发生感染，即判有罪。同样，还可将被告用绳子捆好后投入湖里或池塘中，倘若他的身体下沉，说明他是无辜的；身体漂浮便是有罪，因为纯净的清水不容罪人。参见［美］C.沃伦·霍莱斯特：《欧洲中世纪简史》，2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6] ［英］弗雷泽：《历代英王生平》，54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
[7] 以上所引条文均出自刘启戈、李雅书选译：《中世纪中期的西欧》，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8] ［英］弥尔顿：《为英国人民声辩》，17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9] ［英］温斯顿·丘吉尔：《英语国家史略》，上册，249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另见［美］C.沃伦·霍莱斯特：《欧洲中世纪简史》，25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10] 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4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11] ［法］P.布瓦松纳：《中世纪欧洲生活和劳动（五至十五世纪）》，289～29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12] 约翰·威克利夫（约1324—1384年）是著名的市民宗教改革家，被定为“异端”。他的宗教改革思想深受下层群众的欢迎，他们被称为“罗拉德派”（即“穷神甫派”）。在罗拉德派那里，产生了最初的神法思想。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版，第44卷，823～8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14] 柏柏尔人为北非土著居民，主要散居于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利比亚和埃及等地。罗马人曾把这个地区变为殖民地，后有阿拉伯人侵入，但12世纪前柏柏尔部落仍相对地保有自治权。
[16] 《恩格斯致弗·梅林（1893年7月14日）》，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7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7] 士瓦本公爵区又名阿雷曼尼公爵区。阿雷曼尼人包括一部分苏维汇人，士瓦本一名可能与苏维汇人有关。
[18] 恩格斯：《关于德国的札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6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19] 巴拉丁伯爵，即享王权的伯爵。巴拉丁（Palatine）原是罗马城内七丘之一，奥古斯都曾在其上建住宅，后来兼有“宫殿”的意思。德国的巴拉丁伯爵有权代表中央处理地方的法律和财务纠纷。后来，皇帝不在时，巴拉丁伯爵有权主持帝国议会和帝国枢密院。
[20] 详见［德］韦杜金德：《萨克森大事记》，第46、49节。该书目前在国内可以看到三种译本：一是英文节译本，载布赖恩·普兰：《中世纪欧洲史资料集》，牛津，1971；另外还有拉丁文和俄文对照全译本，1975年莫斯科出版。imperator称号，古罗马帝国实际统治者屋大维曾经使用过，已有皇帝的意思。现在许多欧洲语言中的“皇帝”一词也是从它而来。在共和国时代，人们向获胜的将军致敬时常称之为imperator，故译为“大元帅”。
[21] 恩格斯：《关于德国的札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6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22] 梅克伦堡，德语意思是“伟大的城市”。该城原系斯拉夫人名城维利格勒（斯拉夫语，意思也是“伟大的城市”）。萨克森公爵占领后，改用德语名称。
[23] 《恩格斯致弗·梅林（1893年7月14日）》，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729～7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4] 《金玺诏书》译文，见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古代史教研室：《世界古代及中古史资料选集》，2版，395～427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25] 转引自［苏］科斯敏斯基、斯卡斯金：《中世纪史》，第1卷，48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26] 恩格斯：《关于德国的札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6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27] 《1507年威尼斯大使奎里尼关于德国情况的报告》，见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古代史教研室：《世界古代及中古史资料选集》，2版，542～547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29]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版，第10卷，4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30] “天主”一词，始于我国明末万历年间。利马窦、罗明坚等来华传教，他们说中国人讲的天就是公教里的主，即“天主”，从此信徒增多。罗明坚在所著《圣教实录》中首先使用“天主”一词。
[31] 双剑论认为，神权和政权是上帝的两把剑，分别授给教皇和君主，谁也不比谁优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