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把关人与制造新闻

无论在何种媒介体制下，就媒介生产过程而言，媒介生产都是一个复杂的信息选择、加工、制作和呈现的过程。就大众传播媒介所呈现的新闻事件来看，世界上每时每刻发生着海量事件，几乎每个人每一时刻都在进行着各种各样的活动，但是真正进入大众传播媒介视野的仅仅是一小部分事件。同样，对于影视作品、音乐、书籍等，人们的选择过程也都起源于人们大脑中的某个观点，然后对其进行选择、编辑、加工，经过许多转化，直到最后媒介产品的生成。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决定了有些事件会成为媒介事件或成为影视作品等的内容，而有些事件并不被媒介或影视所关注呢？这成为媒介批评试图解释的问题。那么，媒介生产过程中对事件或观点的选择就成为该研究关注的焦点。从媒介批评的视角来分析，在媒介生产过程中，都是什么人、什么组织在决定媒介事件或观点的选择，他们在选择时依据什么样的标准等成为媒介批评探究媒介生产的重要变量。在以往的关于此类研究中，“把关人”理论和“制造新闻”对媒介生产过程性研究的观点，得到了传播学研究者普遍的关注。

一、“把关人”与媒介内容的选择

“把关人”理论已被广泛应用于描述媒介生产中的内容选择过程，特别是指某种特定的信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而成为有影响的媒介事件。把关人理论认为，媒介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有重大的过滤作用。就新闻而言，通讯社决定发布的新闻只占已发生的新闻的一小部分；而读者最后在报纸上读到的新闻，又只是通讯社发布的新闻的一小部分。所以，让读者（听众、观众等）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媒介其实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事实上，在媒介信息内容生产过程中的“把关”活动却包含着更加深广的内涵。除了对信息的选择之外，信息生产中的把关活动同时还包括媒介产品如何分配、如何流通等决策过程。进一步而言，如果将把关活动视为对媒介信息的保留或给予的权力，那么，这种权力也就决定了受众的信息接近权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在媒介生产中的把关活动与受众的知情权之间便时刻存在着冲突。就受众而言，需要全面知情，而媒介生产的“把关人”则按自己的选择标准提供信息。因此，信息内容生产的选择应该以把关者还是以受众的需求为选择的标准，成为媒介生产批评需要讨论的核心。从理论上看，把关人的任何不同的选择结果，其实都是潜在的价值立场的体现。

把关人理论最早由传播学的先驱人物卢因于1947年提出，他在解释传播者对信息筛选和过滤的过程时提出该概念。卢因的“把关人”理论实际上指的是导致把关人做出决定的影响因素，卢因认为，影响把关的主要是个人的心理因素，个人心理因素主要是其动机和目的。1950年，怀特发表了《把关人：一个新闻选择的个案研究》，通过对一家地方报纸的一位新闻编辑如何筛选新闻电讯稿所做的实证研究，怀特发现，这位编辑的把关作用是非常明显的。这位被怀特称之为“守门先生”的编辑每天要从大量的新闻稿件中选出十分之一的稿件供报纸使用，而这些电讯稿取舍的决定因素，主要在于这名编辑本人对新闻价值和读者喜好的理解以及他个人的偏好。该报告首次为新闻传播中的“把关人”的存在及作用提供了实证材料和证据，同时也为“把关人”概念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1955年，哥伦比亚大学沃伦·布里德为了研究社会对新闻的控制，通过对120名报业工作人员的采访，研究了编辑内部的官僚机构和实际流程，在《新闻编辑部的社会控制》中指出：“记者必须以编辑的要求为最后的底线，消息最后是由主编或者负责人以及控制此媒体的政治机构决定的。并指出编辑方针是指体现在社论、新闻专栏、新闻标题中的取向，即在编辑和记者之间的工作流程是由编辑来决定的，记者虽然可以根据自己的去向来选择，却不能保证消息在媒体的实际流程中被选择传播，他们必须首先了解编辑的思路和想法，或者和编辑讨论协商，从而决定选题或者方案。”[1]该研究深入到媒体机构内部，对新闻消息最后被采用的过程做了探索，在实践意义上的社会学价值和心理学价值更值得我们重视。

麦克内利于1959年通过对国际新闻流通过程的研究，提出了所谓的“新闻流通的模式”。麦克内利研究发现，一个具有新闻价值的国际事件最终成为新闻，要通过包括记者、通讯社分社和总社的编辑部门等一系列把关人的关卡。有关这一事件的最终报道是这些把关人不断加工的结果，而新闻受众把自己看到或听到的新闻传递给他人时，也扮演了把关人的角色。这一系列把关、守门的行为决定了新闻的最终内容。1969年巴斯提出“双重把关模式”也同样是在研究新闻报道方式的基础上提出的。巴斯研究认为，怀特所谓的“把关人”与卢因的原意不符，因为卢因所指的“把关人”是小群体中的一员，直接握有某一物件是否允许被自己的这一群体所使用的决定权，而电讯稿编辑是在现成的新闻稿中挑选，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把关人”。巴斯从信源的角度，即新闻产生的角度看问题，将新闻流动过程分为“新闻采集”和“新闻加工”两个阶段，他认为，真正的“把关人”是从事新闻采集的人或组织。[2]在第一阶段，采访和编写新闻的记者和编辑更接近事件本身。而在第二阶段，在媒体总部处理新闻的编辑更多地受到媒体机构本身规则和价值的约束以及面对其他新闻机构竞争的压力。因此，新闻的最终取舍是在双重把关的条件下完成的，是从不同的角度对新闻时性双重把关的结果。显然，巴斯的研究已经将媒介生产把关人研究的重心开始由个人转向媒介组织。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休梅克和里斯1991年的研究系统论述了影响大众传播内容生产的因素。休梅克和里斯的研究将“把关人”理论概括为五个层面，具体包括媒体工作者、媒体常规、组织机构、外在影响和社会意识形态等。在休梅克和里斯看来，新闻内容的形成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新闻内容所反映的不仅仅是客观现实，也包括社会中不同的利益集团对客观现实的看法，是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结合的产物。阶级社会中存在的不平等直接影响到新闻的内容，在社会中占有统治地位的阶级，总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和资源对新闻内容施加更多的社会影响，从而使得本阶级的思想成为社会的主导性思想。休梅克和里斯关于新闻内容生产的论述，带有明显的批判理论学派关于意识形态理论的立场。

休梅克和里斯的研究所提出的有关媒介内容生产的影响因素，具有普遍意义，从而为媒介批评研究提供了基本的理论分析视角。同时他们将把关人理论引向媒介议程设置的研究和媒介社会学的研究方向，因而将其延伸到对人际传播、政治传播和组织传播等不同的传播过程，从而使得把关人理论的发展迈向更广阔、更复杂的学科领域。

二、“制造新闻”与媒介内容的建构

关于媒介生产的研究，在重点关注作为个人因素的把关人的基础上，对媒介生产的组织因素也进行了分析，由此产生了建构主义媒介理论，重点探究媒介生产体制如何影响并建构了媒介内容。“制造新闻”理论则具有代表性。“制造新闻”又被称为生产新闻，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传播学研究关于媒介生产批评的研究趋向，它延续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研究者对媒介组织的性质和工作流程研究以及从媒介效果到媒介内容特征的研究，组织的因素和引发这些特征的原因的研究取向。美国传播学者盖伊·塔奇曼于1978年完成的著作《做新闻——关于现实建构的学问》，堪称媒介生产的组织因素探究的经典著作，这部关于媒介生产机制研究的著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塔奇曼试图回答的问题是：新闻工作者是怎样决定新闻是什么的？他们为什么只报道某些事实而不报道另外一些事实？新闻工作者是如何决定我们大家想知道什么的？通过分析后指出，新闻生产的行为是现实本身的建构，而不是现实的图像的建构。新闻是框架，新闻是建构的现实。新闻是框架，指的是新闻活动把现实发生的事件通过建构，转变为新闻事件。新闻是从日常生活中选取材料，然后加工成故事。新闻是框架即新闻生产的行为是现实本身的建构，而不是现实的真实图像的反映。塔奇曼认为，新闻是一种框架建构，依据框架理论，塔奇曼讨论了新闻生产过程中的生产主体、新闻工作者及其职业属性，并探究了新闻的时空安排和新闻生产的基本问题。

塔奇曼首先提出“新闻是人们了解世界的窗口”的观点。人们通过新闻来了解世界，但是新闻不是现实图像的建构，它是现实本身的建构，或者说是现实世界的框架。他认为，“跟任何用以描绘世界的框架一样，新闻这个框架本身也有自己的问题。窗口展示的视野取决于窗口的大小、窗格的多少、窗玻璃的明暗以及窗户的朝向是迎着街面还是对着后院。这个视野还取决于视点的位置，比如是远点还是近点，是歪着脖子看还是脑袋向前伸展，或者是侧着身使眼睛跟着开窗的这面墙平行。”[3]这个关于“窗口”的比喻，与柏拉图关于“洞穴”的比喻相同，指出了新闻生产的目的不仅是传播知识，同时还在规范知识。媒介生产不仅提供关于世界的图像，还提供关于世界的看法和观点，大众传播媒介在报道事实的同时，也在传播自己的观点。因此，塔奇曼指出，新闻最终都是一种意识形态，新闻是被建构的现实。媒介生产是社会知识资源，同时又是权力资源。

塔奇曼通过对“新闻价值”的分析，认为新闻价值是社会协商的结果，这也就决定了新闻选择并不是完全客观的。塔奇曼从时间、空间的角度对新闻生产进行了分析。从空间视角认为新闻是一张网而不是一张毯。新闻生产的过程不是毯式的，这是因为新闻永远不可能面面俱到，囊括所有的社会事件。他把新闻生产过程比喻为网状结构，是因为新闻生产的角度、立场以及选材，如同网的大小、撒网的角度以及力度等，也就是说新闻在生产的过程中，新闻的组织机构，如编辑部门会通过分工合作精心布置一张看不见的大网。新闻媒体需要生产新闻，同时也需要判定哪些是需要被生产出来的新闻。这种网状结构同样影响着传媒业的发展，新闻机构中存在着一张复杂的关系网，这张关系网制约每位编辑和记者，使他们有竞争又不至于破坏整个机构的运行，同时又保证了新闻的生产。

从时间视角，塔奇曼也回答了在截稿期的规定下，记者是如何对素材进行分类、加工，最终生产出新闻作品的。在具体的新闻生产流程中，他还进一步分析了新闻类型化、记者编辑的主动性、新闻专业主义、新闻消息源、新闻事实网以及新闻表述方法等之间的关系。最后，塔奇曼指出，“新闻讲的是社会生活的故事，它是一种社会资源。作为一种知识的来源，一种权利的来源，新闻是观察世界的一个窗口。”[4]

塔奇曼还提出“典型化”是新闻机构从事新闻生产的主要手段。这里所谓的典型化“不是着眼于自身的特殊性，而是首先考虑工作便利，是实践者自身的需要。它不是脱离每天工作语境及其运用背景的科学抽象，恰是在这样的工作语境和被不断运用的场合中才能获得自身的意义。像硬新闻、软新闻、突发性新闻、发展性新闻及联系性新闻，都属于这样的典型化的类别。借助于典型化，使得本来在时间上无序的潜在新闻事件，有了一个大致可行的生产调度图，并与每天工作节奏保持呼应”。[5]

塔奇曼关于新闻是现实的建构的理论观点的基础，主要依据媒介“框架理论”，框架理论通常被认为是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首先提出的。戈夫曼在其著作《框架分析》中将“框架”概念作为研究人们解释日常生活的图式。根据他的观点，框架建构就是人们通过选择思考结构（框架）对事件进行主观解释并建构社会现实的过程。通过这个框架或图式，人们可以发现、了解、确认和区分信息或事件。“框架”不仅协助人们思考或整理信息，也是人们意识形态或刻板印象的来源。

美国社会学家吉特林探究了新闻生产与新闻框架形成的关系，吉特林把框架概念应用到媒介生产研究中，并且对新闻框架提出了更为明确的界定。按照吉特林的观点，新闻框架就是“一种持续不变的认知、解释和陈述的图式，也是选择、强调和遗漏的稳定不变的范式”。此外，美国学者甘姆森也认为，“框架存在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界限。第二层含义是指人们用以诠释社会现象的建构。前者代表了取材的范围，后者代表了显示意义的结构，是一种观察事物的世界观”。[6]新闻组织机构在新闻实践中就是使用这些框架来报道新闻，反映社会并构建社会的。塔奇曼使用框架理论解释媒介生产机制，由此认为“媒介的框架就是选择的原则——刻意强调的，阐释的和呈现的符码。媒介生产者惯常于使用这些来组织产品和话语。在这样的语境中，媒介框架能够帮助新闻从业人员很快并且按常规处理大量不同的甚至是矛盾的信息，并将它们套装在一起。由此，一些框架就成为大众媒介文本编码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化了的部分，而且可能在受众解码的形成中发挥关键作用”。[7]显然，媒介内容的生产其实就是“框架”建构的结果。

塔奇曼关于制造新闻的理论观点和研究，为媒介批评提供了如何全面考察媒介内容生产的理论基础，并探究媒介组织如何通过建构框架反映现实事件，进而建构社会的基本过程。塔奇曼探究媒介生产的方法和视角，对于媒介批评理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 李红艳：《守门人理论研究的新视角》，载《新闻界》，2005（2）。

[2] 黄旦：《“把关人”研究及其演变》，载《国际新闻界》，1996（4）。

[3] ［美］盖伊·塔奇曼：《做新闻——关于现实建构的学问》，麻争旗、刘笑盈译，30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

[4] ［美］盖伊·塔奇曼：《做新闻——关于现实建构的学问》，麻争旗、刘笑盈译，200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

[5] ［美］盖伊·塔奇曼：《做新闻——关于现实建构的学问》，麻争旗、刘笑盈译，3页、4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

[6] 余红：《网络时政论坛与舆论领袖研究——以强国社区“中日论坛”为例》，146页，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0。

[7] ［美］盖伊·塔奇曼：《做新闻——关于现实建构的学问》，麻争旗、刘笑盈译，2页、3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