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媒介生产的体制

作为媒介批评研究的首要对象，通过对媒介生产的基本内涵的界定，由此探究媒介生产过程中的不同影响要素，从而为进一步展开媒介批评实践提供基本的价值立场和分析的逻辑框架。

一、媒介生产研究及影响因素

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传播批判理论的发展，媒介批评对媒介生产的研究也不断展开，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英国文化研究等从宏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视野，探究媒介生产的社会文化机制。此外，其他还有迈克尔·舒德森从社会学视角对新闻生产的考察，盖伊·塔奇曼的《制作新闻》从新闻组织生产的角度对新闻建构的探究。还有赫伯特·甘斯的《什么在决定新闻》和马克·费希曼的《生产新闻》等研究成果，都从不同角度探究了媒介生产的问题。

媒介生产最终的物质形态是作为媒介产品的文本，对于媒介文本，人们可能会发出疑问：什么样的事件会成为媒介文本所关注的内容？媒介文本的内容有无倾向性？这其实就涉及媒介文本内容的选择和呈现问题。那么，对于媒介内容的选择和呈现的内在规律的研究，就构成了媒介生产批评的基本问题。显然，媒介批评要探究的，是什么因素决定媒介内容的选择和呈现，即什么样的媒介生产的机制决定媒介内容。

麦奎尔认为新闻内容有明确的倾向性，他将这些倾向性按照透明度和意图两个维度分为党性、无意图的倾向、宣传和意识形态四个类（如表8.1所示）。[1]

表8.1 新闻倾向性的类型

麦奎尔的研究是从对媒介文本内容的考察，探究媒介生产的倾向性。但问题也正在于此，这种所谓对媒介内容的倾向性本身的判断，就存在着无法明确判断的问题。究竟在什么样的标准下，才有倾向性呢？判断标准的差异决定了不同的倾向性的判断。因此，要对这个问题做出进一步探究，就必须要考察影响媒介生产的要素，即考察究竟是哪些力量影响着媒介的内容生产？也就是说，媒介生产有哪些因素参与其中？媒介文本是哪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此问题的思考构成了媒介批评理论对媒介生产问题探讨的主要方面。

对于媒介生产的研究理论的发展，美国传播学者迈克尔·舒德森将其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政治经济学观点。该观点把新闻生产的结果和国家结构、经济结构以及新闻机构的经济基础联系起来。第二，社会学观点。该观点把媒体看成是一个多层次的组织，研究其中的个人价值、职业角色、惯例、意识形态是如何建构的。第三，文化的观点。该观点把媒体的生产放到整个文化系统中去考察，媒体在表征现实中为什么会产生差异，这些差异与整个符号系统、文化系统和权力系统之间存在什么关系。[2]显然，三种研究取向都认识到了媒介是一种文化形式，是被建构起来的、制造社会共享意义的文化类型。当然，这还意味着它是一种物质产品，它是如何被社会生产、分配以及为受众所使用的，应该从政治经济学、社会和文化的不同维度进行探究。

因此，媒介批评理论对于媒介生产的研究，一方面考察作为文化的媒介符号意义是如何建构与表征的，另一方面，要考察媒介生产的政治、经济、社会等要素的影响。

为了能够明确探究媒介生产的各种影响要素，美国传播学者休梅克和里斯将影响媒介内容的各种不同因素排列成一个多层次的模型（图8-1），包括个人、组织（媒介内部组织、媒介外部组织）和文化三个要素。这些不同层次的划分为进一步分析媒介内容生产提供了清晰的研究维度，但需要明确的是，这些不同的层次构成并非是完全对立和隔绝的要素，现实情形也许是这些要素之间本身就存在影响关系或互相包容的关系。因此，在具体的研究中，还要做出更加详细的区分。

图8-1 媒介生产研究的层次

上述研究者对媒介生产的影响要素的考察，从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都做出了不同的界定。综合这些理论研究成果，即可归纳出不同的影响变量，从而展开对媒介生产活动的分析。

二、媒介生产体制理论

媒介生产活动总是通过特定的社会组织来实现的。媒介生产除了受媒介组织内部本身的影响外，作为媒介生产的媒介组织则随时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和干预。从世界范围来看，由于各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的差异，媒介生产的组织形式也不尽相同。其中，对媒介生产影响最大的就是媒介组织的体制，媒介体制的差异决定了媒介生产特征的差异。施拉姆等学者提出媒介的四种理论，对媒介生产体制进行分析，从而为媒介批评从生产体制角度进行反思性批判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方法。

媒介生产体制受所在国家和社会的政治、经济、技术和文化环境的影响。具体先看国家与大众传播媒介间的关系。大众传播媒介的所有制问题，即传播媒介归谁所有，由谁来掌控媒介。政党、政府或社会集团对传播媒介的管理和干预方式以及技术发展、文化价值等与媒介的关系。媒介生产与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传统、技术发展水平和价值观念等要素密不可分。媒介体制实际上体现了大众传播活动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条件，所以，研究大众传播体制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条件。总体来看，媒介生产体制对媒介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决定和制约大众传播媒介活动的内容、方式和方法。由此，媒介批评理论对媒介生产的研究应先对媒介生产体制进行批评性探究。

媒介生产体制因国家制度和社会环境等要素的不同而有差异，那么，为什么会形成这些差异，由此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针对媒介生产体制的问题，美国三位学者塞伯特、彼得森和施拉姆在1956年出版的著作《报刊的四种理论》中就做出了回答。作为大众传播媒介体制研究的代表著作，该著认为，“报刊总是带有它所属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形式和色彩，特别是报刊反映一种调节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社会控制的方式。”[3]这里所谓的“报刊”，并不单纯指报刊，也包括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研究者并不是通过理论假设的实证性研究，而是通过对客观存在的观察，在比较了不同类型的媒介生产体制后，集中讨论了集权主义理论、自由主义理论、共产主义理论、社会责任理论四种代表性的媒介体制的模式。

集权主义的媒介生产体制模式源于16世纪和17世纪的英国，也就是报业产生的初期。它是文艺复兴后期集权主义思想主张的产物，但其思想来源于柏拉图、霍布斯、黑格尔等人的哲学思想和国家理论。集权主义报刊理论认为，报刊的主要使命是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贯彻执行政府的政策，听命于国家管理。集权主义理论的主要特征表现为：其一，从所有制上讲，媒介既可以是国家所有，也可以由私人所有，但私人办报必须获得政府的批准。其二，报刊的所有活动均由政府机构所控制。国家通过颁布营业许可证实行特许制，通过对报刊内容进行审查实行预审制，通过征收知识税（印花税、纸张税、广告税的总称）等对报刊进行控制。其三，政府对报道内容加以限制。例如，报刊不能刊登直接批评政府的文章，不能公开讨论政治问题等。其四，各种形式的报刊都应该成为统治者巩固其地位的有力工具，都应该无条件地为国家服务。

自由主义的媒介生产体制以17世纪后期的英国和美国的传播体制为模式，自由主义媒介体制理论源于弥尔顿、洛克、穆勒等人的思想。他们关于自由、真理、权利、人权、议政等问题的讨论，成为自由主义媒介理论的基础。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认为，媒介的主要社会职能是帮助人们发现真理，并通过对政府的监督实现民主的理念。因此，从这一基本理念出发，人们享有发行出版的权利和自由，政府不得干涉信息的获取和发布。新闻机构有违道德的行为，应通过市场的自我调节和法律制裁来解决。从所有制上看，大众传播媒介主要为私人所有，是私人经营的信息产业，以营利为目标。同时，传播媒介作为民主制度的监督，有揭发和批判任何政府独断的或集权主义的行为。

共产主义的媒介体制理论模式是以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新闻现实为模式概括的理论。一般认为，共产主义媒介体制理论是以马列主义为基础的，但作为一种模式的形成，共产主义媒介体制理论主要受到列宁和斯大林在苏联的媒介实践的影响，而非根植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下，如何建立新闻传播体制的具体设想。按照共产主义媒介理论，媒介机构特别是新闻机构全部归国家所有，媒介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其职能在于共产党领导下的宣传者和鼓动者，党和政府控制传播活动，并强调责任重于自由。

社会责任理论是对自由主义理论的修正和发展，因此，也被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理论。但不同之处在于，社会责任理论建立在自由基础之上，追求的是积极的自由，而自由主义理论则建立在消极的自由基础上。社会责任理论认为，自由主义理论所追求的基本理念是正确的，但当媒介机构在商业化的竞争中形成垄断后，传播自由就会被滥用，使媒介机构成为当权者满足个人利益的工具。因此，媒介机构在强调自由的同时也要强调其社会责任，新闻必须受到社会的监督和约束。1947年，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发表《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对社会责任理论进行了系统论述。该报告认为，大众传播媒介的主要职能有以下几种：其一，提供关于公共事物的消息、讨论和辩论，为政治制度服务，也就是传播新闻，及时报道世界上发生的重大事件。其二，启发公众，使他们能够实行自治。其三，作为监督政府的哨兵，以保卫个人的权力。其四，通过广告沟通买卖双方、推销商品，为经济制度服务。其五，供给公众以消遣和娱乐的素材。其六，维持财政自给自足，使报刊能够不受特殊利益的侵害。

在这四种理论提出后，不少研究者结合现实的发展，试图提出新的关于媒介体制研究的批评理论。其中较有影响的如发展媒介理论和民主参与理论。发展媒体理论认为，对于发展中和欠发达国家而言，经济发展是国家的首要任务，因此，媒体的任务主要在于协助政府推动和实现国家的发展，媒介应该是政府的合作者，而不是政府的对立者和挑战者。民主参与理论则以欧洲国家的社会实践为模式，认为大众传播媒介的主要功能在于促进社会的多元化。为了实现该目标，应该有一些小型的、为不同社群所掌控的媒介机构，政府通过资助的形式确保这些媒体的存在。显然，这两种理论的共同点都在于在一定程度上认同政府对媒介的干预。

媒介批评不能简单地把上述理论作为解读世界大众传播媒介发展的全部模式，重点是对这些模式提出的基本问题进行批判性反思。这些理论中所涉及的个体与社会、民主与集权、自由与责任、媒介对政府的监督权、政府对媒介的控制权、公众的知情权、媒介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等问题，也正是媒介批评要深入探究的基本问题。

[1] 刘海龙：《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38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2] ［美］迈克尔·舒德森：《新闻生产的社会学》，见［英］库兰、［美］古尔维奇编：《大众媒介与社会》，杨击译，167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

[3] ［美］韦尔伯·施拉姆：《报刊的四种理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译，2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