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结构主义、符号学与叙事学

人类的传播活动离不开文化符号，在传播活动中，信息是符号和意义的统一体，符号是信息的外在形式或载体，而意义则是信息的内容。用符号学的视角来看，大众传播无非就是传者和受者对符号进行编码和解码的过程。如前所述，文化研究方法上，英国文化研究以“文化主义”研究为主导，将大众文化视为社会人文活动的产物。而与此相对应的“结构主义”研究方法，则关注的是“意义”生成的意指实践，重点在于探究文本内部的系统结构。立足于意义建构论，结构主义、符号学和叙事学理论则成为媒介批评的“结构主义”研究取向的基础理论。

一、结构主义和符号学

结构主义主要有现代语言学理论、现代文艺批评理论和当代法国人文思想运动三个所指范围。就现代西方思想史而言，结构主义主要指20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国的结构主义运动，他们的思想和著述影响巨大，成为20世纪西方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1]因此，结构主义是一个方法论体系，并非统一的学派，它的理论来源和基础是多种多样的，理论体系也是复杂多元的。

作为学术流派，结构主义在不同的研究观点上有很大的差异，但作为方法论体系，结构主义仍体现出共同的特征。这些特征集中表现在对“结构”概念的理解上。对此，瑞士心理学家发生认识论的创始人皮亚杰和法国社会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都有较为全面的论述。皮亚杰对“结构”有三个基本概括，即结构有整体性、转换功能和自我调节功能。具体来讲，整体性是指结构整体中的各构成元素之间存在有机联系；各元素在整体中的性质，不同于它在单独时或在其他结构中内时的性质。转换功能是指结构内部存在着具有构成作用的法律、法规等。自我调节功能是指在结构执行转换程序时，它有自身的调节机制而无须求助于结构之外，即结构相对封闭和独立。列维-斯特劳斯在《结构人类学》中对结构提出了四点说明：一是结构中任一成分的变化都会引起其他成分的变化；二是对任一结构来说，都有可能列出同类结构中产生的一系列变化；三是由结构能预测出当一种或几种成分变化时，整体会有什么反映；四是结构内可观察到的事实，应是可以在结构内提出解释的。

符号学对大众传播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在传播学研究中，符号被认为是“传播过程中为传达讯息而用以指代某种意义的中介”[2]，“信息的外在形式或物质载体，是信息表达和传播中不可缺少的一种基本要素”[3]，“用来指代或代表其他事物的象征物”[4]，“符号是物理性的，可由我们的感官接收；符号指涉它本身以外的某事物；符号依赖它的使用者将其辨识出它是符号”[5]等观点。这些概念的界定都是不同学者对符号的不同理解，都是能反映概念的一部分，事实上，对符号的定义，从皮尔斯首次提出来以后就一直处于争论之中。在对符号及意义的认识的基础上，符号学是作为对“符号”及其研究而存在的。瑞士语言学家F.D.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写道：“我们可以设想有一门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它将构成社会心理学的一部分，因而也是普通心理学的一部分；我们管它叫符号学。它将告诉我们符号由什么构成，受什么规律支配。”[6]符号学的研究被认为有三大领域，“符号本身”、“由符号所组成的传播代码或系统”、“传播代码和符号依赖它们运作于其中的文化，而文化的存在和形成反过来又依赖于传播代码和符号的使用”。[7]索绪尔开创的符号学研究缘起于语言学，所以符号学的研究不可避免地需要进入到语言学领域。索绪尔和皮尔斯的研究是基础性的，其后如罗兰·巴特、皮埃尔·吉罗、奥格登、理查兹等人的研究对符号学研究的意义也十分巨大。

索绪尔对符号学的奠基作用是无可争辩的。人类使用符号进行交流，人类注意到符号所具有的价值进而进行探索这些活动或者已进行几百上千年，但符号学作为科学的研究范畴被提出，则需归功于索绪尔。罗兰·巴特师从索绪尔，被认为是将索绪尔语言学研究的主要观点成功地运用到文化符号研究方面并进一步发展的著名学者，他的研究对结构主义符号学影响很大。

图7-3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

（一）索绪尔的语言学

索绪尔是瑞士语言学家，是现代语言学的重要奠基者，也是结构主义的开创者之一（图7-3）。他被后人称为“现代语言学之父”，结构主义的鼻祖。其代表著作是对现代语言学研究影响深远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索绪尔作为语言学家，他的研究兴趣在于语言，即符号与其他符号之间的联系，而不同于皮尔斯关注的符号与客体之间的联系。在这样的研究兴趣下，索绪尔在语言学领域探讨符号本身，对语言学和符号学的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

首先，索绪尔区分了语言和言语。在索绪尔看来，语言是在集体中才能完全存在的并且是社会的，而言语则是个人的意志和智能的行为。语言被认为是言语活动表现的准则，而言语则被认为是在语言的共同基础上的实践。在此基础上，索绪尔概括了语言的特征：“它是言语活动事实的混杂的总体中一个十分确定的对象”，“语言和言语不同，它是人们能够分出来加以研究的对象”，“言语活动是异质的，而这样规定下来的语言却是同质的：它是一种符号系统”，“语言这个对象在具体性上比之言语毫无逊色，这对于研究特别有利。”[8]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的这番论述并不是一种严格的概念定义，但却指出了语言和言语区分的一些关键之处。在指出两者之间的不同之后，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进而提出了“符号学”的概念，提出需要去研究符号，语言学家的任务被认为是确定使得语言在符号事实中成为一个独特系统的原因。

其次，符号的能指与所指。在语言学的研究中，索绪尔提出，“我们建议保留用符号这个词表示整体，用所指和能指分别代替概念和音响形象”[9]，虽然在能指与声音形象之间的简单相等受到了一些批评，但索绪尔指出了符号在能指和所指上的区别：能指是我们感知的符号形象，如文字的外形和语言的发音等；所指则被认为是能指所指代的概念。在此基础上，索绪尔指出了语言符号研究中的两个原则：一是“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二是“能指属听觉性质，只能在时间上展开，而且具有借自时间的特征”。[10]这两个原则是基于语言学的，但是与符号学也有紧密的联系。索绪尔指出，如果符号学研究包括那些以完全自然的符号为基础的表达方式，将自然的符号接纳入符号学研究的领域，那么它的对象仍然是以符号任意性为基础的全体系统。任意性在索绪尔看来是人类语言的核心特征，语言符号或者更广义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联系是由惯例、规则或使用者之间的协议所决定的。索绪尔的观点隐含着对符号及其指涉物之间的关系的独特认知，在索绪尔看来，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人为的关系建构。

图7-4 罗兰·巴特

索绪尔的研究是站在语言学的领域内，逐渐进入到符号学的研究。作为符号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他的作用是开创性的，但也只是对符号学领域所做的有限探索。这种探索对其后的符号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罗兰·巴特与符号学

罗兰·巴特（图7-4）将索绪尔语言学研究的主要观点成功地运用到了符号研究方面，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论。沿着索绪尔的研究，巴特的研究具有明显的结构主义倾向，即着重探索一个文化意义是通过什么样的相互关系（即结构）被表达出来的。巴特在符号学上的建树是在立足于总结梳理索绪尔的理论的基础上，用结构主义的视角进行了符号学创新。同样，在语言学是否作为独立完整的学科问题上，巴特在当时所持的观点也是认为这个学科还有待于建立。在巴特的著作中，他将“符号学原理按照结构语言学分为语言和言语、所指和能指、系统和组合段以及直接意指和含蓄意指四大类”。[11]

在论述语言和言语的二元分类时，巴特指出，这样的区分是索绪尔对语言学和符号学的重要贡献，在解释这一对概念时，他提到了索绪尔语言研究中的多样性与杂乱性问题，并看到语言作为纯社会性对象时呈现的规律性，也就是语言系统。他认为对语言结构的定义就是“语言减去言语”，这样的语言系统具有社会法规系统和价值系统双重身份，并被认为是一种社会性的契约，个人对它的影响作用微弱。而言语则是一种个别性的选择行为和实现行为。语言（语言结构）和言语两者都是在辩证中存在的，没有言语就没有语言结构，没有语言结构也就不存在言语。在巴特看来，索绪尔的二分观点产生了不少问题，对此，提出了自己的三个问题：语言结构与代码和言语与信息能否等同？言语和组合段之间的关系如何？语言结构和相关性概念的关系如何？并由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随后他也探讨了个性语言、双重结构、符号学领域中的语言/言语分类问题等。巴特在语言和言语关系上的认识多是对索绪尔观点及其后的理论发展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索绪尔观点的认同与补充。

在所指与能指概念上，巴特在对语言学的“记号”作为能指和所指的统一体的叙述之后，自然地认为符号学的“记号”同样也包括能指与所指两部分。进一步指出，所指不是同样的事物，而是该事物的心理表象；而能指则是一个纯关系项，也就是只能在与所指的相互关系中得到定义，能指是一种中介物，必须具有一种质料。接着就是连接所指与能指之间的意指作用，它被认为“是一种把能指与所指结成一体的行为，这个行为的结果就是记号”。[12]意指作用在语言学中被认为是无理据性的，意指作用在长期的社会历史进程中实现，然后作为一种“自然化”的规约存在，成为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的先验任意性和后验非任意性的综合存在。在意指作用中，巴特区分了直接意指、含蓄意指以及主体间的互动三个层次，指出了“记号”被构成的不同模式，当然也包含着由意指功能所建立的能指与所指关系改变而“名不符实”的现象。巴特还介绍了索绪尔的“值项”的概念，记号（符号）的研究不应当只按其组成而应当按照环境来研究，意义通过意指关系和值项的双重制约作用才能得到确定。

系统和组合段的关系是索绪尔语言学研究中的重要概念，巴特对这两个概念的论述也集中在语言学领域，他认为，雅克布逊关于隐喻主导地位和换喻主导地位的论述，使得这样的两个概念以及语言学的研究开始向符号学研究过渡，这两个概念被认为是自然语言的两个轴。在区分直接意指和含蓄意指两者时，巴特将表达平面（E）、内容平面（C）和意指作用（R）三者的关系表达为ERC。这样的一个ERC系统本身可变成另一系统的单一部分，由此形成由第一系统延伸而成的第二系统。第一系统被认为是直接意指，而第二系统就成了含蓄意指，含蓄意指层面的研究较少，是语言学和符号学研究需要关注的方面。这样的观点是将符号学研究从狭隘的能指/所指构成符号这样的视界中转移出来，开始关注泛化意义上的能指/所指以及意指作用和值项。

显然，巴特的研究在索绪尔的语言学研究的基础上，已经开始了全新的符号学研究，他的视角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语言学领域语言与言语的辨析、微观的符号能指与所指关系的探究，开始关注符号背后的社会因素，开始将能指/所指之间的意指关系的重点转移到宏观的社会层面，对索绪尔的传承在适时地发生着变化。巴特创建的理论又影响了他的学生麦茨，后者是电影符号学的创始人之一。[13]

（三）皮尔斯的符号分类

皮尔斯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先驱之一，也是公认的符号学的创始人之一。皮尔斯并未出版过符号学方面的专著，也从未系统归纳或专门阐释过有关符号学的思想。20世纪30年代《皮尔斯论文集》出版，他的符号学理论才为世人所熟知。皮尔斯注意分析人们认识事物意义的逻辑结构，他把符号学范畴建立在思维和判断的关系上，注重符号自身逻辑结构的研究。

皮尔斯对符号学的重要贡献是他对符号的分类。皮尔斯“将符号分为10大类66种，并对不同种类的符号的性质、结构和功能进行了详细的分析”。[14]总的来说，皮尔斯的符号分类可以分为“图像符号、标志符号、象征符号”三大类，他认为这三类符号构成的三角形模式是关于符号特征最基本的模式，“每一个符号都是由其客体所决定的，方式有三：一是具有客体的某些特征，因此我称之为图像符号；二就是客体本身或者和客体有实际联系，因此我称之为标志符号；三是按照一定的习惯，肯定可以被解释为指代某物，因此我称之为象征符号”。[15]具体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图像符号

图像符号被认为和它的指代物相类似，符号与指称的对象有共同的性质，其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自然成立的，如照片与本人之间的对应关系，地形与反映地形的地图之间的关系等。这类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自然建立的，但同样也是有不同的层次划分的。根据符号与所指对象之间的对应关系，可以将图像符号进一步分为图画、图表和具有转喻意义的图画三类。三类图像符号的特点分别是：“与对象在一些特征上相同”、“反映出对象诸部分之间的对应关系”、“与对象存在一般的相似性关系”。[16]

2.标志符号

标志符号是和它的指代物之间有直接的既存关系的符号，是物理性的联系。这类符号的能指与所指在时间上是共存的，物理性的认识是建立在我们的经验以及由此获得的知识的基础上的，如烟与火、咳嗽与感冒、飘扬的红旗与风等。需指出的是，当标志符号的关系基础被建立以后，对应关系的进一步建立就往往不再顾及物理性了，物理性的因素在对应关系中的重要性下降，对应关系的合理性建立在想象的基础之上，符号由此进入到象征建构的阶段。

3.象征符号

象征符号与其指代物之间的联系，来自于习惯、约定或者规则。这种联系的建立符合索绪尔对语言符号的随意性的论述，联系的建立是随意的，但一旦形成则又有了其确定性。象征符号的独特或者说进步之处在于它背弃了物理性的联系走向建构，关系以及其中的意义都是由建构产生，这时的符号研究才慢慢转入对社会因素的考察，符号完成一个从固有的、物理性的联系向建构的、社会性的联系转变的过程。

皮尔斯对符号所做的分类也并不是绝对的和界限分明的，一个符号也可以同时跨越种类存在，同时采用三种类型中的联系建立方式。皮尔斯的分类为我们提供的是一个思考符号与指代物之间联系的启示，并希望在此基础上形成对符号的科学分类。

（四）雅克布森的符号学：隐喻与转喻

罗曼·雅克布森是结构主义的奠基人，俄国形式主义的代表，他的符号学研究是结构主义取向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把一个个单词看成是一个个符号，这些符号必须以某种方式连接起来才能完成某种意义的传达。这种把单个符号组织起来的形式被称为语法，也叫结构。但雅克布森的研究已经超越了语言学的范畴，在结构主义的视角下看待符号学。在雅克布森的研究中，隐喻与转喻（又称为换喻）的观点被认为是对修辞学以及符号学的一个重要贡献。

对于修辞学中隐喻和转喻的研究，特别是对隐喻的考察一直是一个重要领域，在传统修辞学研究中，隐喻修辞格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亚里士多德几乎用隐喻表示一切修辞格，维柯、艾柯等人都有过对隐喻重要性的论述。对隐喻概念的界定，传统的修辞学认为，“在隐喻的众多说明中，共同的一点是隐喻为用一种形象取代另一种形象而实质意义并不改变的修辞方法”，[17]但实质意义在语言文本中不可避免地被引申或者联想，由此产生引申意义和联想意义。因此，隐喻可以被定义为能指以一种不同于固有联系、不局限于字面意义的方式，应用到一个所指之上，在能指与所指之间建立对应关系；而转喻则可以被简单地定义为用部分来代表整体。雅克布森在对失语症现象的研究中分析了这两种修辞现象。在失语症的情况下，语言的原有关系发生了变化，隐喻与转喻在这样的情况下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雅克布森把隐喻和转喻看成是二元对立的典型模式，认为它们为语言符号得以形成的选择和组合这一双重过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雅克布森看来，“隐喻和转喻的对立其实代表了语言的共时性模式（它的直接的，并存的，‘垂直的’关系）和历时性模式（它的序列的，相继的，线性发展的关系）的根本对立的本质”。[18]在对隐喻和转喻两种修辞模式分析的基础上，雅克布森提出了对语言诗歌功能的定义，由此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雅克布森的研究集中于语言学，对媒介批评具有重要的基础性理论的意义。

雅克布森提出了影响深远的语言交流的六要素、六功能说。雅克布森认为，任何言语交际都包含说话者、受话者、语境、信息、接触、代码六个要素，与之相适应的是，言语体现出六种功能，如交际侧重于语境，就突出了指称功能；如侧重于说话者，就强调了情感功能；如侧重于受话者，意动功能就突现；如侧重于接触，交际功能就占支配地位；如侧重于代码，元语言功能就上升到显著地位；如言语交际侧重于信息本身，诗的功能（审美）则占主导地位。由此，结合前述的隐喻与转喻的分析，雅克布森具体分析文学作品的审美意义。

作为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理论，看似与媒介批评有较远的距离，但毋庸置疑的是，起源于语言学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理论，在结合媒介研究后同样具有普遍的理论意义。这也是整个结构主义与符号学的共性，看似与媒介距离较远，但一旦结合，就有了一般层面的描述、解释和实践运用的理论意义。

二、叙事学

叙事学是在结构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叙事文本进行研究的理论，通常指的是经典叙事学，即结构主义叙事学。经典叙事学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兴起的以文学文本为重点的批评理论，它将结构主义和语言学研究引入文学文本分析。其理论渊源主要包括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结构主义、俄国形式主义及新批评派理论等。具体而言，对经典叙事学产生直接影响的是结构主义和俄国形式主义，作为其直接理论来源的是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神话分析和普洛普的民间故事研究。结构主义叙事研究不同于传统的叙事理论对作品内容及社会意义的重视，而立足于现代语言学结构主义理论，更注重作品的文本及其结构分析，即注重作品的共性分析，而不是具体的艺术成就分析。因此，经典叙事学主要研究作者与叙述人、叙述人与作品中的人物、作者与读者等的相互关系以及叙述话语、叙述动作等内容。

（一）叙事学的含义

叙事学“研究所有形式叙事中的共同叙事特征和个体差异特征，旨在描述控制叙事（及叙事过程）中与叙事相关的规则系统”。关于“叙事”概念的核心意义，有研究者对其做了较为全面的概括，认为主要包括下述含义。[19]第一，叙事是一种言语行为；第二，叙事是一种符号活动；第三，叙事是一种语言表现；第四，叙事是叙事者生产的话语；第五，叙事是为了读者所组织起来并赋予意义的文字制品；第六，叙事是用语言表现出来的一件或一系列真实或虚构的事件；第七，叙事是人类交际最基本的表述手段；第八，叙事是人们将各种经验组织成有现实意义的事件的基本方式；第九，叙事是最核心、最基础的表达与理解方式；第十，叙事是一种文化理解方式；第十一，叙事是一种推理模式，也是一种表达模式；第十二，叙事是一种人类认知的基本模式等各类不同的界定。可见，对叙事内涵的界定包含了语言学、符号学、意义理论等各个方面。

最早提出“叙事学”这个概念的是法国当代著名结构主义符号学家、文艺理论家茨维坦·托多罗夫。他在于1969年发表的《〈十日谈〉语法》中提出“这部著作属于一门尚未存在的科学，我们暂且将这门科学取名为叙事学，即关于叙事作品的科学”的观点。此前的1966年罗兰·巴特的《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克洛德·布雷蒙的《叙事可能之逻辑》等论文以及格雷马斯的《结构主义语义学》等著作，其实都是叙事学的奠基之作。作为文本分析的新方法，叙事学经过不断发展，具有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同样，对于媒介文本批评而言，叙事学理论也具有方法论的重要意义。

经典叙事学主要是对以神话、民间故事、小说为对象的书面叙事文本的研究。简言之，就是关于叙事作品、叙述、叙述结构以及叙述性的理论。叙事学着重对叙事文本做结构主义的技术性分析，并以此为依据研究其他各类叙事文本。叙事学形成和发展起来后，媒介批评家也使用叙事理论分析媒介文本，并注重研究各种文化是如何通过叙事再现自身，研究结构主义叙事模式对媒介文本的影响以及它们所达到的传播效果。后经典叙事学理论则将叙事文本研究的范围从小说、民间故事等，广泛扩展到电影、戏剧、漫画、新闻、日记、编年史等文本的研究，并拓展到对各种符号构成的媒介文本形式的分析，如对书面或口头语言、视觉形象、姿态和动作以及这些不同媒介组合文本的叙事学分析。

就历史发展看，对叙事的讨论早就开始。柏拉图对叙事做了模仿/叙事的二分法，这可以被视为叙事理论的发端，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也对叙事问题进行了探究。18世纪，随着小说的发展，对小说叙事的讨论则更加充分全面，从小说的内容到形式、小说的功能和读者的定位等问题都有所涉及，对叙事学的基本范畴，如叙述视点、声音、距离等也都进行讨论。其中，关于叙述视点的讨论成为小说叙事批评最为重要的视角和方法。

从思想渊源看，经典叙事学理论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的俄国形式主义，其中弗拉基米尔·普洛普所开创的结构主义叙事研究奠定了叙事学理论的基础。叙事学理论最直接的影响来自于普洛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该著被认为是叙事学的奠基之作。普洛普打破了传统的按人物和主题对童话进行分类的方法，认为故事中的基本单位不是人物，而是人物在故事中的“功能”，由此从众多的俄国民间故事中分析出32个“功能”。[20]其他俄国形式主义者如什克洛夫斯基、艾亨鲍姆等人提出的叙事作品的“故事”和“情节”之间的差异的认识，直接对叙事学的叙事作品结构层次划分研究产生影响。“故事”指的是作品叙述的按实际时间顺序的所有事件，“情节”则侧重指事件在作品中出现的实际情况，这些直接影响了叙事学对叙事作品结构层次的划分。他们提出“故事”和“情节”的概念来指代叙事作品的素材内容和表达形式，大致勾勒出其后经典叙事学研究所聚焦的故事与话语两个层面，以此来突出研究叙事作品中的技巧。

普罗普的叙事学理论被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接受并传到法国。借助于结构主义叙事学理论，列维-斯特劳斯则重点研究了神话中内在不变的因素的结构形式，并试图运用语言学模式发现人类思维的基本结构，对叙事学理论的形成做出了贡献。

图7-5 列维-斯特劳斯

（二）经典叙事学理论

经典叙事学，即结构主义叙事理论的核心内涵，就是要发现文本的“深层结构”，即在“故事底下找故事”。但是，这个视角在具体分析中又有差异，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首先重点发现深层结构，再由“深层”反观“表层”，如普洛普、列维-斯特劳斯（图7-5）、托多罗夫和格雷马斯等的研究。二是首先重点从文本/话语即表层结构逐渐进入“深层”，以热奈特和罗兰·巴特等为代表。由此出发，经典叙事学理论建构了不同的分析研究取向和基本理论体系。这主要包括下述方面。

}h6}1.罗兰·巴特的符号叙事理论

罗兰·巴特认为，叙事学就是对叙事作品的研究，主要包括神话、传奇、寓言、故事、短篇故事、史诗、历史、悲剧和其他的人类的表达方式。他利用索绪尔的语言学来分析文学。认为文学只是一种语言，一种符号系统，重要的不是它的信息，而是它的系统。同样，文学批评重组的不是作品的信息，而是它的系统，就像语言学家不去推论句子的意义，而是建立能够传达意义的正规机构。因此，文学批评不应是理解作品的意义或价值，而应探究产生意义的结构。作者的本意因此受到忽视，而语言和结构不是作者的意识，或来自意识的言语行为产生意义。罗兰·巴特为叙事学研究提出了纲领性的理论设想。

作为符号学理论的奠基者，罗兰·巴特对叙事作品的结构进行分析。他把叙事作品分为功能层、行为层、叙述层三个描写层次，各层次上有单元分布关系，不同层次上有融合关系，如“功能”的确定必须决定于角色的意向或故事大体的“动向”，“动向”的作用和价值又须依它在整个“叙述”中的地位而定，任何语言单位可能结合到各个层次之中产生意义。在具体叙事分析中，罗兰·巴特在《S/Z》中，把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萨拉辛》分解成561个词汇单位，即“解读单位”。其中，有些只有几个词，有些是几个句子，长短不一，每个单位都是一个分析主题。创造性地提出了解释符码、行为符码、语义符码、象征符码、指示符码五个符码，从而对巴尔扎克的作品进行了符号学叙事的分析。

}h6}2.格雷马斯的结构主义语义学

格雷马斯在叙事学理论方面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从索绪尔关于“语言”和“言语”的理论以及雅克布森关于“二元对立”的概念出发，重点探究了叙事文本的语义结构。其最重要的著作是《结构语义学》（1966）和《论意义》（1970）等。

首先，格雷马斯明确区分了深层语义机构和表层句法。表层句法又可分成叙事结构（表层结构）和语篇结构（表达结构）。叙事过程要经过一系列的转化，具体包括横向转化和纵向转化，横向转化是从基本语义转化成基本句法。纵向转化是从基本句法转化成表层叙事句法，再转化成语篇句法。格雷马斯认为，符号叙事学意味着转化的过程，即意义的产物。格雷马斯在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基础上提出了“语义方阵”，认为它是一切意义的基本细胞，语言或语言以外的一切“表意”都采取这种形式。“语义方阵”里面包含着主角和对象、指使者和承受者、助手与对头三对结构单位。这三对结构单位出现在所有叙事作品中，包括愿望、交流和矛盾三种关系。格雷马斯的理论可以视为对普罗普最初构想的一种发展和改进，他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情节结构模式的建立，揭示出叙事体深层结构所显示的意义。与普罗普不同的是，他把故事视为类似句子的语义结构，注重的是功能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单个的功能。

}h6}3.热奈特与叙事理论的发展

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家热拉尔·热奈特在推动当代叙事理论迅速发展并走向成熟方面，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热奈特在吸纳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建构出自己的叙事理论。

热奈特认为，“叙事”包含故事、叙事和叙述行为三个层次的概念，故事是叙事话语中讲述的或真实或虚构的事件；叙事指的是讲述一个事件或者一系列事件的口头或书面的话语，实际上是叙事者对“故事”加工后的完成形态，即叙事话语；叙述行为“并非指实际上的作者叙述，而是指一种虚构的或理论上的交流过程，即一个虚构的叙述人向一个或一些虚构的听述人传达叙述内容”。其实，叙事话语分析的就是对叙事、故事和叙述行为的相互关系的研究。

热奈特吸收了托多罗夫的叙述话语的研究成果，并对其予以修正，区分了三类故事问题：第一，时间，指所述之事的时间次序。它分为“事实时序”和“叙述时序”，前者指“故事”中这些事件“实际”发生的顺序；后者指在“叙事”（作品文本）中这些事件排列的顺序。时序主要指故事的时间与叙事时间这二者之间的关系。第二，跨度，又称“时限”，指怎样压缩、删减或扩展所述之事中的一些事件，怎样概述或停顿等。“故事”中事件的发展进程速度是“正常”的，而在“叙事”中却发生变化，“几十年的事”可以寥寥交代甚至一笔带过，“一个细小动作”却可以扩展开来或跨过相当久远的时间产生影响。第三，频率，一个事件在“故事”中发生的次数与在“叙事”中被叙述的次数之间的变化关系。包括同频式（事件发生次数=事件被叙述的次数）和异频式（事件发生次数大于或小于事件被叙述的次数）等多种情况，如普鲁斯特在《追忆逝水年华》中把只发生了一次的事件叙述得好像重复发生的事件一样。第四，语式（又称“语境”），指叙事的方式，它又可分为“距离”和“视角”。距离涉及叙述与它自己的材料之间的关系，热奈特引用柏拉图的“纯叙事”与“纯模仿”两个概念，认为他们相当于英美小说中的“讲述”和“展现”。视角，又称为“视点”，指叙述人进行叙述的角度位置。

热奈特为研究叙事话语建立了一个较为严谨和系统化的体系，是当之无愧的结构主义叙事理论的集大成者。此后，叙事学理论从法国传播到欧洲大陆并发展到英美时，发生了一些变化，如布斯的《小说修辞学》、马丁的《当代叙事学》和瓦特的《小说的兴起》等是英美叙事学研究的重要成果。英美学者更多地是从修辞技巧入手，研究比较直观和经验化。例如，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对“隐含的作者”和“声音”的探讨，便不单纯是从叙述语法的角度入手，而是以一种修辞学的观点进行了叙事学的分析，同样对叙事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意义。

[1] ［比］J.M.布洛克曼：《结构主义》，李幼蒸译，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 张国良：《传播学原理》，175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3]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4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4] 董璐：《传播学核心理论与概念》，13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5] ［美］John Fiske：《传播符号学理论》，张锦华译，61页，香港，香港远流出版公司，2004。

[6] ［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岑麒祥、叶蜚声校注，3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7] ［美］约翰·费斯克：《传播研究导论：过程与符号》，许静译，33页、3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8] ［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岑麒祥、叶蜚声校注，36页、3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9] ［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岑麒祥、叶蜚声校注，10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10] ［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岑麒祥、叶蜚声校注，102页～10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11] ［法］罗兰·巴特：《符号学原理》，李幼蒸译，11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12] ［法］罗兰·巴特：《符号学原理》，李幼蒸译，14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13] ［法］罗兰·巴特：《符号学原理》，李幼蒸译，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14]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4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15] ［美］约翰·费斯克：《传播研究导论：过程与符号》（第二版），许静译，4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6] 李岩：《媒介批评：立场、范畴、命题、方式》，17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

[17] 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341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18] ［英］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与符号学》，瞿铁鹏译，77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19] 祝克懿：《“叙事”概念的现代意义》，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

[20] ［美］伯格：《通俗文化、媒介和日常生活中的叙事》，姚媛译，28页、29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