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后现代主义理论

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中叶出现的世界性的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引发了哲学、社会学、神学、教育学、美学、文学等领域经久不息的论争，当代世界许多重要思想家都卷入了对后现代主义精神的理论阐释和关注。后现代主义所具有的怀疑精神和反文化姿态以及对传统的否定态度和价值解构的策略，使得它成为一种“极端”的理论，使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以彻底虚无主义的否定方式表现出来。[1]当然，对于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在批判的立场上吸取其有益方面，借以观察和批评大众媒介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关系，从而推进和发展媒介批评的理论研究。

一、后现代主义的源起与发展

对于后现代主义的问题，必不可少地需要讲到现代性的问题，因为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的存在基础便是对现代性的批判，现代性的问题也因为后现代思潮的批判而愈加凸显。

由启蒙运动肇始的现代性在学者中间也有着不同的概念界说。吉登斯将现代性视为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它包括从世界观（对人与世界的关系的态度）、经济制度（工业生产与市场经济）到政治制度（民族国家和民主）的一套架构。哈贝马斯把现代性视为一项“未完成的设计”，它旨在用新的模式和标准来取代中世纪已经分崩离析的模式和标准，来建构一种新的社会知识和时代。福柯将现代性理解为“一种态度”，而不是一个历史时期，不是一个时间概念；对于福柯来说，现代性从根本上意味着一种批判的精神。[2]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不论是吉登斯、哈贝马斯还是福柯，最终都走向了后现代主义，现代性的界定是作为后现代性的对立面而成立的，由此可以看出二者之间的关系。现代性作为先于后现代性的思潮，在后现代性的批判与挑战之下慢慢建构起自己的概念。因此，后现代性作为其对立面，其概念界定的争议在所难免。由此，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界定问题以及后现代性是否真正地存在过，也一直是学界有争议的问题。

后现代主义思潮在20世纪60年代产生，经过七八十年代的发展，至90年代形成了全球性的影响。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它的形成只有几十年的时间，但后现代概念的出现却远早于这一思潮。美国学者凯尔纳与贝斯特在《后现代理论——批评性的质疑》中，曾专门对后现代概念做过考古的研究。他们将“后现代”概念追溯到19世纪的绘画艺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用法是在1870年前后，一个英国画家约翰·沃特金斯·查普曼的画作被描述为‘后现代的’绘画”。[3]历史学家汤因比也曾用这一概念形容1875年以来的西方历史，并把后现代视为西方文明走向衰落，现代的理性主义和启蒙精神发生崩溃的“动乱时代”。可见，后现代在概念使用中就含有一种创新前卫和理性崩坏、启蒙崩溃的二律背反的界定。由此，当后现代主义思潮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产生与生发后，其所涉及的领域也就呈现出兼容并包但又散乱的特征，以法国后现代思想家为代表，西方学者从各个领域开始涉及后现代的概念，“那时在不同文化领域、不同学科的内部和跨学科层次上，在哲学、建筑、电影研究及文学主题中，开始形成认可这一形式多样的社会、文化现象存在的要求”。[4]

对于后现代思潮的起因以及“后现代”的性质，学者们就形成了多种认识，分别有“社会动因说”、“后工业化或信息社会说”、“消费社会说”、“文化反叛说”、“叙事危机说”等。[5]

社会动因说认为，法国1968年的“五月风暴”以及美国的黑人运动、反越战运动等西方世界的危机，宣告着一个旧的时期渐被埋葬，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展开，“当我们听到至理名言时，我们想知道是谁在讲话；当理智的声音在发言时，我们往往会问是什么下意识的需要在起作用”[6]，旧的范式在痛苦坍塌，新的范式在痛苦建立，社会思潮在涌动。福柯、利奥塔德、鲍德里亚、哈维等人都是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考察后现代主义的。后工业化或信息社会说则主要基于社会技术的变革带来社会“轴心原则”的变化，并由此带来社会形态的根本性变化。不论是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和《第三次技术革命》预示的“后工业社会”的图景，还是阿尔温·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的未来学视角，都在预示着社会的剧变，信息社会以及知识的生产消费状态成为后现代观察社会的基本视角。消费社会理论一直是鲍德里亚所关注的问题，他宣称，后现代社会主体已经落败，客体统治的时期已经开始。在后现代社会中，消费主义盛行，它支配着人的一切，形成全新的、公认的社会状况。文化反叛说以丹尼尔·贝尔为代表，在《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一书中，他指出，“现代主义的真正问题是信仰问题”，西方的现代价值体系和信仰体系已经被摧毁了，社会的意义不再，后现代对本能、冲动和意志的解放、对传统的价值和文化的反叛、对资产阶级的社会组织形式的背弃等，都预示着后现代主义将替代现代主义登上历史舞台。利奥塔德关注的是后现代主义兴起带来的“‘对元叙事的怀疑’、对那些曾经控制、界定和解释世界上所有不同形式的话语活动的普遍指导性原则和神话的怀疑”[7]，由启蒙时期的“解放叙事”、“辩证法”、“人类自由”等组成的元叙事给予了现代社会观念和行为以合法性，随着现代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元叙事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元叙事受到后现代主义的攻击，承载意识形态的现代性叙事与后现代对这样的叙事的反对与背叛是两者之间的区别所在。

后现代思潮影响到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对于媒介批评而言，媒介研究在后现代的语境下的审视与诠释也是多角度的，媒介的后现代性与社会的后现代性的关系，不仅仅是一个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其中福柯的权力与话语理论、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以及鲍德里亚的符号消费理论，都涉及了媒介与文化社会的关系探讨。可以看出，媒介的后现代性与社会的后现代性大致是一个同构的过程，有时媒介甚至起一种先锋示范的作用，媒介成为社会后现代性发展的前哨。因此，媒介研究则构成了后现代主义研究的重要领域和视角，故而媒介批评更应立足于后现代理论，审视媒介本身的发展和变迁。

二、福柯的话语与权力理论

图7-6 米歇尔·福柯

米歇尔·福柯（图7-6），法国哲学家和“思想系统的历史学家”，对文学评论及其理论、哲学、批评理论、历史学、科学史（尤其是医学史）、批评教育学和知识社会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被认为是后现代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福柯的中学老师评价说：“我把我所认识的学哲学的年轻学生分为两类：一类，哲学于他们永远都是好奇的对象，他们向往认识宏大的体系、伟大的著作；而另一类，哲学于他们更多的是关心个体，关心生命的问题。笛卡尔代表第一类，帕斯卡尔代表第二类。福柯属于第一类，在他身上，人们可以感受到一种非凡的充满智慧的好奇心。”[8]其著作主要有《精神病患与人格》（1954）、《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精神病史》（1961）、《诊所的诞生——医学考古学》（1963）、《雷蒙·卢塞尔》（1963）、《事物的秩序——人文科学考古学》（1966）、《知识考古学》（1969）、《规训与惩罚》（1975）、《性史》（1976）等。

福柯很少论及现代性，而是倾向于使用“现代时期”的概念，并将现代性或者说现代时期定义为一种批判精神，但是这样的一种批判精神同样是使用在对现代性的批判之上的，由此福柯被认为是后现代哲学家，其思维方式被认为是后现代性的也就有了现实的依据。

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所谓知识的“考古学”是福柯主要的方法之一，也是最为核心的方法。福柯认为的知识考古学是一整套“器具”，但是这整套器具是累赘的、有着古怪装备的。福柯没有为他的考古学给出确切的定义，但指出这样的一种方式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他对诸如“书籍”，或者“作品”等话语单位产生了怀疑，并认为这些单位不像它们所表现的那样直接和明显。他在无法给出确切定义之后，为他所谓的“考古学”确立了几条基本原则，“考古学所要确定的不是思维、描述、形象、主题，萦绕在话语中的暗藏或明露的东西，而是话语本身，即服从于某些规律的实践”；“考古学不试图发现连续的和不知不觉的过渡，这个过渡缓和地把话语同它前面的、周围的和后面的东西联系起来”；“考古学根本没有被排在作品的主宰形态地位上，它不试图捕捉这一形态从无名的地位中脱颖而出的时机”；“考古学不试图重建人们在说话的一瞬间的所思，所愿，所求，所感受，所欲的东西”。这样的一整套器具没有单一化的效果，更注重多样化的效果，“它对唯一的真理不感兴趣，对普遍原则不感兴趣，对线性发展观不感兴趣，对同一性和连续性不感兴趣；它感兴趣的是‘差异’，是‘复杂多样性’，是‘非联系性’，是‘不同的基础、不同的创造、不同的修正’”。福柯将这样的一种方法运用于医学史、人文科学、知识社会学等领域，并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

在对知识考古的基础上，福柯开始探讨话语与权力的问题。“话语”源于拉丁语“discursus”，在现代英语和法语中，“话语”具有“言谈”、“言说”的含义。“话语”作为一个术语首先出现在语言学中，20世纪中叶逐渐从语言学领域扩展到其他领域，20世纪60年代正式进入到哲学领域。但在此之前，话语也以语言学、言语等形式与哲学建立了联系，如维特根斯坦、奥古斯丁等人都探讨过这样的问题，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德里达等人更是直接使用“话语”的概念。福柯的话语理论被西方学者认为是结构主义的，和现象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论述话语理论时，福柯联系考古学和权力，使自己的理论体系凸显出来。在福柯看来，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话语获得的，任何脱离话语的东西是不存在的，话语建构着我们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话语在本质上是一种人类的重要活动，历史的文化由各种话语所构成。福柯认为，“在任何社会中，话语的产生既是被控制的、受选择的、受组织的，又是根据一些秩序而被再分配的，其作用是防止它的权力和他的危险，把握不可预测的事件。”[9]话语并不是自生自灭的，而是受到社会程序的制约，而这些程序中最为人所知的是排斥程序，话语排斥的三种形式是“对性和政治的禁忌，理性话语对疯癫话语的区分和歧视，真理对谬误的约束和制约——都是从话语外部实施的，也即是说都是借助于体制和历史实施的，借助于权力和欲望实施的”。[10]

在话语的内部，福柯界定了评论原则、作者原则（冲淡原则）和学科原则三种原则。这些原则被认为是话语控制程序，是使话语自己的意义局限化的过程。此外，福柯还指出了第三种对话语的控制，这种控制并不是针对话语本身，而是针对说话的本体，有时说话的主体会被禁止进入某种话语领域，这样的话语领域只对部分说话的主体开放。由此，不论对话语的控制处于何种层次和方面，福柯认为在其中都是权力的体现形式。福柯对“系谱学”的研究方法的运用，是因为福柯反对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宏观权力”的观点，而要求分析多样的“微观权力”及其运作方式。在福柯看来，一切都是权力，在他对监狱、性、知识话语的分析中，权力一直是核心的观点。

在福柯的理论视域中，“权力”指的并不是一般政治学意义上的公民对政权的服从，也不是社会中的某一分子或者团体对另一分子或者团体的统治，也不仅是指物质上的或军事上的控制力量，但它们也是权力的构成要素。而是指一种众多力量的关系，概指广泛意义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对福柯而言，权力不是固定不变的，可以掌握的某种东西，而是一种贯穿于整个社会的“能量流”。

权力和知识的关系，即知识社会学以及这种关系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的表现问题，是福柯研究理论的重点。福柯认为，历史由各种不同的“认识”构成，他将这个“认识”界定为特定文化内的特定形式的权力分布，因此，能够表现出来有特定的知识，则成为权力的一种来源。因为这样人们就可以有权威地说出别人是什么样的以及他们为什么是这样的。福柯没有把权力看做一种特定的形式，而是将它看做使用社会机构来表现一种真理，从而将自己的目的施加于社会的特定方式。关于权力话语的研究构成了福柯理论的重要基础。

关于媒介话语权的问题，也是媒介批评理论的重要理论基点。其中“知识和权力”的概念被认为是社会规训的重要机制，知识之中的权力或者说是权力对知识的控制，在规训着现代社会中的每个个体。规训的概念被认为是从启蒙运动肇始的，规训的技术使得异常的人变为驯服和有用的人而重新嵌入社会。但不同于一般学者对权力的认识，也并非如学者对福柯的权力概念的误解，福柯的权力观是微观的、持续的、网状覆盖的，并且是生产性，而不是压制性的。权力被认为无处不在，是一张广泛存在的、普遍发挥作用的关系之网。“虽然权力在人们身上的作用并不平等（即一些群体被权力的作用支配、剥削和虐待），然而权力作用于每一个人，不管他们是支配者还是被支配者”，[11]由此，福柯权力的概念已经超越了传统的权力观而进入一个“泛权力”的视野。

福柯对于话语和权力的论述在媒介之中得到了全景的体现。媒介不可避免地拥有和实践着自己的话语体系，也在经意和不经之间体现着自己的权力。如果以“压制性”的观点看待媒介的话语和权力，那么媒介在社会控制机制中的作用是要重视的。如果以“生产性”的观点看待媒介的话语和权力，那么媒介如何在保持、激发和促进生命和社会的发展上发挥作用更是意义重大。这就是福柯的理论在媒介问题上的重要启示。

三、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是当今英语世界最重要的文化理论家与批评家之一，被海登·怀特称为“西方最有影响的理论家之一”。研究者称他为后现代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学者等，并对他的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理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政治无意识理论等进行深入研究。但他自己的定位，认为“我是搞法国文学的，并不是研究美国问题的专家，我注意到的是世界范围内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发展，因此，可以说是个文化批评家”。[12]詹姆逊的主要著作有《萨特：一种风格的起源》（1961）、《马克思主义与形式》（1971）、《语言的牢笼》（1972）、《侵略的寓言：温德姆·路易斯，作为法西斯主义的现代主义者》（1979）、《政治无意识》（1981）、《理论的意识形态》（1988）、《晚期马克思主义》（1990）、《可见的签名》（1991）、《后现代主义、或曰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1991）、《地缘政治美学》（1992）等。

作为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家，詹姆逊具有双重身份，即后现代思想家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詹姆逊“一方面，站在后现代主义的立场上，认为后现代社会已经到来，传统的体系文化时代已经不复存在，单一的语言、概念和术语系统已经不合时宜，所以，他反对绝对主义，元叙事；另一方面，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他又对其他后现代思想家排斥总体性叙事的做法持反对意见”。[13]在詹姆逊看来，在后现代是否存在的问题上已无争论的必要，他确定地认为后现代时期或者说后现代社会是存在的，并将它与“晚期资本主义”相对应起来。詹姆逊认为，“在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初期之间，我们的文化发生了某种彻底的改变、剧变。这突如其来的冲击，使我们必须跟过去的文化彻底‘决裂’。而顾名思义，后现代主义之所以产生，正是建基于近百年以来的现代（主义）运动之上；换句话说，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决裂性’也正是源自现代主义文化和运动的消退与破产。”[14]那么，詹姆逊是在怎样的现代性的基础上谈论后现代性的？这样的与现代性决裂的后现代性、后现代社会、后现代主义文化会有怎样的特征？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指出了后现代的来临后的对策是什么？对于这样的问题，詹姆逊都做出了包含自己的逻辑的完整的阐释。

首先，詹姆逊为后现代性的“反叛对象”现代性确立自己的存在。詹姆逊确信后现代性是存在的，后现代性存在于对现代性的反叛与决裂中。反叛和决裂的对象是需要明确的，由此反叛者和决裂者才有明确的存在，反叛和决裂的指向才能真正明确。詹姆逊认为，对现代性的理解是要与现代化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一点上他赞同吉登斯的观点，也对哈贝马斯未完成的设计的现代性的界定表示赞同。但他认为，现代性的建立终究是不可能不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现代性的发展有其完整的过程，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后现代性。在他看来，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是可以在资本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分别加以界定的，他站在总体性思维的高度看待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问题。詹姆逊为现代性确立了四个基本准则：第一，“断代无法避免”；第二，“现代性不是一个概念，无论是哲学的还是其他的，它是一种叙事类型”；第三，“不能根据主体性分类对现代性叙事进行安排；意识和主体性无法得到展现，我们能够叙述的仅仅是现代性的多种情景”；第四，“任何一种现代性理论，只有当它能和后现代与现代之间发生断裂的假定达成妥协时才有意义”。[15]这样构成了詹姆逊对现代性的解释。

其次，在确立了现代性的基本要素之后，对后现代性的探讨也就具有了明确的指向性。詹姆逊的总体性的思维模式决定了他将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中探讨后现代性的问题，那么，现代化、晚期资本主义、全球化等宏大的概念将不可避免地进入了他探讨的范畴。但詹姆逊对后现代性的哲学的思索、形而上的认知，又决定了他在另一层面上理解后现代性的问题。詹姆逊将后现代性与现代化的概念联系在一起，总结了后现代性的两种成就，包括“一是农业的工业化，也就是消灭了所有传统的农民；另一种是无意识的殖民化和商业化，亦即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16]詹姆逊既有明显的想为后现代性确立如吉登斯界定现代性时的明确指标的目的，又能跳出这样的目的，避免对一些重要信息视而不见。同时，受曼德尔学说的影响，詹姆逊将资本主义的发展区分为市场资本主义、垄断式资本主义、晚期资本主义三个主要阶段，与此相对应，詹姆逊认为，资本主义文化也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三种类型。从符号学的角度看，詹姆逊还对这样的三种文化逻辑的特征进行过分别的界定，即“规范解体”、“规范重建”以及“精神分裂的逻辑”。[17]在规范解体阶段，由再现的美学主宰，符号是自然的和自我有效的。在规范重建阶段，符号和它的指涉物之间出现分离。而到了第三阶段，符号的任意性开始占统治地位，符号具有了自主性。当然，这样的界定只是在文化逻辑的意义上进行的，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理论的界定，主要是建立在他对全球化、文化的空间化的认识的基础之上的。

最后，在詹姆逊看来，他的理论与思想是建立在总体性思维的基础上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把握在他那里是一种统一的、过程性的认知。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全球化阶段之后，文化的全球化也就随之而来。经济的发展或者说资本的扩展与后现代的全球文化的形成，并非是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那么简单。全球化的经济和全球化的文化、后现代的时期和后现代的文化之间的关系是基于并且是超越这样的前提的。在詹姆逊看来，全球化是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方面的总体性的概念，全球化体现的是一个趋同的发展轨迹。由此，文化工业或者说是大众文化的兴起并对原有的精英文化、多样化的文化的取代也就变得很好理解了。在文化的全球化问题上，此时对于媒介的探讨就有了现实的意义，但詹姆逊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显然是处于自我的矛盾之中的，一方面，詹姆逊认为“全球化是一个传播性概念，交替地掩盖与传递文化或经济含义”。[18]但另一方面，他也直接说明，仅仅使用传播的观点观察全球文化是不合适的，而且传播的全球化与世界的单一化或者多样化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也是值得争议和讨论的问题。在詹姆逊看来，空间化的文化在就是过去与未来的时间概念被打破，人在后现代的社会中处于孤立的现实之中，此时的文化也是现在的和现时的，人和文化都呈现一种精神分裂的状态。詹姆逊通过对晚期资本主义阶段及全球化的讨论后，建立了“超级空间”的概念，认为庞大的跨国公司占据着世界，信息媒体通过无中心的传播网络覆盖全球，跨国空间和超级空间同时建立，个体陷入其中无能为力。

在论述后现代性和后现代文化的同时，詹姆逊有时也直接说明后现代文化的病症以及其中隐含的二律背反。在詹姆逊看来，后现代文化的病症主要有文化的商品化、文化的浅薄化、主体的灭亡、人类情感的消逝等问题。这样的病症是后现代主义所包含的深刻的二律背反必然的结果，“时间与空间”、“主体与客体”、“自然与人性”、“乌托邦与反乌托邦”的深刻冲突，在根本上决定了后现代文化在全面真实地展现世界、情理兼备关怀自我、恰当合理体现人性、理性与情感并存，从而思考过去现在未来等问题上的无能为力。当这样的问题摆在如詹姆逊这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面前时，他的回答也只是“听天由命”，但茫然的同时，也许是一种思索的契机与机会。

四、鲍德里亚的符号消费理论

让·鲍德里亚，法国哲学家，现代社会思想大师，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对当代社会文化现象、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了后现代视角的批判，成为享誉世界的法国知识分子。主要著作有《物体系》（1968）、《消费社会》（1970）、《符号政治学批判》（1972）、《生产之镜》（1973）、《符号交换与死亡》（1976）、《末日的幻觉》（1976）、《仿象与拟真》（1981）等。

鲍德里亚思想深受马克思、索绪尔等人的影响。他的早期思想传承了马克思主义，后来接受发展了符号学说，并创建了自己独特的后现代主义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他对当代社会视域中主体与客体间新型关系的形而上学研究，又逐渐取代了他的后现代性理论。

鲍德里亚的后现代理论深刻影响文化研究理论以及媒介、艺术和社会的话语。他试图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符号学以及结构主义加以综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他对消费社会中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控制关系、商品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日常生活以及被组织到意指系统中的符号等，都进行了符号学理论的分析，他的这些分析对象涉及家庭环境、建筑、绘画以及媒体等各种现代日常生活现象。同时，鲍德里亚基于后现代的立场，探究超现实的由“拟像”构成的世界。他的“拟像”社会理论认为，拟像社会中虚拟模型和符号建构了人们的经验世界结构，并消灭了模型与真实之间的差别，人们对真实世界的体验以及真实的基础均已不复存在。在其《宿命的策略》（1983）中，鲍德里亚描述了作为客体的大众、信息、媒体、商品等无限增值，最终逃脱了主体的控制，实现了主客体之间的角色逆转。由此，他的理论改变了贯穿西方形而上学中的主体对客体的统治的基本观点。在他看来，这种统治已经结束，并建议个人应当向客体世界投降，并放弃主宰客体的观念。

以拟像理论为基础，“消费社会”理论成为鲍德里亚对后现代主义生活世界的界定。他认为，在这样的世界里，主体不可避免被客体统治。在消费社会环境中，人们受到物的包围，为物所**和支配，人同时也被异化与物化了。鲍德里亚认为，随着消费社会的产生，消费取代了生产成为支配着整个社会结构的存在形式。在消费社会中，人们消费的并不是物的有用性，消费成为人们体现自己的社会地位与身份的过程，人们消费的是符号“意义”体系结构。

在鲍德里亚看来，消费社会是“作为新生产力的象征和控制的消费”占据主导的社会，“消费社会也是进行消费培训、进行面向消费的社会驯化的社会——也就是与新型生产力的出现以及一种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经济体系的垄断性调解相适应的一种新的特定社会化模式”。[19]消费社会被认为是一种与新型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特定的社会化模式，这一模式被用来进行消费培训和进行面向消费的社会驯化。由此，消费社会“就是以‘消费’来进行‘社会驯化’的社会”。[20]显然，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理论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此外，鲍德里亚还将其理论视点从物的批判转向对符号的批判，进一步发展了异化理论。在鲍德里亚看来，在马克思主义的实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二重价值”之外，物品或者商品还存在着第三价值，即“符号价值”。在消费社会中，消费的对象不再是物质性的物品和产品，而是消费着处于物体系中的物品，这样的一个“物体系”规定着物体的意义与功能。物品只是这样一个意义与功能体系中的要素，物品的消费不再是因为它的物质性，而是因为它作为“个性化”的、处于符号差异系统中的意义对象被消费。鲍德里亚这样的观点解释了商品如何作为客体成为主体追逐的对象，对客体的消费主宰社会，甚至连主体也被当做符号化的对象，被抛入消费社会，从而成为也被消费的商品。客体作为符号被消费，消费异化为符号的消费，而符号消费的内在逻辑是“符号操作”，其结果就是对真相的否定。

鲍德里亚的符号消费的观点涉及由消费到异化的过程，并探究了媒介在其中的作用。从物的消费到符号消费，人们失去了理性判断与选择的能力，人成为受符号支配的奴隶，消费也不再是为了追求商品的使用价值，在人异化的同时，消费也异化了。在鲍德里亚看来，消费社会中的这种人的内在需求，不在关联的虚假的外在需要的源头之上，媒介的作用从来都是巨大的，媒介被认为是以制造消费、诱导消费为本质而存在的，它所能提供的往往并非是信息，而是信息泡沫。鲍德里亚认为，“传媒无意识取消了主体，使主体麻木；消解了高级艺术和低级艺术、深刻思想和肤浅思想、能指和所指的界限，它促使人们不假思索地参与和盲从。”[21]在鲍德里亚看来，电子符码的出现与使用更是造就了一个“超真实”的世界，在其中，真实世界与虚拟世界不再有界限，假的比真的更真实，真和假都不复存在，任何领域都在“内爆”，并在内爆中走向超领域。任何领域同时也是其他领域，任何领域存在的条件与基础也就成为虚无，无处不在而又不在任何一处，世界的状态在符号中重新回到混沌与不可知。由此，人成为“单向度”的人，世界成为“超真实”的建构，一切都在“内爆”中走向不确定性。

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和符号消费理论的论述不仅仅是局限在对消费的探讨上，对媒介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也远非只是局限于某些方面。从广义上看，符号的消费是在前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象征文化与符号文化等一系列对立的关系中展开的。鲍德里亚在对马克思商品“二重价值”论的修正和对西方异化理论的发展中，其理论超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争，进入了符号意义的讨论。符号的生产和抽象的差异性社会关系，使得他的思想既是对马克思的背弃，也是对传统的唯心主义的叛逃。

正如他的理论的产生背景所揭示的，鲍德里亚的符号消费理论与对社会变革、工人阶级权力、社会意识形态等宏大问题联系在一起的。符号的消费在鲍德里亚看来是具有政治经济学批判意义的，即符号的功能可以和阶级的逻辑结合在一起；需求的起源或者说消费的动力是和意识形态密不可分的；符号的消费会带来拜物教，而拜物教的存在本来就是以意识形态为阐释基础的；艺术品的拍卖也是一种符号的交换，其中有挥之不去的权力与统治的色彩等。就大众媒介而言，鲍德里亚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单列“媒介的挽歌”一章，将媒介与“策略”、“言说”、“颠覆”、“控制”等概念结合在一起。[22]对于鲍德里亚而言，符号消费是在社会政治经济中得以构建和体现的，毋庸置疑，他的思想和理论是在社会政治经济的宏观背景中展开的。对于媒介批评而言，无疑也提出了后现代社会媒介的社会作用和地位。

思考与练习

一、名词解释

1.传播政治经济学

2.精神分析批评

3.结构主义

4.符号学

5.叙事学

6.后现代主义

二、简述题

1.简述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内涵。

2.简述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人物及观点。

3.简述精神分析批评的理论内涵。

4.简述媒介结构主义、符号学与叙事理论的基本观点。

5.简述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核心人物及其观点。

三、案例分析

阅读新闻文本材料《新闻自由与隐私保护权》，载《财新网》，2006年9月4日，试用相关媒介研究理论进行分析，思考新闻自由与个体隐私权的关系问题。讨论：新闻自由与隐私权是完全对立的吗？新闻自由是否意味着对隐私权的侵犯？假如没有新闻自由的社会，如何理解隐私权保护的问题？

四、课堂练习

了解你周围的同学，看还有哪些同学在坚持阅读纸质印刷的报纸？并调查他（她）阅读的是何种纸质报纸？为什么阅读？以后还会不会继续阅读纸质报纸？并进一步思考和分析纸媒的未来。

[1] 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36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 陈嘉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十五讲》，4页、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 ［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评性的质疑》，张志斌译，7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4] ［英］史蒂文·康纳：《后现代主义文化——当代理论引导》，严忠志译，1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5] 陈嘉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十五讲》，118页～12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6] ［美］莫里斯·迪克斯坦：《伊甸园之门：六十年代的美国文化》，方晓光译，264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

[7] ［英］史蒂文·康纳：《后现代主义文化——当代理论引导》，严忠译，1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8] 王治河：《福柯》，4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9] 王治河：《福柯》，162页、163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10] 汪民安：《福柯的界线》，15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11] ［澳］丹纳赫：《理解福柯》，刘瑾译，85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

[12] ［美］詹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13] 韩雅丽：《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理论研究》，29页，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

[14] ［美］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詹姆逊批评理论文选》，42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15] 王逢振主编：《詹姆逊文集·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全球化》，4卷，23页～7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16] 陈嘉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十五讲》，26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7]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编：《比较文学讲演集》，33页、34页，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18] ［美］詹姆逊等：《全球化的文化》，马丁译，55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19] ［法］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金志钢译，73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0] 夏莹：《消费社会理论及其方法论导论——基于早期鲍德里亚的一种批判理论建构》，14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21] 张天勇：《社会符号化——马克思主义视阈中的鲍德里亚后期思想研究》，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22] ［法］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夏莹译，161页～183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