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媒介与文化

媒介和文化间的关系研究是媒介批评的基本目的，通过探究媒介与文化的关系，保证大众传播活动的良性发展，建构良性的社会文化价值。媒介与文化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媒介体现文化，任何媒介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某种文化信息；文化依托于媒介，文化不能脱离媒介而独立存在。总的来看，媒介活动总是体现特定的社会文化形态和内涵，而社会文化的传播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大众传播媒介。如前所述，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凯瑞就直接提出“传播即文化”的观点。由此，对媒介与文化的关系探究成为媒介批评理论的基础。

一、传播即文化

媒介批评理论在媒介与文化的关系认识中，詹姆斯·凯瑞“传播即文化”的观点最为典型。该观点也是媒介批评所坚持的对媒介的基本定位。显然，离开文化价值和立场，任何批判对人而言都没有现实意义。

针对美国主流传播研究坚持传播是“信息传递”这样的观点，凯瑞明确提出传播的“仪式观”。凯瑞认为，人类传播活动并非是“传递观”所认为的单纯是信息在空间的传播和对受传者的控制与影响，而是维系社会在时间上的延续、创造、表达，并更新和改变某个社会群体共同的意义系统和价值信仰（见表5.3）。

表5.3 传递观与仪式观的比较

文化传播学派认为，传播是符号意义建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现实得以生产、维系、修正和转变。第一，文化传播学派坚持“现实的符号生产”的观点。符号学和意义理论认为，传播活动中存在着“真实现实”和“符号现实”的区分。一方面，存在着一个我们可观察的客体、时间与过程的真实世界；另一方面，存在着一种命名真实世界中的这些事件，并或多或少能描述这些事件的语言或符号。我们通常认为，现实是第一位的，语言是第二位的，但是，正是通过媒介传播，通过符号形态的建构、理解与利用才创造了现实，并使现实成为一种存在。第二，作为传播媒介的符号形态具有替代性和生产性等文化特征。媒介批评就是为了考察各种有意义的媒介符号形态如何被创造、理解和使用这一实实在在的社会过程。因此，通过对符号意义的文化内涵的研究，通过对发生在历史中的、可以观察的行为的传播活动的分析，可以发现人们对各种符号系统的文化建构。解释人们如何创造、表达、传播文化、现实的知识以及对现实的态度。这些就包括艺术、科学、新闻、宗教，乃至神话。可见，通过这一概念的界定，文化传播观把对传播的“意义”的深层内涵的分析和探索当做基本的理论基点。这一点是对以“传递观”为主导的大众传播研究的拨正。

凯瑞的研究是在广阔的人类社会活动的背景下探究传播媒介的本质，他始终坚持任何传播活动都与人类的日常活动息息相关，紧密相连。在他看来，传播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传播媒介不仅仅是某种意愿与目的的工具，而且是一种明确的生活方式，是我们的思想、行动和社会关系中的矛盾的真实缩影。凯瑞通过对文化研究的深刻理解和分析，指出了人们对传播技术的过分肯定和依赖的立场，批判了将技术和文化严重对立的立场，分析了技术中隐含的某种政治意识形态的意义，由此，深刻揭示了技术、文化、社会的统一性。他认为，技术也是文化的产物，它所展现的实质就是一种文化性的创造与表达行为。正是在这种独特的文化观和技术观的导引下，凯瑞超越了单纯技术的窠臼，把对媒介的研究深深地植入到人类社会文化与历史的发展的沃土之中，从而探究隐含在人类传播媒介现象深处的社会文化问题。

媒介批评理论坚持把传播的“仪式观”当做媒介研究的重点，总体而言，传播的“仪式观”重视传播活动的社会性、符号表征性、仪式性等特征，并基于这些特征对媒介以及传播活动进行分析，成为媒介批评的重要研究领域和研究重点。

二、媒介文化

以“传播即文化”的传播仪式观为理论起点，媒介批评理论重点关注媒介文化研究。所谓媒介文化，主要指在大众媒介的影响下而产生的文化形态及通过大众传播活动显现出来的社会文化现象。媒介文化的形成与大众媒介的发展和普及及大众社会的出现密切相关。具体而言，媒介文化是指以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等大众传播媒介为载体，借助于语言、文字、图像、声音等多元的符号形态传播而形成的特定的文化形态，有报刊文化、影视文化、网络文化、数字媒体文化等不同的类型。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开始关注大众媒介的影响力及蕴含的文化内涵的问题，由此，媒介文化研究不仅成为当代大众传播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也成为其他人文和社会科学关注的重点。借助于社会、文化研究视角，媒介文化研究也成为媒介批评对媒介与文化关系探究的具体方式。

从法兰克福学派到英国文化研究理论，特别是以英国文化研究学者雷蒙·威廉斯（图5-1）、霍尔为代表，还有费斯克和莫多克等学者，都把媒介当做当代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创了媒介文化研究的先河。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1780-1950》《漫长的革命》（1961）、《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1974）、《关键词》（1976）等著作都是媒介与文化研究的经典。他们使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符号学、现象学等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大众媒介及其所传达的内容以及媒介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和意义进行分析、解读、阐释与批判，认为大众媒介不仅为人们提供信息与娱乐，还为人们建构几乎所有的常识，大众媒介如同一只“看不见的手”，时刻影响和控制着人们在精神与物质意义方面的生活。更为重要的是，大众媒介已经成为社会权力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图5-1 雷蒙·威廉斯

随着文化研究的盛行，有关“媒介文化”的研究也为学者们所广泛关注，成为媒介批评研究中的重要领域。所谓媒介文化，指的是媒介产品所表征的意义及受众的解读，它包含着从文化产品的生产、文本的呈现到文本的接收、实践应用的过程。媒介文化的本质，是基于文化视域中的大众媒介传播封闭而又开放的循环往复的过程。媒介文化产品的生产与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和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就其文本而言，媒介文化涉及新闻、广告、影视娱乐等媒介符号产品，就其接收而言，媒介文化涉及受众以及社会、文化的背景和语境等。

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立足于当代媒介发展的现状，对“媒介文化”做了全面的分析。首先，凯尔纳把媒介文化纳入文化研究的框架内，将媒介文化看成是文化研究的重要构成部分，明确了媒介文化与文化研究的基本关系。其次，将媒介放置在当代社会与历史变迁的语境中进行探究，凯尔纳所说的要将媒介文化“置于当代社会与历史变迁的语境中进行特定研究”，重点关注“媒介文化是怎样同政治和社会斗争叠合在一起，怎样参与塑造日常生活，怎样影响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影响人们怎样看待自己和他人以及如何形成自身的认同性”等问题，[1]即重点考察作为文化形态的媒介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间的内在关系。凯尔纳将媒介文化的含义概括为三个方面：其一，媒介文化（产品）生产；其二，媒介文本；其三，文化文本的接收和运用。媒介文化产品的生产必然将媒介物质技术形态及体制因素包含在其中，而且也正是后者规定和制约着前者。媒介批评理论在对媒介文化进行研究的同时，也绝对不能忽视“媒介文本”，因为媒介文本是媒介文化最直观的体现形态。凯尔纳认为，媒介文化是图像文化、工业文化、商业文化和高科技文化的结合。

在媒介文化的领域中，不同的社会群体和主流意识形态都在争夺着话语控制权，同时，个人也通过媒介文化的图像、话语、神话和奇观等参与到这种控制权的争夺中。显然，媒介文化建构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意识形态，塑造了我们关于自己和他者的身份认同。媒介文化制约着我们的价值观、情感和对世界的理解，它不断地利用新技术，诉求于市场原则和普遍的非个人化的受众。每个社会个体都被媒介文化裹挟其中，都会受到媒介文化的影响，媒介文化成为当代社会人们日常生活的仪式和景观。而这些深层次的影响和关系，正是媒介批评理论需要深入探究的地方。

总之，媒介文化的概念既包含着文化工业的产品所具有的性质和形式（即文化），也表明它们的生产和传播的模式（即媒介技术和产业）。媒介文化关注文化生产、传播和消费的构成，便于消除文化、媒介和传播等研究领域间的人为隔离。因此，媒介批评理论对媒介文化的探究使得人们注意到在媒介文化体制中文化与传播媒介之间的相互关联，从而突破“文化”与“传播”的界限。媒介文化研究学者提出了研究的范式与观点，在“媒介产品生产”、“媒介文本”、“媒介话语”以及“受众接收”等不同的环节对媒介文化研究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为媒介批评理论提供了丰富的可资利用的理论资源。

媒介文化还与大众文化、通俗文化、流行文化等概念有关。这些概念实际上都属于大众文化范畴，主要描述了当代消费社会与媒介化社会中流行文化的风貌，表现出当代文化的通俗化、群体化、量产化与媒介化等突出特征。

三、媒介文化的基本特征

媒介文化具有广泛推行社会价值规范与建构社会价值意识的社会功能，是现代社会总体文化系统中由大众媒介所建构的亚文化系统。从其目前的发展趋势看，也正从边缘文化形态进入当代社会的主流文化体系。媒介文化作为当代社会的一种文化形式，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呈现出独特的个性特征。

（一）媒介文化的意识形态性

媒介文化的意识形态性是指由媒介文化与社会意识形态不可分割的关系而形成的两者之间互相控制、依赖的特征。意识形态包括文化属性和政治属性，马克思认为，文化属性是指意识形态是一种对社会存在的系统解释，在总体上是一类确定的文化，这种文化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受社会存在的制约，个人或集体都要自觉不自觉地受这种文化的影响，它支配着一个人或一个社会群体的精神。价值观是文化属性的核心。政治属性是“一个伴有某种政治倾向和政治选择的思想体系”[2]，是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关系的反映，并为特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法律制度服务。正因为媒介文化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密不可分，并且媒介文化在塑造社会意识形态方面具有特殊的功能，所以，媒介文化不可避免地含有意识形态的影子，同时，媒介文化的生存和发展也需要社会意识形态的支持和保护。所以，媒介文化和意识形态两者相互依存，互相制约，不可分割，共同发展。

（二）媒介文化的功能性

媒介文化的功能性是指媒介文化在生产、传播和扩散中，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和渗透，阻碍或者促进社会发展的功能。媒介文化的功能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媒介文化的渗透性。媒介文化的渗透性是指媒介文化在传播扩散的过程中，对各种文化的接受和融合具有强大的作用。一方面，媒介文化为各种文化的交流、融合提供了平台。不管是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的主流文化，还是具有民族特色的小众文化，都在媒介这个载体上传播、扩散，互相影响和渗透。另一方面，媒介文化造成文化趋同，模糊了文化界限。各种文化在传播过程中都要被受众和市场检验，在受众需求和市场规律的调节下，不同类型的文化之间会取长补短，最终会导致媒介文化趋同，同质化现象严重，同时，各种文化之间的界限不再像以前那样泾渭分明。

第二，媒介文化的社会性。媒介文化的社会影响是受众对媒介文化的认同程度，具体表现在媒介文化对个体社会化和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所谓社会化，指的是一个人出生后由一个‘自然人’成长为‘社会人’的过程。个人的学习过程和适应过程以及个人观念的形成是社会化的中心内容”[3]，媒介在个体社会化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媒介文化对社会的进步也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社会的发展进步离不开媒介文化。媒介文化可以培养和提高利于社会进步的文化、道德等方面的氛围。主流社会意识形态、消费导向和价值判断标准的形成都离不开媒介文化的参与。

第三，媒介文化的创造性。媒介文化的创造性指媒介文化在传播扩散的过程中衍生的一系列新观点、新文化，可以为媒介文化增值。媒介文化在传播扩散的过程中，不断地吸收各种文化的精髓，补充新的血液，在原有的基础上扩充、壮大。媒介可以促进文化发展，“促使文化增值的诱因很多，无论是文化的传播主体，接受主体还是传播媒介本身，都能使文化在传播与扩散，交流与融合的过程中得到增值”。[4]通过媒介这个得天独厚的工具，各种文化不仅消解了人与人之间的在接受文化上的不平等，还超越了时空限制，克服了文化在传承与创新上的障碍，提高了文化增值的效率。

（三）媒介文化的商业性

媒介文化的商业性是指媒介文化在传播、扩散的过程中的商业化特点，媒介文化的商业性体现在媒介的商业性运作和媒介文化的商品化上。“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竞争是铁的纪律，利益的追逐是天经地义的事情。”[5]媒介也不例外。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媒介文化同样要遵循市场化、产业化的运作方式，在承担其特殊的文化属性的同时，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利益。因此，媒介文化的竞争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越来越显著。收视率、发行量、点击率成为媒介生死存亡的重要参考依据。从自身来看，媒介投身市场经济，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必须在市场规律的指挥下进行运作。故此，媒介文化必然体现着深厚的商业色彩。

媒介文化的商业色彩表现在媒介文化的商品性、文化内容的偏向以及媒介文化的分众化等方面。在市场经济中，媒介文化的内容受众数量巨大，因此，为减少成本，媒介文化的内容往往采用大批量的复制。同时，为了迎合受众，满足受众的需求，媒介不遗余力地讨好受众，因此，媒介文化也在不同程度上呈现出媚俗倾向，表现出浓厚的流行色彩。从内容上分析，娱乐类、服务资讯类、经济类、广告类节目占据主导地位。同时，为了满足不同受众群体的需求，大众媒介逐渐细分节目内容，表现出明显的小众化或分众化趋势。

对于媒介与文化关系的认识，媒介批评理论学派继承了以康德、尼采、马克思、弗洛伊德为代表的哲学传统，认为媒介在很多地方摧毁了传统文化的价值。媒介对文化的影响是不利的。他们关注的焦点是利益核心、权利和统治是怎么通过传播来体现。基于实证主义传统的美国文化研究，更关注媒介如何在人们日常生活中运用、产生影响并创造文化，对媒介和文化的关系持的是积极的肯定的态度，詹姆斯·凯瑞提出的“传播即文化”命题，强调媒介传播在维持现当代社会中所起的“仪式性”作用。总之，媒介批评理论立足于媒介与文化的关系，分析媒介文化在当代的表现形态、特征、内涵以及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

[1] ［美］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文化：介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文化研究认同性与政治》，丁宁译，7页、1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2] 吴增基：《现代社会学》，29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3]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8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4] 崔欣、孙瑞祥：《大众文化与传播研究》，62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5] 吴飞：《传媒批判力》，79页，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