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作为社会文化活动的传播

英国文化研究学者威廉斯指出，大众传播在人类文化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从技术上看，媒介不断延伸，人们的言论自由空间则不断扩展，从而使得传统的媒体垄断和媒体制度更趋民主化，因此，媒介技术的不断进步是建立民主社会的基本前提和条件。同时，大众传播媒介通过特定的文化符号，使得传者与受者之间的信息得以传递、延伸和丰富，从而使人们的认识和观念不断提升。因此，文化研究认为，媒介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是一个信息传递的技术平台，同时“媒介是独立自主的个体与其他个体建立交流联系的中介，也是一个建立意义的平台。通过媒介，孤立的个体有了社会、地域、历史。”[1]由此，媒介体现为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存在。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媒介的技术载体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如从语言媒介、文字媒介，发展到现代印刷媒介、电子媒介和网络媒介等。因此，对于人类媒介演变发展过程，研究者将其分为“第一媒介时代”和“第二媒介时代”。前者指的是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后者则指的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时代。新媒体的发展不仅催生了各类数字化媒体形态，更为重要的是还形成了全球化的信息社会。正是在此意义上，媒介批评立足于社会文化视角，探究媒介形态与社会、文化间的内在关系。

一、两种媒介观：技术主义视角和社会文化立场

当代大众传播理论研究形成了两种有差异的媒介观，即技术主义的和社会文化的媒介观。技术主义视角的媒介观认为媒介是信息传递的工具，而社会文化立场的媒介观则认为“传播即文化”，媒介是人们社会文化的有效组成部分。媒介批评的任务，主要在于立足于“传播即文化”的观点，从而探究媒介的社会文化意义。

为了阐明“传播即文化”的观点，首先需要对媒介的概念加以梳理。大众传播学之父施拉姆认为，“媒介是传播过程中，用以扩大和传递信息的工具。”[2]在他看来，所谓媒介就是大众传播流程中的渠道和工具，它起着承载、传递信息的作用。一般而言，媒介，或称“传播媒介”“媒体”，从信息学的角度而言，对于媒介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从广义的角度分析，任何可以让人与人、人与事物、事物与事物之间产生联系或者发生关系的物质，都可以称为媒介。例如，人们交流的语言、手势、衣着服饰、往来的信件，人们穿行马路时不同颜色的信号灯以及蜜蜂在不同情况下的舞蹈，都是人与人之间、人与事物之间、事物与事物之间交流的媒介，也就是广义上的媒介。从狭义的角度来理解，媒介是人与人以及人与物产生联系或者发生关系的物质，是指传者与受者之间用以传递、延伸、负载、扩大特定符号的物质实体，是信息依附的载体。概括起来看，媒介是指介于信息传播活动中信息发出者与接收者之间的“中介物”，是人与人之间、人与事物之间交流、联系的物质，是承载信息符号的物质载体。显然，不论是从广义的角度，还是从狭义的角度，对“媒介”定义的理解都离不开对它的信息的“物质载体”这类属于技术意义上的属性的界定。

沿着技术主义的视角，媒介便理所当然地指的是具有信息传递功能的物质形态，即大众媒介。由此延伸开去，它还指从事信息采集、加工制作和传播的社会组织，即传媒机构。有研究者认为，“传播媒介有两种含义：第一，它是指传递信息的手段、方式或载体，如语言、文字、报纸、书刊、广播、电视、电话、电报等。第二，它是从事信息采集、加工、制作和传播的社会组织即传媒机构，如报社、出版社、电台、电视台等。在传播学中，传播媒介包括以上两种含义。细分起来，如果是指传播活动的手段、方式或载体，那么一般就用‘媒介’这个词；如果是提传播活动的组织、机构或人员，那么一般就用‘媒体’这个词。”[3]这里基于汉语语义的差异，将同为Media的“媒介”与“媒体”做了区分。显然，这一观点代表着对于“媒介”概念的普遍认识。

对媒介发展历史的研究，基于技术主义立场，将其归纳为媒介的技术形态的演变（见表5.1）。随着技术本身的发展变化，媒介形态的变化归纳为早期的“新闻媒介”到“大众媒介”，再到“信息媒介”的变化路径。所谓“新闻媒介”是指传统新闻传播领域，以提供新闻信息为主要内容的媒介形态，具体包括传统的新闻性报纸、新闻性杂志、广播、电视等载体。“大众媒介”是指在大众传播时代，以提供更为丰富的信息为内容的各种媒介形态，主要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电影、书籍等载体。“信息媒介”是指在信息化社会中，媒介内容不仅关注新闻、评论、文化、娱乐等传统内容，还关注网络和数字通讯等领域，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媒介形态，还包括数字化的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电影、书籍、网络、手机等各类媒介形态。从媒介的具体物质存在形态看，媒介的发展过程经历了手势媒介、语言媒介、文字媒介、印刷媒介、电子媒介和数字化新兴媒介等发展阶段。

表5.1 媒介概念的内涵

传播学者麦克卢汉基于媒介技术批评的立场，提出了“媒介即信息”、“媒介是人的延伸”、“冷媒介和热媒介”等有关媒介特征的理论认识。他的研究是基于媒介技术主义视角，对媒介与人的关系特征进行概括。麦克卢汉认为，媒介不仅仅是传递信息的工具，还能告诉人们世界是什么样子，这里他重点强调的是媒介技术对人认识世界能力的提升。麦克卢汉认为，人们在掌握文字前主要使用的是面对面交流的手段，也就是同时使用听觉和视觉，有了印刷文字后，人们便主要依赖报刊和书籍（视觉）。等有了电视，人们又发展为视觉与听觉并用。由此，他认为这样既延长了人们的感官，也恢复了感官的平衡。因此，麦克卢汉进一步扩展“媒介即信息”的观点，认为“媒介是人的延伸”。当然，麦克卢汉媒介理论分析的重点，在于立足媒介技术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意义的视角，从宏观层面对媒介与人的影响关系进行描述和解释。这种无法在现实中进行具体实证性研究的想象性比喻，可以启发人们对媒介认识的思路，但是的确很难对媒介与人的关系做出客观准确的把握。

媒介不仅是人们传递信息、建立传播关系的物质载体，同时，它还是建构意义的平台。通过媒介，人们建立了“共享的意义”，进而使得独立的个体具有了社会、历史和文化上的存在意义。与作为主流的传播实证研究学派不同，关于媒介与社会文化的研究则立足于文化研究与社会批判的理论立场，从而考察媒介的性质、特征、意义与作用。

美国文化传播学者詹姆斯·凯瑞指出，美国传播研究中的主流观念是“传递的视角”，即传播是以社会控制为目的而进行的跨空间的信息流动，这种传递观的背后隐含着对媒介的技术主义的界定。与此相反的是，凯瑞提出“传播即文化”的视角，这种观点强调大众传播媒介在现代社会中所起到的“仪式性”的作用。他从文化与社会发展的整合关系入手，考察了媒介研究中文化研究取向的基本思路和见解，同时也对技术和传播的互动关系做了分析。这种“传播即文化”的思想对理解任何媒介与社会文化关系的理论都具有重要意义。

媒介批评所坚持的媒介观也是凯瑞在社会文化立场上探究的媒介观。在媒介批评理论中，所谓媒介的内涵，不仅是指信息意义传播的物质和技术载体，更是指人们社会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媒介不仅传递信息，同时还生产和建构人们的社会生活的意义，在此意义上看，媒介则具有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内涵。故而，媒介批评的任务也就在于分析、揭示和阐释与媒介有关的人类社会文化活动的内涵和意义。

二、作为文化的媒介

所谓“文化”就是“人化”，有了人类社会也就有了文化，它指的是人在世界中的一切活动及其所有的创造物。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活动中创造的物质和精神产品的总和。一般而言，广义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行为文化和制度文化。狭义的文化则专指人类的精神文化及其精神生产的成果。正如梁漱溟所言，“俗尝以文字、文学、思想、教育、出版等为文化，乃狭义的。我今说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意在指示人们，文化是极其实在的东西。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4]他对文化的界定，明确地涵盖了广义的和狭义的文化定义。

中国古代典籍中早有“文化”一词。“文”既指文字、文章、文采，又指礼乐制度、法律条文等。“化”是“教化”和“教行”的意思。“文化”是指以礼乐制度教化百姓。刘向的《说苑》说“凡武之兴，谓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这里的“文化”一词与“武功”相对，含有文化教化之意。南齐王融在《曲水诗序》中说：“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其“文化”一词也为文治教化之意。西方理论中的“文化”一词源于拉丁文culture，本义是指农耕和植物培育。15世纪以后，文化的词义逐渐扩展，后来把对人的品德、能力的培养称为文化。英国文化人类学家泰勒从人类学的角度将文化加以定义，认为“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伦理道德、法律、风俗和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通过学习而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5]

媒介与文化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在人类的传播活动中，媒介与文化密不可分。媒介的传播活动总是体现一定的社会文化，而社会文化的传播也很大程度上依赖媒介。媒介体现文化，文化依附媒介。文化不能脱离媒介而独立存在，同样，任何媒介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某种文化信息。文化在传承的过程中要依附于特定的文化符号系统，而媒介不仅是符号系统的载体，同时还是符号系统的组成部分。由此可见，文化是媒介的内容，媒介是文化的形式，两者不可分离。媒介批评则试图探究媒介与文化的内在关系。文化研究则从理论和方法为媒介与文化研究提供了基础（见表5.2）。

表5.2 文化研究理论

文化研究学派的媒介与文化研究理论对“文化”概念有不同的认识。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创始人威廉斯将文化界定为“生活的全部方式”，他认为，文化是“感知的结构”，在这种文化人类学的文化概念中，文化不再是传统意义上与“艺术”、“文明”或“启蒙”相关的概念，而是一个群体共同享有的结构化的生活方式。英国媒介文化研究学者约翰·费斯克说：“文化是感觉、意义与意识的社会化生产和再生产。将生产领域（经济）与社会领域（政治）联系起来的意义领域。”就其本身而言，“文化一词属于多重话语，它能在若干不同的话语中游走。这意味着你不能将某个固定定义引入任何文本和所有文本，并指望都能讲得通。你不得不做的，就是识别话语性的文本本身。”[6]媒介与文化研究对于文化内涵的理解，主要集中在文化的符号性和实践性两个方面。“符号性”是指文化是人类创造的所有的意义系统，如语言、文字、图像、观念、价值等，文化成为人类社会群体共享的意义，媒介则是意义的符号化表征。“实践性”指的是文化是人们生活的全部总和，包括人们日常的生活和行为，人们借助于媒介符号系统赋予自己的生活和行为以意义，这就构成了文化。媒介批评理论是以这两个不同的视角理解文化和媒介文化等概念的内涵。

三、媒介与社会的关系

媒介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始终是大众传播理论探讨的主要问题和重要领域。特别是随着社会发展，媒介形态日趋多元化，媒介与人们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媒介与社会的关系也变得越加复杂。因此，立足于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把大众传播媒介置于社会系统之中，一方面探究大众传播媒介作为社会组织形式的基本特征；另一方面探究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系统的内在关系，成为媒介批评学的基础理论。

大众传播学研究很早就关注媒介与社会的问题，以“芝加哥学派”的大众传播研究为代表，从社会学角度对媒介的研究可追溯到20世纪初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大众传播理论的奠基人，拉斯韦尔、勒温、拉扎斯菲尔德、霍夫兰等学者即从政治学、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角度探究大众传播问题，并由此奠定了传播学的理论基础。当代传播学者丹尼斯·麦奎尔对媒介与社会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对媒介社会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总结。此外，英美传播学者詹姆斯·库兰和米切尔·古尔维奇主编的《大众媒介与社会》立足于阶级、性别、种族媒介与社会研究的基点，关注媒介研究和文化研究之间的联系、新传播技术引发的社会变化以及互联网对传统报业的影响等。其他西方学者关于媒介与社会的研究成果也很多。随着大众传播理论的不断发展，关于媒介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成为大众传播理论关注的重要议题。媒介批评理论在确立分析视角的基础上，对媒介与社会的关系做出了全面的描述和解释。

随着媒介的不断普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与媒介的联系日益密切。媒介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构成要素，而人们的社会生活也要依赖于大众传播媒介才能实现，媒介成为当代社会人们日常生活的主导性因素。基于这样的社会背景，研究者提出了“媒介化社会”的概念，用来分析、解释当代社会媒介与人们社会生活之间的内在关系。“媒介化社会”理论的核心观点强调的是，随着媒介的发展和普及，在媒介化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媒介不仅具有了社会组织的基本特征，本身也更加社会化。同时，作为独立的社会构成因素，媒介与社会的其他要素的联系更为紧密。由于受到社会系统中的其他相关因素的影响，作为具有“社会公器”、“言论自由”的保障等社会功能的大众媒介，在当代社会也面临严重的挑战。在复杂的社会系统中，当代媒介是否还能保障作为“社会公器”的独立性以及“言论自由”如何实现等问题在今天更加突出。因此，在媒介化社会中，媒介批评理论必须深入剖析媒介与社会的现实关系问题，并对这些问题做出解释和回答。

对于文化与社会的关系，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家帕森斯认为，社会系统是个体的互动系统，而文化系统则提供了共享的有意义的符号，从而使得社会行动者能够相互沟通。文化系统定义了一个社会角色及其期望的模式化或制度化体系，文化借助于这些价值或规范来引导社会中个体的行动。因此，社会规范或社会秩序是通过个体对社会生活中的正式或非正式的文化价值的接受而形成的。社会学家赫伯特·甘斯则认为，文化除了社会规范价值之外，还与人们的审美趣味密切联系，对价值和趣味文化内容做出相似选择的使用者可以描述为个体趣味文化的公众，或趣味公众，这些公众不是组织起来的，而是非组织化地聚集起来的。那么，显然媒介是不需要通过有目的的组织而能够将公众聚集起来的途径。在这里，媒介、文化与社会的关系联系密切。

现实的媒介批评是在社会化的大众传播过程中实现的，体现了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化系统之间的影响关系以及媒介内部的组织关系，同时也体现了媒介与社会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因此，媒介批评理论应在“媒介与社会”的宏观框架内探讨媒介与社会系统间的联系，而不应仅仅局限于用传统的社会原理和方法来讨论媒介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1] 鲁曙明、洪浚浩：《传播学》，12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 ［美］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陈亮、周立方、李启译，144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

[3] 李彬：《大众传播学》，170页，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0。

[4]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5] ［美］克莱德·克鲁克洪：《文化与个人》，高佳等译，3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

[6] ［英］约翰·费斯克等：《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李彬译，62页、63页，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