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法国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与发展

一、后马克思主义在法国产生的理论背景和历史氛围

虽然后马克思主义的事业在英美比较兴隆，涌现出自己的“旗手”拉克劳和墨菲，但真正说来，后马克思主义的故乡并不在英美，而是在法国。法国何以是后马克思主义的故乡呢？我们认为，后马克思主义产生的背景须从两个方面的因素去考虑：一是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后期发展去考虑；二是从晚期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去考虑。

我们知道，“后现代”这个概念早在19世纪中后期就已产生，直至20世纪40年代，“后现代”都是作为文学艺术和美学的评论用语。但到20世纪50年代，这个概念开始登上人文科学的其他学科。最早在其他人文学科上使用这个概念的是美国的文化历史学家勃纳德·卢森堡，他在他的《大众文化》（1957）一书的序言中，使用了“后现代”这个概念来描述大众社会中的新生活状况。他说：“随着汤因比的西方飓风席卷了全球，引起了整个世界的迅速城市化和工业化……被商品所包围的后现代人，本身也变成了整个文化过程中的一个可以被互相置换的部件。”[1]在同一年，经济学家彼得·德鲁克出版了《明天的里程碑》（1957）一书，副标题用的就是“关于新的后现代世界的报告”。直到1960年之前，“后现代”这个概念已经进入社会学或哲学甚至是马克思主义领域。例如，一个名叫C.赖特·米尔斯的美国作家在《社会学的想象力》（1959）一书中说：“现代时期正在被一个后现代时期所取代。”他宣布：许多过去的期待与想象，以及思想和情感的通用范畴已不再适用。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已不再令人信服。

到1961年，“后现代”概念已经深入人心，以至休斯顿·史密斯认为，朝向后现代概念的转变已经极大地影响了当代科学、哲学、神学和艺术。他认为西方思想已经发生了巨变，从而把“后现代精神”从后台推向了前台。60年代初，就有较为系统、较为详细地介绍后现代时期观点的著作出现了，其中英国历史学家G.巴勒克拉夫的《当代历史学导论》最为著名，他在书中建议用“后现代”一词来描述这个继现代历史而来的时期。

正是在这种影响氛围之下，法国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也吹入“后现代”之风。法国最早引入“后（post）”概念的是著名的社会学家雷蒙·阿隆和阿兰·图雷纳。阿隆在1967年发表的《社会学思想的分期》、图雷纳在1969年发表的《后工业社会》均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现代化所带来的巨大变化，法国似乎从农业国一下跨进了工业国，而且是先进的工业国。经济的繁荣也给人们的生活方式带来改变。整个法国充满了高耸入云的建筑、奔流不息的高速公路、星罗棋布的零售点和购物中心、琳琅满目的消费商品和五花八门的大众文化，等等，这是战前和战后初期所没有的现象，这种景象就是“后工业社会”所带来的。因此，法国的社会学家最早敏锐地捕捉到“后工业社会”的现象。法国后工业社会理论比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发表的1973年还早好几年。这说明：当美国酝酿后现代舆论的时候，法国也已酝酿后现代主义的运动。这种后现代主义的氛围，孵化出了真正后现代划时代的人物及其著作——让-弗朗悉瓦·利奥塔及其《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

利奥塔（1924—1998）出生于巴黎凡尔赛，1950年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并通过会考获得教师资格，后来到阿尔及利亚中学教书。在那里，像当时很多法国青年一样，政治上十分激进，加入了一个名为“不是社会主义就是野蛮（Socialisme ou Barbarie）”的激进团体。后来他退出该组织，又加入另外一个叫《工人权利》（Pouvoir Ouvrier）刊物组织，1966年他又退出该组织。1971年，利奥塔以《话语，图像》一书获得博士学位，不久他担任了巴黎第八大学的哲学教授，1987年被授予荣誉退职教授。利奥塔在其活动前期曾经参加左派组织及其活动，在左派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并接触马克思主义；在其活动中期主要从事美学和心理学的学术研究；在其活动晚期则主要进行后现代主义的宣传和著述的工作。《后现代状况》是利奥塔发表于1979年的著作，这部著作虽然篇幅不大，但却被认为是后现代这个新时期到来的标志之作。而这个时候，德里达等人的后结构主义也已产生，利奥塔的后现代理论从中找到了思想理论的支持。因此，凯尔纳和贝斯特认为，后结构主义是“一个构成了后现代话语的更广泛的理论、文化和社会趋势的组成部分”，[2]在赋予话语理论以优先地位这一点而言，“后现代理论大体上追随了后结构主义”。[3]这种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理论成了法国理论思想界最具批判性的理论，它的理论家们对原来根植于人本主义架设和启蒙理性主义话语的现代理论发起了攻击。譬如福柯接连发表了《词与物》（1966）、《知识考古学》（1969）、《性史》（1976—1984）等著作，与萨特针锋相对，提出“人已消亡”的断言。其他后现代主义理论大师及其理论也如期而至：如鲍德里亚和他的“类像（simulation）”理论、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块茎学（rhizomatics）”，以及后来的尚塔尔·墨菲的激进多元民主理论，等等。与此同时，法国之外欧美其他国家，“后现代”话语也已经广泛渗透到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和大众文化的各个部门。

马克思主义在法国的发展有很悠久的历史。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就是在法国得到锤炼加工而成熟的，后来他的两个女婿都是法国人，经过他们之手，马克思主义在法国得到广泛的传播。20世纪20年代，法国共产党成立之后，马克思的理论著作得到更广泛的出版和传播，研究者和宣传者层出不穷。“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在法国进入一个新时期，这个时期就是被称做“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晚期”。法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晚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十分活跃，涌现出很多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派和人物。例如，让-保尔·萨特及其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马科斯米里安·吕贝尔及其马克思学、路易·阿尔都塞及其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80年代以后的雅克·德里达等人及其后马克思主义、乔治·拉比卡等人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等等。这些学派和人物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研究有很大的区别，起码被看做是“非正统”，因而或遭到法国共产党的批判，或遭到国际马克思主义者的反对。对马克思主义的“非正统”的研究首开先河的当属“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是著名的文学家和哲学家让-保尔·萨特。

萨特（1905—1980），是20世纪法国最著名的文化人之一，他集哲学家、文学家、戏剧家、社会活动家于一身。萨特青年时期就接触叔本华、尼采、柏格森等人的哲学思想，这对于他日后的文学和哲学有很大的影响。中学毕业后，他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1929年大学毕业，以优秀的成绩通过了教师资格考试。1933年至1935年，到德国柏林的法兰西学院进修哲学，回国后在中学教授哲学。1944年离开讲台，专司哲学和文学创作活动，获得很大的成功，发表了大批很有影响的哲学和文学作品，代表作主要有：哲学有《存在与虚无》（1943）、《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1946）和《辩证理性批判》（1960）等；文学主要有《墙》（1937）、《恶心》（1938）、《苍蝇》（1943）、《自由之路》（1945）和《肮脏的手》（1948）等。萨特在哲学的主要贡献就在于把德国的存在主义理论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形成其独特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从而跻身被称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行列。

萨特从其著述开始，就表现出强烈的独立自由的精神，他的文学作品具有强烈的反抗德国法西斯侵略意识，因而受到人们的好评，把他列为进步左派的一分子，萨特自己也一直与左派为伍，也接触过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也“靠拢”过马克思主义，最后试图“超越”马克思主义；他公开宣称“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主张用存在主义补充马克思主义，试图把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调和起来。认为马克思主义中有一种解释人的方法，这与存在主义是相通的，但马克思主义中仍然有一个人学空场，这需要存在主义去补充。带着这种思想，萨特曾经批评苏联社会主义中的官僚主义现象及其弊端。有鉴于此，萨特说过，“我觉得今天所需要的是与马克思主义不同的思想，是既考虑马克思主义又超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是把它扬弃，完全与我们自己化为一体的思想”。[4]

萨特思想的意义在于，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史上，开启了把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嫁接到马克思主义身上的先河，也为法国日后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因为萨特以及后来跟进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哲学的马克思主义等，或多或少都是向萨特借鉴学习得来的，而这些学派都是或多或少偏离马克思主义的，而这种偏离，被后来发展起来的后马克思主义更大胆更肆无忌惮地扩大了。

法国晚期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二个代表人物是昂利·列斐伏尔。列斐伏尔（1901—1991）生于法国朗德省一个官僚家庭，青年时期在巴黎索尔滂大学文理学院就学，1930年起在该校任教授，希特勒占领期间被撤职。战争结束后，先后担任过图鲁兹电台主任、国立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巴黎第十大学社会学教授等职。列斐伏尔曾经是法国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党内著名理论家，但他的理论从一开始就与传统马克思主义不合拍。1938年，他写作了《辩证唯物主义》受到党内批判，直至1940年才予以发表。50年代以后，他又向萨特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靠拢，宣传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苏共二十大之后，与法共路线相抵触，遂于1956年被开除出法国共产党。此后他按照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路线进行资本主义社会学的研究，发表了大量的著作，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以及对与之相关的阶级、国家、革命和意识形态等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这在法国乃至西方世界都是著名的。在马克思主义方面，他提出既要继承马克思主义，又要超越马克思主义，从而要建构一种“元马克思主义”。因此他成了法国后马克思主义的“前锋”集团“太凯尔”的幕后精神领袖。

法国晚期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号代表人物是路易·阿尔都塞。阿尔都塞（1918—1990），出生于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近郊的一个银行职员家庭，在法国马赛读完中学后，经过一年的准备，1939年7月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但次年因为战争而被迫辍学，并被征入伍，不久被德军俘虏，被囚禁至战争结束。阿尔都塞恢复自由之后，就回到巴黎高师继续学业。由于他亲历法西斯战争的残酷，被俘期间又与法国共产党人有接触，所以在大学期间就加入了法国共产党。1948年，阿尔都塞从巴黎高师毕业，毕业后留校任教。1948年至1958年的十年间，他所从事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研究，而是关于政治哲学方面的研究，例如他提交的博士论文正题目就是《法国18世纪的政治和哲学》，副论文题目就是《关于卢梭的第二推理》。

历史进入20世纪60年代，这是法国结构主义疯狂的年代。萨特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命定地遇到了自己的克星——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领袖不是别人而是萨特的校友路易·阿尔都塞。阿尔都塞承接塞巴热的事业，用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来抗衡当时流行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塞巴热于1964年发表了《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一书，先于阿尔都塞最早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的问题。但由于他在1965年就自杀身亡，没有留下其他有影响性的著作。正是塞巴热的这本著作对阿尔都塞起到启发性的作用，使他走上了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塞巴热的著作何以影响了阿尔都塞的理论道路呢？吕西安·塞巴热曾经师从列维-斯特劳斯，从事人类学研究，也曾师从格雷马斯学习符号学。塞巴热是法国共产党党员，去世前是法国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他熟悉马克思主义，他从1956年开始就批评法共的教条主义，还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含有“经济主义”，因为它把经济视为社会关系中的一个直接诱因。他在《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一书中，一方面肯定马克思主义关注政治经济学现实的重要意义，认为它遏制了理想主义的蔓延；另一方面，他运用结构主义的方法批判马克思主义，认为它崇拜特权对象，低估组织经济现实的潜在的、固有的原理。总之，塞巴热的著作为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联姻指明了道路。

阿尔都塞在塞巴热的影响下，[5]于1960年开始发表阐述马克思主义的作品。例如，《费尔巴哈的〈哲学宣言〉》（1960）、《论青年马克思（理论问题）》（1961）、《矛盾与多元决定》（1962）、《关于一部辩证唯物主义戏剧的笔记》（1962）、《卡尔·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政治经济学与哲学）》（1963）、《关于唯物辩证法》（1963）、《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1964）等。1965年相继发表重要著作《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从此成为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领袖。阿尔都塞本是位共产党员，但他的研究和结论与法国共产党传统解释不一致，使他在党内备受批评，只是由于他多次做了自我批评，才没有被开除出党。

阿尔都塞提出的“出格”的理论概念主要有：“多元决定论”、马克思主义是“反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反历史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反经验主义”，以及结构主义的“同时态”研究方法、“主体移心化”原则、“结构因果性”逻辑，等等。正是这些理论直接影响了后来浮现出来的后马克思主义。例如，被称为“后马克思主义旗手”之一的墨菲，就曾经在结构主义理论最鼎盛的时候师从阿尔都塞，后来在她自己的理论中常有阿尔都塞理论的深深印记。拉克劳和墨菲也不否认自己理论所受到阿尔都塞理论的影响。

上述的理论氛围和历史氛围对法国后马克思主义起催生作用，但所有的这些理论还不能说就是后马克思主义的，因为它们还未迈入后现代主义的门槛。虽然它们其中的一些理论及其作者后来归属于后马克思主义，但至少在德里达及其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理论出现之前，法国的后马克思主义还不能算是完全生成。

[1] ［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9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2] ［美］凯尔纳、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32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3] 同上书，33页。

[4] 转引自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421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5] 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这部著作的献词中说：“本书仅献给我已故的朋友雅克·马丁，他在最艰苦的考验中，独自找到了研究马克思哲学的途径，并对我进行了指导。”马丁的经历与塞巴热的经历相差无异，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雅克·马丁与吕西安·塞巴热是同一个人，献词实际是献给塞巴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