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后马克思主义的蓬勃发展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随着通信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经济全球化使各民族国家之间在政治、文化、科技上的联系和交往迅速增强，全球化的时代凸显，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际政治风云也变幻莫测。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1月的会议上，指出苏联社会主义的困境在于苏共“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在许多方面停在30年代至40年代的水平上”，改革的目标就是建设“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此后，苏联兴起了一股“历史反思”的热潮，到了90年代初，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威信扫地，整个苏联共产党、社会主义制度的选择以及马列主义都受到了普遍的怀疑和否定。1991年6月，以苏共反对派急先锋著名的叶利钦当选首任俄罗斯联邦总统，8月19日苏共被解散，同年12月26日，苏联宣告解体。[1]苏联的解体使社会主义遭受重创，苏东剧变后，由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由15个减少为5个。20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土面积占世界陆地面积的1/4，苏东剧变后，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土面积占世界陆地面积不到10%。苏东剧变也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谷，许多西方发达国家的共产党或自行解散，或改为社会民主党，或严重减员。马克思主义在学术界似乎也在一夜之间变成冷门话题，昔日趋之若鹜的学者也欲避之而唯恐不及，原先号称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也纷纷远离马克思主义，出版商不再出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不少人宣称“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弗郎西斯·福山在90年代初出版了《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的著作，欢呼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胜利，他在书中宣称：历史的终结行将来临，未来将是自由市场经济和议会民主政体全球化的时代。

马克思主义在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西方学术界开始重新考察社会主义和作为其纲领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在这种全球化语境中的位置和命运。这种思考使苏东剧变后的马克思主义也并没有像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所说的那样趋于消失，反而某些范围内引起了人们更大的兴趣，尽管这种兴趣纯属学术现象。1993年4月，加利福尼亚大学举办了一次大型的国际讨论会，大会的议题就是：在国际观点的全球危机中，马克思主义往何处去？与会代表有来自中国、俄罗斯、美国、波兰、罗马尼亚、墨西哥、德国、法国等地的著名思想家。[2]一直和马克思主义刻意保持距离的解构主义的思想大师德里达在这次会议上出乎预料地作了一个题为“马克思的幽灵们——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的专题发言，呼吁“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某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3]面对右翼人士肆意攻击马克思主义，德里达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一系列的辩护，这些就构成了他的后马克思主义观。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方面：①解构所从事的批判唯心论的工作，与马克思文本之间的批判精神有间接的联系。但马克思文本要经过解构性阐释，其批判精神才能应用。因为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在辩证法、差异和矛盾问题上有着直接和间接关系，但关键的工作没有完成，而解构可以完成这些未完成的领域，即涉及哲学秩序、符号学、语言学、心理分析等领域。②在对待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问题上，解构主义者认为自己的立场是与马克思的立场相一致的。马克思的一生都以“武器的批判”来对待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而解构学派也表示赞同马克思的批判态度，表示对西方所长期形成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深恶痛绝，因而需要着力批判。③认为马克思思想已经构成人类知识宝库的不可缺少的部分，是全人类共同的遗产。今天即使从未读过马克思主义著作或不知道马克思姓名的人，甚至那些反共产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者，不论他们承认与否，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是马克思遗产的继承人。不继承马克思的遗产，也就不能真正继承莎士比亚、圣经以及诸如此类的遗产。④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实践”概念的重要意义。认为为了定义文字、书写物、延异、文本等，要坚持实践的价值，解构所做的工作就像马克思用“实践”的概念对旧哲学和意识形态所做的批判一样，对意识形态进行“消解”，以重估广义文本，确定现实的社会关系的概念的新定义。⑤赞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作的批判，猛烈揭露资本主义的脓疮。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这部著作中，认为当今资本主义的“新秩序”和马克思生前一样千疮百孔，目前至少有十个无法愈合的伤口：失业、公民的政治生活边缘化、各国无情的经济战、自由贸易的准则矛盾百出、发展中国家外债日益加重、军火交易日益增加、核扩散已失去控制、种族战争不断蔓延、黑社会势力不断扩大、军事和经济强国无视国际法和国际机构推行强权政治。[4]

人们对德里达近几年对马克思主义所做的工作表示普遍认可。例如，美国学者詹姆逊评价说：“德里达的补救工作带有一种多重性：一方面他评论马克思的著作；另一方面他又要介入一个目前已没有激进派选择余地的政治环境。再者，他也在试图历史地拯救马克思主义的基础。”[5]正是由于德里达对马克思主义的辩护性工作，使人们把他视为当代最伟大的左翼思想家之一。当然，德里达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真正“原装”的马克思主义，而是经过他“解构性”阅读过、解释过的马克思主义，这种“马克思主义”对于西方知识分子来说，或多或少尚有某些作用，但对于广大劳动群众来说，则无论离实践，还是离思想都是有很大距离的。正如英国学者雷诺兹所言，“德里达呈现了人们所不熟悉的马克思”。[6]

詹姆逊在苏东剧变后进一步走近马克思，1995年撰写了《论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一文，继续并更深入地引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詹姆逊的解构学—解释学的文化批评的后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观点是：①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哲学，而是一种“论据”，即不是把它等同于特定的命题，而是把它看做对待特定复杂问题的表述，马克思主义的论证的创造性就在于它提出问题的能力。②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一种政治的、社会的和理想的目标的必然性，但作为一种未来规划，它们也是一种乌托邦式的观点和替代现存社会体制的体制选择；苏联共产主义是一种现代化的策略，这种体制的崩溃需要在其成功中而不是从其缺陷中去寻找原因。③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才能避免意识形态的简单化，从而能正确地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阶段。④认为革命的概念有两种略为不同的含义，第一种含义与社会变革本身的性质有关；第二种含义与认识集体决策的方式有关。要捍卫革命的概念，必须放弃对任何事物采取偶像式的态度。⑤认为今日的资本主义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此，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资本主义的唯一科学，或更恰当地说，是关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科学。⑥认为后现代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新的文化逻辑，即晚期资本主义文化，这是一种片断化的、拼凑式的、精神分裂式的文化。[7]

20世纪80年代末英国的《新左派评论》围绕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长时间的争论，以致斯图亚特·西姆把由《霸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所激起的一系列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的争论称做理论界的“拉克劳—墨菲事件”。苏东剧变之后“后马克思主义”迅速传播开来，拉克劳、墨菲也开始频繁外出讲学，开展对话，出版专著（拉克劳出版了《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解放》，还与齐泽克、巴特勒合作出版了对话集《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墨菲出版了《政治的回归》及论文集《民主及其悖论》）。与此同时，对后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性研究也在90年代以后逐渐兴盛起来，比如S.西姆的《后马克思主义：一个读本》《后马克思主义：一种学术思想史》，J.托费因的《新话语理论：拉克劳、墨菲和齐泽克》，兰德利和麦科里安的《解读拉克劳和墨菲》，D.霍华斯的《话语》，M.巴丽特的《真理的政治：从马克思到福柯》等。人们也常常把与拉克劳和墨菲立场相同、相近、相似或者对拉克劳和墨菲思想造成重大影响的以及受他们思想影响的诸多当代思想家归到后马克思主义队伍中来，这些人物有：保罗·赫斯特、巴利·辛达思、斯科特·拉什、阿芙纳里·尤里、查尔·琼斯、斯图亚特·霍尔以及让-弗朗悉瓦·利奥塔、让·鲍德里亚、米歇尔·福柯、雅克·德里达、吉尔·德勒兹、齐格蒙特·鲍曼、斯拉沃热·齐泽克、朱迪思·巴特勒、阿若斯·赫勒、弗里德里克·詹姆逊，等等。[8]

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的使用，就像詹姆斯·彼得拉斯所说，几乎成了时髦的学术姿态，并在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哲学、美学、历史、文化研究、文艺评论等领域迅速蔓延。

在经济学领域，安德列·托塞尔（Andre Tosel）在1995年9月在巴黎大学召开的国际马克思主义研讨会上，发表了《走向一种新马克思的行动理论》，提出了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生产—行动”理论，该理论吸收了法国思想家阿兰·图雷纳（Alain Touraine）的行动理论，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关于资本主义形成时期日常生活的研究、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继承和运用后结构主义提出的“解构”方法和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策略。托塞尔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已进入大规模文化消费的新时代，生产和个人行动的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他的“生产—行动”理论旨在通过批判和重建马克思所谓的“生产决定论”。[9]这期间较为活跃的还有后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经济学家凯瑟琳·吉布森、朱莉·格雷汉姆等。

在妇女解放问题上，80年代初露锋芒的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更为活跃，关注的问题域也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为什么妇女受压迫，如何消灭压迫？”转向了“作为一个女人意味着什么？”，进而从不同的层面发展了西蒙·波伏娃的著名论断，即女人不是生为一个女人，而是后天“变成”一个女人，[10]关注的焦点变成了女性主体性，身体、性、认同等问题。较为激进的观点如坎姆皮尼（Campioni）和格罗兹（Grosz），她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对妇女解放持敌视态度，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以男性为中心’”。[11]90年代涌现出的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著作有米歇尔·巴雷特的《真理的政治学》、阿尔科夫和鲍特L.Alcoff and E.Potter 的《妇女解放》（Feminist Epistemologies）等均反映了这种观点。

在生态领域，后马克思主义对生态主义运动影响逐渐增强，后马克思主义激进的对抗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为生态主义实践提供了一系列可供选择的范畴和概念。正如P.奎格雷（Peter Quigley）指出：“因为生态反抗的传统和当代态度与他们要反对的权力结构具有很多相同的特征，他们受益于对后结构主义哲学的全面思考，这种思考为一种彻底的反抗运动提供了根据。”J.麦肯泽（John Macken-zie）认为，后马克思主义观点对生态主义的贡献可以归结为四个方面：在作为一种政治立场的生态主义的概念化方面；在为反话语实践的连接提供一种框架方面；在它对贯穿在话语的和社会领域的霸权的作用的叙述方面；以及在提供一种可选择的实践和能够变革政治的行动的概念方面。[12]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高兹和詹姆斯·奥康纳。高兹认为环境危机的解决“只存在于对资本主义逻辑的颠倒之中”，在苏东剧变后推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生态学》，提出了“更少地生产，更好地生活”设想，强调只有在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消除生态危机。

在时空理论上，具有后现代色彩的新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研究，主要关注“后现代性”“后福特制”“后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特征。这些学者并不刻意突出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其理论资源之一，但他们更多的是用“权力—冲突理论”“权力—阶级观点”的概念来表达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主要的成果有沙伦·朱肯（Sharon Zukin）的《后现代城市景观：文化与权力研究》（1992）、马克·戈特迪纳（Mark Gottdiener）的《新城市社会学》（1994）、乔·R.费金（Joe R.Feagin）的《新城市理论》（1998）、迈克尔·J.迪尔（Michael J.Dear）的《后现代城市状况》（2000）[13]、大卫·哈维的《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1996），通过在话语层面重新解释辩证法，以此来沟通理论与实践、结构与过程、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一著作“在直接意义上为左派马克思主义学者介入全球化论域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14]并沿袭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对现代工业社会的批判，以不平衡地理发展为中轴来分析当代全球化所包含的各种矛盾和后果，据此提出一种更加普遍化的替代方案。

在政治哲学领域，齐泽克、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进行批判。被喻为闯入西方学术界的一匹“黑马”的齐泽克，其成名作《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拉克劳、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不过，与拉克劳等人后马克思主义立场不一样的是，他强调阶级斗争的优先性，断然反对拉克劳和墨菲对新自由主义的妥协，而要求对资本主义的总体替代，从而声张一种更激进的意识形态批判立场。[15]丽贝卡·米勒评价说，齐泽克擅长的事情，“其一是以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其二是在精神分析的层面上揭露资本主义左右公众想象的方式”。齐泽克还出版了《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什么》（For They Know Not What They Do，1991）、《斜视》（Looking Awry，1992）、《欣赏你的症候吧！》（Enjoy Your Symptom！1992）、《随着否定而迟延》（Tarrying with the Negative，1993）和《除不尽的余数》（The Indivisible Remainder，1996）等著作。在2000年左派思想界引起轰动的著作是《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该书的作者系麦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该著作的核心论点在序言中就明确指出：冷战结构的松动使得资本主义市场与生产全球化的阻力被扫除，新的全球秩序已然出现，这个新世界结构的政治主体形式就是帝国。帝国形成的轨迹是沿着欧美现代性的内在张力来进行，通过殖民帝国主义及资本全球化的历史运动将属于不同时空的地理区域吸纳、统合到同一时空当中。如果说后现代论述止于指出新的社会运作的形式逻辑与以往的差异，那么哈特与奈格里更进一步指出，帝国逻辑将原有的运转逻辑包抄、吸纳、收编到其运作当中。[16]《帝国》把后现代主义的解构和古典马克思主义解放叙事融合在一起，在一定意义上提升了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批判思想的力度。

直至20世纪末21世纪之交，后马克思主义已经产生并已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它还能走多远，人们将拭目以待。

[1] 参见安启念：《俄罗斯向何处去》，3～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 ［法］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译者序，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3] 同上书，21页。

[4] 参见曾枝盛：《后马克思主义思潮评介》，载《教学与研究》，2003（7）。

[5] ［美］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陈清侨等译，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6] ［英］P.雷诺兹：《后马克思主义是超越马克思主义的激进的政治理论和实践吗？》，载《世界哲学》，2002（6）。

[7] 参见曾枝盛：《后马克思主义思潮评介》，载《教学与研究》，2003（7）。

[8] 参见曾枝盛教授的访谈：《“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及其研究意义》，载《国外理论动态》，2008（9）。

[9] 高宣扬：《法国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研究》，见黄瑞祺主编：《马学新论：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125～126页，1998。

[10] Simon Tormey and Jules Townshend，Key Thinkers from Critical Theory to Post-Marxism，London，2006，p.116.

[11] Ibid.，p.115.

[12] ［澳］约翰·麦肯泽（John Mackenzie）：《实践的后马克思主义和生态主义能做什么？》，见周凡、李惠斌主编：《后马克思主义》，412～413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13] 参见高鉴国、孙淑霞：《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前沿研究》，见复旦哲学学院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2008》，252～2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14] ［美］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胡大平译，译序9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5] 参见胡大平：《他者：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一个新的支点？》，载《江苏社会科学》，2004（3）。

[16] 参见陈光兴：《〈帝国〉与帝国化问题》，载《读书》，20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