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后马克思主义的兴起

（一）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方马克思主义”衰落

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告别了战后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陷入滞涨时期，石油危机加剧世界经济的衰退，通货膨胀和失业率居高不下，工人罢工此起彼伏。西方国家逐渐放弃了凯恩斯—福特主义的政策，开始大幅度地削减卫生、教育和其他社会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70年代末80年代初，英美新保守主义上台执政，对英国和美国来说，80年代是“撒切尔时代”和“里根时代”，奉行自由市场经济的撒切尔夫人启动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使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席卷了整个西方世界。里根一方面实行“不干涉主义”的经济政策；另一方面则对共产主义进行大肆攻击。西方的左翼思想和左翼运动的政治空间不断受到挤压，失去了五六十年代的批判锋芒。1985年3月英国煤矿工人总工会执行委员会结束了长达一年的罢工，多数媒体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那种以为强大的工会势力足以颠覆政府的现象终于成为过去。[1]

资本主义国家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使马克思主义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政治实践上都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危机，一个明显倾向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衰落。自“五月风暴”之后，西方的新左派以及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是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德拉·沃尔佩、阿多尔诺、哥德曼、卢卡奇、霍克海默、布洛赫、马尔库塞、萨特、阿尔都塞的相继谢世，“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影响趋于削弱；另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隐含着内在的逻辑矛盾，导致其理论的瓦解，如20世纪60年代末影响最大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学派，忽视历史，并倾向于把社会消解为话语，催生了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并最终导致了阿尔都塞学派的解体和分化，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纷纷转向或是拥抱新自由主义、激进民主主义，或是从马克思主义退出，转向后结构主义。佩里·安德森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程的下限大体上可以划到70年代中期为止”。[2]

我国学者张一兵认为，“五月风暴”之后，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已经不能统摄众多纷繁复杂的后现代景观，以阿多尔诺的《否定的辩证法》对同一性和总体性的批判为标志，“西方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末已经终结，这一终结的理论特征表现为：以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为开端，其后阿多尔诺的《否定的辩证法》等论著开启了一种新的逻辑，即在全面批判工业文明的基础上否定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观点和人的解放的逻辑。[3]法国1968年的“五月风暴”标志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走向衰落。

尽管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否终结学界存在不同的看法，但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衰落是客观的事实，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分析范式已经无法对变幻莫测的欧洲政治社会形势作出有力的解释，但其影响并未烟消云散，后马克思主义的许多重要的理论资源都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孕育的。研究后马克思主义的英国学者斯图亚特·西姆在《后马克思主义：一段学术思想史》中声称卢森堡、卢卡奇、霍克海默、阿多尔诺、萨特、马尔库塞、萨特、阿尔都塞、普朗查斯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中已经有了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萌芽，他甚至认为阿多尔诺的《否定的辩证法》预示着后马克思主义的诞生。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对启蒙及工具理性的批判影响了后现代和后马克思主义。《启蒙辩证法》对理性的质疑及充满悲观主义的论调，在许多方面具有“后现代批判”的色彩，所以波林·罗斯诺认为后现代主义采纳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观点：现代科学是神话，启蒙的遗产是极权和统治；以及对工具理性、现代技术、大众传媒在现代消费社会中作用的怀疑。[4]其中，批判理论尤其是阿多尔诺的否定辩证法开启了走向后现代主义的理论端点。阿多尔诺的后现代转向使“哈贝马斯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悄然远离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逻辑”，转向了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在70年代到80年代出版的主要著作《晚期资本主义中的合法性问题》（1974）、《重建历史唯物主义》（1976）、《交往行动的理论》（1981）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基本原理。

（二）后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重新点燃了西欧共产党的革命热情，而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的干预，也引起了欧洲各国很多共产党员的反思，对苏联大国主义的不满，促使很多西欧国家的共产党开始独立探索本国的革命道路，以陶里亚蒂为代表的西欧共产党人继承了葛兰西的思想，提出“渐进民主”“多中心论”的著名主张，与此同时，法共和英共也和意共找到了策略上的共同点，即围绕民主与社会主义的链接来制定推翻资本主义的战略。所以阿斯卡拉特更倾向于把欧洲共产主义看成是欧洲一些国家共产党的共识，那就是西方社会只有通过民主过程才能实现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已经不适用西欧发达国家，“达到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就是民主道路”，[5]即通过和平的、渐进的、立宪的方式在西方实现社会主义。

欧洲共产主义既要坚持社会主义的目标，又不威胁私人资本主义的利益，在实现工人阶级的解放和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现实变化中寻求平衡，在议会民主的框架内实现社会主义，这种理论上的矛盾在实践上的反映是：大多数国家共产党在政治上经常左右摇摆，而失去大多数选民支持。在意大利，基督教民主党的腐败使大量选民支持意大利共产党，而意共在追求与意大利资产阶级的基督教民主党建立伙伴关系，失去了本党的宗旨，使其支持者幻想破灭，而未能赢得选举。在法国，为了取得选举胜利，法国共产党和社会党组成了左翼联盟，法共为体谅它的伙伴社会党，在左翼联盟还很强大的时候就解散了这个组织，从而使法共在1978年的选举中遭到失败。[6]对英国来说，工党的领导人决心摆脱他们的社会主义承诺，他们对右派的支持超过左派，从而使右派的政策占据了主导地位。1976年3月16日，英国工党政府首相哈罗德·威尔逊宣布辞职，1979与1983年保守党领袖玛格丽特·撒切尔两次赢得选举胜利，成为英国的首相，使这两次选举成为英国政治的分水岭。欧洲国家共产党的主张趋向于保守，“从吵吵嚷嚷地向右转，到无声无息地完全退出政治舞台”。[7]欧洲共产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困境，迫使激进的左翼知识分子重新思考新的社会主义的策略，提出新的政治规划。

与欧洲共产主义的衰微相对应的是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引领下新社会运动蓬勃发展。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新社会运动在经历70年代的沉浮，到80年代发展势头迅猛：欧洲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核抗议运动；在德国，由250多个生态和环境保护团体组成的“绿色和平”组织已经成为政党；以后现代主义为取向的女性生态主义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新社会运动围绕“权利”和“民主”话语建构新的身份认同，使传统马克思主义以阶级为核心构建身份认同的理论和工人阶级在革命斗争中的特权地位不断遭到质疑，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开始质疑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认为“后工业”社会主要的社会对抗已不再是工业社会中的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斗争，社会的、政治的关系与制度被理解为始终是偶然性的和非连续性的，并不存在像马克思主义所描述的那种单一的社会冲突，在社会对抗中，最重要的角色是“新中产阶级”社会阶层的成员。这些人的要求如核裁军、野生环境保护、土著居民的土地权等无法用阶级概念和阶级斗争来定义的。[8]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拉克劳、墨菲1985年出版了合著的《霸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一书，该著作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既是为欧洲共产主义和西欧左派运动开展新的政治斗争提供策略上的指导，也是在新的形势下寻求把新社会运动纳入欧洲共产主义的政治规划。1998年拉克劳在与鲍曼的访谈中说道：“当时，我们在写《霸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时，我们所想到的这本书的读者并不是专门的‘学者’，而是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或者那时还非常活跃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左派。想必你一定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们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欧洲共产主义’的经验还没有消亡；以《新左派评论》为理论阵地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通过一些杂志（如《今日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的积极行动，政治上的左派与思想界的左派之间还保持着沟通和联系。甚至理论风格十分浓厚的杂志（如《理论的实践》），它们的战斗气息也依然十分明显。”[9]

拉克劳、墨菲在《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的导论中言明“我们这本书的思想规划是后—马克思主义的（post-Marxist），那么显然它也是后—马克思主义的（post-Marxist）。”[10]拉克劳、墨菲首次称自己的理论是“后马克思主义”，主张“无怨无悔地拥抱一种后马克思主义”，从而“超越”马克思主义传统。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完全是以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批评精神，即以反中心主义、反本质主义为基础的、激进的马克思主义，是与传统马克思主义不一致的，因而它受到人们激烈的批评，引发了一场长达数年的后马克思主义问题的争论。“后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才得到更多人的认识和争论，作为一种思潮似乎这才露出水面。

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观点主要是：①否认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认为无产阶级不再是社会革命的执行者，代替他们的是新社会运动的各阶层被剥削、被压迫的广大民众，其中包括妇女运动中的妇女、生态运动中的环保主义者、反种族主义运动中的有色人种、和平运动中的反战主义者；②否认社会主义的实现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亦即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从而认为把马克思主义视为“科学的”社会主义是教条主义。③否认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论点，认为这是生产力制约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决定论的延伸；④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关于社会形态的理论；⑤主张用激进民主代替无产阶级原有的斗争目标；即不再以实现共产主义、实现人类的解放为斗争目标，而是要实现一种新的“霸权”，亦即绝对实现深化的民主和多元民主，创造一种新的、后自由主义的、后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话语”，依靠这种民主话语，可以实现后自由主义的、激进的民主理想的社会。⑥主张用“激进与多元的民主”来重新定义社会主义事业，并设想它是民主向社会关系的广阔延伸，将社会主义诸目标纳入多元民主的框架之中，使这些目标与政治自由主义制度结合成一个有机整体。[11]

英国研究后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斯图亚特·西姆认为《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所提出的思想是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以来滋生出来的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零碎的、孤立分散的反对意见加以系统化，将这些零散的反对意见变成了一种理论视野，使新的理论立场在这一时期逐渐展现出来，与背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让-弗朗悉瓦·利奥塔和让·鲍德里亚等后马克思主义者不同的是，拉克劳和墨菲的风格是尝试着把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之中的最新理论嫁接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12]

（三）20世纪80年代涌现的各种后马克思主义思潮

除了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还有后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六七十年代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主张妇女解放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解放、社会解放相结合，其主题主要是家务劳动、资本主义与父权制、家庭与意识形态、异化等，但到了80年代，随着新的社会问题出现，一些女权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能解释妇女受压迫的所有根源，需要增加补充性的范式：文化范式、权力范式，诉诸另类微观分析如性别差异、女性心理等，对马克思主义作出某些“补充”“修正”甚至“批判”，而福柯、德里达、利奥塔、拉康的后结构主义理论正好迎合她们的需要，而这种转向也标志着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形成。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代表人物除尚塔尔·墨菲以外，汤申德认为具有代表性的还有米歇尔·巴雷特（Michele Barrett）、唐娜·哈拉威（Donna Haraway）、南希·哈特索克（Nancy Hartsock）、安妮·弗格森、罗斯玛丽·汉尼斯、特丽萨·埃伯特等。其中，唐娜·哈拉威1985年出版的《赛伯宣言：二十世纪末科学、技术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被汤申德（Jules Townshend）视为最著名的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文本。

而在20世纪70年代在欧美和日本崛起的生态社会主义（ecosocia-lism）或称为生态马克思主义（eco-Marxism），其代表人物高兹（A.Gorz）、格伦德曼（R.Grundmann）、佩帕（D.Pepper）、福斯特、奥康纳、宫本宪一、吉田文和、岩佐茂等理论家，[13]80年代在批判极端人类中心主义和资本主义，强调环境正义，主张消除不平等所依赖的社会结构，实现社会正义的过程中不自觉地转向了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80年代流行的后现代主义所凸显的时间性向空间性转移，仿佛要把一切都彻底空间化，把思维、体验及文化产品都空间化。[14]时空体验的变化，推动了以吉登斯、大卫·哈维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时空理论的重构。代表性的著作有吉登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1981）、桑德斯的《社会理论和城市问题》（1981），卡斯特的《城市与草根（大众）运动》（1983），卡斯特基本上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把阶级、阶级斗争与城市运动相联系的观点，公开告别马克思主义。哈维的《资本的界限》（1982），试图从空间角度重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在《后现代的条件》（1989）中，哈维提出“弹性积累”和“时空压缩”等概念，其中，“弹性积累”不同于“刻板的”福特制，劳工市场、产生、消费都呈现出较大的灵活性，表现了资本主义在更为广泛的历史时空中，具很强的适应能力。“后福特主义”的冲击对时空的影响，其趋势是生产、交换和消费周转时间加速，而空间的领域缩减。哈维称“这种时间—空间维度势不可当的变化为‘时空压缩’”。[15]

以哈贝马斯为首的批判解释学派的后马克思主义在80年代影响较大，尽管哈贝马斯强烈批判后现代，但一些国内外学者认为哈贝马斯本人不自觉地陷入后现代当中。哈贝马斯曾批判性地考察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三种基本假说”[16]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划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和生产方式发展序列的观点。得出的结论是经济成为基础只是资本主义早期的现象，而在后工业社会，许多以往被马克思看做是上层建筑的国家、交往等因素不但不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而变化，相反对经济结构起着决定性作用。晚期资本主义已经通过国家等上层建筑缓和了现代阶级冲突。冲突不再具有传统的阶级斗争的冲突性质，而是以生活差异和政治观点差异的形式存在，是一种文化冲突。哈贝马斯以合理的交往行动取代劳动的核心地位，以“主体间性”取代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以民主的“协商政治”取代了阶级斗争，从而实现了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面“重建”。[17]

[1] ［英］特里·劳斯主编：《20世纪看得见的历史》，周光尚等译，45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2] ［英］佩里·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余文烈译，19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89。

[3] 参见张一兵：《文本的深度耕读》（第一卷），序，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4] ［美］波林·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张国清译，15～16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

[5] ［美］乔·乌尔班主编：《欧洲共产主义——它在意大利等国的渊源及前途》，石益仁译，13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

[6] ［英］佩里·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余文烈译，105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89。

[7] 同上书，107页。

[8] ［英］乔治·拉弗蒂：《变化的动力：阶级、政治和市民社会》，舒畅译，见周凡、李惠斌主编：《后马克思主义》，308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9] ［英］欧内斯托·拉克劳、保罗·鲍曼：《政治、辩论和学术：欧内斯托·拉克劳访谈录》，见周凡、李惠斌主编：《后马克思主义》，165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10] Laclau and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1985，p.4.

[11] 参见曾枝盛：《后马克思主义思潮评介》，载《教学与研究》，2003（7）。

[12] Stuart Sim，Post-Marxism A Reader，Edinburgh Univerity Press，1998，p.2.

[13] 参见韩立新：《环境价值论》，218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

[14] ［美］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陈清侨等译，29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15] 高鉴国、孙淑霞：《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前沿研究》，见复旦哲学院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2008》，2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16]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郭官义译，139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17] 周穗明：《后马克思主义关于当代西方阶级与社会结构变迁的理论述评》（上），载《国外社会科学》，20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