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后马克思主义初现端倪

（一）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和巴黎的“五月风暴”推动了后现代主义的转向

1968年国际上发生的系列重大事件推动了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和后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作为一种政治、哲学、文学的综合性思潮的后现代主义最早是在法国登台，其后才流行美、英，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成为一种运动而风靡整个世界。后现代主义在法国的演变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国际上动**的社会环境与法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传统的变迁所推动的结果。

1968年3月，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第一书记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宣布旨在建立“富于人情味的社会主义”的全面改革，此项改革的计划包括废止审查制度，释放政治犯并使非共产党团体合法化，杜布切克的改革被西方称为“布拉格之春”。[1]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实质是想克服以往社会主义建设的弊端，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结合本国实际独立自主地建设更加民主的社会主义。但“布拉格之春”很快遭遇莫斯科的“寒流”，8月，苏联、波兰、民主德国、匈牙利、保加利亚五国军队开进了捷克斯洛伐克。苏联的坦克也碾碎了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对苏式社会主义的最后一点幻想。而1968年世界性的学生运动的蓬勃发展给极富有批判精神的左翼知识分子带来新的希望，2月，柏林爆发了欧洲青年反“越战”的示威游行，参加人数多达2万人，4月，德国法兰克福爆发示威游行，美国民权运动的领袖马丁·路德·金被暗杀，全美一百多个城市发生暴乱。[2]在法国，学生对高等教育的不满引发的学潮和社会对抗，很快在工人中引起了反响。5月，全法总罢工开始，上百万大学生和工人参加游行，掀起了“五月风暴”，而被大多数左翼知识分子寄予厚望的法国共产党却未能有效地在这场运动中承担起政治的和道德智识的领导。以“敢于思考！敢于言说！敢于行动！”为口号的“五月风暴”激发了哲学家对知识与权力的内在关系的探究和社会现实问题的深入思考，也使法国的知识分子列维斯特劳斯、雅克·拉康、塞尔日·马勒、安德烈·高兹、路易·阿尔都塞、米歇尔·福柯、雅克·德里达、尼可斯·普兰查斯、罗兰·巴特、吉·德勒兹、让·鲍德里亚、皮埃尔·布尔迪厄、让-弗朗悉瓦·利奥塔、阿兰·图雷纳、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等走向了社会舞台的最前沿。他们对“五月风暴”进行哲学反思的思想成果，构成20世纪法国文化大景观，成为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资源，他们的理论也共同构成了今日名之为“后马克思主义”的源头活水。

1968年对西方左翼知识分子来说似乎注定是希望与失望交织、理想与现实碰撞、文化感观上极具断裂感的一年。“五月风暴”曾使许多法国理论家相信，随着这场反对越战以及帝国主义、种族主义、性别歧视等新社会运动的到来，与陈旧的社会制度彻底决裂的新的历史时代即将开启。而正当学生与工人站在一起即将推翻戴高乐主义政府之际，法国共产党却为支持戴高乐进行新选举和恢复正常状态而呼吁，致使学潮终被政府有限的让步所平息，许多法国知识分子对法共深深地感到失望，感到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范式已经失去活力，面对主体在强大的国家机器或权力机构面前的无力，以太凯尔集团为中心的新哲学思潮——后现代主义开始登台，这一思潮以颠覆语言的既定结构来达成对政治权力系统的批判。其代表人物就是福柯、利奥塔、德里达等人，部分法国左翼知识分子认为后现代主义为重振、复兴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灵感，试图运用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资源，“‘超越’马克思主义”，“对传统马克思主义进行重新改造”。鲍德里亚在1973年出版的《生产之镜》等著作中，开创了用后现代主义理论全面批判马克思，解构马克思的模式，彻底走上了“后马克思主义”的道路。贝斯特和凯尔纳在《后现代转向》一书中指出：“法国后现代主义最初的观点带有马克思主义失败的印记，含有一种明显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特征以及把马克思的其他思想转换成有创造力的和混合的理论话语之矛盾基因。”“历史的宏观叙事和总体性理论的批评很明显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抨击。”“后现代的概念大约也可以转换成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其批评的和激进的精神包含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对抗和社会改造之主题。”[3]

（二）后现代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诞生的社会历史语境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科技成果在生产当中的应用加速了社会的变迁，发达国家相继进入后工业社会，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1973年出版了《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较为全面地概括了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西方经济与社会结构、社会机制的新特征，并在书中使用了“后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后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的对话”“后马克思主义时期中经理与业主的分离，企业的官僚科层化，职业结构的复杂化”，但贝尔在使用“后马克思主义”概念时指的是一种时间段上的划分，和真正意义上的后马克思主义内涵相去甚远。

以信息和知识为主要结构特征的后工业社会使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阶级结构、政治职能及其意识形态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国家在经济上加强了干预，通过社会福利计划保持了劳动力的储备，在政治上通过选举实现了政治包容，通过集体商讨来驾驭阶级冲突，使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趋于稳定，新的科学技术也改变着人们日常生活的模式，并以强大的力量重塑劳动、休闲、教育、通信、政治和人的身份，根据生产活动而组成的阶级结构不再成为个人身份认同的唯一根据。20世纪60年代，西方国家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工资和收入的大幅度增加，导致私人消费剧增，60年代中期几乎成为“消费年代”的代名词，随着发达国家进入消费社会，不同的消费能力形成不同的群体，消费品的品牌这种符号成为社会明显的身份象征；60年代以后兴起的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对性别正义的追逐，使性别身份趋于重要。1962年蕾切尔·卡逊发表的《寂静的春天》，这部首次涉及环境问题的著作以及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的《增长的极限》对生态危机的关注引发对“生产至上”的质疑，使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遭遇挑战。1973年至1974年的石油危机暴露了资本主义福利制度的弊端，随着国家干预领域日趋扩大导致的官僚主义逐渐成为不平等和各种社会对抗的一个重要根源，继“五月风暴”之后，各种新社会反抗运动纷纷呈现——女权主义运动、公民权运动、和平运动、生态运动等，历史条件的变化，问题域的转换，为后马克思主义构建出新的历史语境提供了可能。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马勒和安德烈·高兹早就注意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马勒在1959年就在《论辩》杂志第1～3期上发表了《一个在变化的工人阶级》的文章，到1963年又发表了《新工人阶级》的著作。在这种新工人阶级之中，没有巨大的工会官僚阶层，他们受过高级技术训练，他们不少人已经成为技术工人，所以他们对自己的工作并不厌恶，相反越来越感兴趣。他们的斗争方式和手段也发生了变化，他们采取有组织的协调良好的短期罢工。在战略上，他们采取“企业工团主义”的路线，提倡生产集体与自治，为争取和平地把企业的权力转到工人自己手中而斗争。这也是新工人阶级未来斗争的唯一的根本出路。高兹在《劳工战略》和《告别工人阶级》的著作中表达了与马勒同样的思想。他们的思想属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激进一翼，与当下的后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的理论大体是一致的。所以蒙克称他们的“新工人阶级”为“后马克思主义工人”是不无道理的。另外一个是阿尔都塞的弟子普兰查斯，他的著作发表较晚。普兰查斯于1968年发表了《政治权力和社会阶级》。这部著作对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工人阶级状况作出了“结构主义式”的分析研究，对马勒和高兹的“新工人阶级”观提出异议，以“新小资产阶级”来描述工人阶级出现的新变化，以激进的态度对待工人阶级队伍的萎缩和边缘化。普兰查斯的意义在于在马克思主义的方向上比阿尔都塞走得更远，在关于国家、权力和未来社会主义策略方面比阿尔都塞更加深入、更激进，普兰查斯的理论与80年代公开宣称的“后马克思主义”已经十分相近。[4]

英国后马克思主义的先行者巴利·辛德斯、保罗·赫斯特在经历了1968年“五月风暴”革命的挫折后，认为西方的代议制民主对社会主义政治而言是必要的。彻底抛弃他们先前主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阶级政治，开始解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这一范畴，辛德斯和赫斯特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阶级政治已经完全不适用于70年代中期以后的西方社会，社会主义者应当彻底扬弃阶级分析，走向西方代议制民主条件下的一种后阶级、后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政治。[5]

1973年福特主义体制的危机，使一些经济学家走向了从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在内的社会整体领域的角度来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危机的理论视阈，70年代下半叶出现的法国调节学派被看做是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学术流派。法国调节学派的代表人物有阿格里塔（Michel Aglietta）、利比兹（Alain Lipietz）、鲍耶（Robert Boyer）等。该派认为，作为劳动者的工人阶级，在生产与再生产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同时，也要把自身纳入资本主义再生产的逻辑之中。从这一观点出发得出的结论就是工人阶级与资本家在本质上已经不再有对立性，马克思《资本论》的那一套逻辑必然被更改。该学派继承了马克思的生产关系的思想，但是抛弃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状况相联系的观点，以及经济基础与法律、政治等上层建筑的二分法。[6]

（三）后现代主义哲学及其理论特征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自然科学领域内的新发现，使人们原有的世界图景经受着急剧的变化，物理学界熵的概念凸显出的不确定性，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排除了牛顿关于绝对时空的幻想，以前所未有的新的媒体技术的视听感受，重新确立时空观念，量子理论使可控制的计算过程成为梦想，混沌理论排除了拉普拉斯关于决定论的玄想，以多元化的视角看问题的后现代主义，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新的科学发现改变了人们的世界图景的结果。西姆在《后马克思主义：一段学术思想史》中认为量子理论、混沌理论和复杂性理论揭示出马克思主义和19世纪自然科学机械决定论的局限性，很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反对马克思主义机械的或决定论的观点，自然科学的新发现要求重新评价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辩证法的方法论。[7]

新的科学发现在文化哲学领域中的折射就是推动了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悄然兴起。尽管对何为“后现代”众说纷纭，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后现代作粗线条的描述。我国学者冯俊认为“后现代”不是一个时间概念，但是它仍然具有时间上的规定性，先有现代，才会有后现代。而所谓的“现代”，按照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和哈贝马斯的理解，从历史时期上讲，从文艺复兴至启蒙运动一直延续至20世纪50年代，实际上指的是西方资本主义从产生到发展的“现代性”历程，因此，后现代主义的兴起从时间上讲应该始于20世纪60年代左右。[8]70年代，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一书提出“后工业社会”标志着后现代主义纪元的开始。如果说现代性所体现的是理性和启蒙的精神，那么后现代主要体现的则是反理性反启蒙的理论姿态。后现代的“后”最初的功能是作为历史分期的术语，此后，关于“后”的术语便时常与一种带有启示色彩和推陈出新的断裂感相关联。[9]“后”从肯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积极主动地与先前的东西决裂，从旧的限制和压迫状态中解放出来，进入一个新的领域；也可从否定意义上理解为倒退，传统价值、确定性和稳定性的丧失。[10]作为“后现代主义”衍生物的后马克思主义的“后”也可理解为：一方面可以视为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断裂，超越了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也可以理解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偏离，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由于后现代是后马克思主义重要的理论资源，所以有必要了解后现代思潮。

特里·伊格尔顿在《后现代主义的幻象》一书中描述了他眼中的后现代：“后现代性是一种思想风格，它怀疑关于真理、理性、同一性和客观性的经典概念，怀疑关于普遍进步和解放的观念，怀疑单一体系、大叙事或者解释的最终根据。与这些启蒙主义规范相对立，它把世界看做是偶然的、没有根据的、多样的、易变的和不确定的。”[11]根据伊格尔顿的描述，把后现代主义哲学的理论特征具体化为以下几个方面：

1.反本质主义（Anti-Essentialism）、反基础主义（Anti-Foundationalism）

“本质主义”是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最早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认为，在事物的特性中，表现本质的部分被称为定义，因而，定义就是对该事物本质的规定和确认，表明一事物是其所是、不同于他物的特殊规定性。“本质主义”有三种表现形式：绝对主义、基础主义（或原子主义）和科学主义。西方哲学传统坚持“本质主义”，就是真、善、美，追求理性、真理、正义的精神诉求，因而成了人类知识信仰的基点。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本质就是事物的全部或整体，就是事物的内部有机的、稳定的联系。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论。后现代主义的“反本质主义”则是要颠覆西方强调“本质主义”的传统，像维特根斯坦那样，以其“家族类似”概念去反对绝对的“普遍的本质”或“共性”；像福柯那样，以其“知识考古学”去寻找历史的断裂和偶然；像德里达那样，以其独创概念“延异”去否定“逻各斯中心概念”和“声音中心主义”，把本质无限地“延宕”；像利奥塔那样强调对元叙事的批判。基础主义泛指一切认为人类知识和文化都必有某种可靠的理论基础的学说。这种基础由一些不证自明、具有终极真理意义上的观念或概念构成。[12]反基础主义就是否定事物本身有其本源、本质，否定人类知识和文化有某种可靠的理论基础。在西方哲学中，对起源、本源、第一原理以及基础的讨论常常伴随着对事物假定其本质的讨论，所以从认识论意义上说基础主义往往表现为现象和实在（本质）分裂和对立起来的本质主义。

2.后现代主义伴随着“解释学转向”

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解释学三者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亲缘关系，人们把解构主义、解释学称为后现代主义，但又把解构主义、解释学视为后现代主义的方法。[13]自施莱马赫之后，解释学朝着解释哲学的方向发展，出现了不同的体系，对后现代主义影响比较大的是现象学存在主义学派的解释学。在胡塞尔、海德格尔的影响下，德国思想家伽达默尔在1960年发表的《真理与方法》，把理解或阐释活动作为人的基本存在方式，完成了“诠释学”的哲学本体论的转向，为后现代主义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伽达默尔承继了海德格尔的后期思想，主张“语言是存在之家”，把任何理解都归入了存在的历史进程之中，强调语言的历史性和存在性质，在诠释过程中，语言应用对人生的意义。不过他把这个思想从阐释学角度进行了发展，在他看来，语言作为世界经验，是在生活世界形成的，是生活世界中此在与存在物的存在之间所进行的“转让”活动的产物。

哈贝马斯的批判解释学是对施莱马赫的“一般解释学”以及伽达默尔的“本体论化”解释学进行改造的成果，他把批判、反思的因素引入解释学，以此来摆脱解释学中的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倾向。希望借助解释学的反思，通过“科学的解释”把自然科学知识与人文科学知识合理地联系起来。以反思为特色的“哲学解释学的意识”使解释学明确了这样一个新的历史课题，即把重要科学信息翻译成社会生活世界的语言。哈贝马斯主张使传统解释学摆脱了自我封闭状态，以适应自然科学知识对社会生活知识相互影响日益密切与加深的各种事实。[14]

3.反对元话语和宏大叙事

所谓的“元话语”或“元叙事”就是一种解释世界和历史的宏大叙事，“它或说明因果，或‘发现’规律，或概括历史，或预言未来。它为人们的行为提供目标，绘制蓝图，为人类指出前进的方向。”[15]后现代理论家对元话语的质疑，始于利奥塔。

利奥塔认为“后现代”就是发达社会的知识状态，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社会后，“知识已成为首要生产力”，并具有“信息商品形式”，深刻影响社会的构成，知识分为两类：科学知识和叙事知识（即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等人文与社会科学知识）。[16]现代主义在知识问题上的特点就在于求助于元话语或宏大叙事使知识合法化，这类宏大叙事有两种：思辨的宏大叙事，如德国古典哲学注重整体性的精神辩证法；启蒙的宏大叙事，如人类解放的理论。利奥塔认为马克思主义介于以上两种叙事合法化模式之间。而在后工业社会中，知识的合法性问题是以不同的方式形成，宏大叙事已经失去了它的可靠性。[17]他认为对“元叙事”的怀疑就是“后现代”的基本特征。后现代主义理论家拒斥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解放、社会革命等宏大叙事话语，主张女性主义、环境保护和生态团体、同性恋组织和反种族歧视等局部的和微观层次上的多元化政治运动。

4.反对总体性和传统主体理论

后现代主义认为从柏拉图到黑格尔都在压制差异、矛盾、非同一性是因为传统哲学是根源于理性的总体性哲学，遵从的是“同一性”原则。在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看来，启蒙运动力求理性、科学地了解大自然和社会，以及根据不完整的体验形成某种普遍原理的主张，不过是一种幻想，因为世界太复杂，太多变，难以将其纳入单一的“总体”理论。德里达对形而上学的“解构”就是要震撼“整体”，打破结构，福柯认为作为启蒙运动神话的理性是一种统一的总体化的极权化的理论模式，它模糊了社会领域的多元性质。利奥塔热衷于模糊性和差异性，他号召人们：“让我们向同一整体开战；让我们成为那不可表现之物的见证人；让我们持续开发各种差异并为维护‘差异性’的声誉而努力。”一些后现代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由于其所倡导的“整体观”，最终变成了斯大林主义。

后现代主义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传统主体理论的颠覆。德里达否定主体在语言中的直接在场作用，福柯提出“人之死”的概念否定人的主体性。结构主义认为语言决定主体，决定主体行动的取向，也决定社会结构，而福柯则发挥了罗兰·巴尔特关于权势隐藏在语言中的观点，进一步揭示隐藏在话语之后的深层结构——权力关系，那就是谁在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在操纵话语的言说方式，从而赋予了海德格尔“不是人说语言，而是语言说人”新的理解。在话语是权力的产物这个理论前提之下，“语言说人”意味着主体的消失，所以福柯认为不存在独立自主、无处不在的普遍形式的主体，以此解构传统主体范畴。

（四）后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后现代性

“后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开始流行的“后现代主义”的衍生物，“后”既是一个历史时间的标识，同时也是理论逻辑标识，若把“后现代主义”视为一根长长的瓜蔓，那么“后马克思主义”则是其中的一个“瓜”而已。英国著名学者戴维·麦克莱伦就认为“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试图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同后现代主义思想结合起来的思潮”。[18]又如英国学者雷诺兹对“后马克思主义”所作出的分析：他们（指“后马克思主义者”）“反映了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理论在为21世纪建构一种激进政治的过程中，在拒斥本质主义、还原论、决定论以及功能主义方面的真知灼见。”[19]罗斯诺认为后马克思主义者运用后现代主义来表达他们对现代性和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不满。[20]这说明“后马克思主义”与70年代以来在西方流行的“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脱离不了干系。托米和汤申德在《从批判理论到后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思想家》一书中把“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家：德勒兹（Deleuze）、瓜塔里（Guattari）、德里达都视为后马克思主义者。[21]可见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有着极为强烈的后现代主义色彩。

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后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是法国哲学家福柯、德里达、巴尔特等在批判结构主义基本观点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最早是诞生在法国，其后才流行美、英，最后成为一种运动而风靡整个世界。60年代正是结构主义在法国发展的巅峰时期，在阿尔都塞的领导下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也盛极一时，阿尔都塞及其弟子们1965年抛出的《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两本著作而轰动一时，结构主义的另一代表人物福柯1966年发表的《词与物》获得了很大的声誉。该书的副标题“结构主义考古学”，这种考古学是知识考古学，他主张人文科学（知识）产生于人在对自己进行非历史化的处理之时，该著作宣布了“人类死亡”。福柯虽然把自己放到结构主义的阵营里面，但却是一位潜藏得很深的叛逆者。正如皮亚杰所说的，他所信奉的结构主义是一种十分特殊的结构主义，这种结构主义并不以结构的存在为基础，它是“没有结构的结构主义”。[22]所以弗朗悉瓦·埃瓦尔德认为，福柯的方案就是反抗结构的观念，因而也反抗结构主义的观念，因为在福柯看来，“结构是重要的历史主体的一种形式，是跨历史的宏大认同的一种形式，而福柯相当清楚地解释过，这正是他试图消灭的东西”。[23]1966年德里达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作了题为《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的演讲，抨击了结构主义的观点，他宣称：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结构中心，结构是没有等级的；在结构中任何一个位置都不具有优先性，结构勿需追根溯源，此在（presence）还是被自由游戏所化解，自由游戏是空缺和此在之间的相互作用，它是某种非中心化力量，是某种不确定性的永恒动力。在美国知识界还不知道结构主义的底蕴时，他们就倒向了德氏的结构主义—反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1967年德里达的著作《语言现象》《写作与差异》《书写与语言学》抨击了现象学中隐含着的本质先于存在的形而上学的思想，主张意识本身完全而且必须以语言为中介，故而也以其他文化和习俗为中介。这就打破了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对法国大学的统治，复写了黑格尔与马克思在上个世纪发动的对形而上学的批判。由此可见，1966年法国思想界的这“三大事件”：阿尔都塞及其弟子的《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的出版、福柯的《词与物》的出版、德里达在美国发表反结构主义宣言，这实际上也就宣告了后马克思主义的诞生。[24]

[1] ［英］特里·布劳斯主编：《20世纪看得见的历史》，周光尚等译，34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2] 参见于奇智：《五月风暴与哲学沉思》，载《世界哲学》，2009（1）。

[3] ［美］斯蒂芬·贝斯特、道格拉斯·凯尔纳：《后现代转向》，陈刚等译，5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 参见曾枝盛：《法国后马克思主义前史》，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6（2）。

[5] 参见陈宜中：《从历史唯物论到后马克思主义：英国后马克思主义评析》，45～46页，见黄瑞祺主编：《马学新论：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1998。

[6] 参见唐正东：《法国调节学派的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方法》，226～231页，见赵剑英、张一兵主编：《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7] Stuart Sim，Post-Marxism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2000，p.140.

[8] 参见冯俊等：《后现代主义哲学讲演录》，导言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9] ［美］斯蒂芬·贝斯特、道格拉斯·凯尔纳：《后现代转向》，陈刚等译，1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10] 参见冯俊等：《后现代主义哲学讲演录》，导言2～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11] ［英］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华明译，前言，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12] 参见刘放桐：《后现代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上），载《国外社会科学》，1996（3）。

[13] 参见曾枝盛：《后马克思主义》，50页，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

[14] 同上书，55页。

[15] 李银河：《福柯与性》，35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16] 参见姚介厚：《“后现代”问题和后现代主义的哲学与文化》，载《国外社会科学》，2001（5）。

[17] 参见冯俊等：《后现代主义哲学讲演录》，导言1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18] ［英］戴维·麦克莱伦：《当代马克思主义流派》，载《北京大学学报》，1997（1）。

[19] ［英］P.雷诺兹：《后马克思主义是超越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政治理论和实践吗？》，载《世界哲学》，2002（6）。

[20] ［美］波林·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张国清译，240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

[21] Simon Tormey and Jules Townshend，Key Thinkers from Critical Theory to Post-Marxism，London，2006，p.38.

[22] ［法］弗朗索瓦·多斯：《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上卷），季广茂译，443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23] 同上书，444页。

[24] 参见曾枝盛：《法国后马克思主义前史》，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