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方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新思考

20世纪50年代重要的时代特点之一，就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对立。马歇尔计划、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苏联与东欧控制与反控制的较量、南斯拉夫与苏联的冲突及自1950年6月历时3年涉及多国的朝鲜战争，一系列的“冷战”事件都迫使人们选择自己的政治立场。对于许多欧洲左翼知识分子来说，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思使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西方文明存有疑虑，而共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立场，则赢得了左翼知识分子的好感，这种好感使他们本能地持有亲苏的立场。在欧洲，各国共产党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干部和普通党员听取关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报告，或到苏联、东欧休假或接受教育。[1]在他们心中苏联制度既是一种理想，也是未来社会的目标，然而西方知识分子对苏联的期望，被苏共二十大以后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所粉碎。如同曼努埃尔·阿斯卡拉特所说的：“从一九五六年起，把各国共产党同苏联连在一起作为它们唯一营养来源的那条脐带断了。”[2]

1956年2月，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召开，出席这次会议的还有55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团。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会上抛出了一个令所有人始料未及的“秘密”报告，该报告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对斯大林这样一个共产党和苏联国家的精神领袖和“重要的国际人物”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公开”批判，事后的实践证明，这种做法给苏联社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法国共产党内参加苏共二十大会议的多列士、杜克洛等人归来之后对会议的内容守口如瓶。但苏共二十大的会议内容还是被美国情报部门所获悉。1956年6月4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秘密报告，同一天，《纽约时报》转载了全文，接着法国《世界报》予以全文转载。秘密报告的发表立即引起法国共产党内部的巨大震动，法国共产党人认为，“二十大”犹如一颗炸弹，炸毁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仰。6月18日，法共政治局向赫鲁晓夫提交了一份报告，要求苏共发给每个听报告的代表团一份报告的正式文本，并对斯大林的功绩予以肯定。6月底，法共派出以罗歇、塞尔文和法戎等人组成的一个代表团到苏联，准备与苏共中央就斯大林与个人崇拜的问题举行会谈，但后来却无功而返。

1956年6月，波兰发生“波兹南事件”。波兹南省斯大林机车车辆制造厂的工人提出增加工资和减税的要求，但遭到了拒绝，16000余名工人上街进行抗议示威，结果遭到了武装镇压，死伤数十人，扣押数百人。同年10月，匈牙利人民为自身争取民主，声援波兰，举行游行示威，匈牙利政府在苏军帮助下，用武力加以镇压，也酿成流血死亡事件。在整个事件中，有2502人被杀害，15000人被监禁，20万人出走国外。仅武装暴动的直接破坏就给国家造成30亿福林的损失，因生产停滞造成的损失高达200亿福林，相当于当时匈牙利全年国民收入的1/4。[3]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随之出现的波兰“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粉碎了苏联模式的神圣性，粉碎了人们对斯大林的崇敬，也粉碎了人们对马列主义的信仰，这种情况被西方知识界称做“马克思主义危机”。这种危机所表现出来的情况是：到1956年11月，英国33000名党员有超过7000人退党，并且大多数人对传统的亲苏立场进行倒戈以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简化论开始反思。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爱德华·汤普森和约翰·萨维尔在《理性者》第1期的社论中写道：“由于揭露而造成的震动和混乱是我们没有用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苏联进行分析的结果。”[4]退党的部分人采取了用刊物来进行反抗，《理性者》变成了《新理性者》并最终成了《新左派评论》，除此之外，一部分人彻底放弃了政治活动，其他一部分人则摇身一变转向右派，成为狂热的反共产主义者。“三大事件”也给法国共产党乃至整个知识界以沉重的打击，在1956年之前，法国80%的知识分子都是信任共产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他们甚至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但1956年之后，法共半数党员退党，知识分子最后只剩下大约20%的人相信马克思主义。左翼人士首先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对斯大林以及苏联社会主义进行指责和批评。原先受苏联极左路线影响的知识界抛弃了“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教条，寻求其他选择的道路，不少知识分子纷纷改变信仰。例如，罗歇·瓦扬就从自己的办公室里摘下了斯大林肖像；萨特对“匈牙利事件”提出了批评，导致他与共产党的决裂。克洛德·鲁瓦被迫退出了法共。这些退党党员和离开法共外围的知识分子有感于上述“三大事件”，试图发展另类的马克思主义。他们著书立说，创建刊物，发表了大量关于苏联东欧试图发展另类的马克思主义、“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发达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工人阶级的状况和使命、技术革命给世界带来的变化等问题的理论著述。这些著述反映了他们头脑中各种思想的混合、冲撞和重组的趋势，就这样，几乎是在1956年“三大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就出现了反映上述“反叛”知识分子观点的刊物和著述。例如，由拉康创办的《精神分析》（La Psychanalyse），由埃德加·莫兰创办的《论辩》杂志（Arguments），由乔治·弗雷德曼创办的《交流》杂志（L ′Echange），由拉罗丝出版社创办的《语言》杂志（La Linguistique），由让-埃德·阿利耶主编的《太凯尔》杂志（Tel Quel），以及由巴黎高师阿尔都塞的弟子负责的《马列主义手册》（Cahiers Marxistes-léninistes）等，其中最早出现并最具影响力的是《论辩》杂志，以及后来出现的《太凯尔》杂志。可以说，《论辩》和《太凯尔》杂志是法国后马克思主义最初展示的“T”形台。《论辩》杂志的理论家们有感于1956年的波匈事件，试图发展出一种“另类的”马克思主义，标榜向新思潮和社会新现象开放，提出既继承马克思主义，又冒险超越马克思主义的任务。正如该杂志的创办人之一埃德加·莫兰所说：“1956年的春天鲜花盛开，阵阵希望之风从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吹来，历史徘徊在进退之间……我们已经意识到，以前我们一直以为是我们学说基石的东西，不过是一块不堪一击的浮冰而已。”[5]由此可见，《论辩》集团的方向是要抛弃原来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发展批判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正如美国学者弗里德里克·詹姆逊所说：“在实际运用中，结构主义批评方法常常可以分成相对不同的两类。其中之一我们称之为结构主义运动中的非政治性的一支或称右翼……结构主义批评的另一支属于政治谱系……以《太凯尔》的文学评论为中心——它们旨在话语形式与资产阶级的或革命性意识的形式之间做明显的政治性关联……然而事实上，这两种研究都是后马克思主义的……”[6]詹姆逊将《太凯尔》视为结构主义的政治性杂志，并且属于后马克思主义。当然，这样的区分是无可非议的，不过并不全面。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自1956年“三大事件”之后所出现的那种“试图‘超越’马克思主义”“对传统马克思主义进行重新改造”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并非仅仅限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而且还应当包括后期存在主义的激进马克思主义的余波。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后马克思主义是左翼知识分子对这一系列事件反思寻找另类解放途径的理论尝试。

我国学者周凡从概念谱系的角度考察了“后马克思主义”产生，从另外一个角度揭示了“后马克思主义”一词开始出现就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指出最早明确使用“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的大概是匈牙利物理学家、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波兰尼在其著作《个人知识：走向一种后批判哲学》认为斯大林的逝世所导致的专制统治的终结是向“后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主义”迈出第一步，把1956年波兰、匈牙利人民力图摆脱苏联控制的革命斗争实现的思想解放过程，称为“真理的革命”，这是“后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主义”的真实表达。波兰尼的“后马克思主义”指称的是从批判斯大林主义的极权政治的角度提出来的，因此这个“后马克思主义”应该称之为“后斯大林主义”，在波兰尼看来，斯大林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他并没有在斯大林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作区分。[7]尽管波兰尼语境下的“后马克思主义”与以后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潮所指相去甚远，但是却勾勒出了后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

[1] ［美］罗伊·戈德森、［英］斯蒂芬·哈斯勒：《欧洲共产主义对东西方的影响》，星灿译，70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

[2] ［美］乔·乌尔班主编：《欧洲共产主义——它在意大利等国的渊源及前途》，石益仁译，9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

[3] 参见曾枝盛：《法国后马克思主义前史》，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6（2）。

[4] 乔瑞金：《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及其思想特征》，见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编：《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第五卷），15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5] ［法］弗朗索瓦·多斯：《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上卷），季广茂译，222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6] ［美］弗里德里克·詹姆逊：《詹姆逊文集》（第1卷），见王逢振主编：《新马克思主义》，178～179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7] 参见周凡：《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发生学探察》，见周凡、李惠斌主编：《后马克思主义》，5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