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及其发展

究竟何为后马克思主义？国内外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理解颇有争议。中国学界对“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起步较晚，根据学者张亮在《国内近期“后马克思主义”研究简评》[1]一文所说，中国学界“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兴起始于20世纪初，曾枝盛教授是国内学界较早开始研究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学者之一，他提出对后马克思主义作广义和狭义的区分，在中国学术界已基本形成共识。但如何理解广义和狭义的后马克思主义存在着不同观点的论争。曾枝盛认为，广义的“后马克思主义”犹如英国学者麦克莱伦所说的“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由于这只是一种时间界划，似乎并没有实质性意义，狭义的“后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特别是1973年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发表之后出现的、尤以“后现代主义”为主导精神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包括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的后马克思主义”；以詹姆逊为代表的“文化批判的后马克思主义”；以哈贝马斯和利科尔为代表的“后解释学的马克思主义”；以拉克劳和墨菲为代表的“激进民主派的后马克思主义”。[2]孔明安认为广义的“后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西方后结构主义或解构哲学基础之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分析批判和研究的最新的西方哲学社会思潮，这一思潮包括德里达、福柯、鲍德里亚和利奥塔等[3]。而狭义的“后马克思主义”指的就是由拉克劳和墨菲二人在20世纪80年代的新形势下所开创的左翼激进理论及其延伸。胡大平认为广义的“后马克思主义”除了德里达、福柯、鲍德里亚和利奥塔等人以外，还应该包括被西方学界视为“后马克思主义”早期代表的英国学者辛德斯、赫斯特、卡斯特以及拉克劳、墨菲之后的齐泽克[4]。周凡从概念谱系的视角对“后马克思主义”术语的使用方式进行了一次翔实的学术史梳理，从20世纪50年代的波兰尼到60年代的麦格弗森、70年代初期的贝尔和后期的柯拉科夫斯基，到80年代的图雷纳等不同学者，不同历史语境下的“后马克思主义”的考辨，阐明因拉克劳和墨菲而著称的“后马克思主义”具有自己的经验史和意义的历史差异。[5]

后马克思主义范围的划界实际涉及对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征的把握，基于广义的后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学界几乎变成了一个“飘移”的能指，本文所探讨的后马克思主义是曾枝盛教授提出的狭义的“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文化思潮，后马克思主义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西方马克思主义”逐渐走向衰落、新的自然科学成果层出不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波折丛生的特定背景下，通过与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哲学的“融合”而成的“新”马克思主义。

在后马克思主义思潮进入中西方学者的理论视阈之前，“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就已经出现，但在不同语境下的“后马克思主义”有不同的含义，但是这一术语的出现及在其后的发展中成为一股思潮可以说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离开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氛围和思想的演变，就无法理解后马克思主义的思潮。

[1] 张亮：《国内近期“后马克思主义”研究简评》，载《哲学动态》，2007（2）。

[2] 曾枝盛：《“后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域》，载《学术研究》，2004（7）。

[3] 参见孔明安：《“后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理论规定》，载《哲学动态》，2004（2）。

[4] 参见胡大平：《后马克思主义知识规划的来源与特征》，载《人文杂志》，2003（3）。

[5] 参见周凡：《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发生学探察》，见周凡、李惠斌主编：《后马克思主义》，1～47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