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02
（3）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批判资本主义。在苏联东欧剧变、西方资产阶级右翼人士得意忘形之际，德里达对资本主义的看法尚比较冷静。苏联东欧剧变之后，像弗朗西斯·福山之流以为“历史终结”了，资本主义胜利了，自由民主的时代到来了。德里达对此则不以为然，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一个脱节的时代’：一个脱节的、错位的、断裂的时代，一个出了毛病、走投无路、精神错乱、疯狂和没有秩序的时代。这个时代彻底乱套了，完全偏离了方向，脱离了自身，紊乱不堪。”[38]他又在多次场合中历数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十大祸害”：①失业：社会的非在职、无工作或就业不足的功能正在进入一个新纪元。②对无家可归的公民参与国家民主生活的权利的大量剥夺，对数量众多的流亡者、无国籍者和来自某个所谓国家疆界的移民的驱赶或放逐。③在许多国家之间发生的无情的经济战争主宰了一切，它控制了国际法的实际阐释权和不平等的应用。④在自由市场的条件下，无法规范和控制现实中的矛盾。⑤沉重的外债和其他相关机制的恶化使人类的大多数处于饥饿或绝望的境地。⑥军火工业和贸易（无论是“常规的”武器还是处于电子尖端技术前沿的精密武器）被列入西方民主国家科学研究、经济和劳动社会化的常规调整范围。⑦核武器的扩展（“扩散”）不仅超出了国家控制的范围，而且也超出了一切公开市场的范围。⑧种族间的战争在加剧。⑨超效力的和纯粹资本主义的幽灵般的国家遍布各大洲以及黑手党和贩毒集团的世界范围势力已经渗透到各个角落，并将自己彻底普通化了，以至于人们无法对他们进行区分辨别了。⑩现存的国际法和有关机构收到至少两方面的限制：一是取决于某种历史文化（具体来说就是欧洲的历史文化）；二是受某些特定的民族—国家的操纵，这使得在法律面前国家不平等，某些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控制军事力量的霸权，等等。[39]德里达的这一有力的揭露的确给当时的歌功颂德者以重重的一记耳光。
中翼后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除德里达外，还有德国学者尤根·哈贝马斯。1929年，哈贝马斯出生于德国的杜塞尔多夫附近古墨斯堡镇一个中产家庭，受到过良好的教育。中学时代，他就阅读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也阅读了英国、美国和法国资本主义制度方面的书籍。1949年，哈贝马斯进入德国汉诺威的哥廷根大学学习，主修哲学、历史学和心理学，选修经济学，1953年，转入波恩大学，在那里，他受到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使他后来走上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对社会问题进行思考的道路。哈贝马斯主要的著作早期有《社会公共性的转变》（1962）、《理论和实践》（1963）、《认识与人类旨趣》（1968）；20世纪70年代有《文化与批判》（1973）、《晚期资本主义中的合法证明问题》（1973）、《重建历史唯物主义》（1976）；晚近期主要有《现代性的哲学话语》（1985）、《后形而上学思想》（1988）、《证明与应用：伦理话语中的见解》（1993）、《现代国家的设置》（1998）等。
哈贝马斯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介入后现代问题的辩论。在最初的理论活动中，他似乎是介入拥护现代性事业的，认为现代性包含着尚未实现的解放潜能的未竟事业。一些著作，例如，《现代型——一项未竟的事业》（1981）、《现代性的哲学话语》（1987）等均反映了这种立场。但另外一些著作如《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变》等则反映哈贝马斯的另外一种立场。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变》这本著作中，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后期发展作了分析，详细探讨了国家和公共科层制度向经济领域以及私人领域的渗透过程，认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三阶段中，国家和私人企业取代了公共领域的重要职能，这个公共领域已经蜕化为统治领域。这些分析同后现代主义者，例如，丹尼尔·贝尔的分析是同出一辙的。哈贝马斯的整个80年代的著作反映出他自己复杂矛盾的思想心态。一方面，他不赞同后现代主义者批判理性、全盘舍弃现代性的积极贡献；另一方面，在后现代主义者对现代性尤其对晚期资本主义的猛烈批判下，他又不得不承认这些批判的合理性。以《交往行动理论》（1984）为例，他自己也推出了对资本主义、对现代哲学和现代社会理论的一系列批判。
根据凯尔纳和贝斯特的分析，哈贝马斯的后现代理论表现主要有如下三点：第一，和后现代理论一样，哈贝马斯也批判现代理性和形而上学，尤其在1988年出版的《后形而上学的思考》一书中表现得更加明显。该著作和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理论一样，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提出了批判。哈贝马斯认为自己实际上是批判启蒙理性的，只不过他希望重建理性，保留其进步的方面。第二，哈贝马斯同利奥塔一样，都发生过语言学转向，都发展除了重视语言语用学和语言游戏的语言哲学，都强调语言游戏和判断形式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而不是强调建立一种结构语言学或形式语言学。在政治上，无疑也持有一种“政治话语理论”。第三，哈贝马斯虽然推崇共识，但他的文本却处处展现着歧见和论争。所以，尽管哈贝马斯对后现代性怀有种种不满甚或严厉的批判，但他对后现代性的争论只是“兄弟之争”。[40]
在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与评价上，哈贝马斯把自己的使命规定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1975年提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主张，1976年出版《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一书。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观点：
（1）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有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没有理解历史唯物主义，而斯大林却把它法典化，造成严重后果。既然历史唯物主义很不完整，很不全面，因而需要把它重建。在哈贝马斯看来，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特的雾月十八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中的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理论，是同历史唯物主义相适应的局部理论。可见，马克思还没有把整个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阐述出来。
（2）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传统有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不加反思的历史客观主义；第二，从存在和意识的关系上批判资产阶级的规范内容时，也同时否定了资产阶级的规范和价值中内在的有用的因素；第三，忽视了道德规范结构在社会进化中的重要意义。[41]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的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只是对某些新现象来说，才是正确的。
（3）认为马克思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辩证法推动革命的发生，这是“技术至上”。他认为，尽管生产力的发展可以理解为产生问题的机制，但却不能导致生产关系的变革和生产方式的革新。因为社会可以通过内在的“学习机制”去解决社会危机和促进社会不断发展。
哈贝马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论”，表明他的理论的后马克思主义性质。
以拉克劳和墨菲为代表的右翼后马克思主义 拉克劳（Ernesto Laclao），1935年出生于阿根廷的一个中产家庭。青年时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接受高等教育，曾任哲学与人文学院的学生会主席，同时担任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校委会学生活动的左翼团体的代表。1958年参加了阿根廷保卫社会主义党（PSIN），1963年，成为拉莫斯领导的阿根廷国家左翼社会主义政党成员，1963年至1968年，担任PSIN党的周刊《工人斗争》和理论刊物《国家左翼》编辑，并成为该党政治领导层成员。1966年阿根廷发生军事政变，拉克劳参与了反军人政府学潮，受到当局追捕，1969年遂流亡英国，在牛津大学继续就读。20世纪70年代初大学毕业，受聘于埃塞克斯大学政治系，80年代中叶成名后受北美和拉丁美洲的多所大学邀请为客座教授，其最终职位是埃塞克斯大学行政管理系主任、教授。拉克劳早期著作主要有《拉丁美洲的福特主义和资本主义》（1971）、《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民粹主义》（1977）。后期主要著作有《关于当代革命的新思考》（1990）。墨菲1943年出生于比利时的布列。她先后在比利时首都得卢汶大学、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英国的埃塞克斯大学、伦敦大学学习，毕业后曾先后担任南美哥伦比亚大学、伦敦市立大学、韦斯斐尔德学院以及美国、加拿大多所大学的客座教授，曾任国际哲学协会项目部主任。墨菲早年曾亲历法国结构主义运动，曾经聆听过阿尔都塞的课，参与阿尔都塞主持的讲座《读〈资本论〉》，受到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和葛兰西主义的深刻影响。他早年的著作有《葛兰西与马克思主义理论》（1979），后期主要著作有《激进民主的维度》（1992）、《政治性质回归》（1993）、《政治家及其赌注——保卫多元的民主》（1994）。1985年，拉克劳和墨菲合作发表了《霸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的著作，公开声称自己是“后马克思主义者”，自己的理论也都属于“后马克思主义”。他们这种后马克思主义却是公开与马克思主义决裂的没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引起《新左派评论》杂志长达数年的激烈争论，被人称做“拉墨事件”。其中批评最激烈的要数英国左派学者诺曼·格拉斯。格拉斯1987年在《新左派评论》杂志上发表长文《后马克思主义？》对拉墨的著作进行批判。尽管拉墨二人声称自己并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或反对马克思主义，但从他们的著作中却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味道，倒是处处充满着反马克思主义的味道。例如，把马克思主义当做“大叙事”“中心”或“整体”去反对，把一系列的革命原则（阶级论、无产阶级主体、科学社会主义）当做废物去丢弃。他们尤其反对马克思所提倡的把无产阶级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阶级，反对马克思建立无产阶级社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他们主张“激进多元民主路线”，保留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所以，拉克劳和墨菲的主张遭到许多左派的反对，认为他们的理论主张是“新修正主义”（密里班德）、“第二代后马克思主义”（詹姆逊）、“近似于爱德华·伯恩斯坦的主张”（凯尔纳、贝斯特）。
凯尔纳和贝斯特认为，“拉克劳和墨菲的大部分分析实质上只是重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第二和第三国际马克思主义的早期批判。不过，柯尔施、卢卡奇、葛兰西等人只是批判了第二和第三国际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而拉克劳与墨菲则反对所有的马克思主义。”[42]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对第二和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有其积极意义，而拉克劳和墨菲对所有的马克思主义都反对的情况下，何来的“继承”和“发展”呢？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右翼后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他们“从一种非本质主义的视角出发”，[43]“批判了启蒙理性的普遍主义观点，并采纳了地道的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观点”，[44]把“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同后来被第二和第三国际理论家歪曲了的马克思思想混杂在一起”，[45]“将简单的技术决定论偷偷地塞给了马克思”，[46]这完全是采取一种偷梁换柱的机会主义的拙劣手法，将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化，从而达到把马克思主义符号化（或话语化），使其完全失去革命和实践的意义。
总体来说，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观点突出表现有以下三个方面，拉墨的许多理论观点都是围绕这三个方面去展开的。
（1）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念的修正。早在拉克劳和墨菲发表《霸权和社会主义的策略》这部著作之前的1981年，就共同发表了《社会主义战略，下一步在哪儿？》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一开头就说：“其中心定位于阶级斗争和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话语已很难适应纷纭而现的各种新矛盾，如今正是这些矛盾深刻地改变了社会主义政治斗争生发作用的场域。”[47]他们认为，为了把“新政治主体”——妇女、民族、种族、性偏好、反核、反体制运动的各种力量团结起来反资本主义，“修正阶级斗争的观念”已经成为必要。他们认为，正是“阶级斗争”这个观念，造成了左派当前危机的核心。因为西方两个过程造成了“阶级战士”论点的削弱：一是工人阶级数量上的下降和经济上的碎片化；二是范围日益扩大的人口的边缘化。他们还认为，从社会学角度看，工人阶级在社会结构中的中心地位的断言愈来愈难以接受，而作为政治学的命题，它也远远不够明晰。尤其在女权主义斗争、生态斗争中无法体现工人阶级的中心地位。因此，他们认为，工人阶级像所有其他成分一样，是一种社会作用的力量，但这个作用只局限于它自己的目标及可能性之内，它并非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普遍阶级”，并非是全世界人类解放的必然代理人。拉克劳还专门考察了马克思提出“工人阶级”概念的根源。他认为，马克思提出“工人阶级”这样的范畴，其中的缘由是可以理解的：19世纪中叶，作为一个工人就意味着他要在工厂里度过大部分时光，要生活在某种确定的领域，具有某种确定的消费方式，仅仅能以受到严格的方式来参与国家的政治和文化生活。但是，所有这些社会参与性事件的严格管理变得越来越松散了，因为生产率的提高使工人在工厂的时间日渐减少，而福利国家的扩展意味着工人的社会身份将愈来愈少地受他（她）在生产关系中地位的决定。所以，马克思的“阶级”概念只不过是一个在很大程度上对应19世纪明显的社会一致性的综合，但是，对于今天理解反资本主义的逻辑模式，这一综合所能提供的助益越来越少了[48]。拉克劳还特别从20世纪工人运动的历史经历中论证自己的观点，认为以工人阶级为中心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从1935年开始，第三国际号召建立人民阵线的策略，使西欧共产主义运动进入全盛时期，但这个人民阵线所依赖的基础是以工人阶级为中心的同盟体制，所以战后，人民阵线就没有多大用途了，因而要用“一种宽广的民主同盟”去取代它。基于上述的认识，拉克劳和墨菲得出结论说：“因此，马克思试图根据新的原理——阶级对立——来思考社会分化的首要事实。然而，新的原理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严重缺陷，这种缺陷来源于以下这个事实：阶级对立不能使社会总体分化为两个相互对立的阵营，不能使自身自行成为政治领域分化对立的界限。”[49]可见，拉克劳和墨菲反对马克思的一贯的阶级路线，这是十分错误的。20世纪社会主义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阶级路线的胜利。如果按照拉、墨的说法，马克思的阶级论“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严重缺陷”，那么，无产阶级就不可能由弱小变得强大，并最终变成社会的主人。的确，在今天看来，工人阶级队伍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诸如产业工人的人数、工人的经济状况和政治地位状况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在知识和文化普及的当今时代，智能劳动程度已经得到很大的提高，仅仅在马克思时代的劳动条件下去理解产业劳动的范畴，恐怕就很不全面。如果按劳动条件来划分，与马克思时代相当的体力劳动者在今天的确已经为数不多了，但属于工资雇用的人数却并不见得减少。在我国，知识分子属于无产阶级的一部分，那么在国外，知识分子也同样属于无产阶级的一部分。由此看来，工人阶级的人数不但没有减少，而是变得增多了。不过，他们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体力劳动工人”，而是“智力劳动工人”。这部分人在社会上是稳定的劳动大军，是社会的主体，他们的命运决定着整个社会的命运，我们的理论家为什么视而不见呢？拉克劳和墨菲把注意力偏移到各种新社会运动身上，把他们当成“革命的主体”，寄希望予他们身上，这种“非阶级论”难道就能使社会主义革命取得“真正的成功”吗？断然不能。因为所谓的“新社会运动”是一些不稳定的社会团体追求临时的目标而掀起的暂时性运动，它们不想改变原来的社会制度，也无法改变任何社会制度。
（2）提出“新霸权”的社会主义策略。“霸权（Hegemony）”（有的译者译成“领导权”），是拉克劳和墨菲在《霸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这本书里乃至他们的理论里经常出现的重要概念。他们认为，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出现过好几种“霸权”理论，如作为“自发主义”的卢森堡的“霸权”理论、作为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的“霸权”理论、作为修正主义的伯恩斯坦的“霸权”理论，以及作为革命工团主义的索列尔的“霸权”理论，但这些似乎都不是真正的“霸权”理论。只有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霸权理论。由于资产阶级文明的成熟把它的结构化秩序表现在工人阶级之中，破坏了工人阶级的统一。这就使得在西方国家中无法实现工人阶级的霸权。在列宁主义中，工人阶级和它的先锋队并没有通过与多样的民主要求结合起来改变他们的阶级同一性，这样，“先锋队”和“群众”的关系只能有根本外在性的和操纵的特征，与“无产阶级的客观利益”保持一致的先锋队必定扩大了它自己的统一性与它企图领导的那部分之间的裂缝。改变这种状况的是葛兰西。葛兰西提供了超越列宁主义的“阶级联盟”范畴的“霸权”理论，比同时代其他理论家更大地拓宽了政治重组和领导权领域。[50]拉、墨认为，葛兰西霸权理论的重要意义在于，强调“知识分子和道德”是构成霸权的“较高的综合”“集体意志”，并且通过意识形态，变成同一“历史集团”的有机混凝土。但葛兰西的思想在工人阶级状况的根本不确定性面前终止了，这一不确定性最终导致了矛盾的立场。而在社会民主党那里也是如此，它们的失败归结为两个因素：①缺乏领导权计划，没有建立广泛的民主斗争阵线，而只是热心于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没有力量去改变国家官僚机构的社会和政治逻辑；②它持续了第二国际的经济主义，认为经济构成了一个由必然规律控制的同志性空间，不受有意识调节的影响，因而在结构方面表现软弱。它们的阶级论思想关闭了通往新的大众“霸权”集团内构造连接各种民主要求和对立的集体意志的道路。
有鉴于此，拉克劳和墨菲提出自己的“新霸权理论”框架。这个新霸权理论框架的内容如下：①无产阶级“霸权”的领导存在于马克思的最早著作之一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这一霸权主体是无产阶级，而马克思所谈的霸权是无产阶级和市民的解放，所以这是造成尔后错误的“阶级论”的渊源。②葛兰西的霸权概念非常明显是全新的。在他那里，“霸权”是权威和势力，是一种控制力、支配力，这些力不是靠“强制”和“武力”来获得，而是以“同意”的方式，获得哲学和伦理道德上的领导权。但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也存在着不足，需要加以批判和改造。③经过拉、墨批判和改造后的就是“新霸权”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就是“激进与多元民主”理论，激进与多元民主理论的主旨就是放弃“阶级论”，强调自主性、置换新主体、促进激进多元民主。依靠这一“新霸权”理论去实现社会主义，并在社会主义里实现“新霸权”理论，这就是拉克劳和墨菲建立社会主义的新策略。
（3）提出激进多元民主的新观念。拉克劳和墨菲激进民主革命的内容要点是：①无产阶级不再是社会革命的执行者，代替他们的是新社会运动的各阶层被剥削、被压迫的广大民众。②用“激进民主”代替无产阶级旧有的斗争目标，即不再以实现共产主义、实现人类的解放为斗争目标，而是要实现一种“新霸权”，即实现激进的多元民主。③由于马克思主义缺乏民主，所以它无法指导当代新兴的新社会运动，也无法解决当今西方社会的各种矛盾。④创造一种新的、后自由主义的、后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话语”，依靠这种民主话语，可以实现后自由主义的、激进民主的理想的社会。[51]拉、墨认为，激进民主社会的首要条件就是要承认社会的一切价值都具有偶然性和完全的开放性——在这种意义上，也就是要抛弃对单一基础的渴望。这种多元激进民主的观点是与人本主义不相容的，因为人本主义价值的有效性是通过特定的话语和论辩实践建构起来的。“人”原本无条件地就是这一多位建构过程的多元决定的结果。正是在这一话语多元主义之内，“人本主义价值”才被构建，才得以扩展。人本主义的价值总是受到种种威胁：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和阶级歧视总是限制着人本主义的出现和它的完全生效。正如墨菲所说：“承认权力关系的存在以及转化权力关系的需要，同时，放弃我们可以将自己完全从权力之中解放出来的假象，便是我们所谓‘激进多元主义’的特点。”[52]
在“激进多元民主”这个词中，所谓“激进”，是从“激进主义”中得来的。“激进主义”在西方人士看来是一种“离经叛道”的过激行为，一种使政治观点与行动走向极端的倾向。拉克劳和墨菲的“激进”含义是与“多元”联系在一起的，就是主体承认多元原则，否认统一原则，那就是激进的；反过来说，凡是激进的，就必须承认多元主义。因此，拉克劳和墨菲写道：“主体概念不能回到肯定的和统一的原则，只要接受这一点，多元主义就被视为一个激进的概念。同一体的多元性在其自身发现自己的原则的有效性，只有在这一范围内，多元主义才是激进的。”[53]所谓“多元”就是“多元主义”，是从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来的。所谓多元主义就是：“关于良善生活的实质（substantive）观念的终结，也就是雷佛特所称的‘确定性标志的消失’。”[54]墨菲认为，这种对多元主义的认识，意味着社会关系只象征秩序的深层转变。多元主义是民主的明确特征，是现代民主的本质，只有受多元主义鼓舞的激进民主计划才可能真正地形成。但也要区分“极端多元民主”，因为这种多元主义缺乏政治性的向度，权力关系以及敌对遭到排斥，只留下典型没有敌对的多元主义的自由主义式幻象。随着苏联东欧剧变，需要创立或维持一种多元民主秩序。这种秩序就是，在政治共同体的语境中，不能把反对者视为有待消灭的敌人，而应作为一个对手，其存在不仅是合法的而且必须被容忍。所以，“多元主义的真正关键就是权力、敌对以及其无法消除的特色”。[55]所谓“民主”，其含义是人民的统治。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民主原来的含义过于笼统，应将其具体化。
纵观这三翼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态度可以看出，左翼后马克思主义在一些方面接近于马克思主义，但在许多方面仍然认为马克思的结论“过时”和“遭遇到危机”。中翼后马克思主义在态度上不大主张完全丢弃和忘记马克思主义，但在他们身上看不到多少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有的只是资产阶级哲学、西方政治学和社会学的东西。右翼后马克思主义则“反对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公开宣布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已经退隐”，代之而起的是他们自己的古怪理论，即“对马克思的著述、列宁和卢森堡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等进行的有选择的和独特的解读，造成一种容易使人误解的、暧昧不明的马克思主义‘模型’”。[56]这种模型的马克思主义根本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但它也为解放派政治的精神进行辩护，所以它更具欺骗性。
既然后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成分很复杂的派别，它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基本采取“习惯性拒斥”的态度，我们为什么要去研究它呢？第一，后马克思主义是后现代主义兴起之后所产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派别。现在学术界把一切与后现代主义有关的学术均称做“后学”，后马克思主义就是其中的一“学”，如果我们不去注意它，不去跟踪研究它，我们就缺少这门学问，我们对此也就闭门塞听，一问三不知。更何况我们是搞马克思主义的，我们不去跟踪它、研究它，我们就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情况缺乏全面的了解。第二，后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右翼后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是采取拒斥态度的，所以在他们的著述中含有大量歪曲、误读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东西，对于这些东西，我们要理直气壮地站出来与他们论理，对错误的东西要加以严肃的批判，对歪曲误读的东西要严词驳斥。如果我们对他们的言论无动于衷或暗中叫好，那就不是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第三，我们注意它、跟踪它和研究它，不是为了赶时髦，而是从中吸取到一些有益的启示，这给发展我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带来了帮助。后马克思主义，无论它的左翼、中翼或者右翼，他们的理论对于我们均有一定的教益。例如，左翼后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肯定得较多，以詹姆逊为例，他肯定马克思的分析资本主义巨著《资本论》，认为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是“不可逾越的”，是对晚期资本主义的分析十分恰当的。当代资本主义的确已经进入一个崭新的转折的时代，他“试图通过研究后现代观点来重新思考当前时代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政治”。[57]这是一个大胆的创新之举，很可惜他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因为他放着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不用，却去信奉后现代主义方法，结果是大大降低了他的马克思主义的威信。詹姆逊另外一个贡献就是运用文化批评的方式介入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他指出，晚期资本主义出现了许多新特征，譬如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的界限已经消失；现代主义的作品受到资本主义的改变和利用；文化几乎完全被商品化，从而失去了向资本主义发起挑战和批判的作用；等等，从而造成片断化的、拼凑式的、精神分裂式的文化，结果是使人民群众受到蛊惑和麻痹。以德里达和哈贝马斯为首的中翼后马克思主义对于我们了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带来很大帮助。德里达和哈贝马斯是当代世界闻名的思想家，他们的言行对人们有很大的影响作用。他们虽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有不少的“解构”“过时”或者“重建”的言论，但他们在马克思主义处于低潮的时候，均能挺身而出，为马克思主义说句公道话。德里达肯定人类不能没有马克思，不能没有马克思的精神，并且猛揭资本主义的“十大祸害”。哈贝马斯提出重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虽然理由比较牵强附会，但毕竟也提出了问题。他尤其指出资本主义发生的一些新的变化，如科技的发展和应用、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变化，社会矛盾和文化意识也发生了改变。当代资本主义所发生的危机与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所发生的危机有很大的不同，当今资本主义有四大危机：经济危机、动因危机、合理性危机和合法性危机。德里达和哈贝马斯的分析，对我们分析当代资本主义无疑提供了宝贵的思想材料，为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也带来较多的启示。以拉克劳和墨菲为首的右翼后马克思主义虽然鼓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声言“要抛弃马克思主义”，这就明显地与我们对立，但他们的理论分析也不是一无所用。首先，他们对资本主义的猛烈批判就具有积极的作用。其次，他们对苏联东欧国家社会主义的批判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性。再次，他们批评马克思主义内部存在某些缺陷，某些原理已经过时的言论虽然显得尖锐刻薄，但我们在驳斥它们论点的同时，可以得到启发和思考：如何全面看待马克思主义？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原理原则过时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如何才能做到与时俱进？这些都是拉克劳、墨菲这样的右翼后马克思主义向我们提出的很尖锐的挑战性的问题。因此，我们应当对后马克思主义展开研究，以促进我们国内马克思主义的全面研究。
[1] 该文后来发表在《学术研究》2005年第7期上。
[2] 曾枝盛：《后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域》，载《学术研究》，2005（7）。
[3] 同上。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5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5] 有的学者认为贝尔根本不是一个后现代思想家，因为首先他坚持“中轴原理”去分析社会问题，这与后现代主义的“多元观点”是完全不同的；其次，贝尔是站在维护传统的价值基础上对后现代主义进行评价的，他始终对现代之后失去的传统价值感到惋惜，难怪哈贝马斯曾经称他为“新保守主义者”。详看常士訚《政治现代性的解构》一书导论第四节。
[6] 参见［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26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7] 同上书，32页。
[8] ［美］凯尔纳、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238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9] ［美］弗里德里克·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陈清桥等译，1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10] 参见［美］凯尔纳、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239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11] 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72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12] 詹姆逊：《关于现实存在马克思主义的五条提纲》，见《国际马克思大会论文集》（法文版），91页，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96。
[13] 参见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77～80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14] ［美］凯尔纳、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24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15] 王蓬振主编：《詹姆逊文集》第1卷，37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16] 《太凯尔》（Tel Quel）是一份文学批评杂志，1960年创刊，最初的领导人为让-埃德恩·阿利耶，曾与法国共产党杂志《新评论》有过短暂合作。该杂志的副标题是“文学/哲学/科学/政治”，力图把先锋派和标新立异的现代形式运用于社会科学。
[17] 关于后结构主义，2001年9月德里达在南京大学的座谈中解释说：“后结构主义是一美国流派，它初始于美国，在美国成长、发展……那时，所有从法国传到美国的思想均被视为后结构主义，解构思想也被归入后结构主义的范畴，而我并不承认这种划分。”事实上，德里达是在为自己开脱责任，他对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那篇著名演讲避而不谈，正是他的那篇演讲才拉开了后结构主义的序幕。
[18] ［法］让-弗朗悉瓦·利奥塔等：《后现代主义》，128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19] ［美］凯尔纳、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32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20] 杜小真、张宁主编：《德里达中国讲演录》，32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21] 姚大志：《现代之后——20世纪晚期西方哲学》，344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
[22] ［法］凯瑟琳·马拉波：《暴力经济与经济暴力》，见李惠斌、薛晓源主编：《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前沿报告》，190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3] 杜小真、张宁主编：《德里达中国讲演录》，77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24] ［法］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2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25] 同上书，127页。
[26] ［法］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7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27] Derrida，Points du Suspension， Paris，1992，p.76.
[28] ［法］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7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29] 杜小真、张宁主编：《德里达中国讲演录》，147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30] 同上书，230～231页。
[31] 同上书，234～235页。
[32] 同上。
[33] 同上书，234页。
[34] 同上。
[35] ［法］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125页。“perestorika”从俄文音译过来的法文词，原意为“新思维”或“改革”。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36] 杜小真、张宁主编：《德里达中国讲演录》，230～231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37] 同上。
[38] ［法］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27～2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39] 参见［法］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115～119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40] ［美］凯尔纳、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316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41] 参见［德］尤尔根·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郭官义译，11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42] ［美］凯尔纳、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262～263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43] 同上书，259页。
[44] 同上。
[45] 同上书，261～262页。
[46] 同上。
[47] 周凡、李惠斌主编：《后马克思主义》，51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48] 参见同上书，67页。
[49] ［英］恩斯特·拉克劳、尚塔尔·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尹树广、鉴传今译，168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50] 参见［英］恩斯特·拉克劳、尚塔尔·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尹树广、鉴传今译，74～75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51] 参见曾枝盛：《后马克思主义》，81～82页，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
[52] ［英］尚塔尔·墨菲：《民主的吊诡》，林淑芬译，19页，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05。
[53] ［英］恩斯特·拉克劳、尚塔尔·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尹树广、鉴传今译，186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54] 同上书，16页。
[55] 同上书，18页。
[56] ［英］P.雷诺兹：《后马克思主义是超越马克思主义的激进的政治理论和实践吗？》，载《世界哲学》，2002（6）。
[57] ［美］凯尔纳、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239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