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主要思想派别及其观点

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作为女性主义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后结构主义思潮影响而产生的一种理论形态，其发展也经历了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如女性主义者自己所说的“批判性地超越”马克思主义的阶段；另一个阶段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优势地位被后结构主义所代替的时候，很多女性主义者深受所处的学术和文化生活中“后”文化潮流的影响而进一步地远离了马克思主义。在这两个阶段里形成了两种立场和观点的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即：“强”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弱”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前一阶段的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主要为“强”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而受后结构主义影响较深的、后一阶段的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被国外一些女性主义学者称为“弱”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1]

（一）“强”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及其思想观点

“强”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大多坚持妇女受压迫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资本主义，一个是父权制，她们认为自己比马克思主义对妇女受压迫根源的分析更全面、认识更充分，因为她们看到了从经济基础中独立出的“文化的”父权制的存在。她们不拒绝马克思主义，不过她们中的很多人只是借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充当自己的理论观点，有的是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路径截然不同的，也有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妇女思想提出了批评和挑战的，她们利用、改造、嫁接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观点来发展自己的女性主义理论，所以她们的理论只是附加在马克思主义之上的。之所以把这类女性主义归纳为“强”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是因为这些女性主义者还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客观）和本体论（唯物主义和人类本质的社会建构）。“女性主义立场论”“唯物主义女性主义”都是这类“强”型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主要理论派别。[2]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桑德拉·哈丁（Sandra Harding）、艾莉森·贾格尔（Alison Jaggar）、多萝西·史密斯（Dorothy Smith）、南希·哈索克、希拉里·罗丝（Hilary Rose）等为首的一批女性主义者为女性主义立场理论的创立作出了重要贡献。她们反思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改造得能够说明结构性和象征性意义的性别关系对于知识生产的重要性，于是她们从马克思主义立场论出发，形成并发展了女性主义立场论。女性主义立场论理论家提出，知识是处于社会生活中的。人类活动或物质生活不仅促成了人类的理解，而且也对人类的理解形成了限制，也就是说，我们的所作所为形成并且约束着我们所能了解的东西。在此意义上，女性主义立场论提出：现有的科学理论、科学研究和科学知识中存在着严重的性别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妇女过着与男人不同的生活，但这种差异经常被错误地贬低和忽视，并没有归入到知识系统中去。从妇女生活日常性的角度出发，可以看到传统的假定——关于社会不公平与个人不公平之间的对立、关于抵抗与协作之间的对立，还有关于社会变化仅仅通过争取政治权力的运动才会发生的假定——限制人们对妇女的生活和历史的理解能力。在有着社会性别分层的社会里，人类的生活不是同质无差异的。采用以妇女生活为主导作为知识论断的基础，这会使由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提供的知识中的偏袒和歪曲被削弱。[3]

此外，女性主义从20世纪70年代起也开始与唯物主义联系起来，克里斯汀·德尔菲（Christine Delphy）、莉丝·沃格尔（Lise Vogel）、詹妮弗·威克（Jennifer Wicke）、安妮特·库恩（Annette Kuhn）等女性主义者沿袭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运用妇女压迫这一术语，她们认为生产和再生产的唯物主义分析对于解释劳动的性别分工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对一些英法的女性主义者来说，她们更喜欢被称为“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者而不愿意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这是因为在她们看来马克思主义还不能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可以说，早期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者基本上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其理论出发点的，尽管对马克思主义不尽赞同，但她们同意把妇女受压迫的问题的研究放在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进行——考察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意识形态、国家、法律制度等如何影响和再生产家庭以外男女的不平等。[4]此外，她们还看到了阶级矛盾和社会性别矛盾之外还存在着其他矛盾，如：种族矛盾、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等。到了20世纪90年代，在后结构主义的影响下，唐娜·兰德里（Donna Landry）、杰拉尔德·麦克林（Gerald Maclean）、罗斯玛丽·亨尼西（Rosemary Hennessy）等女性主义者淡化了其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色彩。尽管后结构主义否定总体以及社会体系的概念及划分，但唯物主义的女性主义者仍然坚持把“妇女”理解为一个分析范畴，把“妇女”看做同类经验的整体以便坚持对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批判，但是她们坚持的唯物主义是文化对经济基础产生物质影响的唯物主义，而不是经济对文化产生物质影响的唯物主义。[5]

（二）“弱”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及其思想构成

“弱”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主要有两部分理论力量形成：其一，由一部分女性主义者在借鉴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转向了后结构主义的理论探索；其二，在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全面兴起的学术思想推动下，一部分打着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提出了“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主张的学者把新社会运动之一的女性主义纳入了她们的研究视阈之中，从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出发提出了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观点和想法。这两种理论力量的基本立场和理论出发点有着根本的区别，但是这两股力量却整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弱”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发展。

进入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后，世界左翼力量明显呈现出了一个短暂的衰退趋势，后结构主义思潮全面渗透到语言、文化、艺术、女性话语等各个领域，一些“强”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如米切尔·巴雷特（Michele Barrett）、唐娜·哈拉威（Donna Haraway）等人开始动摇了她们最初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吸收和利用到女性主义理论发展过程中的初衷，因为她们深受“后现代”的包裹和影响。在后结构主义的影响下，似乎一切宏大叙事（诸如：阶级、社会，甚至妇女）的概念和词语都变得没有了意义，女性主义更加关注于女性主体性、女性话语、言说、体验等新的问题，而不是解释和关注物质结构层面的问题。在她们看来，马克思主义不能充分地解释文化、主体性、性和文体等问题，而福柯、德里达、哈贝马斯等后结构主义代表人物关于权力、话语、差异、言说等观点和论述却能够给她们以理论的支撑，也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解放的解释被后结构主义文化和风潮削弱了。然而她们的思想和立场却又充满了矛盾：她们既想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保持距离，又不想完全割断与正统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脐带，从而开始从一种“强”的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立场向“弱”的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转变。

另外也有一支“后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也自觉不自觉地加入到了这支理论队伍中来，她们原本就被称为“后马克思主义”的倡导者，主张应该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来发展，而不应该作为一种宗教教条，绝不能一味地抱着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论点及其理论不放。她们用后现代主义的方法来分析并试图提出女性解放的方法和观点，并用这些观点来进一步地阐述其后马克思主义主张。然而，事实上她们所提出的“后马克思主义”完全是以反中心主义、反本质主义为基础的激进的马克思主义，是与传统马克思主义不一致的，因而她们的女性主义主张和观点也更推进了这种“弱”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立场。

[1] 同上书，362页。

[2] 参见［英］朱利斯·汤申德：《后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见周凡、李惠斌主编：《后马克思主义》，374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3] Sandra Harding，“What is Feminist Epistemology？”in Whose Science？ Whose Knowledge？ Thinking from Women′s Live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1， pp.105-137.

[4] 参见黄继峰：《唯物主义女权主义》，载《国外理论动态》，2004（3）。

[5] 参见［英］朱利斯·汤申德：《后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见周凡、李惠斌主编：《后马克思主义》，377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