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主要代表人物及其观点
前文所提到的几位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代表性人物，无论在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这块理论阵地中，还是在女性主义的理论舞台上目前都具有一定的声望和学术影响，值得我们关注。文章篇幅所限，在此仅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唐娜·兰德里和杰拉尔德·麦克林、米切尔·巴雷特以及尚塔尔·墨菲的观点进行简要的介绍。
（一）兰德里和麦克林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
唐娜·兰德里，英国肯特大学卢瑟福学院英语文学系教授，主要研究英国文学与文化史，还研究东西方关系、帝国主义、东方主义、劳工阶级与妇女。杰拉尔德·麦克林，英国约克大学英语文学系教授，其研究领域为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女性主义与唯物主义文化理论、教育理论等。两人1993年合著了《唯物主义女性主义》一书，她们自认为这是一部“关于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书。
在该书中，她们考察了英美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并探讨这些争论的理论意义。该书认为，早期那些旨在把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和综合起来的研究领域，由于身份政治学（关注后殖民主义、性别、种族、民族等）的出现，以及由于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冲击而发生了转向。她们认为，新的领域与建构一种由于妇女、有色人种以及其他边缘化团体所引发并做出回应的唯物主义的文化分析有关。她们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更倾向于一种批判阅读实践、一种批判研究、一种对文化的阅读、一种潜在的斗争，这都与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注重从文化、思想层面上消除女性受压迫、受歧视的思想吻合。她们把话语看做是一种在世界中具有物质后果的思维方式和活动，把它看做对实践的意识。由此，她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坚持矛盾和阶级分析为中心，并尝试围绕这一主要矛盾展开对性压迫的分析。而她们则认为，除了阶级矛盾和性意识形态内部的矛盾以外，也应该把其他矛盾看做是物质的。这些矛盾也有历史，也在意识形态中活动，建立在物质基础上且产生物质的后果。这些范畴包括种族、性别、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以及人类中心主义等。这些都是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所包含的主张，在兰德里和麦克林看来，这些都是对女性主义进行的唯物主义的分析，由此她们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内容进行了拓展。[1]她们对唯物主义的女性主义所下的定义是政治性的，或是从文学、文化和历史角度所做的解构性“读物”。因此，她们头脑中唯物主义是文化对经济基础产生物质影响的唯物主义，而不是经济基础对文化产生物质影响的唯物主义。
兰德里和麦克林虽然以“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者”自居，但她们的思想其实就是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思想，她们也更加注重和强调把妇女受压迫的社会、心理以及文化的相互交织作用看做是物质因素。她们所主张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其实都是在借鉴马克思主义物质概念的基础上，对此概念的改造和扩大化运用，并形成相应的女性主义理论，因此她们也被西方学术界称为“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
（二）米切尔·巴雷特的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
米切尔·巴雷特，英国伦敦城市大学教授，著名的社会理论家，从事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学，研究专长是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和性别理论。主要著作是《今日妇女所受压迫：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分析中的问题》（Women's Oppression Today： Problems in Marxist Feminist Analysis）（1980年初版，1988年再版），影响十分广泛。
巴雷特在该书中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相结合的问题。她认为妇女受压迫是一个普遍的事实，而且妇女受压迫的问题不能单独从理论层面加以解决。她特别重视和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的研究，接受了阿尔都塞的反经济主义立场，接受了他的意识形态超稳定结构能够脱离经济基础，拥有“相对自主权”的提法，她借助于父权制、再生产和意识形态等概念框架，强调了意识形态在妇女受压迫的建构与再生产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她并不认为妇女受压迫只发生在意识形态的过程中，而且也认为不能把意识形态与经济关系分开来讨论。在性别与阶级关系的考察中，巴雷特指出：一方面，必须考虑资本主义对性别劳动分工产生的重大影响；另一方面，也应该注意到，性别分工并不完全是资本主义的现象，它的一些因素是早于资本主义发展就已经存在的。对于妇女解放是否可能的问题，巴雷特分别比较了女性解放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资本主义的确为妇女地位的改善提供了条件，但是要想废除女性对男性的依赖、转变性别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不可能实现的。在妇女解放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上，没有妇女解放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没有社会主义妇女解放也难以实现。[2]
1988年该书再版时，巴雷特的观点和立场都已经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她把副标题改为——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的相遇（The Marxist/Feminist Encounter），另外在修订导言中她指出，她最初的计划——试图在非还原的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之间考虑可能的联盟——已经被搁置了：被抛弃了而不是被解决了；并且这个计划被抛弃也是由于后结构主义对思想领域的影响。她解释，后结构主义是以一个明确的、颇受争议的否定，像否定“社会主义”和“女性主义”这样的宏大叙事为前提的，但是她说，这并不是一个人们支持或者反对的事情。它如同思想地位一样是一个文化思潮，如同学术时尚一样是一种政治现实，预示着关于后结构主义在女性主义著作中占据主要地位的争论将不得不重复出现。巴雷特对女性主义理论的文化转向方面进行了探讨。巴雷特认为在原本定位在艺术和人文学科的女性主义理论有一种对话语分析的无法抵挡的兴趣，福柯的权力/话语体系似乎更能准确地回答妇女所关心的主体性、经验和身体等问题。因此，她指出，后结构主义的解构理论、精神分析学以及后结构主义权力和话语理论“使实践经典的唯物主义（的女性主义）越来越困难”。不过，她仍坚持运用“家庭意识形态”概念——它有助于理解工作场所的社会性别认同建构和工作场所特殊的劳动性别分工，因为这种意识形态把男性的责任看成是维持财政，把妇女责任看成是家务和养育儿童。她不想放弃唯物主义的解释，于是试图寻找某种平衡，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与新的“后结构主义”时代结合起来，在后结构主义关注于“文本”而解构“物质基础”的影响下，她试图在“事物”和“话语”之间寻找平衡。这种寻找平衡的思想和立场在她后来的《真理的政治学：从马克思到福柯》（1992）以及《理论中的想象：文化、写作、词与事物》（1999）等著作中都能够得到体现。
（三）尚塔尔·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
墨菲，后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她试图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同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等当代理论结合起来，阐述一种激进的多元民主理论。激进的多元民主理论成为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这种理论坚持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立场，努力探索新的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成为当代西方左翼思想的一个新亮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她从20世纪70年代后开始关注女性主义运动和理论发展，前后写过了许多关于新女性主义的文章和评论，并发展和丰富了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其中以她发表于1995年的《女性主义、公民身份以及激进民主政治》（Feminism，Citizenship and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一文而最具代表性。
墨菲解构了传统马克思主义阶级的概念，以身份的认同代替了以阶级利益为基础的阶级概念，她认为，我们生活的世界已经不再存在共同的客观利益，也没有可能形成统一团结的工人阶级。她主张以随机构建的不同身份的多元主体来代替工人阶级，作为社会主义的主体。墨菲在《女性主义、公民身份以及激进民主政治》一文中关于女性身份的阐释其实就是解构马克思的阶级概念的一个很好的例证。她在文中试图阐述这样一种观点：一种反本质主义的立场可以造就女性主义政治的构建，这种政治含有激进民主意图。当然，她并不相信保守政治是本质主义的必然宿命，而且她还认为本质主义可以用一种进步的方式来加以构建。
许多传统女性主义者相信，如果看不到妇女的某种前后一致的身份，那么一种女性主义的政治行动就不可能获得其根基。在这种运动中，为了去制定和追求特定的女性主义目标，妇女可以作为妇女而统一起来。同这种观点相反，墨菲认为：应该把女性本质身份的解构看成是充分理解社会关系之多样性的必要条件，自由与平等的原则就应该贯彻到这种多样性的社会关系之中。她认为没有一个统一的同质化的实体，而应该把它们看成是一种多元性的，它依赖于各种主体地位，在这些主体地位之中，它随机组合而得以形成。
墨菲认为战后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新的抵制和对抗的形式，有了女性运动等各种各样的新社会运动，它们不能被简单地还原为阶级问题，还原为阶级斗争问题。她试图以暂时性的、多样性的、异质性的、多变性的、开放性的后马克思主义和身份概念取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来重新解释社会关系，以身份政治取代阶级政治，为当代新社会运动提供理论上的支持，构建激进的多元民主理论。
另外，墨菲还进一步地强调和阐述了女性主义政治学与激进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与传统女性主义者不同，墨菲并不认为一旦作为妇女的存在受到了质疑，那么女性主义者们为一种女性主义政治学进行奠基的可能性就大可怀疑了。相反，她主张，女性本质同一性的缺失，并不能阻碍统一性和共同行为的多样化构建，当作为共同基础的身份不再成为女性主义政治学的讨论主题时，那种旨在综合反抗压制的各类不同斗争的民主政治学就有了更远大的前景，这也就是一种激进的和多元性的民主政治学。她认为，激进多元民主的女性主义政治规划的目标就是通过斗争来反抗那些存在于很多社会关系之中的依附形式，这些形式并不只是存在于那些与性别相联系的关系之中，这种观点也使我们可以理解主体是如何通过不同的话语被构造出来的，而且相比于那种把我们的身份降低为一个单一地位（不论它是阶级、人种还是性别）的观点来说，这些主体地位则显得更为恰当。[3]
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中的“激进民主”的观点，对女性主义思想的影响很大，她所提出的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观点亦独树一帜，同时，她的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和思想也为其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做出了理论上的支持和阐释，所以她不仅是后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而且也是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
结论
（一）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形成与发展
虽然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在女性主义发展过程中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理论派别，和传统的三大女性主义理论派别（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激进主义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以及掀起新一波女性主义浪潮的“后现代女性主义”相比，其影响相对较小，但是它却和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中涌现出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浪潮有着紧密的关联，此外它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又深受后结构主义影响，并汇集到了后现代女性主义的理论浪潮之中。因此，无论从研究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来讲，还是从研究女性主义理论而言，我们都不能不关注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真实存在。
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发展可以概括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一些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致力于改造和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超越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解放的论述，这一阶段、立场和观点的女性主义形成了“强”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这些女性主义者已经不再满足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生产和价值等概念范畴来发展女性主义理论，于是她们提出了“批判性地超越”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解放的论述。她们套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力再生产问题，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家庭劳动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进行分析，甚至使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些方法来发展她们的理论，比如：南希·哈索克的代表性论文《女性主义历史发展独特的唯物主义基础》就深受卢卡奇分析方法的影响；巴雷特则借鉴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和方法。第二个阶段是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一些女性主义者受后结构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开始致力于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后结构主义的融合。这一阶段、立场和观点形成了“弱”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这一立场的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们深受后结构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宏大理论体系挑战的影响，吸收了后结构主义代表人物福柯、德里达、拉康以及法国女性主义代表人物克里斯蒂娃等人的思想，更进一步地远离了马克思主义，所以她们理论表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征更加模糊、更加疏远。
（二）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理论路径和主要观点
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总是有意无意地在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结合的过程中寻求一种平衡。她们质疑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妇女解放的思想和论述，甚至在当代政治气候和后结构主义学术思潮的影响下，她们不屑于使用“马克思主义”一词。她们不认同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是性别压迫产生的根本条件，但也不否认这些因素在性别压迫中所起的作用，同时她们极力挖掘父权制、文化、知识、语言等其他方面的因素来寻求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和妇女走向解放和自由的途径。她们通过融合福柯的微观权力体系的论述、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想、拉康的语言与主体关系的分析，以及克里斯蒂娃的符号象征精神分析学等内容，建构唯物主义话语理论和女性主义立场论，提出了意识形态的话语理论，把话语理解为意识形态，并把意识形态同物质基础联系起来。
（三）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的缺陷和不足
一方面，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质疑“妇女”概念，认为“妇女”的含义是不断变化的，这有着极大的弊端。在现实中，虽然不同类型的妇女反映各自独特的背景、经验、立场和利益，但在父权制下的地位和处境却有着很大相似性，正是在这种相似性的基础上，广大妇女才有了共同的斗争目标，女性主义才得以产生。女性主义应该鼓励全世界妇女在共同关注的问题上，全球、各地区、各民族的妇女要团结一致。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过分关注女性内部的差异而忽视共同性，就可能会导致女性主义内部的分裂，使女性主义失去了团结起来的凝聚力，不利于全世界妇女解放和发展事业。
另一方面，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有着学院派的倾向，从而削弱了女性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的“文化”“语言”的转向与女性主义者“学院派”的转向是相伴随而出现的，这些“学院派的女权主义”者成为了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的中坚力量。她们以晦涩难懂的文本为乐，她们逃离真正的革命斗争，从游行、运动、联合抵制以及抗议活动中抽身而出，在精神花园里享受思维的乐趣，她们孤芳自赏，难得离开她们的极乐处境，随着时间流逝，她们的理论将失去指导妇女参与解放和争取自由发展的实践主动性。
（四）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未来前景
在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对福柯、拉康“主体性”思想进行借鉴时，有学者提示：除非符号学家和精神分析理论家保留他们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否则他们将顶多生产“一个反人道主义的浪漫的前卫派版本”。[4]因此，主体的批评——明显的一元主体身份实际上是一个先行的语言和性心理分析过程的结果的观点——导致了一系列关于精神分析的性质的争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精神分析学是对精神错乱的痛苦的个体化的反应，并且是来自它所处环境的精神错乱的经验抽象地导致了个体顺从现状的理论。马克思主义者提出，如果精神分析理论证实不仅仅是误导而且是错误的，那么对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来讲将会发生什么呢？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推测。事实上，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立场无论是批评、挑战、嫁接、改造，抑或是所谓的“超越”，都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发生着或多或少的联系，这似乎也在暗示着：马克思主义对女性主义理论和妇女的解放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这种矛盾的心理恰恰从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中体现出来。
在美国出版的《科学与社会》杂志2005年第1期上就“当今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思潮”展开一个专题讨论。这期杂志收集了几位女性主义者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文，她们一致表达了这样的一个思想：女性主义思潮和女性主义运动要想取得真正的进步，就必须接纳和吸收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的相关的、至今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实践主流的原理和理论策略。这不仅是女性主义理论的未来发展方向，也是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唯一出路。
[1] 参见黄继峰：《唯物主义女权主义》，载《国外理论动态》，2004（3）。
[2] Michele Barrett，Women's Oppression Today： Problems in Marxist Feminist Analysis，London：Verso，1980.
[3] 参见王淼：《后现代女权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初探》，载《广西社会科学》，2007（1）。
[4] 参见http：//www.marxandphilosophy.org.uk/howie2004.doc，Gillian Howie，After Postmodernism： Feminism and Marxism revisi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