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自从“后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最初产生以来，经历了很长一段的沉寂时期，然后再度出现，这才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并引起激烈的争论。2000年前后，该概念也引起我国学界的注意，因而开始展开热烈的讨论。在国外，引起激烈争论的原因，是因为它的政治主张及其实质；而在国内，引起讨论的原因倒不是因为它的政治内容与实质，而是它的定义本身与它的生成学问题。定义问题与生成学问题是一对互相纠葛的问题，弄清其一则可以帮助弄清其二，如果二者中任何之一弄不清楚，则另外之一同样模糊不清。由于关于定义问题过去几年已经多有讨论，所以这里只着重谈谈后马克思主义的生成学问题。
众所周知，我国学界就后马克思主义的定义问题曾经有过热烈的讨论。大家对此存在不同意见，这也是正常的。南京大学哲学院2003年《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版第2期，以“后马克思思潮与后马克思主义笔谈”为题发表了以南京大学张一兵教授为首的5篇笔谈文章，比较全面地阐述了“后马克思思潮”“晚期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3个概念的定义问题。从这几篇笔谈文章来看，讨论者对什么是“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还不尽一致。张一兵教授提出的是“后马克思思潮”“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和“晚期马克思主义”3个概念来“界划”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对使用“后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持一定的保留态度。而胡大平教授则主张不能排除“后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领域之外。其他几位参加讨论的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谈到这个问题，这些文章已经初步对后马克思主义的定义作了基本的概括。在此之前，我在台湾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了《后马克思主义》一书，以及2004年我在《后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域》[1]一文中，曾经提出我对后马克思主义的定义的看法，即认为：“‘后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开始流行的‘后现代主义’的衍生物，若把‘后现代主义’视为一根长长的瓜蔓，那么‘后马克思主义’则是其中的一个‘瓜’而已。”[2]我并且认为，这种后马克思主义“以解构哲学为自己的思想武器，强调‘非传统’‘无中心’‘多元化’‘民主化’‘反逻各斯主义’等，甚至扬言要抛弃马克思主义”[3]。我的观点发表之后，引起学界的一些争议。
首先，其中较大的争议之一是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的发生时期问题，因而也涉及定义的问题，即认为：“完全在后现代界域之内来审视后马克思主义，是带有一定的片面性的，而将后马克思主义等同于后现代主义则是过于轻率的结论。”根据这种论断，把后马克思主义往前推，推到20世纪50年代末的波兰尼或在其之前。这种结论，我总感到有些欠妥。就目前已经掌握的资料来看，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明确谈到“后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恐怕至少有十数种之多，如果不以“后现代主义”这个概念来划分界线，或不以后现代主义为标志来确定时下流传的后马克思主义，恐怕只是乱麻丛中找发丝，哪里知道论者所谈的是何种后马克思主义？是狭义的后马克思主义呢还是广义的后马克思主义？如果是后者，把后马克思主义发生的时间放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还嫌太晚，尽可以把时间往前推，甚至可以推到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之后不久的时候，甚至是马克思、恩格斯在世的时候，同时也就不必只限于谈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了，应该有一个更宏大的“后马克思主义”体系；而如果是前者，不在后现代界域之内来审视，那就未必准确了。
其次，若以“从总体上拒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倾向”作为后马克思主义的基调，那么，后马克思主义发生的时间也同样可以朝前推，可以推到恩格斯逝世后不久产生的伯恩斯坦修正主义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美国学者詹姆逊就是这样做的，所以他把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称做“第一代后马克思主义”。这样做的结果变得更为“轻率”。因为历史上出现的“从总体上拒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倾向”的马克思主义不在少数，例如，除伯恩斯坦修正主义以外，还有被列宁称做“叛徒”的考茨基的思想理论、列宁批判过的以司徒卢威为首的“合法马克思主义”派别思想理论，以及20世纪出现的右翼“马克思学”人物，如胡克、鲍亨司基、波普尔等人的思想理论，都带有这种倾向，可否把他们的理论都称做“后马克思主义”呢？
最后，历史上带有“后（Post）”字号的马克思主义已经不在少数，如波兰尼的后马克思主义、麦克弗森的后马克思主义、康拉德的后马克思主义、丹尼尔·贝尔的后马克思主义、弗莱舍尔的后马克思主义、诺曼·莱文的后马克思主义，如此等等，可是，这一切可否统统都是今天我们所指的“后马克思主义”呢？或严格地说，可否都是拉克劳和墨菲类型的“后马克思主义”即打上“后现代主义”印记的后马克思主义呢？回答是否定的。至少带有“后（Post）”字号的或有“后（Post）”字倾向的方可称为我们所指称的后马克思主义，而并非凡称“后马克思主义”的都是。
而历史上出现众多的后马克思主义的确叫法又都一样，所以，为了厘分清楚，我们认为有必要把它们归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即我们把众多的后马克思主义分为“广义后马克思主义”和“狭义后马克思主义”两大类：把属于与后现代主义相关的或由后现代主义派生出来的后马克思主义归为“狭义后马克思主义”，而将其他各类后马克思主义归为“广义后马克思主义”。我们向来主张，把拉克劳和墨菲等人的后马克思主义归入“狭义后马克思主义”之列，这既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纷争，又可以突出它的“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的特征，使之与其他类型的后马克思主义区分开来，使问题变得明晰起来。因为只有拉克劳和墨菲类型的后马克思主义即打上“后现代主义”的印记的，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后马克思主义”。而当下流行的和谈论的后马克思主义大多都是指拉克劳和墨菲类型的后马克思主义，即打上“后现代主义”印记的后马克思主义。除此之外，没有哪一种涉及后马克思主义文本所谈论的是波兰尼的后马克思主义或麦克弗森的后马克思主义，甚至连丹尼尔·贝尔的“后马克思主义”也很少谈及，更遑论其他人的后马克思主义了。可是，其他那么多称做“后马克思主义”的其意欲又何为呢？我们认为，这些“后马克思主义”大概有那么几种：一是表明以往传统马克思主义已经“结束”，另外一种马克思主义已经到来，如波兰尼；一是表明“新涌现”的马克思主义，如丹尼尔·贝尔、诺曼·莱文等人的后马克思主义。这与时下流行的“后马克思主义”似无多大瓜葛。可见，把一切叫做“后马克思主义”的都混在一起来相提并论，一起分析它的起源、它的性质、它的演变，这未免就有“胡子眉毛一把抓”之嫌了。但也有人把“狭义后马克思主义”仅仅限于拉克劳和墨菲二人的理论，则又过于褊狭，因为像拉克劳和墨菲那样，赞同后现代主义的主张和方法，即运用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的主张和方法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解读”的并不止于他们二人，与拉克劳和墨菲相同或近似渊源的后马克思主义，至少尚有法国派系的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如果舍弃不谈则显然造成大块空缺。
若问：“后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术语早已出现，何以拉克劳和墨菲的理论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后马克思主义呢？的确，在拉克劳和墨菲发表《霸权和社会主义的策略》之前，“后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就已经出现在媒体上了，20世纪70年代初，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出版之后，“后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的出现频率更高了。但尽管如此，它并未被人注意和评价，更不用说流行了。为什么？舆论界往往有这种情况：一个新的概念刚刚出现并不能立即被认可，需要一段时间的沉淀，有时甚至是经历漫长的时间才被人们发现，从而被重新运用或被重新评价，或重申它的内容和意义或赋以新的内容和意义，这种情况屡见不鲜。拿“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来说就是这样。“马克思主义”概念最早正式出现在19世纪80年代法国“可能派”布鲁斯之手。1882年，布鲁斯针对“盖得派”发表了一本名为《马克思主义和国际》的小册子。那个时候布鲁斯所名的马克思主义的含义与我们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含义并不一样。那个时候布鲁斯使用这个概念主要用于派别斗争。因为在19世纪中末期的语境下，“主义”一词不是个好称谓，大有贬义之嫌，所以他把对立派别的理论主张称为“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对使用这个字眼曾十分反感，他曾经告诉过恩格斯：“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到了19世纪末，社会主义革命者们逐步改变了对这个词的看法。特别是马克思逝世以后，“马克思主义”这个用词开始多了起来。就在马克思逝世刚刚过了3天的1883年3月18日，美国的《纽约人民报》的一篇悼念文章中就有“感谢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话。4月6日考茨基在自己的文章《卡尔·马克思》中有3处提到“马克思主义”，后来在他主编的《新时代》杂志上，也频繁出现“马克思主义”这个字眼。恩格斯有保留地默认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的使用，因为他似乎也感到，没有其他更恰当的字眼来代替它，这个词似乎更能表达马克思的整体思想。一直到1886年8月18日，他在给奥古斯特·倍倍尔的信中才以肯定的口吻说：“我可以断言：激进即褪了色的老牌法国社会主义在议院中的胜利，将意味着马克思主义首先在巴黎市参议会中的胜利。啊，要是马克思能够看到……那该有多好啊！”[4]从此之后，“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就更迅速流传开了。到了20世纪初尤其是在列宁那里，“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被广泛地运用，并且赋予它无比丰富的含义：马克思主义是“构成现代唯物主义和现代科学社会主义——世界各文明国家工人运动的理论和纲领”（列宁：《卡尔·马克思》）的理论体系，是为全人类谋求彻底解放的理论。可见，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也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得到认可并把这个概念产生日期确定为它的生成日期的，马克思主义真正的诞生日期正如大家所知道的，是马克思思想理论的形成之日。我们也更不能把最初出现的供派别斗争之用的“马克思主义”，当做我们今天广泛使用的马克思主义，或把二者相提并论，实际上，二者是大相迥异的。
“后现代主义”这个概念更是如此。根据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和斯蒂文·贝斯特的考证，早在1870年前后就有人使用“后现代”这个概念了。那时英国画家J.W.查普曼（J.W.Chapman）用“后现代绘画”这个概念来指称那些比法国印象主义绘画还要现代和前卫的绘画作品。后来1917年，鲁道夫·潘诺维茨（Rodolf Pannowitz）出版的《欧洲文化的危机》一书中，“后现代”一词被用来描绘欧洲虚无主义文化颓象，并指出一种具有军国主义、民族主义和精英价值的新“后现代人”已经出现。再以后是20世纪30年代初（1934），西班牙语作家弗·德·奥尼斯（Ferederico De Onis）使用这个术语来描述现代主义内部一股保守的逆流，这股逆流被他称做是昙花一现的“极端现代主义”，他提出用“后现代”风格来评述西班牙语文学的这股逆流。接着又过了20年，历史学家萨摩维尔（D.C.Somervell）和汤因比（Arnold Toynbee）建议用“后-现代”一词来描述西方历史从1875年以来的历史的第四个阶段。到了20世纪70年代，丹尼尔·贝尔等人宣布后现代的到来，但那时“后现代主义”多指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新的时期——“晚期资本主义”（或“后资本主义”）时期。由于马克思以毕生的精力写作了《资本论》，所以研究“晚期资本主义”（或“后资本主义”），就不可避免地要以后现代的眼光去看待马克思主义，这就是那个年代出现的“后马克思主义”背后的真义。80年代之后，后现代主义被赋予了“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的哲学精神，并逐步渗入人文科学的各个部门领域：文学艺术、历史和哲学、政治和社会学等，于是它便变成了一种哲学思潮。可见，“后现代”这个概念从出现到后来普遍流行，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它由原来的美学意义变成了历史时段的意义、新学科的意义和哲学的意义。1985年，拉克劳和墨菲的《霸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发表后，用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来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后马克思主义”才真正浮出水面。所以“后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最初出现的时候，其含义与后来（具体来说是拉克劳和墨菲的著作发表时的1985年）的含义是不同的。从字面上看，该概念前后是一致的，但其实际含义却并不一致，它也有一个发展过程。20世纪50年代末发生在波兰尼身上的“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斯大林主义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即斯大林时期所实行的马克思主义之后的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专门阐述了“后马克思主义”，他虽然正式把马克思主义放在“后现代”的视阈中去考察，但他的这种“后马克思主义”与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仍有明显的不同：前者只是强调在后现代这个阶段中即资本主义发生了新变化的时期，发生了一些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分析不同的理论现象，或者说是发生了许多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分析的不同的情况，但并不具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特点，因为丹尼尔·贝尔还不曾运用“后现代主义”的精神和方法去分析问题，这也是他的后马克思主义行之不远的原因；[5]而后者则受到贝尔以及其他试图超越、脱离或反叛的后马克思主义的启发，添入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精神和方法去分析、解构马克思主义，这就迎合了一些马克思主义怀疑论者们的口味，因而很快风行起来。由于拉克劳和墨菲自称是“后马克思主义者”，自己的理论也是属于“后马克思主义”的；又因为他们公开宣布放弃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与此同时又奢谈什么社会主义和人类解放道路，因而引起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广大左派的抵制与反对。但是随着20世纪末，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向低潮，随着苏联东欧剧变，世界革命的形势似乎被拉克劳和墨菲“不幸而言中”，正因为如此，拉克劳和墨菲迅速“走红”，被炒为“后马克思主义的旗手”“出色的理论家”。很明显，拉克劳和墨菲的思想“生逢其时”：首先，是苏联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转入低潮，资本主义则高歌相庆，拉克劳和墨菲的理论正好迎合了庆祝“马克思主义死亡”“社会主义已经死亡”论的需要；随着“冷战”时代的结束，在传统马克思主义退出意识形态的许多场地，这需要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去占领，拉克劳和墨菲式的“后马克思主义”正好填补了这个空场；其次，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并不见得有多么高明，只是它的出笼正好遇到刮得正盛的“后现代主义之风”，因而它得以插上翅膀，扶摇直上。
由是而观之，拉克劳和墨菲类型的后马克思主义与他们之前其他各种人物类型的后马克思主义是很不同的。那种把历史上出现过、生存过的种种后马克思主义均混为一谈的做法是有失偏颇的。当然，若考察它们之间的历史沿革关系、继承影响关系以及后马克思主义的前史关系，尽可以去研究，但归根到底它们根本就不是划一关系。
那么，后马克思主义的生成学到底怎么看呢？第一，对后马克思主义的起源或萌芽的生成学研究，首先要认清是什么样的“后马克思主义”，即应弄清后马克思主义的“类型学”，否则难免研之愈深行之愈远。第二，我们通常所说的“后马克思主义”，应当是20世纪60年代之后，受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影响的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其生成期限也应当从那时算起，这种后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日当从带有“后现代主义”印记的后马克思主义产生算起，具体来说，当从拉克劳和墨菲公开发表的《霸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算起，或更精确些，至多从其相关相近的著作算起。第三，对后马克思主义前史的研究可以从两个方面的因素去考量：一是从后现代主义的后期发展考虑；二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晚期发展考虑。考虑前者，是因为“后现代主义”发展的前期和中期并未大量地进入人文社科的各个领域，尤其是哲学马克思主义领域，而到后期，大约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它开始漫溢到人文社科的各个领域，这在法国尤其明显，并且浸入马克思主义领域。因为那时法国正流行结构主义，结构主义正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而结构主义很快派生出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他们也很快与马克思主义结合。正如美国评论家凯尔纳和贝斯特说得好，像结构主义猛烈攻击现象学、存在主义和人本主义那样，结构主义也供给后结构主义思想的前提和假设。结构主义者—后结构主义者德里达、福柯、克里斯蒂娃、利奥塔和巴尔特发表了一系列批判结构主义的文本，这些批判制造了一种激烈的理论巨变氛围，从而推动了后现代理论的形成。[6]因此，“后结构主义构成了后现代理论的一个源头”。[7]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三者一脉相承，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既已产生，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出现也就成了必然。再到后来，这种带有后现代主义印记的后马克思主义影响到英美国家，并产生了有很大影响的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这条线是后马克思主义生成的真正渊源，研究后马克思主义是首先需要考虑的。考虑后者，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到晚期（资本主义晚期的马克思主义），由于批判苏联后期马克思主义的作用，已经出现大量偏离苏联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例如，海德格尔、阿多尔诺、勒斐伏尔、阿克塞洛斯、曼德尔等人的理论著作，均可视为后马克思主义前史时期的著作，这些理论著作对孕育、酝酿和催生后马克思主义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研究后马克思主义生成史的时候当然也是应当考虑的。
那么，属于拉克劳、墨菲类型的“狭义后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场域是怎样的呢？
我们认为，属于“狭义后马克思主义”按照不同的政治态度，我们可以把他们分成左、中、右三翼。
以美国詹姆逊为代表的左翼后马克思主义 弗里德里克·詹姆逊，1934年出生于美国克利夫兰。青年时期先后就读于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大学毕业后到欧洲游学，先后到德国和法国留学，获法国文学博士学位。归国后先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和耶鲁大学执教，后任美国杜克大学讲座教授、文学系主任兼批评理论中心主任等职。詹姆逊融英美文化和欧洲大陆文化于一身，既运用结构主义、解释学的方法，也运用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方法进行学术活动，逐步形成自己的批评体系。詹姆逊的学术思想每隔十年一个台阶：1971年发表了他最具影响力的著作——《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奠定了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理论家的地位；1981年，詹姆逊发表了《政治无意识》这部表达他自己的意识形态见解的著作，进一步奠定了他的文化批评理论的地位；1991年，他又发表了篇幅宏大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这部著作，正式开始了他运用后现代主义方法去从事学术活动的时期。此后，他接连发表了一系列的后现代主义框架的著作，如《地缘政治学》（1992）、《时间的种子》（1994）、《理论的意识形态》（1998）、《文化转向》（1998）、《布莱希特与方法》（2000）、《单一的现代性》（2003）等。比起其他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詹姆逊在美国还是一位受尊重的著名文化批评家、较为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正因为如此，许多人认为他不属于后马克思主义之列。可是我们判断一个人的归属既不能凭他个人自己的誓言，也不能从评论者个人的好恶出发。我们从美国权威评论家凯尔纳和贝斯特的著作中也可以找到答案。凯尔纳和贝斯特在自己的著作《后现代理论》中，第六章第一节，就是以“詹姆逊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为标题，并且在一开头就写道：“弗里德里克·詹姆逊一马当先，试图把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和文化批评同后现代争论衔接起来。”[8]凯尔纳和贝斯特还接着说，詹姆逊不仅始终致力于批判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而且还吸收了它们的贡献，以此来丰富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由此可见，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的方法提出质疑和批判，认为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风格显得“平淡感”，这种平淡感就是一种缺乏“深度的浅薄”。因为它排斥思想领域里有影响的“深层模式”，即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模式、存在主义模式及其关于真实性和非真实性、异化和非异化的观念以及索绪尔的符号系统。但他始终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框架”，[9]认为后现代主义文化与晚期资本主义的各种经济特点紧密相连，后现代的资本主义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分析的资本主义模式是一致的。马克思曾经预言社会主义运动只有在全世界都进入了资本主义的时候才有可能成功，也就是当全球的劳动力都转化为商品之后才有可能。这个过程恰恰是晚期资本主义即后现代资本主义所发生的现实情形。由此可见，詹姆逊十分重视后现代主义这个概念，认为这是他划分“晚期资本主义”与“早期资本主义”的一个最好的概念术语。正如凯尔纳和贝斯特在其著作中所说的：早在1971年他所发表的《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中，就呼吁一种能够说明当前美国“后工业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后工业马克思主义”。到了1975年，詹姆逊已经接受了“现代性终结”这一论点，并且在80年代初讨论电影的文章中首次提到后现代主义。种种迹象表明，詹姆逊试图发展一种后现代主义理论。[10]
詹姆逊对马克思主义有自己“后马克思主义”式的见解。
首先，他肯定后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是后现代即资本主义发生结构性转变时期的产物。他认为，“后马克思主义”这个术语对于各种宣称马克思主义消亡的言论来说，是很适合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把这种“后马克思主义”视为“第三次资本主义变异（跨国资本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阶段的必然产物，如同“第一代后马克思主义”（詹姆逊指19世纪末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是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变异的必然产物那样。换言之，詹姆逊认为当前的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遭遇危机时期的必然产物。20世纪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追求的是现代化策略，它运用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方式和制度实现现代化。但世界体系正在从现代阶段走向后现代阶段，苏联体制的社会主义与这个阶段相遇时，便变得无效，并最终解体。因此，他肯定“后马克思主义”生逢其时。认为正是马克思主义把资本主义当做研究对象，所以每当资本主义发生变异时，马克思主义的范式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危机。他写道：“后马克思主义通常出现于资本主义经历结构性变态的时期。”[11]在他看来，现在资本主义正处在“结构性变态时期”，所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出现也具有必然性。他说：“后马克思主义是在资本主义遭受一个结构性变革这样确定的时刻出现。很明显，‘后马克思主义’这个术语对于各种宣称马克思主义消亡的言论来说，是很适合的，尽管马克思主义曾经当做思想模式、社会主义类型和历史运动的范型。”[12]
其次，他使用后现代主义精神来解释革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赞同后马克思主义对革命这一传统概念的批判，认为革命就是集体掌握人民主权的时刻，是人民重新获得能力改变自己命运并借此赢得某些控制历史的手段。詹姆逊认为，革命的概念主要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两种含义都应当值得保留。第一种含义是与社会变革本身的性质有关；第二种含义则与认识集体决策的方式有关。照詹姆逊看来，革命的第一种含义与体制概念有关。从体制概念看，革命指事先无法从理论上预言一种体制代替另一种体制（或“生产方式”）的过程。而革命的第二种含义则把整个革命过程当做象征，它集中象征着一定的社会集体恢复实践的可能性，象征着集体决策、集体自决以及选择与自然的关系。从这种意义上说，革命就是集体掌握人民主权的时刻，是人民重新获得能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并借此赢得某些控制历史的手段；以此来界定革命的概念，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一概念在目前困难重重。所以，我们必须把革命看做是一系列的要求，这些要求起初源于诸如左翼在选举中获胜或殖民当局接替这些偶然的政治事件，后来这些要求越来越激进。这些激进的要求也使政府在表面上越来越激进，甚至迫使它也发生日益重大的改变。[13]
总之，我们认为詹姆逊同其他后现代主义者一样，相信“现代性”已经过去，“后现代性”已经到来，并将后现代主义置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这一背景下，试图通过研究后现代观点来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政治。当然，詹姆逊的后马克思主义观点与其他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有明显的不同，正如凯尔纳和贝斯特所指出的那样，他“拒斥几乎所有后结构主义者共同倡导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并且反对他们对总体化方法的废弃。”[14]但这并不能摆脱他与后马克思主义的关联，因为正如乔纳森·克拉科所说的，“对变化多样的社会运动的关注，已经从现代马克思主义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划分迁移开来。对于詹姆逊而言，这是根本性问题，因为他是将整体的马克思主义观念和后现代碎片联系在一起的。”[15]
以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为代表的中翼后马克思主义 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年出生在法属殖民地阿尔及利亚首都郊区的一个犹太小资产阶级家庭，2006年10月在巴黎去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里达饱受战争的动乱和痛苦，使他的内心滋生了强烈的反叛和成名的欲望。中学会考一结束，1949年，19岁的德里达就报名参加了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预备班，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活。由于他的文化基础差，入学考试竞争激烈，考了两年才如愿以偿。在巴黎高师期间，德里达受一大批哲学家、文学家如萨特、布朗肖、巴塔耶、蓬日以及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的著作熏陶，最终在法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主义者让·依玻利特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文学对象的理式》，对现象学美学的缺陷进行了初步的批判。德里达大学毕业后在巴黎大学任教，几年后（1965），他回到母校任教，主要教授哲学史。那时，法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在巴黎高师已经很红，他自己写作的《保卫马克思》和与他的学生合作写成的《读〈资本论〉》先后发表，引起很大的轰动。德里达那时也是一个结构主义者，不过，他主要着重于文艺评论方面的理论工作。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他已经明显区别于阿尔都塞：他对于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冷眼旁观，而对于当时的极“左”文学批评团体《太凯尔》（Tel Quel）[16]的活动则积极参与，并与比昂科、孔特、马林、帕林特等人组成小团体。1966年，他就到了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开宣布与法国结构主义决裂，正式宣称自己的“解构主义（déconstructualisme）”或“后结构主义（post-constructualisme）”。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德里达每年均到美国讲学，90年代之后又被美国数所大学聘请为客座教授，他的解构主义更加风靡世界，他因此称为“后现代主义”的精神领袖。1992年，英国剑桥大学授予德里达荣誉博士学位，1993年他在马克思主义处于低潮的情况下，发表了《马克思的幽灵》这部著作，这些使他跻身世界“十大思想家”的行列。
曾经是结构主义者的德里达和一批曾经是结构主义者的同道如福柯、克利丝蒂娃、利奥塔、巴尔特等人发表了一系列批判结构主义的著作。尤其是德里达本人，早在法国结构主义处于巅峰状态的时候，他就到了美国，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作了题为《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的演讲，正式向结构主义发难。宣布不存在一个所谓的结构中心，在结构中任何一个位置都不具有优先性；自由游戏是某种非中心化力量，是某种不确定性的永恒动力。德里达对结构主义的发难迎来了后结构主义时期的到来，[17]也推动了后现代理论的形成，因为正如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伊布尔·哈桑所说：“虽然后现代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不能等同，它们显然有诸多相似之处。”[18]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认为，西方哲学和文化所充斥的二元对立（善/恶、存在/虚无、在场/不在场、真理/谬误、同一/差异、生/死、主体/客体、表象/现实、言谈/写作，等等），建构了一种非常有害的价值等级体系，这种二元形而上学的价值体系一方面让一方凌驾于另一方之上，另一方面也就否定另一方，这需要加以解构和推翻。德里达的这些主张受到许多后结构主义者和后现代理论家的赞扬，认为必须彻底摧毁现代哲学，建立一种崭新的哲学实践，强调差异比统一更重要，维护意义的扩散，反对将意义束缚在总体化、中心化的理论和系统之中，从而主张去中心化、反大叙事、反逻各斯主义等。德里达的这些理论精神直接催生了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吸收了后结构主义的上述对现代一些主导理论的批判精神和方法，形成了著名的“后现代性精神”：强调话语理论的优先地位，强调多元主义，强调分散化碎片化，强调差异—延宕，强调反大叙事和反整体，强调祛魅，强调游戏……
虽然德里达公开宣称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从不自称是“后马克思主义者”，不把自己的理论称做“后马克思主义”。但正如凯尔纳和贝斯特所认为的那样，“绝大多数后结构主义理论和后现代主义理论都采取了后马克思主义立场，认为马克思主义乃是一种不再适合于当前时代的、过时的、压迫性的话语。”[19]德里达也不例外。德里达说过，“我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20]但他却是一个“后马克思主义者”。原因是他要运用解构主义的精神来解读马克思的文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过期的理论，但他却要透支马克思的批判精神，主张“反整体主义”“反宏大叙事”“反逻各斯主义”和“反中心主义”理论策略，这些理论的策略原则正好迎合了后现代主义的需要，因而被“后现代主义”奉为圭臬。所以，那种认为“‘后现代主义’主要是指‘后结构主义’，而‘后结构主义’是一种法国思想”[21]的看法是很有道理的。德里达一生有近40部著作，涉及马克思主义的并不多，只有《马克思的幽灵》这部著作算得上是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有点关系的著作。就是从这本著作，我们找到德里达的后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表现：
（1）把马克思“幽灵化”。德里达一生并不大关心政治，更不要说是马克思主义了，因此，他经常被左派批评为“没有任何‘政治头脑’”。[22]但1993年，他发表了《马克思的幽灵》，一方面是对处于低潮窘困的左派的回答；另一方面也是表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维护态度。关于写作这本书的动机，他曾经对中国的听众这样说过：“我试图在这本书中解释‘在苏联解体后、在中国开始改革后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的问题。尽管我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我极其关注在那时被视作很有意义的所谓‘鬼魂’，就是说，同时对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社会宣告马克思主义，甚至马克思主义话语终结的模糊、教条的意识。”[23]由此可见，德里达这本书的核心意旨是苏联东欧剧变之后，马克思主义遗产的继承问题。他担心马克思主义遗产无人继承，所以他在书中大声疾呼：“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24]为什么他不直接明白地号召人们去捍卫马克思主义呢？这是当时的环境所决定的。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社会主义运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陷入极端的低潮。西方舆论界齐声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进行谴责和声讨，左派处于惶惑和迷茫之中，更不用说要去为马克思主义说句公道话了。在这种情况下，德里达自己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也算是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吧，他毅然挺身而出，为马克思辩护，为马克思主义辩护。他运用他惯用的抽象的哲学和文学的隐喻式的、互文式的笔法，把马克思“幽灵化”。马克思幽灵，就像共产主义幽灵那样，永远在欧洲乃至世界游**，他是人们灭不了也忘不了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渗入到人们的灵魂骨髓，所以德里达说：“地球上所有的人，所有的男人和女人，不管他们愿意与否，知道与否，他们今天在某种程度上说都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25]德里达在这里对左派的人说：要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心，要有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不要忘了自己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所以他说：“不去阅读且反复阅读和讨论马克思——可以说也包括其他一些人——而且是超越学者式的‘阅读’和‘讨论’，将永远都是一个错误，而且越来越成为一个错误，一个理论的、哲学的和政治的责任方面的错误。当教条的机器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机构（国家、政党、党支部、工会和作为立论产物的其他方面）全都处在消失的过程中时，我们便不再有任何理由，其实只是借口，可以为逃脱这种责任辩解。”[26]德里达对右派的人说：你们别以为这一次葬礼就可以把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彻底埋葬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早已经深入到人心里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就像是幽灵那样缠绕在人们包括你们的心中！德里达的著作在万马齐喑的1993年的确引起西方强烈的反响。在法国，同在1993年，出版界还出版了另外几部关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阿尔都塞的《论哲学》、巴里巴尔的《马克思的哲学》、勒古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干什么用的？》以及瓦岱的《马克思：可能的思想家》。不约而同有5个著名哲学家的关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著作在同一年问世可谓是个重大的思想事件，难怪法国最大的报纸《世界报》惊呼：“马克思又活过来了！”
（2）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解构。德里达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他所希望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经过“解构”的马克思主义。他曾经说过：“我们不能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文本是彻底完成了的工作，可以把这些文本简单地应用到目前的工作。”[27]所以，德里达坚持：“人们必须过滤、选择、区别、虚构这些问题……人们必须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遗产。接受它的最有‘活力’的部分，也就是说，自相矛盾地，继续将生命的问题、精神的问题，或是鬼魂的问题，超越于生于死之对立的生—死问题，等等，还原到画板上。这一遗产必须通过尽其所需地从根本上加以改变而被重审。”[28]这里蕴涵着德里达哲学的核心思想：“解构”。这个曾经使英美思想界“疯狂”的解构是什么意思呢？德里达在很多场合都声明：“解构不是拆毁和破坏。”“我不认为解构是摧毁，是要在摧毁之后去建什么。解构本身坚持的是一种肯定的经验和活动，它不是否定的、批判的，也不是摧毁性的，它要分析原来的遗产中有哪些东西自己在解构。”[29]但是，德里达也在不少场合谈到过与此相反的意思。如早在1983年他在给日本五十铃的信中较为详尽地谈到“解构”。他写道：“从事解构也是一种结构主义的姿态，或者，这种姿态不管怎么说都表现出对结构主义问题的某种需要。但它同时也是一种反结构主义的姿态，它的命运有一部分就建立在这种模棱两可上面。结构将被解开、拆散、搅动……但是，结构的解开、拆散、搅动，在某种意义上不是一种否定性活动，它比受到质疑的结构主义运动更具历史性。”[30]德里达引用《语言学习法》上的说法说：“解构：谈论结构的常见方式。”可见，他不想丢弃结构主义，他也多次重申从未脱离结构主义，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可能是这样，但从其实际效果上看就不是这样，正如上面他自己所说的，是对结构主义的“解开、拆散、搅动”，甚至是对结构主义的反叛。正因为如此，德里达本人连同他的著作在法国曾经遭到结构主义者们的唾弃。他在给日本友人五十铃的信中还闪烁其词地说：“解构不是什么？什么都是。解构是什么？什么都不是。”[31]在同一封信中他还说：“解构也不是一种方法，也不能被转化为一种方法。”[32]“‘解构’被称做一个举足轻重的原则……”[33]事实上，我们理解德里达的“解构”，不能单从方法上去理解，而要从精神（批判的精神）上去理解，这就是德里达的“举足轻重的原则”。是要在“‘文字’（écriture）、‘印迹’（trace）、‘差延’（différance）、‘替代’（supplément）、‘处女膜’（hymen）、‘药’（pharmakon）、‘边缘’（marge）、‘切片’（entame）、‘服饰’（parergon）等”[34]语境下才能获得其价值。正如德里达所说：“对perestorika一词的最好翻译还是‘解构’。”[35]可见德里达的“解构”并非无所作为“什么都不是”，而是大有作为“什么都是”。“解构”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德里达认为：“对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的解构并不仅仅限于马克思主义文集的一种理论的—思辨的层面，而是要指向把这些文集和全世界的工人运动的机构和策略的最具体的历史连接起来的一切东西。”[36]可见德里达的解构是非同小可的，不仅要解构马克思主义的文本，而且要解构一切与马克思主义文本相关的革命运动。所以德里达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启蒙思想等的历史都应该受到解构”[37]的主张充分体现了后马克思主义的“反大叙事”的核心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