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法国后马克思主义的形成

法国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直接成因大约有三个方面：第一，20世纪60年代初结构主义的风行；第二，60年代末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兴起；第三，有以《论辩》和《太凯尔》杂志为核心的大批知识分子。

20世纪60年代初，巴黎结构主义水行风起，并迅速渗透到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以法兰西学院社会人类学教研室的列维-斯特劳斯为首的人种学、人类学领域；以法兰西学院认识史教研室的米歇尔·福科为首的历史哲学领域；以法兰西学院文化符号学教研室的罗兰·巴尔特为首的文艺评论领域；以法国精神分析学派领袖雅克·拉康为首的精神分析领域；以巴黎人文科学高等学院的雅克·德里达为首的哲学和文学批评领域；以哲学家、文学批评家和符号学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为首的符号学和文学评论领域；以巴黎高师的路易·阿尔都塞为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等等。上述这些学术大师们运用结构主义方法去分析各个人文社会学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运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去分析和解释马克思主义。人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各国共产党及其意识形态均为苏联共产党控制，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也都统一在苏共的口径，否则便被当做是离经叛道。而法国的结构主义理论家们纷纷运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对各人文学科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行另类的解释，这就不得不触动“正统”的神经。正因为如此，当阿尔都塞及其弟子接连发表《保卫马克思》《读〈资本论〉》两部轰动一时的著作之后不久，法共党内外乃至国际均对之提出激烈的批评。[1]这就是说，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出现，预示着一种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相左的思想理论出现，它的出现打破了长期以来“正统马克思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这种马克思主义被一些学者认为就是“后马克思主义”。例如，美国著名学者弗里德里克·詹姆逊就说：“在实际运用中，结构主义批评方法常常可以分成相对不同的两类。其中之一我们称之为结构主义运动中的非政治性的一支或称右翼……结构主义批评的另一支属于政治谱系……以《太凯尔》的文学评论为中心——它们旨在话语形式与资产阶级的或革命意识的形式之间作明显的政治性关联……然而事实上，这两种研究都是后马克思主义的。”[2]

詹姆逊把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说成是“后马克思主义”的结论，我们并不完全赞同。不过，若把结构主义后期的福柯、德里达和普兰查斯的理论说成是后马克思主义则有较大的可信度。但至少法国后马克思主义的生成与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这个轴心链条是密切相关的。结构主义最早是瑞士语言学家费·德·索绪尔所提出的一种研究语言学的方法，这种方法与当时流行的“历时态”即从“纵”的方面去研究语言的发展变化的方法相左，主张用“同时态”即从“横”的方面去研究语言的发展变化及其结构关系。20世纪20年代前后，莫斯科出现了以罗曼·雅各布逊为代表的莫斯科语言小组。他们的研究对俄罗斯的“先锋文学派”和“未来文学派”产生过影响。雅各布逊后来移居布拉格，在他的影响下，20世纪30年代前后，形成了一个“布拉格语言学派”，该派于1935年与莫斯科语言学派划清了界线，结构主义才正式出现在语言学家的著作中。20世纪60年代，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的“转化生成语言学派”形成。乔氏强调语言的生成能力的天赋性和内在性特点，他还强调语法的转换规则，认为它是无所不能的。他还指出，语言的结构有“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后者说明语意，前者说明语音。乔姆斯基的语言层次结构对法国结构主义学派影响很大。影响法国的关键人物是克留德·列维-斯特劳斯，他在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人类学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旅居美国，在那里结识了雅各布逊，受其影响，运用结构主义的方法来研究人类学。1962年，他发表了《野蛮人的心灵》，引起很大轰动，从而使法国掀起结构主义的热潮。列维-斯特劳斯在人类学领域运用索绪尔的“同时态”研究方法，主张固定不变的“原型论”，主张结构“命定”。列维-斯特劳斯推动的结构主义运动席卷了法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一时间，人们以谈论结构主义为荣。后结构主义则是继结构主义而兴起的一股批评结构主义的新思潮。后结构主义主要代表人物雅克·德里达是从结构主义营垒里走出来的文学—哲学评论家。正当法国结构主义处于鼎盛的时候，内部却酝酿着分裂的危机。在巴黎高师，一批赞同结构主义的青年思想家如德里达、比昂科、孔特、马林和帕林特等人就与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其次，福柯、德里达和布迪厄等思想家已经厌倦结构主义的方法，他们已经酝酿或已经写作了一批批判结构主义的著作。

1965年，阿尔都塞和他的学生巴里巴尔、朗西埃、马塞利等人连续发表了《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等著作，当巴黎的大学生正陶醉于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时候，1966年，德里达就到了美国向结构主义发难，与他同行的还有社会学文学批评家吕西安·戈尔德曼和乔治·普莱、文学评论家和符号学家罗曼·巴尔特、茨维坦·托尔洛夫和尼古拉·吕威、让-皮埃尔·韦尔南以及雅克·拉康。当时，德里达等人到了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德里达作了一个题为《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的演讲，演讲中大谈没有中心和等级的结构、非中心化力量的在场以及化解此在的自由游戏。就这样，美国人还不知道结构主义的底蕴的时候，就被德里达的反结构主义即成为后来的解构主义或后结构主义所折服。后结构主义运用一系列诸如延异、文本、互文、去中心化等新概念来解释哲学、文化和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它反对结构主义的强调结构的绝对化、强调中心和二元对立；它反对真理的绝对性、结构的稳定性、能指所指的统一性，主张非中心化、削弱主体地位和多元化等，这表明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共同之处，表明西方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转折。德里达理论的意义在于宣称结构的去中心化、结构的无等级性、结构位置的非优先性。这些原则几近成为后来兴起的后现代主义的公理原则。

另一个隐秘的后结构主义者是福柯。福柯和阿尔都塞都是巴黎高等师范1948届毕业生，他比阿尔都塞年轻8岁，但几乎拥有同样的声誉。福柯曾经跟随法国著名哲学家让·伊玻利特研究黑格尔哲学，后来一度又曾经从事心理学和精神病理学的研究。他曾经受到过阿尔都塞的影响，甚至由他介绍加入法国共产党，但很快又退出了法共。但他对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事业始终抱一种难以释怀的矛盾的情愫。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福柯被任命为樊尚大学哲学系主任，1970年又被任命为法兰西学院思想体系史的教授。1966年，福柯发表了《词与物》，1969年又发表了《知识考古学》，奠定了他作为法国重要理论家和教授的地位。他被人称做“哲学浪子”“法国的尼采”，他由于运用结构主义方法进行人文历史科学的“造反”，宣布了“人类死亡”，并把当时的观念逻辑总体性扔进了历史垃圾箱。事实上，福柯是位潜藏很深的结构主义叛逆者。正如瑞士结构主义评论家皮亚杰所认为的，他所信奉的结构主义是一种十分特殊的结构主义，这种结构主义并不以结构的存在为基础，它是“没有结构的结构主义”。[3]评论家弗朗悉瓦·埃瓦尔德也认为，福柯的方案就是反抗结构主义的观念，因为在福柯看来，“结构是重要的历史主体的一种形式，是跨历史的宏大认同的一种形式，而福柯相当清楚地解释过，这正是他试图消灭的东西。”[4]福柯的理论意义是使法国当时盛行的结构主义链条产生了一个“断裂点”，这个断裂点很快就被雅克·德里达所扩大。

1966年由于发生了德里达等人到美国的发难以及福柯的《词与物》的发表这两大事件，因而被历史学家喻为“结构主义的分水岭之年”。[5]本来结构主义渗入各个人文学科，就是为了批判（造反）的，而被视为“后结构主义”的福柯事实上比结构主义更激进，阿尔都塞是反人本主义（人道主义），即反对抽象而普遍的人本主义（人道主义）；而福柯则主张“人已消亡”，即作为认识论主体的人在后人本主义、后现代的认知空间中消失，丧失了自我或称“主体的迷失”。可见，福柯离萨特现代主义的存在主义更远，他所发展的新的社会、新的知识、新的话语以及权利的观点，使他成了后现代思想的一个主要源泉。[6]福柯继承了尼采“上帝死了”的否定精神，质疑现代的知识形式、理性、社会制度和主体性，他认为这些东西都是权力与统治的偶然的社会历史建构物。尼采为福柯开创了一种后形而上学的、后人本主义的思维模式，而且还“为福柯以及几乎所有的法国后结构主义者提供了超越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动因和理念”。[7]本来福柯就不是一个对马克思主义有兴趣的人，他“几乎拒斥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所有词汇”，[8]例如，他否认马克思主义中的“解放”和“革命”的概念，认为“根本不存在大规模拒绝的中心、反叛的核心、一切背叛的根源或革命的纯粹法则。相反，有的只是多元抵抗，其中每一种抵抗都是一个特例”。[9]福柯的这些观点无疑与后来大行其道的后马克思主义没有多少差别。福柯理论意义在于，它使法国后结构理论界对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引起批判性质疑，从而为法国后马克思主义的到来扫清了道路。

另一个著名的结构主义理论家普兰查斯是来自希腊的青年理论家，曾经加入过希腊共产党，1960年到法国求学，师从阿尔都塞。普兰查斯1979年辞世，时年43岁，他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却留下五部令人瞩目的著作：《政治权利和社会阶级》（1968）、《法西斯主义和独裁——第三国际和法西斯主义问题》（1970）、《当代资本主义中的阶级》（1974）、《独裁的危机：葡萄牙、希腊、西班牙》（1975）和《国家、权力、社会主义》（1978）。这些著作运用结构主义的方法阐述了国家理论和阶级理论，被一些评论家认为是70年代中西方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家。普兰查斯著作所触及的问题主要是当时比较敏感的问题，如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专政”和“独裁”的问题、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问题、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工人阶级的式微问题。但总的来说，他是带着悲观的目光去看待这些问题的，他甚至不愿也不会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去对待这些问题，所以他陷入悲观失望的泥坑而不能自拔，最终以极端的方式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普兰查斯理论的意义在于，他把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推向比阿尔都塞更远，在关于国家、权力和未来社会主义的策略方面比阿尔都塞更加深入、更加激进，这与80年代之后公开宣称的“后马克思主义”已经十分接近。

考察20世纪60年代法国后马克思主义的生成还要注意另外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后期的理论工作。其代表人物是萨特的弟子塞尔日·马勒和安德烈·高兹。马勒1927年出生于波尔多附近的一个工人家庭，曾经是法国十分活跃的激进青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参加过抵抗活动，后来加入法国共产党，曾以国际青年联合会法国代表身份长驻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曾担任过法共党报记者。苏共二十大之后，因不满法共追随苏共路线而退出法共，曾加盟《论辩》杂志编委，后来又加入法国统一社会党并成为该党的中央委员，1973年因车祸去世。马勒1963年发表《新工人阶级》一书而闻名。高兹1924年出生于奥地利，青年时期就追随萨特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曾在萨特和梅洛-庞蒂所创办的《现代》杂志任编委，1964年发表了《劳工战略》著作，1980年又发表了《告别工人阶级》著作。高兹与马勒一同被视为“新工人阶级”理论家。70年代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兴起，高兹又涉猎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研究，在这方面发表有《生态和政治》（1975）、《生态学与自由》（1977）、《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生态学》（1991）等著作。马勒和高兹关于工人阶级的理论属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激进的一翼，他们的思想与后来的后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理论大体是一致的。所以蒙克称他们的“新工人阶级”为“后马克思主义”是不无道理的。高兹和马勒的新工人阶级理论，直接为尔后的后马克思主义的“多元革命主体”理论提供了理论支持。

法国后马克思主义是在后结构主义确立、后现代主义产生的背景下形成的，也是在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终结的状态中形成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后期出现马勒和高兹这样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后期也出现像福柯、德里达和普兰查斯那样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这不是偶然的，这是法国后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在后现代主义的大纛下的会师。

[1] 最闻名的是1966年初在法共召开的共产主义哲学家代表大会上，在阿尔都塞缺席的情况下，由党内理论权威加罗第对他的“反人道主义”的问题上进行过指控；同年3月，法共在巴黎郊区的阿尔让台举行的党代表大会上，对阿尔都塞的“反人道主义”观点再次进行批评；法国国内外对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批评的著作也不断出现，如《论阿尔都塞的思想》《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反阿尔都塞》《论阿尔都塞》《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等。在法共党内外舆论压力下，阿尔都塞被迫做了“自我批评”，认为“我的理论主义倾向的副产品——结构主义便像小狗一样，利用这个机会钻了我们的空子”。

[2] 王蓬振：《詹姆逊文集第1卷：新马克思主义》，178～179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 ［法］弗朗索瓦·多斯：《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季广茂译，443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4] ［法］弗朗索瓦·多斯：《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季广茂译，444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5] 同上书，421页。

[6] 参见［美］凯尔纳、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45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7] 同上。

[8] 同上书，73页。

[9] 福柯：《性史》，转引自同上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