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实现了人类认识世界的伟大变革

古老的和谐理念和和谐追求，因为对和谐本质认识的模糊而始终没有成为现实。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甚至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不断产生不和谐的思想和行为，使人类对和谐的愿望更加强烈。但是，思想的困惑和目标的模糊使人们对和谐的追求难以成为现实。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为人类提供了认识事物本质、把握事物规律的科学理论，实现了人类认识世界的伟大变革，并由此创立基于事物发展规律基础上的和谐观念与和谐理论。

一、人类认识世界的伟大飞跃

1.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

社会的发展变化不断出现新的问题，并要求以新的思想观点观察和分析世界，使人们对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认识符合实际。科技革命的发展，生产社会化的进步，提供了认识世界的丰富材料，18—19世纪人类在哲学史上发生了重要的革命，产生了黑格尔、费尔巴哈等著名的哲学家。

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是19世纪初人类哲学思维的最高成就。黑格尔最伟大的贡献是，在哲学史上第一次全面而自觉地阐述了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一般运动形式，第一个把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不断运动、变化、发展的过程。黑格尔在历史观上也大大地超过了前人，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1]关于和谐内涵的辩证分析，黑格尔在人类认识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他曾深刻地指出：“和谐一方面见出本质上的差异的整体，另一方面也消除了这些差异面的纯然对立，因此它们的互相依存和内在联系就显现为它们的统一。”[2]但是，在黑格尔看来，整个世界不过是“绝对精神”自身演化的过程，他所讲的自然的、历史的、精神的世界的运动、发展，归根到底都是绝对观念的自我运动，最终陷入唯心主义体系。

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正确认识客观世界的必要条件，并因此缔造了德国另一位伟大的哲学家费尔巴哈。他认为，“思维与存在的真正关系只是这样的：存在是主体，思维是宾词”。[3]这就“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位”。但是，费尔巴哈“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但又抛弃了辩证法，退回到形而上学；他在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上是唯物主义，但社会历史观却是唯心主义的”。[4]历史的发展呼唤科学的辩证法，指导人们正确地认识世界。

马克思和恩格斯站在思想巨人的肩膀上，立足于真正实现人类解放的伟大理想，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论进行了批判的改造，提出了认识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新思想、新方法。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人类的本质规定为“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及改造对象世界的生产劳动，并以此去说明宗教、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从而超越了费尔巴哈。在批判蒲鲁东形而上学观点中，马克思在对黑格尔辩证法进行批判改造的基础上，揭示了唯物辩证法关于客观事物辩证运动的实质的基本观点，指出两个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及融合成的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揭示了事物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为标志，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把辩证法的能动性、历史性引入唯物论；另一方面对唯心的辩证法进行彻底改造，从而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实践的活动即客观的活动，认为实践活动是人与外部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是人在既定的物质条件下通过能动地改造自然而实现自己目的的活动。进而全面深入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态，如宗教、哲学、道德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5]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人类思想史上的革命性意义，恰如恩格斯所说：这一发现“不仅对于经济学，而且对于一切历史科学（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6]

2.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伟大意义

列宁指出：“马克思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而且把它贯彻到底，把它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7]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8]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提出了正确认识客观世界，尤其是正确认识纵横捭阖、充满矛盾的国际社会的正确方法。

第一，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了世界是运动着的物质，物质是第一性的。世界的本原是物质还是精神，是哲学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分界线。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根本点就是承认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是物质决定人们的意识，而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物质。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主义进一步论证了运动是世界存在的形式，认为物体和运动是分不开的，各种物体的形式和种类只有在运动中才能认识，离开运动，离开同其他物体的一切关系，就谈不到物体。因此，只有在运动中观察物体，才能认识物体。这种正确反映客观世界的唯物辩证法提供了认识和分析国际事务的基本出发点和基本方法。

第二，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存在决定思维。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是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最核心的观点认为，观念是客观物质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人们的思想、观念、意识是人们物质活动的直接产物。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们本身连同人们的意识和感觉到的实在的客观世界，是统一、真实的世界，而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即精神世界只是物质世界的反映。这就决定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及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都是和谐存在和发展的。

第三，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了物质生产决定着社会意识，社会存在不依赖于人类的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生产力的状况，是一切思想和各种不同趋向的根源，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是一切思想和社会关系的根源，物质生产方式是决定社会制度性质和社会制度转变的主要力量。因此，国际社会中的政治关系、文化关系、意识形态关系等，也都是由其经济关系所决定的，而所有这些关系也都影响着国际经济关系的发展。正确判断国际关系的状态和正确确定对外关系的战略策略，都离不开对国际社会关系现实的判断，依据现实做出选择。

第四，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了对立统一是一切事物运动发展的核心规律。根据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存在和发展都是辩证的。同时，一切事物的发展运动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同时，一切事物都是既相互对立而又相互联系，而且不管它们如何对立，它们总是相互渗透的，总是相互依赖和制约的统一体。自然界的物体在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中，既包含和谐，也包含冲突，既包含斗争，也包含合作。国际社会中同样既存在矛盾和斗争，又存在合作与和谐，只讲冲突和斗争、不讲和谐与合作的观点是片面的。

第五，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了历史发展合力论，构成历史运动的总合力是无数力的合力。历史运动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力量所支配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但是决不能因此否认人的意志和人的自觉活动在历史运动中的作用。恩格斯指出：“历史总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9]同样，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也是多种力量和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各种文化相互交流，解决国际关系问题的各种方案相互探讨，不断增进共同利益，以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都能接受的方式和平解决争端，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马克思主义揭示了建设和谐世界的思想依据

1.世界是既有矛盾斗争又和谐共处的统一体揭示了国际社会的基本存在形式

辩证唯物主义揭示了世界的本源是物质，物质的基本存在形式是运动，运动的一般状态是按照客观规律发展演变的自然进程。这一基本观点揭示了国际社会存在的本质特征及其存在与运动的形式。首先，国际关系实践是客观的物质活动。国际关系是由国家和国际组织共同组成的矛盾统一体，国家的独立存在就是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的，各国的国家利益则是在与其他国家的相互交往中实现的。因此，国际社会是一个可见的物质世界。其次，构成国际关系活动的国家战略是客观的。国际社会中各国的战略思想虽然是一种意识现象，但是这种意识现象同样是以物质世界为基础的。因为每个国家制定国际战略都离不开三个基本因素：各国的文化传统、国家间的力量对比、国际环境的基本态势。因此，当全球化发展到建立了各国间的互惠互利关系甚至只有在这种关系中才能实现自身利益的时候，构建和谐世界就不再是一个理想或意识了。

唯物辩证法关于物质世界存在形式的基本原理，奠定了世界和谐的理论基础。唯物辩证法揭示了以下三个基本原理：第一，世界是联系和发展的。世界的联系性和发展性是物质存在的重要形态。国际社会是由各种行为体组成的有机整体，整体制约下的各部分具有内在的联系性，各行为体与其他行为体的相互依存是自身存在的基础和条件，没有对方的存在就没有自己的存在，任何国家只有尊重其他国家才有自己的存在和自己的利益。第二，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和本质。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一切事物都是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国际社会的各个行为体也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是整体和局部的关系。国际社会是整体，各个行为体是局部，局部归根到底要以整体为前提。各民族各国家因为有自身的特殊属性、特殊利益才具有独立性，但是各民族各国家的特殊属性和特殊利益只有在国际社会中才是现实的，在全人类共同利益的问题上，他们又是统一的。第三，世界事物在相互制约与和谐中运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然界、人类、人的精神，都在和谐中存在着，在相互制约和矛盾中和谐地运动和发展着。[10]恩格斯曾指出，只讲斗争、不讲合作，或过分强调合作，两者都同样是片面的和偏狭的。国际社会同样是既斗争又合作的统一体。国际关系的历史表明，各国为了实现本国利益，在同其他国家展开竞争甚至战争的时候，总是与另外一些国家合作或结成同盟；形势的发展向不利于自己一方发展的时候，即使存在矛盾和分歧，也要搁置矛盾谋求妥协。国际关系的历史同样证明，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各国的民族利益归根到底是在和谐共处中实现的。

2.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揭示了和谐是国际社会的本质属性

人是人类社会活动的行为者，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对人的本质的正确认识是对社会认识的关键。国际社会同样是由人所组成的社会，只有从人的本质出发才能准确判定国际社会的本质形态。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1]马克思的这一观点表明，参与社会生活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是增强自身力量的源泉。正如恩格斯所说：“为了在发展过程中脱离动物状态，实现自然界中的最大的进步，还需要一种因素：以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自卫能力的不足。”[12]在强大的自然力量面前，单个人的力量是不能维持自己的生存的。所以当人们一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物质生活资料的时候，就要和他人合作，因而也就产生了与其他一切动物不同的生活群体。这个基本原理在国际社会和国际关系中同样是适用的。

马克思关于人的异化的理论，进一步阐明了国际关系的发展最终是走向人的本质回归的和谐发展的时代。以实现人的解放为宗旨，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整个社会处于被异化的状态。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的异化，带来了每个人之间都处在社会的激烈竞争和冲突当中。这种异化状态下的竞争和冲突表现为：“各个资本家同其他一切资本家进行斗争，各个工人同其他一切工人进行斗争；所有的资本家反对所有的工人，而工人群众也必然要反对资本家集团。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种到处都很混乱、到处都在剥削的现象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质。”[13]这一实质决定了由资产阶级所缔造的国际社会也处于“到处都很混乱、到处都在剥削”的现象。国际社会的矛盾和斗争是资本主义制度在国际关系上的具体反映。工人阶级争取人类解放的目的就是实现人的本质的回归。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14]资本主义使人的本质遭到异化，共产主义使人的本质得到回归。可见，人的本质，即人的社会性是贯穿人类历史始终、决定人类社会活动的本质要素，在国际关系实践中倡导并推动和谐世界建设，是人的本质的必然要求。

3.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的理论揭示了建设和谐世界的现实基础

人类交往的历史经历了曲折的历程。当战争成为经常性活动的时候，人类进入了文明的门槛。大工业及由此发展起来的世界分工和世界市场，又成为反对和抵制人类冲突的物质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分析了国际分工为建设和谐世界提供了重要前提。他们指出，文明社会的分工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彻底，历史也就越成为世界历史。例如，如果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劳动者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15]

大工业创造的现代世界市场也在根本改变国际社会。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大工业所造就的世界市场把全球各国人民紧密地联系了起来。《共产党宣言》深刻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16]恩格斯也指出：“单是大工业建立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密地联系起来，以至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17]

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对全球各国人民所造成的上述影响表明，国际社会各国只有和谐相处、和平共处，致力于建设和谐世界，才能在相互依存的背景下实现自己的利益和国际社会共同的利益。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进程，是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不断发展、不断扩大、不断扩张的历史。这一历史进程的每一次前进，都给世界的联系性和依存性增添新的物质力量。世界紧密联系的物质力量的每一次增强，都产生构建和谐世界的更强的声音和愿望。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创建国际联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创建联合国，到冷战后国际社会构建和谐共处的体制机制的努力与实践，都是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在国际政治事务上的具体体现和反映。

4.人类最终将走向和谐共处的理想社会揭示了构建和谐世界是人类发展的大趋势

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是科学地阐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运动规律，指出了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的一般规律，揭示了资产阶级必然灭亡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揭示了无产阶级必然胜利的根本原因在于建立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及与此相关的社会关系。

根据唯物主义历史观，看似纷繁的社会，实际上是由一些按一定的客观规律排列并服从于一定的运动规律的社会事物组成的有机整体，即社会形态。马克思将社会形态具体地梳理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对立统一的辩证的两个部分。经济基础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反映，它包括了社会的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等观念及与这些观念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制度和设施，它能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决定与被决定、作用与反作用的互动关系，使社会生活的各部分构成有骨骼、有血肉的活生生的有机统一体。正是这种互动关系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恩格斯指出：“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18]以此为出发点考察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必然都要经过从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并迈向更高级、更完善的共产主义社会。

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剖析的重点是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建立起来的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世界联系，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社会的面貌，使世界逐渐走向一个整体，对世界历史做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但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狭隘性决定它不可能完成世界历史的使命，只有从根本上否定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有世界历史的未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各个人的全面的依存关系、他们的这种自然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最初形式，由于这种共产主义革命而转化为对下述力量的控制和自觉驾驭，这些力量本来是由人们互相作用产生的，但是迄今为止对他们来说都作为完全异己的力量威慑和驾驭着他们。”[19]可见，世界历史发展的未来将在和谐世界中赢得胜利，共产主义与和谐世界的世界历史之间存在着一致性。[20]

社会形态理论指出，社会是具体的、历史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是具体的、历史的，由这两个基本要素构成的社会形态也是具体的、历史的。这就意味着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是当时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具有共同本质的某种社会形态不可能与在社会发展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的各国和各民族同步进行，导致不同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巨大差异。因此，每个国家和民族的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具有特殊性。但是，共产主义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阻挡的大趋势，各民族按照各自要求的迈进步伐的差异并不能改变走向共产主义的大趋势，因为共产主义是消灭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惟一选择。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转引自苏东觉：《马克思恩格斯论和谐社会》，载《生产力研究》，2006（10）。

[3]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11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

[4] 庄福龄主编：《马克思主义史》，第3卷，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 《列宁选集》，第2卷，3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 《列宁选集》，第2卷，3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6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 李慎明主编：《马克思主义国际问题基本原理》上卷，15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6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88～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6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89～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0] 禹国峰：《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载《学术探索》，20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