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和谐世界思想的内容体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唯物史观基础上所阐释的和谐思想，是一个内容深刻、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在这一思想体系中，包含了实现世界和谐的理想、建设和谐世界的目标，以及维护世界和谐的机制。系统地梳理马克思主义建设和谐世界的思想体系，对于我们深入领会建设和谐世界的重大意义，增强建设和谐世界的信念，是一种巨大的理论支持。
一、和谐世界是由理想、目标、体制构成的思想体系
1.和谐世界是认识人与自然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
世界统一性的基本观点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和谐世界理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世界的统一性要求我们在认识和判断客观事物的时候，既要看到事物各部分的矛盾与对立，又要看到事物各部分的联系和统一，没有统一性就没有完整的事物，就没有统一的世界。因此，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和谐世界就是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
作为认识客观世界的一种方法，尤其是作为认识国际社会、分析国际事务、破解国际危机的方法，和谐世界包含丰富的内容。
第一，和谐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取向。马克思总是站在世界整体的高度分析和认识事物，研究和指导工人阶级争取人类解放的斗争。他提出的人类解放的最终目标就是实现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平与和谐，衡量人类解放的根本标准就是和谐发展的程度。马克思最关注的是人的解放。人的解放就是使人从奴隶般地屈从自然分工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建立有利于每个人发展的新的社会分工形式。通过这种新的社会分工，使每个人能得到自由发展。归根到底，就是使每个人之间建立起和谐的关系。
第二，和谐是马克思主义提出的策略原则。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工人阶级提供的解放路径包括和平与和谐。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暴力革命和争取和平都是工人阶级争取人类解放的策略。1847年，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谈到能不能用和平方式废除私有制时就说：“但愿如此，共产主义者当然是最不反对这种办法的人。”[1]他还说：“如果旧的东西足够理智，不加抵抗即行灭亡，那就和平地代替；如果旧的东西抗拒这种必然性，那就通过暴力来代替。”[2]至于具体选择什么方式，应当由工人阶级根据实际需要加以选择。马克思就此指出：“个人总有一天必须夺取政权，以便建立一个新的劳动组织……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3]他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中也明确地说：“全世界工人阶级的联合终究会根绝一切战争。”[4]为了制止战争，要“不惜一切代价争取和平”。[5]
第三，和谐是马克思主义提出的解决国际矛盾的根本方法。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资产阶级国家之间连续不断的争夺的根源是为了本集团的利益而不惜牺牲人民的鲜血。资产阶级非此即彼的思维观念决定了他们必然以冲突的方式解决相互矛盾。工人阶级的原则是消灭战争。在工人阶级争取人类解放斗争的推动下，资产阶级所制造的战争和冲突终将退出历史舞台，工人阶级倡导的和平原则将成为国际社会公认并坚持的基本原则。马克思在展望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后的新社会时指出：“同那个经济贫困和政治昏暗的旧社会相对立，正在诞生一个新社会，而这个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就是和平，因为每一个民族都将有同一个统治者——劳动”。[6]实现这一理想状态的根本方法只能是和谐的方法。
2.和谐世界是人类为之奋斗的理想状态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多次描绘过人类发展的理想状态。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7]《共产党宣言》则对这种理想做了科学的高度概括：“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8]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和设计国际社会的理想状态时，同样把和谐作为一种理想目标加以肯定。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构建国与国之间的和谐关系建立在消灭私有制的基础之上。马克思指出：“要使各国真正联合起来，它们就必须有一致的利益。要使它们利益一致，就必须消灭现存的所有制关系，因为现存的所有制关系是一些国家剥削另一些国家的条件。”[9]因为，“人对人的剥削一消失，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10]在此基础上，实现各个民族和国家的独立自主，整个世界建立独立自主基础上的“国际合作”。[11]
3.和谐世界应是普遍遵循的国际关系范式
和谐世界更是一种需要普遍遵循的国际关系准则，并形成这一共识基础上有约束力的国际关系范式。
第一，国际关系要遵守国际条约。马克思深入研究了国际关系条约和国际法的产生与演变，提出了在国际关系中应遵守国际条约的重要思想。《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是马克思研究国际关系史、国际条约和国际法的重要著作。他在这篇文章中通过揭露英国对瑞典的背信弃义和对俄国扩张计划的纵容支持，谴责了任意违反国际条约的行为，主张条约必须遵守。同时，马克思还认为，应以外交关系法维护本国国民的海外利益，强调战争法对国际关系行为的规范意义。他在《英国的政治》一文中对英国不宣而战的侵华行为进行了揭露和批判，认为英国在1860年的侵华战争中没有经过议会的讨论和批准，是不宣而战的违法行为。他指出：“在战争状态中，一切现行条约都停止生效。如果英国人在远征白河的时候已经同中国人处于战争状态，那么不言而喻，他们既不能援用1843年的条约，也不能援用其他任何条约。”而“如果他们不处于战争状态，那就是帕麦斯顿内阁不经议会批准而发动了新的战争”。[12]
第二，国际社会要尊重各民族的独立自主。在各民族共存的国际社会中，各民族都是平等的。马克思说：“古往今来每个民族都在某些方面优越于其他民族……任何一个民族都永远不会优越于其他民族。”[13]但在民族关系发展中，却是既有理解、宽容、友好与友谊，也存在仇视、冲突、分隔和对立。根本的原因就是各民族的独立自主权力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为此，必须首先实现各民族真正的独立。因为“奴役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为自身铸造镣铐”，[14]“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它用来压迫其他民族的力量，最后总是要反过来反对它自己”。[15]“一个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其他民族的时候，是不可能获得自由的。因此，只要波兰没有从德国人压迫下解放出来，德国就不可能获得解放”。[16]因此，各民族之间实现无产阶级联合和一切国际合作的根本基础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平等互利。
第三，积极倡导在国际关系中坚持道德和正义的原则。马克思深刻批判资产阶级国家的外交政策，认为沙皇俄国经常“利用其他强国的互相矛盾的利益和贪欲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唆使这些强国互相倾轧，从它们的敌对关系中坐收渔利，以便推行俄国的侵略政策”。[17]这种不择手段、背信弃义、尔虞我诈、相互倾轧，不断进行欺骗、恐吓、干涉、进犯和吞并，是不道德、非正义的外交政策，导致了国际关系的混乱。为此，要倡导国际关系道德，“努力做到使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18]
第四，深刻论述国际关系的和平原则。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战争的作用将战争的性质区分为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认为反抗外来侵略和保卫祖国的战争，以及解放性的、革命性的战争是正义战争，而掠夺性的、干涉性的、侵略性的、争霸性的战争是非正义的战争，并指出两种不同性质的战争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马克思倡导人们要积极支持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但是，马克思更坚持反对战争，极力倡导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马克思和恩格斯号召“各国的社会主义者都拥护和平”，[19]“不惜一切代价争取和平”。[20]
4.和谐是相对于冲突而言的矛盾与和谐的统一体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主张的和谐世界，是相对冲突而言的，他们在坚持和谐方法和和谐理想的同时，并没有无原则地放弃解决矛盾的斗争。1890年10月27日，恩格斯在致施米特的信中指出：“在现代国家中，法不仅必须适应于总的经济状况，不仅必须是它的表现，而且还必须是不因内在矛盾而自相抵触的一种内部和谐一致的表现。”[21]同时，“法的发展”进程，“大部分只在于首先设法消除那些由于将经济关系直接翻译成法律原则而产生的矛盾，建立和谐的法的体系，然后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影响和强制力又一再突破这个体系，并使它陷入新的矛盾。”[22]这表明，恩格斯笔下的“和谐”，是指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即对立面的统一或平衡。恩格斯唯物辩证地揭示了和谐与冲突、合作与斗争、平衡与失衡的关系。他认为，历史上不同性质的国家，无不用各种办法缓和冲突，把冲突控制在统治阶级所需的秩序范围内，以求长治久安。但是，和谐的设想与和谐的状态总是被“一再突破”并“陷入新的矛盾”。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视域下的和谐世界是在承认矛盾的基础上对一种理想、对一种目标、对一种交往范式的认识和规定。
二、和谐世界包含了相互和谐的丰富内容
1.人自身的和谐
人自身的和谐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和谐世界理论中的一个基本要求。“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是以人的解放和全面、自由的发展为最高理想的。”[23]这一最高理想构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阐述和谐世界的重要出发点。世界是人的世界，世界和谐的根本要求是人的和谐，也是人的自身和谐的内在特质和要求，并进而演化为全人类和整个世界对和谐的合乎规律的追求。
人自身的和谐源于人的特殊属性。人的生活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统一体，“享受精神生活是人与动物的重要区别，是人的生活的重要内容”。[24]人自身的感受、情绪、心理的健康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人的生存状态。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的异化、资本主义社会弊端和冲突的实质，是对人的奴役，使人的社会化本质丧失。与此相反，共产主义要实现人的自由、人的解放和人的复归。所谓人的自由，就是《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在共产主义“联合体”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5]；所谓人的解放，就是人们首先在物质上获得解放，同时在政治上和精神上获得解放，人成为生产资料的支配者，争得了民主和自由，人们“摆脱了物质利益、金钱对自己的支配，不再奴隶般地服从分工，成为自由的人”[26]；所谓人的复归，就是实现人的本质向人自身的回归，“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27]人的自由、人的解放、人的回归，既是共产主义的最高目标，也是和谐世界的最高表现形态。
2.社会关系的和谐
社会和谐是世界和谐的基础，世界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必然发展。从社会的广义角度，即从国际社会的角度出发，社会和谐就是世界和谐。社会是人类生活的共同体，人是社会的细胞，构成了社会的基本单位。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构成了社会关系，社会和谐就是社会关系的和谐，根本要求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和谐。从社会关系的范畴而言，包括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个人关系，即人与人之间日常发生的直接联系或互动，是人与人交往中自然形成的，具有不稳定性和变动性，然而又具有稳固性，不需要通过法律、法规、规则、规章等形式加以固定。第二个层次是群体关系，即社会的群体或组织的层次上所发生的社会关系，是一部分人为了共同的利益而与另一部分人发生的联系，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受到社会群体的规则和规范的约束。第三个层次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社会关系及与之相联系的社会活动的规范体系，即社会制度，这是一种被固定化的较为持久的社会关系，是社会关系的综合体系，也是社会关系的最高层次。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论以及社会形态的理论表明，基于社会制度层面的社会关系是社会关系的本质，处于社会制度决定地位的生产关系和谐则是社会和谐的本质。马克思指出：“不论生产的生活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的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28]由此可以认为，在社会生产诸多矛盾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矛盾，它们决定生产关系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即构成生产关系的主要矛盾。[29]如此看来，只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追求的社会和谐。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和谐的研究并没有局限在生产关系的最终变革，同样关注人类在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进程中一定阶段的社会和谐，包括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谐。世界市场的形成和世界贸易的发展把世界连成整体，不同国家和不同制度社会的和谐是国际社会和谐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对国际社会和谐的追求成为列宁、毛泽东等研究的重大课题，并提出了诸如和平共处等重要思想，把社会和谐从最高层次的共产主义和谐追求引申到现实世界国际关系发展中的国际社会和谐。
3.国家之间的和谐
国家是国际社会的基本单位，国家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国际社会的统一整体。因此，国家之间的和谐是国际社会和谐统一的基本要求和必然表现。就国家本质即国家的阶级属性而言，任何社会都只能是这个阶级的国家或者那个阶级的国家，不存在国家之间的共存共荣，因而谈不到国家之间的和谐。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时研究了作为社会管理机构并与本质意义的国家紧密联系的国家，以及现实国际社会中多个国家并存的情况，揭示了多个国家并存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存在。因此，探索国家与国家之间相互交往的状态具有现实意义。
国家之间的和谐是国际社会得以存在并稳定发展，从而推动整个世界不断进步的必要条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深刻揭示了历史的整体性与世界的整体性。他认为，每一个有机整体的不同要素之间都存在着相互作用。“他不仅指出了世界历史由民族历史构成，民族历史存在于世界历史之中，而且还指出各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以及由此形成的民族之间的关系是民族历史与世界历史相互作用的原因、动力、途径与机制。”这样就“深刻把握了世界历史与民族历史之间以及各民族历史之间相互开放、相互作用的有机联系，看到了作为整体世界历史实际上是由作为部分的民族历史间相互联系构成的”。[30]世界历史的发展如此，国际社会的现实也是如此。在国际社会中，国家之间具有两个层次的和谐。第一个层次的和谐是建立在共同遵守国际条约和国际准则基础上的和谐。这一和谐关系是以维护国际社会和平稳定为前提的，是相对于战争和冲突而言的和谐，就性质而言也可能是建立在大国、强国对小国、弱国实施军事强制和制度强制之下的和谐。第二个层次的和谐则是能够彼此真诚相待，“做到使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31]的和谐，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真正意义上的和谐。
4.人与自然的和谐
人类社会是由人和自然界共同组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产生以后所要处理的第一个重要关系。人是自然界的创造物，又是自然界的索取者，人只有依赖自然界才能产生和发展，人只能适应自然界而不能改变自然界，人与自然界应该是和谐共存的关系。因此，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构成了和谐世界的基本内容。
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分析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应然性和必要性。从总结人类与自然界相互依赖的历史进程的角度，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对人类滥用自然的教训提出了忠告。恩格斯指出：“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就失去了水的积聚和贮藏库。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当他们在山南坡把山北坡得到精心保护的同一种枞树林砍光用尽时，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就把本地区的高山畜牧业的根基毁掉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多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同时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在欧洲传播栽种马铃薯的人，并不知道他们随同这种含粉的块茎一起把瘰疬症也传播进来了。因此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绝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32]这就给人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课题：人和自然界是有机统一的；人类既可以“统治”自然，自然也可以反作用于人类；要想避免自然界对人类的“报复”，就必须遵循自然规律，与自然界和谐相处。[33]
从人依赖自然界的角度，马克思从“理论领域”和“实践领域”都做了深刻的阐述。马克思指出：“从理论领域说来，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34]“从实践领域来说，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不管这些产品是以食物、燃料、衣着的形式还是以住房等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是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35]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世界和谐的应有之意。
从人掌握自然的角度，马克思提出了“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36]的著名论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既要求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也要求人探索自然、掌握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阐述的和谐世界下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集中体现为人与自然的同一性。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37]由于人的主观能动性决定人尽管无力改变自然，但可以掌握自然的发展规律。马克思对人类掌握自然发展规律持乐观的态度。他指出：“事实上，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习惯过程所作的干预所引起的较近或较远的后果。特别是从本世纪[38]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越来越有可能学会认识并因而控制那些至少是由我们的最常见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较远的自然后果。”[39]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阐述了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中介，就是劳动。马克思指出：“劳动首先是人与自然的过程，是人以自然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40]正是通过人类的实践活动，即人的劳动，实现了人与自然的结合，并通过人的努力逐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结合。进入新世纪，国际社会高度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在世界范围内经过全人类的共同努力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通过建立和谐世界实现人类的永续发展。中国在新世纪以来提出的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在国际社会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关系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实践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理论。
三、建设和谐世界是社会改造计划的组成部分
1.洞悉国际政治的秘密
马克思和恩格斯建设和谐世界的思想是与他们的社会改造运动相联系的，建设和谐社会是改造现存的资产阶级社会、建设理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组成部分。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建设和谐世界的思想，是与他们揭露资本主义国家对外关系的本质、设计理想的国际关系准则联系在一起的。
洞悉资产阶级外交的秘密是马克思建设和谐世界构想中的第一个重要战略。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指出：“工人阶级的解放既然要求工人们兄弟般的合作，那么当存在着那种为追求罪恶目的而利用民族偏见并在掠夺战争中流洒人民鲜血和浪费人民财富的对外政策时，他们又怎么能完成这个伟大任务呢？使西欧避免为了在大西洋彼岸永久保持和推广奴隶制进行可耻的十字军征讨冒险的，并不是统治阶级的智慧，而是英国工人阶级对于他们那种罪恶的疯狂行为所进行的英勇反抗。欧洲的上层阶级只是以无耻的赞许、假装的同情或白痴般的漠不关心的态度来观望俄罗斯怎样侵占高加索的山区要塞和宰割英勇的波兰；这个头在圣彼得堡而爪牙在欧洲各国内阁的野蛮强国所从事的大规模的不曾遇到任何抵抗的侵略，给工人阶级指明了他们的责任，要他们洞悉国际政治的秘密，监督本国政府的外交活动，在必要时就用能用的一切办法反抗它；在不可能防止这种活动时就团结起来同时揭露它，努力做到使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41]马克思指出：“为这样一种对外政策而进行的斗争，是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总斗争的一部分。”[42]
为了洞悉国际政治的秘密，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入研究近代以来国际关系发展演变的规律，跟踪分析欧洲各国政府的对外关系和对外政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揭示国际政治的秘密的钥匙。运用唯物史观，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揭示国家对内行为和对外行为的本质。在对内方面，一方面，作为政治权力，国家是代表统治阶级的，它所体现的社会关系，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控制和压迫；另一方面，国家作为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权力，“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43]，体现的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面向社会全体成员，作为独立于社会的力量来发挥作用，解决社会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在对外方面，国家无不重视防卫力量的建设，并为本国的生存与发展创造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恩格斯指出：“自古以来，一切统治者及其外交家玩弄手腕和进行活动的目的可以归结为一点：为了延长专制政权的寿命，唆使各民族互相残杀，利用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个民族。”[44]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深刻论述了国际社会的形成发展，以及国际政治体系和世界经济交往的规则与性质等等。[45]
2.废除资产阶级国际关系准则
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揭示了近代以来国际关系体系的本质，是国际资产阶级统治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体系，是资本主义国家作为资产阶级代表的总资本家之间争夺势力范围的角斗场。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近代世界上第一个国际关系体系。恩格斯曾高度评价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作用。恩格斯指出：“从中世纪末期以来，历史就在促使欧洲形成为各个大的民族国家。只有这样的国家，才是欧洲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正常政治组织，同时也是建立各民族协调的国际合作的必要先决条件。”[46]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哈布斯堡家族的急剧发展又使欧洲刚刚兴起的民族国家体系陷入危机，“以致全欧洲都担心它要变成一个世界性君主国”。[47]由此可见，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一个资产阶级国家之间为了进一步争夺欧洲乃至世界霸权而暂时达成的妥协和协议，在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国家提供稳定外部环境的同时也孕育着新的矛盾和争夺。
维也纳体系是拿破仑战争后，欧洲国家为建立稳定的国际关系秩序所形成的国际体系。但是，新的国际体系是以牺牲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为前提的，是以牺牲波兰等弱小民族的利益为代价的。恩格斯指出：“对拿破仑的胜利就是欧洲的君主国对法国革命的胜利，因为拿破仑帝国是法国革命的最后阶段；恢复‘正统主义’[48]就是对这次胜利的庆祝。”[49]马克思还深刻揭露了由维也纳体系建立的欧洲“均势”的实质是几个大国对战利品的瓜分。他指出：“俄国利用神圣同盟[50]唆使一个国君反对另一个国君，唆使各国君主反对各国人民。第一件事是普鲁士干的，第二件事是奥地利干的。”[51]土耳其与欧洲在这个期间形成的关系，实质是“不坚定的、畏缩而又互相猜忌的西方列强，起初由于害怕俄国扩张而鼓励苏丹反抗沙皇，而结果却由于害怕普遍战争会引起普遍革命而强迫苏丹让步……所以就把自己的全部努力只放在保持status quo（现状）上，即保持那种使苏丹不能摆脱沙皇，而斯拉夫人又不能摆脱苏丹的腐烂状态。”[52]
德国统一后，俾斯麦政府为了增强德国在国际关系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积极营造“大陆联盟体系”。为了同德国较量，俄国和法国于1894年结成俄法联盟。恩格斯深刻揭露了“大陆联盟体系”的本质是各国争夺霸权，不是保证欧洲和平，而是破坏欧洲和平。恩格斯还指出，随着俄法外交的接近，“大陆上的大的军事强国分为相互威胁的两大军事阵营：一方是俄国和法国，另一方是德国和奥地利。较小的国家不得不集结在这一或那一阵营周围。”[53]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近代国际关系体系以及欧洲列强外交政策的深刻剖析，指出了资产阶级国际关系的本质和秘密，提出了只有废除资产阶级的国际关系准则，消灭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才能实现各民族的平等和整个世界的和谐。
3.对现存社会进行根本改造
对现存社会进行根本改造是实现世界和谐惟一正确的道路。现存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生产力为建立世界的普遍联系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也为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权对其他国家和其他民族进行掠夺准备了条件与可能。《共产党宣言》高度评价了资产阶级的历史地位，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54]正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55]“取而代之的是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56]这是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的国际社会的本质，也是资产阶级外交关系的本质。不从根本上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改造，资产阶级的外交关系就不能得到根本改变。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变革理论，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这个理论所提供的社会改造的基本线索是：第一，培养承担社会改造任务的阶级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57]为此，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第二，制订社会改造的行动计划。改造资本主义社会，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而是要彻底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这个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团结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并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的社会改造，并在这个进程中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第三，构建新的社会关系准则。《共产党宣言》提出了工人阶级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总的策略原则，指出：“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为此，“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都强调所有制问题是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的发展程度如何”。同时，“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58]通过对社会的根本改造，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完全平等，进而实现各国家、各民族在平等基础上的和平相处与和谐相处，建立和谐世界。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2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5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3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2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10～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94～1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4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2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3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6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2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5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7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7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3] 吴振坤等主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难题研究》，7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
[24] 安启念：《和谐马克思主义：一个被长期遮蔽的视域》，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3）。
[2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6] 安启念：《和谐马克思主义：一个被长期遮蔽的视域》，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3）。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9] 苏东觉：《马克思恩格斯论和谐社会》，载《生产力研究》，2006（10）。
[30] 赵士发：《世界历史与和谐发展——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研究》，107～1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3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6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353～35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3] 参阅王伟光主编：《科学发展观概论》，1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7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3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7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3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8] 即十九世纪——作者注。
[3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3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201～2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6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6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6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1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45] 关于世界政治经济和世界体系的形成与演变，可参见房广顺：《略论世界政治经济的形成与发展》，载《辽宁教育学院学报》，1990（4）。该文指出，世界政治经济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概念，它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已经出现，列宁在阐述其帝国主义理论时更是多次提及。
[4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4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4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8] 所谓的“正统主义原则”（来自拉丁字“legitimus”，即“合法的”）是塔列朗所代表的法国外交界在维也纳会议上提出来的。正统主义的主要内容，是要恢复欧洲在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过程和拿破仑战争过程中被推翻的各个“合法的”王朝和君主制度。所有维也纳条约都是以这个原则为基础的。同时，战胜拿破仑法国的各国统治者违反各国人民的意志，划定欧洲的政治地图，他们所根据的与其说是复辟的“正统”君主的要求，倒不如说是他们本身的往往互相冲突的利益。
[4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50] “神圣同盟”是指1815年拿破仑帝国崩溃后，俄、普、奥等君主国在巴黎组成、由欧洲大多数君主国加入的国际联盟性组织。目的是维护维也纳会议所建立的欧洲封建君主制度、保持大国均势的欧洲国际关系秩序。
[51] 马克思：《关于波兰问题的历史》（1863—1864年手稿），8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转引自李爱华等著：《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1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5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5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306～3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