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高家堰溃口

道光四年（1824）年底，“十一月大风霾，至高家堰十三堡溃决，洪泽湖全行倾注，淮、扬二郡几皆鱼鳖”，寥寥数语便描绘出了洪泽湖决口的惨况。洪泽湖的决口，使得漕粮河运毫无指望。道光帝龙颜大怒，孙玉庭被革去大学士、两江总督之职，河道总督张文浩在被褫职的同时还枷示河干。陈旧的官办河运漕粮的办法难以继续维持，新的运输方式自然应运而生。

运河全图洪泽湖口

道光五年（1825）二月五日，道光向军机大臣发出廷寄，首先提出了较为详细的试行海运方略。方略指出，海运之说，历代臣工曾经提出，认为其可行与不可行者皆有之，一直没有定论。如果运河畅通，那么就没有必要冒大风大浪的危险。然而，朝廷粮食供应事关重大，当运河完全阻塞、漕运断行之时，有关督抚大吏不可能袖手旁观，必然会想尽办法将粮食运至京师。他提出了海运方案：江苏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和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等地应纳漕米照常征收，但是雇用大号沙船，分批装运，严督船上水手小心驾驶，自可无虑风波盗贼。为了使方案更加完善，道光帝命两江总督魏元煜、漕运总督颜检、江苏巡抚张师诚、浙江巡抚黄鸣杰，根据各自所属的地方情况，广泛地调查了解，通盘筹划，细心计议，并要对海运实施后的一系列关于如何补贴沙船兵丁，是否会扰民，是否需随船派委员照料护押等问题进行详细的考察，提出具体意见。

英和像

四月，魏元煜等人回奏道光帝，一致表示海运难以实行。就在这时，户部尚书英和上《筹漕运变通全局疏》奏请“暂雇海船，以分滞运；酌折漕额，以资治河”。他归纳了反对海运的观点，将其总括为四种“责难”：第一,章程难以骤定，人情惶惑；第二,官船须耗官费，不易约束；第三,岛屿繁多，难以稽查；第四,海运既起，河工必废。为此，他相应提出“四善”之说：暂雇商船，分运漕粮，不致歧误；所给脚价可从河漕费用中拨出，无须另筹；商船常例以泥土压船，海运准三分带货，自必踊跃；洋面安静，官取保结，必无意外。他还强调，那种认为试行海运不顾惜百姓生命的说法，是没有道理的。他针锋相对地反问：洞庭湖、鄱阳湖、长江，俱称险阻，历年河船多有漂溺情事，不独海洋为险，“且海洋节岁贸易之船，何以不闻淌失？”海运神速，风顺七八日可到，较河运不啻十几倍。沙船历年运花草皆无恙，盐水盐风霉变漕粮当属无稽之谈。道光帝对英和的观点极为赞赏，借此机会令魏元煜等人不要“墨守成规”，继续认真讨论试办海运问题。

在行不行海运的争执中，时间走到了六月。道光帝先是收到了两江总督魏元煜的奏折，在奏折中魏元煜将海运的不可行性陈述至极致。他不仅不支持海运，还近乎消极地抵抗着道光帝的“漕粮海运”大计，对海运一事万般推托：“事关创始，头绪极繁，不容稍有疏漏。如蒙宸断，敕令施行，容臣再督饬司道，详晰妥议，分别拟具条款，另行奏请圣裁。”十数日之后，新任浙江巡抚程含章奏报更是一边倒地反对海运。在奏报中，他陈述浙江的出海口乍浦口，内河外露，中隔后塘，塘外积有铁板沙涂，海船不能停泊；甬江口虽可收泊渔船，但距粮区太远，中间转输，耗费太大。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浙江明年漕粮，请求仍由运河运送入京。这两人的意见，对海运方案有很大的冲击。道光帝极为不满，指出议行海运乃择善而从，“是以谕令诸臣悉心妥议，计出万全，不为遥制”，这些人首鼠两端，不着一字，实在“意存推诿，殊非实心任事之道”。

道光帝像

为加强海运力量，道光帝对江南官员进行大幅度调整，换上了一批热心于海运的大臣：江苏巡抚张师诚与安徽巡抚陶澍对调；琦善从山东调任两江总督，魏元煜则由原来的署两江总督回任漕督；而江苏布政使贺长龄、浙江巡抚程含章等人，原本就支持海运。

官员调整过后不久，道光帝连续收到了新任两江总督琦善、新任江苏巡抚陶澍和湖广总督李鸿宾等人的奏折，他们一反消极态度，鼎力支持道光帝的海运方案。琦善表示，江苏可以筹办海运之事，只是上海一地船只有限，只能承担本省海运漕粮，其他有漕省份应另议解决。陶澍则称，在本朝没有实行过海运的前提下，将漕粮全部经由海运有些冒险，因此“今全漕由海运则不可，而商船未尝不可分载。……若南方之货物不至，北方之枣豆难销，殊多未便，折漕、停运均不可行。大抵专办海运，则恐商船不足；专办河运，又恐清水难恃。来岁，当以海河并运可期无误”。经过督抚们的反复奏议，道光帝决定第二年试行海运，交由江苏上海（上海为当时江苏的一个县）筹办，清代第一次漕粮海运拉开了帷幕。

当时社会中也存在着实施海运的有利因素。首先，人们对海道的认识较前代更为熟悉。按地理状况和辖区，当时的海运路线，时人已经将其分为六段：自上海黄浦江口岸至十滧，凡230里；自十滧至佘山，凡180里；自佘山至海州赣榆县鹰游门，凡1500余里；自鹰游门至山东荣城县石岛，凡600里；自石岛至蓬莱县庙岛，凡900里；自庙岛至天津东关，凡1080里。全程共计4000余里，较元明路线更为便捷。其次，往返频繁的商船，既带动了民间贸易，比其他船只又更熟悉航道，掌握风信，危险较过去减轻，“靡不渐推渐准，愈久愈精”，为雇用商船进行漕粮运输创造了可行性。在漕粮海运之前，沙船主要从事饼豆运输，每年从关东运到上海的豆麦不下千余万石，相当可观。最后，改进的运输工具为海运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嘉庆二十三年（1818），清廷规定：“嗣后商民置造船只，梁头丈尺，照前听民自便，免立禁限。”民间造船业最为发达的江浙等地，获得进一步发展空间。“海船畏浅不畏深，畏礁不畏风”，上海等地很早就发明了沙船，“以其船底平阔，沙面可行可泊，稍搁无碍”，大者载3000余石，小者载1000余石，专为沿海沙滩较多的特点定制。沙船舱底有甲板，船旁有水槽，其下有承孔，“水从槽入，即从孔出，舱中从无潮湿”，是理想的运米船只。另外，此时沙船在结构、用料、动力方面进行了诸多改造，已经有商船使用先进的“水托”法来判断航海方位。当然，最关键的地方还在于漕粮海运有利可图。嘉道时，沙船按经营区域分为崇明、宝山等11帮，每帮有船数百只，分属于若干船主。以前沙船以由北而南为正载，贩运东北的豆麦等物。由南而北装载茶布之类，每不满载，谓之“放空”。为求航行稳妥，通常要在吴淞口取泥压仓。如雇用沙船北运漕粮，官给价值，并允许携带一定数量的商货，正载返航，船主自然乐意效劳。

陶澍像

六月二十日，陶澍抵清江浦，视察河漕，时值六月暑天，数万运夫挥汗如雨，盘坝运米，“车声辘辘人如蚁，运米漕河无勺水。万竿楚舳与吴樯，涸向湖漘僵不起”。这更坚定了他推行海运的决心。七月初十日，陶澍奉命覆勘黄茆工程到达上海，发布著名的《筹办海运晓谕沙船告示》。在告示中，陶澍谆谆开导，详细列举海运对船主的好处：洋面沙浅，沙船最为熟悉，冬季商货已卸，本系闲月，“受雇不致等候”；载米给价，不经吏役之手，虽装官米，仍与民雇无异，“不致赔累”；满载后任听放洋，不加催促，沙船往来自由，“不致掣肘”；春初东风盛行，数日即抵天津，“不患风涛”；专官收兑，即到即兑，船户管运不管交，“不患收米勒掯”；上海收米准稍带客货，卸货后准至奉天揽装豆饼，官给运价之外“更有余利”；赶紧往返，可装两运，如能妥速，赏给顶戴职衔，水手亦可领赏，“一举而名利两得”。他劝告商人，目前有受载商货北上的，务须早去早归；有愿在口岸等候受雇者，各随其便，“断不稍滋牵累”。他还郑重承诺，吏役如有阻难吓诈等事，“定当照阻挠军国重计例，处死治罪，决不宽饶”。

根据道光帝的旨意，陶澍派布政使贺长龄到上海主持招商海运工作。贺按照道光帝制定的免税、优价、奖励原则，订出运送、兑收各项章程。章程中明确规定：每只海船准用八成载米，其余两成自行搭载货物，并由海关查明后免税放行；酌增运价，每石漕粮给水脚银四钱，每船赛神银四两，犒赏银三两，天津挖泥压空钱一千文，每百石垫舱芦苇银一两三四钱；每米一石，白米给损耗一斗，糙米给损耗八升；如在海上遇风，桅折舱漏，可依漕船遇风例豁免；领运万石以上者赏一级。海运章程呈递给道光帝以后，他认真审阅，详加批示，继续许以优惠，为保证这次海运顺利完成，又特别指出，直隶总督要督令所属，先行备好剥船（卸货船）、沙船随到随剥，以免耽误时间；命山东、直隶督抚饬令沿海水师提镇，加强会哨巡防，保证海运安全。江苏方面起运时，要派武职大员二人，押坐商船赴津，以资稽考；海船到达天津后，要派亲信大臣起津验收监督，不准经纪人婪索刁难。

为了首次海运能够顺利进行，道光五年九月，两江总督琦善、漕运总督穆彰阿、江苏巡抚陶澍联名上奏《筹议苏常等处漕粮请由海运并酌定兑收章程》。此外，御史熊遇泰条陈海运事宜六款中另有海船押运到津，为防止经纪人需索刁难，“请派亲信大臣赴津验收监兑”的内容。道光帝指出，其意见“尚为除弊起见”，答应届时会指派大员前往。就在道光帝已明确表示支持海运之时，仍有人上疏反对。都察院左都御史松筠宣称：“上海沙船恐难两次兑运，御黄坝仍应照常开放。”道光帝反驳：商船经年往返，与内河如出一辙，沙船两次海运抵津，确有把握，且试行海运，并非此后长由海运而弃河运，所奏“著毋庸议”。正是道光帝的坚持，反对意见才没有重占上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