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权宜之计

道光六年（1826）二月，紧张、繁忙的海运正式开始。两江总督琦善奏称，商船九百余只，载米八十万石，已开赴出海地点，等二月初八日风顺开船。若遇顺风，十余天后即可到达天津。受兑后的海船行驶神速，天津镇总兵克什德和直隶总督那彦成奏报：二月二十八日，苏州长洲县第十三号郁同发沙船，已经驶抵天津所辖洋面，水师营参将李心德当即将其迎护至拦江沙外寄泊，于第二天清晨乘潮引进天津海口。那彦成预料此后各船可接踵而来，于是命令各员做好接收准备。郁同发沙船的入港，揭开了海运到津的序幕。此后，有关海船到津的奏报络绎不绝。山东也数次奏报船只途经山东的情况。押首参将关天培到达天津后，于三月十五日向穆彰阿报告，已经查明进口船424只，在后船390余只，它们都“次第停泊风顺，不日可来”。第一次海运尝试成功了。

关天培著《筹海初集》

上海尚有余米30余万石，专待前船回空。天津宣称，回空船只除去前往奉天买豆时间，四月底均可回上海。但陶澍认为，海船北行，时间最关紧要，愈往后拖，“风暴靡常，即难行走”，节省时间乃海运“第一关键”。他会同琦善、陈中孚等人联名上疏陈奏，要求沿途官员加紧督催。朝廷马上核准，军机大臣还特意行文通知陶澍：“贵抚奏前事一件，已奉寄信谕旨，交钦差穆直督（彰阿）、那将军（彦成）等迅速饬催矣。”与此同时，户部也在加速运转。四月十四日，户部报告道光帝，海运漕粮“均属干净”。为保险起见，他们仍要求仓场侍郎命令各仓，“加谨收贮，板蓆铺垫，妥协气筒，如数安置”。

第一批海船于四月二十六日离开天津，大部分前往奉天购豆贸易。其中大多数于五月二十二日左右返抵上海。直接返沪的沙船，时间自然更早。因为采取先来后到、随到随兑的方式，第二批海运的起始时间不再统一安排。总计第二批海运，共用沙船308只，全部于六月五日前放洋。天津镇总兵克什德则向那彦成禀报，四月底即收泊有二运船主周隆顺、孙永盛。他向船上之人询问情况，水手们称，他们同时在上海装兑二运的有十余只，而北上沿途所遇到的回南空船，也有二三百只之多。

六月初五日，陶澍向道光帝报喜：所有漕粮全部装载完毕，上海的工作于当日全部结束。此日，他亲赴海口，督饬放行，并按计划派京口协副将汤攀龙“押尾”。道光帝予以嘉示，称其“可嘉之至”。到六月初九日，山东巡抚武隆阿奏报，经过山东洋面的船只已有1277只，海运运行顺利，成功已成定局。因遇事故而姗姗来迟的最后一位商船主黄遇泰，于八月二十六日将船开到天津，挽抵上园水次，经过检查米色干洁，天津局当即挑选坚固官船4只，督同坐粮厅派拨经纪、斛手，于八月二十七日开兑，并于当天兑竣。九月三十日，海运漕米全部由天津转入通州，第一次漕粮海运结束。

海运如此顺利，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六月，道光帝命将琦善交部议叙，赏陶澍花翎，英和因首陈海运赏用紫缰，其他支持海运的官员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封赏。这次海运是清开国后近二百年来的首次海运，意义重大。由于道光群臣的共同努力，海运取得预期的效果：海运漕粮一百六十三万石，费银仅一百四十万两，比官办河运时节省银二十万两，节省米十余万石。

魏源像

魏源在此次海运结束后，为它归纳了特点：其优于元代海运者有三因：“曰因海用海、因商用商、因舟用舟”；其优于河运者有四利：“利国、利民、利官、利商”；最后达到了“国便、民便、商便、官便、河便、漕便”的众善目的。陶澍也称，海运一行，百余年弊端如沉疴去体，“岂非东南一大快幸事哉”！清代第一次漕粮海运的成功，不可否认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最高统治者的坚持，“家天下”的古代社会，皇帝独大，如果皇帝不同意，漕粮海运是很难付诸实践的。朝堂上有皇帝的撑腰，再加上英和、穆彰阿、熊遇泰等臣僚的协助策划，办海运之事自然是顺风顺水。在地方，则上有琦善、陶澍、那彦成等封疆大吏的通盘考虑，下有关天培、李景峄、俞德渊等官吏的共同努力。他们通力合作，尽职尽责，使得整个海运进行得井井有条。

既然河运漕粮有诸多弊端，海运漕粮有许多优点，道光六年的初次海运漕粮又相当成功，为什么道光帝却突然改变主意，不再继续实行海运了呢？最深层的原因，乃是清廷始终将漕粮海运作为权宜之计，没有从战略高度上思考海运事业。社会风气的变化、生态环境的恶化、吏治的败坏，以及英和、陶澍等人的精明实干，这些客观条件的存在已经向最高统治者发出讯息——海运有其实施的可能性。但是，由河运转为海运，从熟悉而受限制的内陆转而面向瀚浩陌生但生机勃勃的海洋，是一种痛苦的抉择。这种转变触一发而动全身，会彻底改变传统社会的版图意识、主权意识、海洋意识、海疆意识，并对农耕经济造成巨大冲击。无疑，这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战略远见。但是，“海运乃权宜之计”的思想严重束缚了海运的进一步推广。反对海运者自不必说，即如当时的海运支持者，上至道光帝，下到一般督抚，都普遍弥漫着这种思想，导致他们对海运并非一贯积极坚决。他们无法跳出固守成规的老套路，极大地消减了海运持续进行的可能性。再加上淤塞的河道被疏通，朝廷对河运的熟悉程度远远超过海运，“肥水不流外人田”，漕运毕竟是有利可图的，与其让商船通过海运获得较大的利益，使漕运水手无处安置，还不如继续由官方河运。上自朝廷，下至地方都认为用海运而抛弃祖宗所用之河运没有必要，于是继续海运的事情就这样夭折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错过了历史赋予他们的机遇。

在这种时代大背景下，从统治者方面来看，道光帝本人安于现状，是此次海运没能继续下去的最重要原因。道光帝心目中的理想是恢复康乾盛世，恪守祖宗法典。乾嘉以来，国家承平日久，各种矛盾激化，吏治败坏，清朝迅速走向衰落。道光帝为改变被动局面，亦曾致力于改革，并取得一定成效，但他往往满足于已取得的成就，先紧后松，浅尝辄止，其妥协性和不彻底性致使改革成果最终化为乌有，如禁止浮奢、革除漕弊、缓解河工等。漕粮改河运为海运，是清朝近200年不曾有过的变革，支持者有之，反对者有之，作为最高决策者的道光帝，只有坚决果敢，排除阻力，才能取得成功，否则瞻前顾后，投鼠忌器，注定要失败。海运夭折正是道光帝屈从“祖宗成法”的结果。

其二，河运之时，有不少人利用其中饱私囊，海运的施行必然会斩断这些业已存在的利益链，其所经路线不由内地，不经层层私饱，必然会触动一些既得利益者。魏源曾指出：“海运之事，所不利之人有三：海关税侩也，天津仓胥也，屯弁运丁也。”这些人与整个官僚体系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海运的舆论影响，扭曲了清廷的决策。所谓“非海难人而人难海，非漕难人而人难漕”，他们反对海运的口实，无非是海洋风大浪恶、海寇劫掠、水手聚众难散、津通收兑必难、海商经久难靠等，虽然并不能经得起认真推敲，但一直颇有市场，得到了舆论上的支持。即使是二十余年后，仍有人主张：河运之费在内地，海运之费散诸外洋，“以所得内地之赢余，交易外洋之异物，将必致民膏暗耗，银价日增，于国计民生所关非细”，将传统官僚对经济运行的荒唐思维模式，表现得淋漓尽致。相比之下，力主海运的下层士人如包世臣、魏源等人却人微言轻，影响有限。

海运时政府采用了雇用商船的办法，此举乃利国、利商之举措，但是对十数万河运水手的安置造成了极大的困扰。相比之下，河运虽然弊端丛生，但却极易安置人员。运丁有卫所屯田，尚不难安抚，要命的是数万名水手。嘉道以后，他们大多加入青帮，成为统治者十分担心的社会问题。他们以船为家，以运漕为生计，一旦废除河运，生计断绝，势必群情激愤，一触即发。事实上，道光五年水手船帮就发生了大规模**。二月初三日，嘉白帮潘安水手强占本应归该帮老安水手管驾的新船，二者发生斗殴。杭三帮、处前帮中的潘安水手闻讯，前往助嘉白帮中的潘安水手与老安水手相斗，“有戳死船内者，有砍戳落河淹死者，有在民船搜出杀死者，有追赶落河及投水溺毙者，并有在船自缢身亡及当时逃走者”。械斗持续到初七日始散，先后捞获59具尸体。由此可见，为稳定社会秩序，重开河运，安顿运丁，不失为有利之举。

其三，道光六年的漕粮海运仅限于江苏一省，海运实为海河并运，其他地方如江西、浙江等省，办漕只有改折，但改折易滋弊端。在此两难之下，道光帝唯有治河济运。而此年河工持续好转，顶住了数次大洪水的袭击，为恢复旧制提供了条件，并向继续进行海运提出挑战。同时，海运自身也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难题。陶澍曾奏言，海运创始甚难，人情观望，商船退避，其难一；章程新定，委员互不统属，其难二；各州县米赴上海，同时雇剥，船只难敷，其难三；各州县距黄浦水次远近不同，既恐停船待米，又恐米到船稀，其难四；海运用费并无旧章，其难五；商船赴津，万一停阻，有妨二运，其难六。如何控制沙船水手，也是清廷考虑的难题。海运沿线一带岛屿，孤悬海外，难以巡防，而浙江疍船、三不像船水手，“率皆强悍不驯，不受弁兵约束，每致登岸滋事，居民深受其累”，这些问题虽有大有小，但都需要清廷花费巨大精力和心血解决。作为清朝采用的新方式，海运有许多问题亟待改进和解决，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道光帝和大臣更多的是选择了退缩，重新回到了漕粮河运的旧路上。

清代第一次轰轰烈烈的漕粮海运，因统治者和大臣的回归“正途”而在成功实施的背景下走向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