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旷日持久的讨论

元朝是中国古代漕粮海运的鼎盛时期，不论是在运输路线、组织管理，还是运输数量上，元朝的漕粮海运都是前代所不能比拟的，用“元时武功超轶前代，而海运之盛，亦亘古未有”来形容可谓贴切。

伯颜像

元朝统一全国后，每年从江南运送大批粮食至大都。最初依靠河运，但运河年久失修，中滦到淇门一段需旱站转运，劳民伤财。至元十三年（1276），伯颜攻下临安（今杭州），取南宋库藏图籍，因两淮地区尚被宋军把守，特招海盗头目朱清、张瑄等人，从崇明由海路运抵京师。考虑到河运漕粮“劳费不赀，卒无成效”，于是在十九年，伯颜造平底海船进行漕粮海运，未曾想风信失时，漕粮迟至第二年始抵直沽，此时朝廷还未能体会到海运的便利。但此次海路运粮成为元代漕粮海运之始。

元代海运最高管理机构是中书省，其“左司”下辖“粮房六科”中的“海运科”为具体办事机构，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元代漕粮海运体制大致确定，主要由分处南北的两大系统承办。南方为“承运”系统，至元二十年，元朝设立2个万户府，以朱清为万户，张瑄为千户，忙兀为万户府达鲁花赤，驻平江（今苏州）。万户府下5个海运千户所，分设于温州路、台州路（浙江临海）、庆元路（宁波）、绍兴路、杭州路和嘉兴路。另在平江路（苏州）设有“海运香莎糯米千户所”，专门运送上等白米。千户所各设达鲁花赤1人、千户2人，其下设副千户3人及众多属官。北方设有“都漕运使司”（驻直沽河西务）和“京畿都漕运使司”（驻大都），前者主要负责接纳海运漕粮，兼及其他各路南来物资，下辖新运粮提举司、通惠河运粮千户所和京师22仓；后者主管从直沽向通州转运海运物资，官职设置大体相同。

元代海运路线图

明初承元之制，以海运为主，河、陆兼运为辅。洪武三年（1370）正月，命中书省符下山东行省，“召募水工于莱州洋，海仓运粮，以饷永平卫”，是为明代海运之始。永乐五年（1407），为筹备迁都北京，廷臣议于苏州太仓卫设海道总漕运使司衙门，品秩与人员编制依据布政司的设置，但是此议没有成行。迁都后，为供应京师粮食需要，十九年（1421）重新南漕北运。景泰二年（1451），始设漕运总督，与总兵官同理漕政。明代海运专设遮洋总7000人，海船350只，专职漕运。但因海运线路屡次变更，失事较多，总数较元代急骤减少，有所谓“漕运费财，海运费人”之说，多次遭言官攻击。虽然有“颇知海舟之便”的丘濬等人大力提倡，希望政府继续实施海运，但随着河运漕制的规备，明代海运的主导地位迅速丧失，最后完全为河运所取代。

清代前期一直实行河运，直到道光六年（1826）才有了第一次漕粮海运。虽然第一次成功的漕粮海运发生在道光年间，但是清廷对于漕粮海运可行性的讨论则是自开国之初便已经存在了。

清朝统治者入主中原后，为了割断沿海与台湾郑成功集团的联系、防止来华夷人在沿海地区滋事，厉行海禁，顺治十三年（1656）规定：商民私自下海贸易者，货物由官府没收，下海之人正法，家产全部交给告发者。清朝统治者清醒地意识到招抚台湾郑氏，实现政府在全国范围内的统一，不是一朝一夕便可成事，因此需要从长计议。康熙元年（1662），行“迁界令”，十一年重申不得私行出洋贸易。二十二年（1683）施琅军队顺利登陆台湾，实现了全国的统一。二十三年，清廷开海禁，将江浙等沿海省份海禁之例停止。康熙帝表示，出海贸易于闽粤民生有益，富商大贾“懋迁有无，薄征其税，不致累民，可充闽粤兵饷”，于各省俱有裨益。海禁虽开，但各种禁令依然不少：

清代漕粮海运的主要船只———沙船

康熙三十三年禁商人在国外造船；雍正五年（1727）禁私自出洋和久居外国；九年禁铁器出口；以及七年、十三年、乾隆十三年（1748）、嘉庆十四年（1809）等年禁贩米出口。

为解决国内粮食短缺，清廷又通过多种手段，鼓励进口洋米。随着海运在商品流通领域中作用的日益发挥，它的舆论影响也逐渐扩大，并得到部分官僚士大夫的提倡。康熙十年（1671），都察御史姚文然请海运赈饥。他指出，若动用官帑采买转运，“籴本省而得粮多，国帑不至甚亏，饥民可活多命”。因为牵涉到是否开放海禁，为慎重起见，康熙帝指示臣下详察熟计，“亦预备救荒之一策”。受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姚文然的提议未得批准。三十九年，运河清口段要隘淤垫，康熙帝再次谕令部臣议奏海运，但河督张鹏翮表示，淤塞之处可以疏浚，“来岁粮船自是通行无误”，恰逢淤垫被疏，海运之议作罢。

雍正时期，朱轼欲在天津开挖引河，实施海运，因工程量太大作罢。广州知府蓝鼎元鉴于河运靡费，重提海运之议，并建议通过保护海洋运输船队，控制海上交通要道，以提高水师作战能力。他认为“海运之法，在今日确乎可行”，主张酌提江浙漕米海运，并创设海运总督驻上海、崇明等处，将江浙与山东水师统归其管辖巡哨，三省水师并为京东第一大水师，“内可以廓清洋盗，外可以镇压诸夷，上可以飞挽漕粮，下可以流通百货”。针对反对派的论点，蓝鼎元一一进行反驳，他还表示，因担心奸商卖米接济异域，“恐将来为中国患”，以及害怕洋船盗劫而禁艘舶出洋的观点，实为“迂谫书生坐井观天之见”。也就是说，他是想通过发展漕粮海运来加强海军力量，促进商品流通。无疑，这种理论素养及战略眼光在当时极为先进，可惜未能被朝廷采纳。

阮元书法

乾隆年间，廷臣曾以河运耗费过大，建议招募闽广商船海运，仍遭反对。嘉庆年间，黄河屡次溃决，运道淤阻，漕粮海运之议复起。嘉庆八年（1803）十一月，河南衡家楼决口，漕船不能运行，给事中萧芝奏请采买南米海运。两江总督陈大文指出，海运风信靡常，洪涛难测，利少害多，“实属窒碍难行”。著名学者、浙江巡抚阮元也加以反对：海运经数百年不行，“猝支国帑，轻试风涛，非慎重之道”。九年十月，洪泽湖水势低弱，不足以刷黄，河口再度阻塞，七省漕船皆不能动，阮元“乃暗筹海运一法”。他打算在江南筹海船400余只，每船载米1500余石，装卸、脚价俱立章程，海船一年往返3次，较河运即可节省费用2/3。他招徕商船百余艘，准备海运浙省全部漕粮，但不久河道畅通，海运之计“遂不复用”。

嘉庆皇帝像

嘉庆十五年，洪泽湖泄水过多，无力济运，嘉庆帝“不得不作万一之想”，宣称江浙各处海商“习于风涛，熟于沙线”，要求他们或将本年漕米，就近交商船分带，先为试验，“不妨使商船略沾微利，俾各踊跃承办”。金匮知县齐彦槐作《海运南漕议》上江苏巡抚章煦，力陈海运之便，章煦召诘之，“条举以对，巡抚不能难”，但终以“更张寝其事”。章煦还奏称，苏省唯有大号沙船可海运，每100石即需费300两，且商船不能安设气筒，“易滋微变”。嘉庆帝深为不满，指出海运虽流弊极多，但万一河漕有误，“自不得不设法筹办”。既然江苏如此，“此时竟可无庸试办”。次年六月，黄高于清五尺有余，嘉庆帝只好重提旧事，谕曰：“此事全在该督抚实力讲求，认真经理。”要求他们将应配备若干船只、应拨用何项米石、如何设法交卸，以及如何安置旗丁水手，熟筹妥办，“今岁不拘粮石多寡，务即赶紧试行，切务坐视因循，又以海运涉险为辞，率行推卸”。但两江总督勒保等奏不可行十二事，大致而言，即河海并行而漕官不能减，徒增费用；沙礁丛杂，海道极险，不可轻于尝试；海运经费按旧制开销必然浩大；商船不敷雇用，造海船则需费国帑；海运需添设水师护防；水手不携带私货则京城物价必贵。嘉庆帝只得作罢：“其事之需费浩繁，诸多格碍……自系实在情形，此后竟毋庸再议及此事，徒乱人意。”

终嘉庆之世，无人敢再提海运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