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清朝河运制度

明清易代之际的政治势力异常复杂，有建立大顺政权的李自成、建立大西政权的张献忠、由关外而进的后金政权以及北京陷落后的南明政权，频繁的战事对漕粮的运输产生了毁灭性影响。不过，清朝一经定鼎北京后，便立即着手恢复重建漕运制度。

顺治二年（1645），兵部侍郎金之俊提议转运南漕：“西北粒食全取给于东南。自闯乱后，南粟不达京师，以至北地之米价日腾。今王师直取南京……需亟令总漕星驰淮上，巡漕御吏疾趋瓜扬，弹压地方，度理运务，俟金陵底定，酌留之余悉转太仓。”大致意思是，要求清廷立即从南方调运粮食到北京。清代的漕粮主体来自江苏的苏、松、常、镇、太和浙江的杭、嘉、湖地区。清代继承了明代由苏州、松江、常州、嘉兴和湖州5府供纳白粮的政策，所不同的是自顺治二年起，白粮由民运变为“官收官解”（后来变为随漕带运）的军运。漕粮平安运抵京师，只是完成了整个漕运过程的一半，接下来更重要的问题是将这些漕粮放置在那些既能较好地保存粮食，又能方便支取以备不时之需的地方。清初在京师地区出现了禄米、南新、旧太、富新、兴平、海运、北新、太平八个仓，康熙四十五年建本裕仓。雍正六年建储济仓，七年建丰益仓。乾隆二十六年建掌分管京仓的恩丰仓。通州的中、西二仓，则延续了明制。

清代的漕运基本延续明制，但又有下列名目：正兑米，运京仓粮，定额330万石；改兑米，运通仓粮，定额70万石；改征，将漕粮改征为其他品种；折征，将漕粮折算成银，价银统归地丁项内，上报户部。此外又实行截漕（各地漕粮起运后，地方遇灾，截留部分作为赈济，或运往外地）和拨运（主要指截留山东、河南所运蓟州漕粮，拨充陵寝及驻防兵米）等措施。漕船数与编制也与明代稍异，一般以府、州为单位，10人一船，10船一帮，每10船互保，总数则由11775只降为10455只（实际上用于漕运的仅有六七千只），每只出运漕船装运量不超过500石，另可装土产往返各口岸行销，称为“土宜”。

康熙时所造河运船只

清代对于关系到河运成功顺利与否的运河管理进一步强化，漕运管理系统与河道治理系统的分工更加明确，制度上也更加规范。对于漕运的主政机关，清代同样继承明制，继续将其与漕仓的管理交于云南司。人员安排上则是满汉皆有之，但是以满人为主。地方上，漕运的最高长官为漕运总督，驻淮安，统领漕政，凡收粮起运，过淮抵通，“皆以时稽核催趱，综其政令”。漕运总督还统辖有绿营官兵本标及分防各营，称为“漕标”，专司催护粮船事宜。总督之下设各省粮道，因地域不同，苏松、湖南、湖北三省粮道归北漕科，江西、江安两粮道归南漕科，河南、山东、浙江三粮道归支科。粮道掌本省粮储，遴选领运随帮官员等职。粮道以下有管粮同知、通判和押运同知、通判，均为地方佐贰，前者专司漕粮监兑，后者专司漕船押运。除此之外，清朝亦有卫所之制，以领漕运。卫所官兵给以屯田，专司领运，不久改卫军为屯丁，不许混如民籍，5年一审，由粮道掌其事。领运按船分帮，每帮以卫所千总1至2人领运，武举人1名随帮效力。

清代官职的设置极具民族特色，其自中央至地方的有关漕运官员设置见以下简图：

中央机构及人员设置

地方人员设置

翻阅《历代职官表》会发现，河道和漕运在地方上的最高长官总督同时存在于淮安，而在济宁等地河道和漕运均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驻扎。在清代所任命的官员的官衔上，“河道总督正二品，江南一人，驻淮安清江浦；山东河南一人，驻济宁，皆加兵部侍郎、右副督（都）御史衔”，“漕运总督正二品兼尚书衔从一品，驻淮安。巡视漕务四人一驻淮安、一驻天津、一驻济宁、一驻通州以给事中、御史”。河道总督为正二品，漕运总督为正二品兼尚书衔从一品，官阶之高表明了受重视的程度。这些部门和官员彼此监督，互相纠葛。同样也是因为这些纠葛和牵制，为后来漕政的腐败埋下了隐患。

为了防止漕运时发生拥挤事件，清廷根据与京通距离之远近，规定了各帮漕船开行的顺序依次为：山东的德正帮；河南的通州、天津二帮；山东的济左、济右等九帮；河南的德左、临前、临后等八帮；江南省帮船；浙江帮船；湖广帮船；最后为江西帮船。

至于派兑水次，为了防止运丁和州县漕书相互勾结，清初首先实行轮兑制，将帮船和州县各分为6批轮兑。鉴于这种兑运方式的种种不便，顺治十二年（1655），将此法改为各省漕粮先就本地卫所派兑，船只不足时再派隔属卫所兑运，兑运漕粮定则因此成形。然而固定的水次兑运易生流弊，偷工减料和贪污之事时有发生。不得已，雍正五年（1727），重新恢复了轮兑制，各帮船兑运州县定3年调换一次，仍以兑运本府州县漕粮为原则，最远不超过100里，近则30里，既易于调动，又可减轻弊端。道光三年（1823），清廷根据漕运总督魏元煜的建议，将各帮分为三批，3年一届，“挨次轮转，不必再掣”，改为各帮船抽签决定兑运州县，仍是3年一轮。

康熙时期通惠河漕运图

漕帮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