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嘉道时期的漕弊

清代前期对于漕粮的依赖程度与前代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清朝是继元朝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王朝，为了巩固其统治，定都北京以后，大约有10余万八旗将士被分别安置在京师各处，再加上满人贵族、官僚以及他们的家眷，还有八旗失职人员、鳏寡孤独这些人，各个都要吃饭、人人都要生存。每年大量的漕粮通过水路运达，为京师粮价的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国计之有漕运犹人之有血脉，血脉通则人身康，漕运通则国计足”。将漕运比喻成人体不可或缺的血液，足见漕粮对王朝和都城的重要性。

为保证漕运正常运转，清代制定了极其严格的规章制度。清代的漕运体制，对牵涉的各级官员及所有办事人员，均有详细的处罚奖惩条例和极为完备的办事规章。不过，因为制度性缺陷的存在，使得所有办漕之人均感极为困难，“人人以为大，人人以为难”。顺治十年（1653）规定：各省粮道经营漕粮，全完者加升一级，欠一分（征收量为全额的90%）者罚俸一年；如再运又挂欠一分者降一级调用，欠二分者降二级调用，欠三分者革职。收兑漕粮如夹有沙土，监兑官降一级调用，押运官革职。康熙五十一年（1712）重新规定：各省押运同知通判，一次无欠者加一级，二次无欠者加二级，三次无欠者，不论俸满即升；一次挂欠者降一级留任，二次挂欠者降二级留任，三次挂欠者降三级调用，仍将挂欠之米分赔。但事实上，清代除雍正、乾隆年间，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可以办理全漕，其他绝大多数时间，全漕目标很难达到。既然办理漕务如此困难，处罚又如此严厉，这些办漕官员岂不是要经常遭受处罚么？当然，这既非规章制定者的本意，也决非实际运作的真实情形。通常的补救办法是“报灾”。此外官员还可以通过频繁的调动来逃避责任。康熙三十五年（1696）规定：各省漕项钱粮在十月开征，隔年三月奏销。因漕粮要两年后才奏销，“如及两年而州县离任他处者，则又可免处分”，结果导致各州县几无两年不调换的官缺。官员调动过于频繁，新任官员无法深谙漕务，漕书等人操纵漕粮之事，在所难免。

乾隆帝像

和其他部门一样，漕运官员的俸禄非常低，这也是导致贪污盛行的重要原因。明代官俸低于历朝，而清代更低于明朝。正一品的漕督年俸仅为180两，从二品的副将仅为53两。清初也曾对漕官进行补贴，零零总总加起来每年约为648两。但顺治十三年（1656），清廷裁去薪银和蔬菜烛炭银两项；康熙七年（1668），又裁减津贴，每年仅保留100两。这样一来，漕督每月收入仅为23两3钱，根本不足以维持他们日常消费，贪污在所难免。所谓“以律言之，职官自俸给外，但有所取，分毫皆赃，既乏衣食之资，又乘可得为之势，而一介不取，非中人以上不能。吾恐三百年来，完人可屈指数耳”，这样一来，只好上下相蒙，贪墨成风，官场对此心照不宣，虽严加诛戮不能止。经过雍正时期的耗羡归公改革后，漕运官员的收入大有改善，如漕运总督每年的养廉银为9520两，各省粮道由2000两至6000两不等，漕标副将为800两，参将为500两，他们因陋规而所得优厚，不必另外求贿，“各官养尊处优，视为固有，能守此，即已名‘操守廉洁’”。但漕官贪污腐败蔚然成风，已经无法根本扭转。

上行下效，旗丁水手也无二致。旗丁水手的收入本来就不高，而且他们的收入无法随时代的变化而得到调节，甚至每十年对出运船只进行修造，资金也部分从运军的行粮、月粮中扣除，而各种开支却与日俱增，故旗丁勒索、违规等事件，屡禁不止，并成为清代河运漕粮中最为棘手的弊端之一。

乾隆以后，常有“以不堪营伍”者出任运官，他们自知升进无阶，“聊复虱于其间，寄衣食焉。征粮理讼，小分州县之权；裘衣肩舆，略无骑射之责”，隶之粮道，而粮道相悬数百里；帅之漕督，而漕督相悬数千里，所以贪污盛行。面对这种现状，中央只能将漕运的处罚规条做得细之又细，从而达到约束官员的效果。乾隆朝王芑孙曾在他的《转般私议》中宣称，漕运总督对地方漕运事务鞭长莫及、不能亲力亲为，建议将其废除，总之一句话：“多一总漕之衙门，非惟无裨，又有大害。”

通州张家湾段运河图

漕运高官尚且如此，运丁和水手更可想见。清例漕船开行时，民船皆须避让，水手经常利用这样的机会，欺压平民。清人有诗云：“粮船凶如虎，估船避如鼠。粮船水手缠头巾，上滩下滩挽长绳。十十五五无停留，估船不敢鸣锣声。押粮官吏当头渡，皂夫挥鞭赶行路。赶尔今朝下关去，估船偶触粮船旁。旗丁一怒估船慌，蛮拳如斗焉能挡？愿输烛酒鸡鸭羊，庙中罚金祭龙王。”此外，纠众抗延停斛不兑、鼓噪殴伤州县官员、抢夺官银、捆缚粮长、擅闯关闸、漕帮持械聚众，甚至劫掠居民，都是运丁报复的手段。

除了漕运官员和运丁之外，还有一类特殊的人群在漕运中起着关键作用，他们既不属于民，也不属于官，但是他们可以在百姓面前耀武扬威，也可以让官员无比畏惧，他们有个专用的名字——漕口。“官吏既视钱漕为利薮，刁衿劣监即从而挟持之，每人索费数十百两，人数多者一县或至数十人，名曰漕口，少不遂意，且阻挠乡户完纳，或赴上司衙门切词控告，甚至纠聚多人闯署殴吏，酿成事端，州县于开征之时，必先将此辈笼络安置，而后可期无事。”漕口是由“刁衿劣监”组成的，拥有普通百姓所不具有的背景。首先，他们都是读书识字之人，了解朝廷的法规。其次，生活在基层与地方官吏交往甚密，了解官吏们违法行为的内幕。再次，他们中有些已经进入吃官饭的队伍，拥有比平民更多的权利。比起那些“有理没钱”的百姓来说，他们有文化，有人脉，有自己所属的系统，这样官吏要“惩治”他们，不像收拾百姓那么容易。最后，通过与地方官吏的交往，他们可以认识更高级别的官员，从而实现到上司衙门“切词控告”。

在平时受到官吏、运丁、刁衿劣监的欺压也就罢了，百姓还要受到大户的野蛮掠夺。那些富豪或是稍有势力的人家都可以称之为“大户”，他们“每于开征之始，\[大户\]兜收花户由单，以同姓为一家，集零户为总户。一经揽收入手，或丑米挜交，或挂筹短数，或任意迁延。挨至漕船紧迫时，沟通吏胥，不呈由单，硬开户名包交。呼朋引类，昼夜喧呶。稍不遂意，非逞凶闹仓，即连名捏控不休，竟有田无一亩而包揽数百石者。”字里行间都透露出大户的蛮横不讲理，他们与官吏相互勾结，带给百姓的是双重的灾难。官员有时会采取向中央报灾的方式以使自己免于受罚，中央接到有灾情的上奏，必定会体恤民情，施行蠲免以显示“皇恩浩**”。 “灾歉蠲免悉听经书册报，世家大族丰收者亦能蠲缓，编氓小户被歉者或全征。且大户仅完征缴正额，小户更任意苛求。”蠲免的本意是好的，可是却为一部分人提供了可乘之机，尤其是那些大户。

浮收则是官吏的主要贪污手段。浮收勒折“始于乾隆，甚于嘉庆，极于道光”。乾隆中期以前，并无所谓浮收之事；最初犹不过就斛面浮收，未几有折扣之法，“始而每石不过折扣数升，继乃五折、六折不等”，浮收规模不断扩大。为达到浮收目的，收兑官员照例是在收粮时对粮户进行刁难，或以米丑为借口百般刁难，退换数次，总之就是为了“以图多得赢利”。

在征收过程中，作弊浮收经常使用的手法有以下几种：其一，加大量斛容积；其二，量米时使用手脚，如使用踢斛法，加大量米密度；其三，使用淋尖法，使量尖高出斛面。道光元年（1821），江西道监察御史王家相奏称的“仓斛本大，又兼斛手之重，故加一斗者，须加米二斗五升至于加六七斗者”即是指此。与浮收并行的是粮户必须应付的各种使费，吏胥和斗级索要茶饭钱，粮仓胥役索要各项花费，此外又有口袋花红等名目。有的州县甫经开征，即虚报满廒封仓，利用农民急于完纳的心情，故意拖延留难，逼迫农民行贿。总之，诸种弊端皆由官吏多方勒掯，有意刁难，以致民户守候需日，“不得不听从出费”。

嘉道时期还有所谓“衿米”“科米”“讼米”等名目。光绪年间，每正兑漕粮一石需征收的轻赉银额有所不同，有“一六”轻赉（银0.08两，折粮0.16石）、“二六 ”轻赉（银0.13两，折粮0.26石）等，虽然轻赉银额有所不同，但这些都成为了官吏贪污的好借口。清廷指出，小民无不乐输正供，而不肖有司每额外浮派，“或朘民脂膏希图肥己，或上司勒索借为逢迎”，以致吏胥乘间中饱，百弊丛生，小民不胜苦累，“遂有奸猾之徒，得持官府之短长，抗粮包揽，任意拖欠，醇良者亦输纳不前”。清廷也曾多次进行改革，但因体制本身的矛盾，最终的结果仍如王茂荫所言：“治盐而盐之利未可必兴，治漕而漕之费未能尽革，治河而河决又见告矣。”

运河行漕图

针对诸多漕弊端，清廷亦曾屡次下达查禁漕弊谕旨，制定相关整顿措施。如道光帝即位之初就发布上谕，着令有漕各省督抚，如发现州县有浮收之事，立即严惩，勿稍徇纵。他还责成漕运总督及仓场侍郎，凡是沿途抵通官员需索使费者，“有犯必惩，使群知警惕，以塞漏厄”。但漕弊时日已久，再加上制度本身的致命弱点，使得各项工作或仅能收一时之效，或形同空文。

此外，漕运以河工为基础，清廷的漕运政策也人为制造了许多水旱灾害，严重影响了运河沿岸的农业生产。“漕米关系国家根本重计，而治河即所以治漕”，为确保漕运畅通，清廷对运河水源的管理极为严格。所谓“江南水利以漕运为先，灌田次之”，因为有以漕运为主的指导思想，地方官员一碰到紧急情况，就不顾老百姓死活，水小则闭闸蓄水，点滴不给灌溉，民田自有之水利也须供给运河，“农事益不可问”；水大则开闸放水，听任农田蓄洪，冲毁房屋，伤毙人口。有时为保堤而开减水坝，即使妇孺横卧坝头哀呼求援，官府也仍会于深夜之时偷偷开挖泄洪，“而堤下民田立成巨浸”。即以淮水流域为例，洪峰过境，诸坝一启，田园淹尽，千里汪洋，数月不退，“惟有泣对洪波，束手待毙而已”。又如山东微山湖、独山湖，皆为著名的济漕水柜，每届河运，须由泇河厅相度水势，开闸下注。河员唯恐误运，湖内蓄水总是超过定例，设遇春夏雨水连绵，环湖数百里悉为泽国。天旱水浅之年，则周围泉源尽以济漕，“更无涓滴之水润及农业田”。

河运漕粮给朝廷、运丁和百姓都套上了沉重的枷锁，成为清代政治生活中的一大顽症。漕弊的存在，可谓祸国殃民，不仅侵蚀了国家的赋税收入，还极大地激化了整个社会的矛盾。漕粮海运正是清朝因漕运制度本身缺陷约束而被迫进行的改革，并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这些缺陷。不过应该指出，漕粮海运脱胎于河运漕制，不可能完全避免河运漕弊中的种种缺陷，故在海运过程中，每每受其制约。郑观应表示，一行海运，不特多出运费，且上仓运沪，交涉于官吏之手，耗折百端，“虽简于河运，而所费仍复不资，约需二千数百万两，两湖江安尤巨。虽所耗在民者多，而国家所损亦不下千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