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国际环境和国际主义环境
汤姆·谢因菲尔德
科学史学科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喜欢将浅显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和严肃的“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区分开来。他认为，世界主义并没有区分不同的国家和文化，也尽量避免做困难的价值判断，同时将人们和那些与他们的生活没有历史渊源的地区联系了起来。国际主义是更为困难的。国际主义开始于其追随者强烈的民族主义，并得益于各种民族主义代表的不断聚集，同时需要仔细考虑不同文化之间的利弊，找出实体文化和历史根源的联系，并在这些联系的基础上创造出1加1大于2的成果。在1919年战时沉寂后，萨顿再次推荐科学史的杂志——《爱西斯》（Isis），他写道：
《爱西斯》提到的国际主义不是凭空捏造的，也不是附加的功能，反而是一种自然现象。它是我们研究本质的结果而不是目标。科学的发展不是任何一个单独国家或种族的成果，而是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人们持续合作的结果。为了避免任何误解，我们需要强调《爱西斯》中提到的国际主义与轻视种族和国家特性的幼稚的世界主义精神是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伟大的国际主义者康德很久以前说过，只有当国家健全和强大的时候国际关系才能蓬勃发展。国际主义精神和民族主义精神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相反，世界主义精神对于国家理想和国际理想当中的精髓是毁灭性的。[1]
根据萨顿的定义，科学博物馆一直是高度国际化的，而不是世界性的机构。它们既是国家在科学和工业方面成就的倡导者，同时也是同类型国际兄弟会机构的成员。它们是国家进步的代表，同时也有意识地参与“科学博物馆运动”。英国的科学博物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科学博物馆关于将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的迹象可以向前追溯到1851年的万国工业博览会。万国工业博览会是这两者结合的先河。万国工业博览会是艾伯特亲王的心血结晶。其最初的设计目的是全面展示英国的工业和技术实力，同时也是国际交流的场所。艾伯特亲王在1849年6月30日于白金汉宫举行的第一次展览规划会议上说：
有一个问题：这次展览的范围是否仅局限于英国工业？人们认为，虽然对机器、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人为地加以任何限制看来是错误的——因为这些都不属于某个国家，而应属于整个文明世界——但是把这些置于与其他国家的公平竞争中，可能会给英国工业带来特别的好处。[2]
在展览会开幕式上，维多利亚女王重申了这种观点：
我诚挚地和你们一起祈祷，希望上帝能够鼓励和平的艺术和工业发展，加强联盟中每一个国家之间的联系，来保佑这项工作有利于我国人民的幸福以及人类的共同利益，并通过那些上帝赋予人类创造幸福和快乐的能力，促进友好而又光荣的竞争。[3]
维多利亚女王在从内心深处表达普遍同情之时仍注意强调竞争。万国工业博览会的竞争是显而易见的。本次展览为所有参展商参评的全部30多个种类的作品总共授予近3000个“评审团勋章”和150多个“委员会奖”。评委会由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评委构成，这两者数量大致相当。大约有17000个参展商参加了此次展会，其中大约有一半是英国参展商。[4]单从获得的奖牌数量来看，此次展会的评选制度是相当公平的，英国获得大约一半的奖牌，法国紧随其后。德国、美国、奥地利、俄罗斯、比利时、瑞士、荷兰、西班牙和土耳其等也获得了奖牌。[5]展会闭幕式的很大一部分时间都用于颁发各类奖项。“感谢裁判们的服务。”艾伯特亲王以祈祷的方式结束了博览会。他说：“这种知识交流，是开放的人们在友好竞争中相遇的结果。知识可以在广袤的土地上分布得越来越广，知识交流进一步表明我们之间是相互依赖的关系，也是促进各国团结、促进人类各民族和平的一种愉快的方式。”[6]
这恰恰与乔治·萨顿在半个世纪后提出的有竞争力的国际主义内涵不谋而合，而这将在20世纪的科学博物馆中制度化。纵观它的第一个百年，科学博物馆一直把自己视为志同道合的国际共同体中的一员。不论各博物馆之间是相互竞争的关系，还是合作的关系，在今天依旧经常活跃在国际科学博物馆界的主要博物馆有位于慕尼黑的德意志博物馆和位于华盛顿的史密森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还有巴黎、维也纳、渥太华、悉尼和芝加哥的大型博物馆，以及世界各地其他的博物馆。
德意志博物馆
虽然慕尼黑的德意志自然科学与工程博物馆是在南肯辛顿首个博物馆建成近50年后才成立的，但它还是对科学博物馆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科学博物馆早期的历史是由机构间或个人间的相互竞争产生的，而德意志博物馆的历史是由其创始人——具有传奇色彩的奥斯卡·冯·米勒（Oscar von Miller）主导的。奥斯卡·冯·米勒出生于1855年，是慕尼黑杰出的铸造大亨费迪南德·冯·米勒（Ferdinand von Miller）的小儿子。最初老米勒决定让他的儿子成为一名工程师，于是奥斯卡·冯·米勒进入了慕尼黑工业大学就读。1878年，他以班级第一名的成绩从大学毕业，考取了德国的公务员并从事道路、桥梁和隧道修建的工作，从此开始了他成功的职业生涯。
1881年，奥斯卡·冯·米勒前往巴黎去参加国际电气博览会，在那里，同其他欧洲国家的代表一样，他第一次看到了爱迪生发明的白炽灯泡。新技术具有实现的可能性，这瞬间点燃了奥斯卡·冯·米勒强烈的兴趣。他对展览本身的印象很深。展览媒介所具有的影响公众心理的能力很强大。电气工程和展览媒介这两部分知识对奥斯卡·冯·米勒后续的职业生涯产生了影响。事实上，他从巴黎回来就开始策划慕尼黑国际电气展。这次电气展在1882年开幕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德国慕尼黑的电气展结束后不久，奥斯卡·冯·米勒就加入了位于柏林的德国爱迪生公司的董事会。1889年，他开始自立门户，在慕尼黑成立了自己的咨询公司，主要从事水力发电领域方面的工作。在此后近40年的时间里，奥斯卡·冯·米勒组织和指导了德国许多大型的公共工程项目，包括巴伐利亚的主电网和著名的拜营电厂（Bayernwerk）。
奥斯卡·冯·米勒对展览会具有浓厚的兴趣，除此之外还对电气具有浓厚的兴趣和极高的参与热情。在1882年成功举办慕尼黑的电气展之后，他被推选为1891年法兰克福电气展的组织者。相对于慕尼黑的电气展，此次展览会范围更大、更广。而这次电气展举办的经历更加坚定了他对展览媒介的信念。同时，随着参观巴黎和南肯辛顿的科学博物馆，他更加深刻地意识到有必要在德国选择一个固定的地点用于科学和技术的展览。1903年，奥斯卡·冯·米勒和一个由工程师以及产业工人组成的团队获批建设德意志博物馆。奥斯卡·冯·米勒和他的团队迅速获得德国商界以及帝国贵族的金钱支持和政治支持，包括巴伐利亚州王储路德维希的直接参与和德国的威廉二世送来的热情祝福。1906年，德意志博物馆开设了临时展厅，并在伊萨尔河中央开始建设一座新的高大建筑。由于战争的阻碍，原本计划在1916年盛大开幕的博物馆，推迟了十多年，最终在1925年5月7日——奥斯卡·冯·米勒70岁的生日那天——德意志博物馆开幕，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现代化的博物馆之一。[1]（图13-1）
图13-1 德意志博物馆开幕式时的游行彩车
注：照片拍摄于1925年5月7日，奥斯卡·冯·米勒70岁生日当天。照片由德意志博物馆提供。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德意志博物馆被公认为是科学博物馆的世界领导者。当然，它也是受到资金支持最广泛的科学博物馆，不仅得到慕尼黑市、巴伐利亚以及德国政府的资金支持，还得到工业界的资金支持，还有一部分来自博物馆的门票收入。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科学博物馆，德意志博物馆拥有360000平方英尺的展览空间。相比之下，1930年的英国科学博物馆只拥有不到200000平方英尺的展览空间。[2]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德意志博物馆并不仅仅满足于其自身拥有的巨大展厅，而是继续完善其自身的修筑计划，并于1935年开设了图书馆和会议室。
然而，从1933年开始，德意志博物馆的国际领导地位逐渐衰退。两件虽然相关度不高，但是对德意志博物馆很重要的事件，标志着该博物馆近20年动**的开始。第一件事情是纳粹主义在德国开始兴起。自1933年纳粹政府开始统治德国起，德意志博物馆发现想要摆脱政治因素的影响而独立运转开展业务的难度越来越大。由于政府和工业部门（其自身越来越受到纳粹干涉的影响）在博物馆的管理和资金运转方面产生的巨大作用，德意志博物馆的这个问题比德国的一些其他机构都更严重。虽然博物馆的主展厅基本保持不动，但是馆内的美术馆和会议室却变成了纳粹党用来进行宣传活动的最佳场所。第二件事情是奥斯卡·冯·米勒在1933年退休以及1934年的意外身亡。令人遗憾的是，德意志博物馆失去了一位具有非凡魅力、人脉广泛以及性格坚定的领导者，而且是在它最需要具有这些品质的领导者的时候。
和德国许多机构一样，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意志博物馆百废待兴。从外观上看，它遭到多次空袭，受到严重破坏，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完全恢复到战前的状态。博物馆精神领域和相关制度方面的恢复，同样也面临着艰巨的挑战：德意志博物馆将自身定位为战后机构进行重建，并在不久之后又重新进入到国家科学博物馆一流行列的队伍中。正如康妮·穆恩·赛哈特（Connie Moon Sehat）所说，德国科学和工程“所具有的科学技术方面的种族歧视和种族灭绝的形象对德国科技博物馆造成了明显的负面影响”。“冷战”期间，慕尼黑德意志博物馆则要面对改变这种形象的挑战。重塑自我形象既可以作为教育的手段，也可以作为“科技与文化交流的辅助工具”。[7]
德意志博物馆面对物质和精神双重挑战，采取了相应的办法并且迅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德意志博物馆重建了展厅，使其自身大致恢复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水平。而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期间，德意志博物馆加大了对原始研究的关注，同时从两所大学引进了科学史专业，并扩大出版计划，这其中就包括《文化与技术》（Kultur & Technik）杂志。德意志博物馆也重新履行其教育使命，强调科学与技术的本质，并率先关注儿童（相对于工人来说）教育领域。与此同时，在整个“冷战”期间，德意志博物馆努力应对一些诸如原子能、太空军备竞赛、环境污染等难题，同时还要向后代以及越来越多的外来观众做出解释。近几十年来，德意志博物馆面临着一系列不同的，甚至在某些方面来说有些艰巨的挑战，包括完成1983年遭受火灾的展厅的重建工作，还有为重新回归统一的德国重新构建它的使命与内涵。今天，作为扩建的一部分，德意志博物馆在三个地方运营：原始地慕尼黑（继续扩大展厅，尤其是2003年开放的巨大的现代运输展厅），位于施莱斯海姆（Schleissheim）机场的航天航空设备展厅（1992年对外开放），20世纪后期建立的、现今位于波恩的科学技术中心（1995年对外开放）。
自1925年德意志博物馆隆重开业以来，它的发展深深地影响着科学博物馆。在它开放的几年时间内，甚至连科学博物馆的馆员都承认，德意志博物馆是科学博物馆界相关技术的杰出代表。[8]这种赞誉对德意志博物馆起到了一定的激励作用。在位于伊萨尔河中央的巨大建筑修建并开放之后，位于城区中心的科学博物馆的扩建工作也变得紧迫起来。而在德意志博物馆开放之后，一些呼吁也多了起来，其中就包括扩建天文馆。天文馆是德意志博物馆中最壮观和最受好评的创新建筑之一。[9]与德意志博物馆相比，天文馆虽然没有那么重要，也没有很强的表现力，但是其为现存展厅带来的改变是不容忽视的。科学博物馆的特别展览计划以及新的儿童展厅就是很好的例子。
我们已经看到，20世纪30年代，以工业特色展览为行业特色和主导的科学博物馆是如何将其发展目标逐步变成民族主义——主要是因为科学博物馆在其发展目标中加入了对国内工业的关注，以及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压力。这不仅是民族主义者在当时国际竞争环境中有意识的行为，也是为了应对来自德意志博物馆的竞争压力而第一次制定这样的目标。通过奥斯卡·冯·米勒和他同事的努力，德意志博物馆自身与工业的关系更加紧密。
1927年，英国内政部在国家博物馆和美术馆设立了一个皇家委员会，专门调查各式博物馆的总体趋势、绩效和条款，而这些调查原来是由许多部门共同完成的。在研究科学博物馆时，皇家委员会对国外其他的科学博物馆，尤其是德意志博物馆的相关工作进行了大量细致的调查，同时研究每一个人对于该博物馆相关知识的了解程度及其与科学博物馆的关系。委员们尤其感兴趣的是德意志博物馆与工业的密切联系，并反复询问被调查人对如何改善科学博物馆与英国工业界的关系这一问题的看法。[10]
在委员会的邀请下，馆长亨利·里昂于1929年到慕尼黑调查相关问题，就像咨询委员会委员理查德·格莱兹布鲁克和策展人威廉·普卢默（William Plummer）做过的调查一样。普卢默指出，不仅制造商十分慷慨地为科学博物馆提供了展览所需的展品，而且普通市民也对科学博物馆的发展壮大做出了十分巨大的贡献。[11]在给皇家委员会和咨询委员会的报告中，格莱兹布鲁克提及了他与奥斯卡·冯·米勒的对话：“奥斯卡·冯·米勒博士曾经对我说过，‘富有给予的，不是钢材、石头或者其他材料；工人收到的是他们普通的工资——这些工资甚至不能让他们生存——但是即便如此他们还是在周六下午和周日免费提供服务’。”[12]在1930年的最终报告中，皇家委员会对慕尼黑的科学博物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号召：
……之所以对德国的科学博物馆特别关注，不仅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展示现代化博物馆如何成为科技和普及教育的工具的很好例子，而且因为它是国家效率的象征。它是德国如今对工业进展所采取的科学手段的中心，我们相信这个中心对国家产生了重要的意义。[13]
在对德意志博物馆的赞美中却也隐含着对科学博物馆的批判，他们提供这份最终报告的一个主要建议是希望科学博物馆能够像德意志博物馆的发展路线一样与工业界增强联系。科学博物馆对这些建议的一个回应是重建咨询委员会，并扩大其人员范围以包括更多行业的成员。一个更明显的回应是举办专题展览，这使科学博物馆的各个展厅能用于特定行业的宣传与展示。这个项目始于1933年的塑料工业展览会。咨询委员会高兴地报告说，科学博物馆已经在德国的相关领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年度报告指出，这次展览还扩大了科学博物馆的影响范围。报告还指出，后续将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安排一些类似的展览。[14]
除了对工业的重要作用外，参观科学博物馆的人们对慕尼黑的印象更加深刻了，特别是关于德意志博物馆对创新实践和科技原则的可移动示范的印象。比如，格莱兹布鲁克在总结他1930年的报告时指出，德意志博物馆致力于“使自身具有教育价值”，特别是移动设备，通过这些设备，观众能“根据自身情况多次体验”。[15]于1931年开幕的科学博物馆的儿童展厅，更加受到这些创新举措的影响。咨询委员会关于展厅的早期报告反复提到工作模式和实际展品的重要作用：“所有这些展品可以由孩子自己进行操作，并能让他们测试和比较不同的实验方法，并根据自己的想法进行实验……”[16]
然而，尽管对慕尼黑的印象是儿童展厅发展的关键，但是科学博物馆办公室没有不加批判地采用德意志博物馆更多的互动功能也是事实。在儿童美术馆项目启动之前，普卢默表明了他的意见：
……在慕尼黑有许多工程展品……在我看来，这将是一个更好的计划，演示一个装置需要一个、两个或更多的按钮，在房间或者某个地方通过专业人员更好地进行智能展示……使用数量较少的工程展品，来说明一些根本性的重要现象。[17]
普卢默的感受也在慕尼黑同时期的另一份报告中体现出来。报告指出：“观众对所展示的大量实验表现出来的往往是不知所措。在我看来，这种现象表明科学博物馆并没有充分说明其中的现象和关系，同样也几乎没有展示实验可能的后果以及在工业方面的应用。”[18]
最终，儿童展厅在工作原理模型和历史解释两者中找到了平衡点。儿童展厅首次系统地向科学博物馆的观众介绍科学原理、实践展览、教育电影等内容，而儿童展厅的这种平衡也在本质上保持了其自身的传统性。大部分的展示都是按照“过去”和“现在”配对展示文物、文字以及实景模型。正如儿童展厅的官方指南所写的：“虽然有一些展品是用来说明基本原理的，但是儿童展厅的主要目标是用来展示事物的具体意义……而不是他们的工作原理。”展厅的安排正是为了加强这一点。儿童展厅开幕后不久，科学博物馆重新布置入口附近的展品，以便让观众能够迅速地穿过，从而更快地到达更实用的人造文物、历史文物所在的主展厅。通过这种方式，科学博物馆不仅能够融合德国的创新技术，而且也不会违背其对历史做出的坚定的承诺。[19]
儿童展厅这一折中的办法更能够反映科学博物馆和德意志博物馆的关系。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慕尼黑这座城市在科学博物馆工作人员、顾问以及总监心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然而，科学博物馆与德意志博物馆之间的关系始终是对话关系而不仅仅只是一种简单的影响关系。正如我们看到的，这种对话关系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史密森学会
科学博物馆与它的美国同行——位于华盛顿的史密森学会保持着悠久的友好竞争与合作的关系。事实上，史密森学会本身也有很深的英国根基，这么说是因为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英国人的慷慨赠予才有了今天的史密森学会。1829年，詹姆斯·史密森（James Smithson）——诺森伯兰公爵（the Duke of Northumberland）的私生子、自然主义者，同时也是英国皇家委员会的会员，去世的时候将他超过500000美元的遗产留给了美国。[20]
史密森从来没去过美国，他将如此大的一笔财富捐赠给美国引发了巨大的争论。最合理的解释是史密森为了泄愤而捐赠。虽然英国继承法允许他继承他母亲的财产，可是却不允许他继承他父亲的头衔。据说史密森被此项规定激怒，他将财产“赠予美国，并且在华盛顿以史密森学会的名义强调和传播人类知识”，他这么做也许是为了表达对自己的国家否认他长子继承权的不满与怨恨。另一个更普遍的解释是，史密森是因为羡慕美国的启蒙思想和其人民具备的创造潜能而这样做的。无论事实真相如何，几年过后，史密森的侄子去世，史密森的遗产也就没有了继承人（史密森遗嘱中的一款约定）。1835年，国会关于在美国宪法下是否可以接受这笔财产的问题产生了分歧和争议。经过英国平衡法院的遗嘱认证，几年后，这些基金，连同史密森自己收藏的一些珍品和书籍，于1838年被赠予了华盛顿。
争论还没有结束。接受史密森捐赠的国会议员很快意识到史密森所谓的“建立传播人类知识的相关机构”这句话可能蕴含着更深层次的内容，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讨论能够使选民受益的解释。美国罗得岛州具有较强影响力的参议员阿舍·罗宾斯（Asher Robbins）主张建立一个国立大学。而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鲁弗斯·乔特（Rufus Choate）则主张建立一个国家图书馆。选择在家乡布伦特里度过晚年的美国前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代表马萨诸塞州的众议院，强烈建议修建一个天文台。还有一些其他建议，包括从科学社团到自然学派再到教师培训学院等许多方面。最终，经过8年激烈的讨论和最终的商议，国会于1846年颁布了“创建史密森学会”的法案，但是这一法案没有让任何相关方面满意。很明显，史密森学会的成立是竞争对手们都不希望发生的事情。[21]
今天，当想到史密森学会时，人们脑海中浮现出的是占地近20个博物馆的庞大综合体工程，范围从美国国会向西延伸到华盛顿纪念碑，再延伸至华盛顿特区的社区中。然而，在一开始的30年，史密森学会显然并不是一个博物馆。在早年的时候，史密森学会是一个为科学考察提供各种帮助的机构，包括印刷机、讲座、化学实验站及气象站等。此外，史密森从来没有亲眼看到过这个年轻的国家，他不知道在波托马克河旁有宏伟的国会大厦，也不知道19世纪上半叶的华盛顿特区不过是政客的“沼泽地”。史密森学会最终建成的大厦，并不是位于现在看到的长达两英里长的草坪，而是挨着波托马克河的泥泞小溪。正是在这片泥泞地带，综合型组织总部于1855年开放。“史密森城堡”（图13-2）仍是该机构主要的行政管理办公室。它不对称的双塔结构和维多利亚哥特式外墙，在随后华盛顿其他的政府建筑中也得到了应用。而即使在今天，我们仍然不能够只通过外表造型来判断该建筑的具体功能和职责。
图13-2 史密森城堡（1860年拍摄于另一个空的国家购物中心，由史密森学会档案馆提供）
虽然最初的城堡包含一些小型的示范展厅，但史密森学会真正作为一个博物馆出现是在1876年的费城百年纪念博览会上。这次在费城举办的博览会是美国历史上举办的第一个大型的国际展览会。为庆祝独立宣言颁布100周年，百年纪念博览会有意识地将美国与欧洲大国在工业、文化和政治等方面看齐。展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将近40个国家带着各自的展品参与展览，同时也吸引了近千万名观众前来参观。然而在展会即将闭幕之际，参与展会的国家发现他们处于全球经济衰退之中，于是决定放弃（也可以说是捐赠）他们的展品给美国政府，而美国政府在接受了捐赠后又将这些展品连同美国军事部门、海军部门、财政部门、农业部门以及邮政局的展品都一并给了史密森学会。事实上，史密森学会在这些其他政府部门展品的旁边也展示了自己的展品，包括装满货物和展品的棚车。史密森学会从费城返回时，带了超过40车价值不菲的物品。
对史密森学会来说，这些捐赠为其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好时机。相对于保护和展示博物馆藏品而言，史密森学会的首任部长（兼首席执行官）约瑟夫·亨利（Joseph Henry）更感兴趣的是促进原创性科学研究。但是和他不同，该机构的继任部长斯潘塞·贝尔德（Spencer Baird）则是一位天生的收藏家。在1878年前任部长亨利去世后，贝尔德接任部长，这正好能够将从费城得来的藏品充分利用。
可是问题在于，并没有地方来存放这么多藏品。这个城堡一开始就不是当成博物馆来设计的，因此并不能很好地分类展出这么多藏品。在之前亨利的游说（亨利一开始就不希望这些藏品放在城堡里面）和后来贝尔德（贝尔德的目的是让史密森学会成为一个收藏机构）的游说下，国会终于在1879年同意拨款用于建立博物馆。美国国家博物馆，如今被称为艺术与工业大厦，于1881年在商场城堡的旁边开幕，这标志着史密森学会有了一个正式的博物馆。[22]
然而正如南肯辛顿博物馆一样，美国国家博物馆内部也是包罗万象的。在费城获得的藏品不仅包括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同时也包括了人种学、历史学、艺术学和自然志等方面的。此外，美国国家博物馆还保管着史密森学会在早期研究活动过程中收集来的各种标本和设备，甚至包括与史密森的遗赠一起到来的小型矿物学藏品。而且，在贝尔德的领导下，博物馆通过举办各种国际展览也在不断地增添新的藏品，很快就连新的艺术与工业大厦也快放不下收藏品了。在1911年，一个跨商业中心的新的国家自然博物馆开馆，用以收藏、展出这些自然藏品。没过多久，一个专门的科学博物馆宣传团队应运而生，这个团队早期的领导人是一位名叫卡尔·W.米特曼（Carl W.Mitman）的年轻策展人。
米特曼曾在里海和普林斯顿担任工程师，并于1911年来到史密森学会，1918年成为该机构技术藏品的总策展人。在这个位置上，米特曼致力于使这些藏品稳定下来，并设立了一个独立的机械和矿产技术部门用于管理，于是他也成为该部门的第一领导人。随后在1920年，米特曼继续向前推进。在对国家艺术馆的竞争提案中，米特曼呼吁史密森学会的董事会应当尽快形成国家工程与工业博物馆自身的风格。
战时，米特曼关于建立国家工程与工业博物馆的提案在国会没有通过。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呼吁史密森学会建立专门科学博物馆的提案重新出现。于是在1946年，米特曼的一个门徒弗兰克·奥古斯都·泰勒（Frank Augustus Taylor）恢复了这项工作。“冷战”期间，国际对抗的气氛也间接证明了国家科学博物馆的存在价值。于是在1964年，历史与技术国家博物馆在华盛顿纪念碑旁边开馆。虽然主要是归功于米特曼的独到眼光，但新的历史与技术博物馆的建立主要是基于“冷战”的环境，旨在展示美国在科技成果上所拥有的巨大优势。1976年，随着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的开放，“冷战”的竞争更加激烈。在20世纪80年代，国家历史与技术博物馆更名为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史密森学会的科学博物馆的民族主义意图更加明确。[23]
20世纪初的两个关键事件既显示出伦敦科学博物馆和史密森学会之间的紧密联系，又体现出两者的激烈竞争，这种联系与竞争的关系也标志着两者对于在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科技馆界领先地位的追求。
今天，前往位于华盛顿的史密森学会以及位于伦敦的科学博物馆参观的观众，都可以看到莱特兄弟于1903年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基蒂霍克小镇第一次飞行时所用的著名的飞机。一件物品能够在跨越海洋、千里之外的展厅里展出，正好开始于莱特兄弟开启载人航天器新纪元的那一年。莱特兄弟并不是仅有的努力研究飞行器的人。在20世纪刚开始的几年里，有几个相互竞争的飞机项目，其中就包括位于华盛顿由时任史密森学会部长的塞缪尔·P.兰利所领导的项目。兰利是一位备受瞩目的物理学家，同时也是空气动力学方面的早期专家。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兰利成功建造并测试了几种型号的无人飞行器，其中一些飞行器成功地凭借自身的动力在空中停留超过一分钟，并飞行近一英里。兰利建造无人驾驶飞行器并成功测试的消息引起了美国军事部门的关注，而军事部门也为兰利尝试更大型的飞行器测试提供鼓励和资助，希望实现更重的载人飞行。尽管有超过70000美元的资金资助（50000美元来自军事部门，20000美元来自史密森学会本身），但是兰利并没有实现自己的目标。当两架载人飞行器在1903年坠落到波托马克河以后，兰利就放弃了航空研究。然而，仅仅在兰利最后一次飞行测试9天之后，莱特兄弟就完成了历史上首次载人飞行实验。
但是人们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件事的重大意义所在。工程界花了好几年才充分认识到莱特兄弟的成就。例如，直到1914年，位于费城的富兰克林研究院才成为第一个正式承认莱特兄弟载人飞行器的科学机构。与此同时，兰利的继任者查尔斯·沃尔科特（Charles Walcott）决定根据原型重现兰利的发明。这一次，飞行器成功飞行。于是1914年史密森学会宣布，曾经被贴上“兰利的愚蠢发明”标签的发明实际上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能持续自由飞行的载人飞行器”。正是由于这次更正，史密森学会才把重建的飞行器展示出来，但这种行为激怒了奥维尔·莱特。于是，他在1928年把自己的飞机送到南肯辛顿，用于科学博物馆的展出。直到1948年奥维尔·莱特去世后，由沃尔科特的继任者——部长查尔斯·阿博特（Charles Abbott）正式申诉，莱特兄弟的飞机才得以回到美国并在华盛顿展出。如今，莱特兄弟的飞机原型在史密森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里展出，而利用其在南肯辛顿展出时所绘制的图片制成的复制品，则在科学博物馆里展出。通过这种复杂的途径，无论是史密森学会的博物馆还是科学博物馆都声称已经在自己的藏品中展出莱特兄弟的飞机。引人注意的是，类似的故事也发生在了托马斯·爱迪生1877年发明的留声机上。留声机在1883年通过专利局博物馆的收藏进入了科学博物馆的藏品中。最终，经过艰苦谈判后，留声机回到美国，并在位于密歇根州迪尔伯恩的亨利·福特博物馆中展出。[3]（图13-3）
图13-3 赫尔曼·肖，伦敦科学博物馆馆长，在科学博物馆举行的仪式上发表演说，以纪念在1948年11月莱特飞行器返回史密森学会
这种争夺藏品的竞争掩盖了一个更重要的协作关系，这种合作给史密森学会的博物馆和科学博物馆带来更友好的关系。尽管发生了这么多事情，科学博物馆和史密森学会博物馆及其代理人之间的关系依然非常友好。举例来说，在因为莱特兄弟和爱迪生的发明发生争议的时期，位于华盛顿的国立科学博物馆的重要支持者们前往伦敦，以会见里昂并听取他和员工的意见。[24]
最近，科学博物馆和史密森学会博物馆之间的合作有增无减。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策展人开始在两个机构之间加强学术活动的交流。在罗伯特·马尔特霍夫（Robert Multhauf）馆长的领导下，史密森历史科技博物馆成为美国科学技术史上主要的学术场所，同时也成为《爱西斯》杂志的主办方，主办国际科学史期刊，马尔特霍夫则担任编辑长达10年以上。身为一名科学史的博士，马尔特霍夫还让其他经验丰富的科学史家担任他的策展管理人员，如伯纳德·芬恩（Bernard Finn）和德博拉·沃纳（Deborah Warner）。马尔特霍夫也会和这些学者一起参与国际学术圈的交流。正如马尔特霍夫在20世纪70年代把《爱西斯》主办权转移到史密森学会一样，技术史学会期刊《技术与文化》（Technology and Culture）的主办权，在20世纪80年代也转移到了华盛顿。[25]
与此同时，一个非常相似的故事正在科学博物馆上演。科学博物馆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也在招募科学史方面的博士生。[26]并不意外的是，随着科技史界专家们对关于物质文化研究的严肃性增强，在史密森学会博物馆和科学博物馆的职工之中共享学术的兴趣也有所增强，这也让策展人相互之间有了更为紧密的联系。早期一段时间，这种关系主要保持为个人关系，如伯纳德·芬恩和科学博物馆馆长玛格丽特·韦斯顿之间。近几年来，这些关系变得更加制度化。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文物合作。由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科学博物馆和德意志博物馆（如上所述，也经历了一段走向严谨治学的转型过程）的策展人联合共同举办的工艺品展，提供了一个以展品为中心的科学技术史的舞台，旨在强调博物馆是一个认真进行学术研究的地方。自1996年以来，文物的组织者不仅在华盛顿、伦敦和慕尼黑，而且也在巴黎、维也纳和乌得勒支等地举办了十几次研讨会，并已出版了7部原创学术合辑，主题涵盖从医疗设备和科学图像到军事和空间技术等各个方面。[27]
结论：遍布全球的科学博物馆
在1933年题为“技术博物馆：它们的范围和目的”的备忘录中，亨利·里昂写道，尽管最近在“12个或15个国家”中出现了类似的机构，它们让科学博物馆的各个品类相互之间充分连贯并产生利益关系，但它们本质上仍然是地方机构，对此最好的解释是“因地制宜，满足本地需求和本地资源”的产品。[28]这种说法放在今天依然正确，而和这种说法类似的说法肯定可以（或者在大多情况下已经）在里昂的12个或15个博物馆的每一个博物馆中找到。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关于它们的大部分历史，也让这些机构充分感受到了国际性，双方既有竞争也有合作。这种国际性的参与涉及科学博物馆、德意志博物馆和史密森学会的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等。然而，根据里昂的说法，以及最近文物展览的地区所展示的，这种国际性的参与至少包括十几个位于世界各地首都的其他科学博物馆。即使在英国、德国和美国，也都还有一些参与国际交流的重要成员因为没有被列入这份简短的名单当中而不受重视。在英国，世界级的科学仪器藏品陈列在牛津大学的科学史博物馆和剑桥大学的惠普尔博物馆。柏林的德意志技术博物馆于2003年开设了一个重要的新展厅，其门面和藏品足以媲美其在慕尼黑的“表亲”（即德意志博物馆）。在芝加哥，科学工业博物馆和阿德勒天文馆向市民所提供的设施能等同于任何在英国、美国甚至全世界的博物馆。[29]
除了这三个国家的博物馆之外，在本书中同样应该被重视的是在巴黎的法国国家工艺博物馆（Conservatoire National des Arts et Métiers，CNAM）。事实上，CNAM是最古老的国家科学博物馆。CNAM比在本书所庆祝的周年纪念早一个多世纪的1794年就成立了，并且一直具备启示和对比的作用。正如罗伯特·巴德早些时候指出的，1851年万国工业博览会的许多同时代人，尤其是那些在科学和教育领域的人，曾希望水晶宫和其展品被保存在法国国家工艺博物馆，以便其成为英国强大的竞争对手。[30]但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由于CNAM停滞不前，这使得普卢默把CNAM描述为“垂死的”和“只有相关学科历史知识丰富的观众才会有兴趣来参观的博物馆”。普卢默写道：“德意志博物馆的确有些事情不对劲，但是法国国家工艺博物馆一切都错了。”[31]不过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重大改建和扩建后，CNAM现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一形象，并重新获得了它原有的世界一流博物馆的地位。[4]在20世纪的历史上，维也纳技术博物馆也曾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在1918年开业后的短时间内，维也纳技术博物馆曾是世界上最大的科学博物馆。然而，随着奥地利深陷于两次毁灭性的世界大战后，它很快就衰落了。正如CNAM一样，重新翻新后的维也纳技术博物馆开始重点关注教育领域，并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再次出现在人们眼中。[32]布尔哈夫博物馆（莱顿）、科学史研究所和博物馆（佛罗伦萨）、国家博物馆科学与技术学院和达·芬奇博物馆（米兰）、科英布拉大学科学博物馆（科英布拉）在欧洲其他城市的主要科学博物馆中排名前列。此外，许多国家博物馆，虽然本身不是科学博物馆，却以科技藏品而闻名。这其中就包括阿姆斯特丹的国家博物馆和伦敦的大英博物馆。[33]
在第一个百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科学博物馆已经站在联系紧密的国际科学博物馆界的前列。从科学博物馆与它的“表亲”——德意志博物馆和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的长期关系中可以看出，博物馆界一度具有很强的竞争性、持续的协作性以及巨大的创造性。最后，让我们再一次聆听维多利亚女王的祷告：希望科学博物馆在第二个世纪中能够将“友好并光荣的竞争”理念延续下去，同时“促进和平与工业的艺术”，并“起到加强地球上的国家之间的联盟和相互之间的纽带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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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See the‘Series Preface’in Manifesting Medicine：Bodies and Machines（Amsterdam：Harwood Academic Publishers，1999），the first volume in the series，and the‘Introduction’to Exposing Electronics（Amsterdam：Harwood Academic，2000），the second volume in the 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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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Hudson，Museums of Influence；Stella V.F.Butler，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s，Leicester museum studies series（Leicester：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2）.
31.Plummer，‘Report on Visit to the Deutsches Museum，Munich on 6th December，1929’.
32.Helmut Lackner，Katharina Jesswein and Gabriele Zuna-Kratky，100 Jahre Technisches Museum Wien（Vienna：Ueberreuter，2009）.
33.Hudson，Museums of Influence；Finn，‘The Museum’；Robert P.Multhauf，‘European ScienceMuseums’，Science128（3323）New Series（5 September 1958），pp.512-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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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德意志博物馆历史的英文资源是有限的。其中有代表性的两个为 Otto Mayr et al.，The Deutsches Museum：German Museum of Masterworks of Science（London：Scala Publications，1990）and Connie Moon Sehat，‘Education and Utopia：Technology Museums in Cold War Germany’，unpublished PhD thesis，Rice University，2006。其他有用的资源包括 Kenneth Hudson，Museums of Influen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and Bernard Finn，‘The Museu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in Michael Steven Shapiro，ed.The Museum：A Reference Guide（New York：Greenwood Press，1990），pp.59-83。德文资源包括Wilhelm Füssel and Helmuth Trischler，eds，Geschichte des Deutsches Museum（Munich：Deutsches Museum，2003）。
[2] 在科学博物馆1930年年度报告后面附了一份数据资料，这是由咨询委员会成员理查德·格莱兹布鲁克先生整理的有关慕尼黑博物馆访问量的数据，其中就包括了德意志博物馆展厅面积大小的相关数据。格莱兹布鲁克的数据也符合当时人们的预测。
[4] 博物馆的网站可以查看有关CNAM历史遗迹的有关内容。‘Muséedes arts et métiers：Chronicle of the restoration’，http：//www.arts-et-metiers.net/musee.php？P=142&lang=ang&flash=f（accessed 10 February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