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科学博物馆的收藏：藏品、文化与制度三者关系的建设
罗伯特·巴德
导论
科学博物馆的藏品是世界上最好的。这种说法既真实，同时也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但科学博物馆的藏品规模之大、数量之多确实是毋庸置疑的。从古埃及的测量仪器到最新的电子设备，科学博物馆拥有超过25万件的文物藏品。这些藏品涵盖了科学、工程学、运输学和医学等学科的发展历史和发展现状，而其中不乏一些个人藏品（如詹姆斯·瓦特个人实验室中的数千件物品）。
关于藏品的类别存在的争议更大。自20世纪以来，欧洲各地相继建立了与之范围相似的博物馆，这种结合更像是对文化多样性的继承，如“自然博物馆”或“国家历史博物馆”。然而，在科学博物馆出现之前，许多博物馆建立的目的只是为了展现人们对历史或发明创造的尊重。相比之下，科学博物馆自19世纪80年代建立之初起，就一直是个现代化的机构。它一直致力于借鉴历史经验来了解我们自身文化创造力的现状，并且为未来的发展照明道路。如何将历史与当代结合，将科学与技术结合，作为先驱者，早期的科学博物馆只有一个例子可以参考，那就是巴黎工艺博物馆。尽管两个博物馆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与巴黎工艺博物馆不同的是，科学博物馆的重点在于科学而非技术。而在随后的发展中，管理者们反复寻找那些能够在科学与技术两者之间取得平衡的博物馆，但是却很难找到。即使是最接近科学与技术平衡点的位于慕尼黑的德意志博物馆，也达不到很好的平衡。
科学博物馆收藏的创始人、专利局官员伍德克夫特，在其1864年的官方报告中阐述了他的文物收集策略。他提出了一种定位于20世纪工业革命丰富遗产所在位置的考古技术。[1]近150年后，我们可以通过考古的方式接近这些文物藏品。这个过程揭露了一段跨越近代文化多个层次进行考古探究的诱人历史。希望和梦想、失望和胜利就像车床和星盘一样明显。这些藏品不仅仅揭示了科学博物馆是以机构的形式存在的，也展现了科学博物馆的文化内涵，同时也体现了资助者、观众以及将这些文物重现天日的相关机构工作人员的价值观和愿景。
每次文物采集都有相关的记录，而这些记录通常保存在文献中心的相关技术文件中。在这些文件中我们不难发现，只有通过大图片才能够清晰地看到在这个特殊的“探究”中的每一层。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文物藏品是如何反映现代话语层的。那么它们是如何做到的呢？我们将通过随着时间推移而产生变化的文物采集方式以及科学博物馆自身承受的压力（这种压力影响了科学博物馆相关收藏长达一个半世纪）来对其进行探究。此外，对数百万名观众产生的影响及其保存下来的物质文化，有助于科学博物馆向英国大众解释其存在的价值和“科学”的本质。特别是其自身的藏品历史向英国公众阐明了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它揭示了一个流程。在这个流程中，起初科学是技术应用的表现特征，但一个世纪后，技术已经成为科学博物馆的主要特征，甚至已经成了科学和医学的特征。
长期问题
人们反复提到的有关藏品的一个问题是伦敦的这些大型博物馆关于文化空间（culture space）长期以来存在的争议和矛盾。科学博物馆起初作为一个刚起步的机构，按照惯例，必须长期排除某些特定的区域。即使到了1857年，仍有一些机构声称其自身具有相似的专业、文化和物质空间。这其中就包括那些致力于自然研究的机构。1883年，大英博物馆将自然类的藏品独立出来，建立了我们现在所熟知的自然博物馆。19世纪后期，皇家矿业学院的地质学相关教学工作与其他学科的教学工作相分离，同时地质学的展览也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展览首先在杰明街的博物馆内举办，这个博物馆位于皮卡迪利广场附近（地质调查院和皇家矿业学院旁边的第一栋建筑），而后又在南肯辛顿举办了同样规模的展览。美学设计已经成为南肯辛顿博物馆艺术收藏的范围，随后又落到了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身上，而绘画艺术则成为国家美术馆关注的领域。科学博物馆与格林尼治博物馆（1873年成为海军博物馆，而后在1934 年改为国家海事博物馆至今）藏品的紧张关系直接导致了科学博物馆与船舶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各军事博物馆也影响了科学博物馆对战争物质文化的态度。
通过国家的计时收集分区，我们可以体会到复合生态的含义。历史悠久的时钟已经安置在大英博物馆显著的位置，航海钟则安置在国家海事博物馆，而反映技术发展的时钟则安置在科学博物馆。14世纪晚期，威尔斯大教堂钟的加工、维护等工作是在1884年具体落实到科学博物馆的，而大英博物馆则负责17世纪早期的卡西奥伯里塔楼时钟的相关维护工作。早期木制的约翰·哈里森（John Harrison）时钟保存在科学博物馆，而著名的天文钟则保存在国家海事博物馆。
各个机构之间对文化空间的竞争已经开始约束藏品的物理空间。这种强有力的约束迫使博物馆对藏品收购的优先级做出决定。正如约翰·利芬在本书的下一章所提到的，只有在1952年，位置偏远的商店的需求是持久的。20世纪70年代末，科学博物馆收购了斯温登附近莫尔伯勒丘陵上的机场。科学博物馆从皇家海军飞机场那里接管老机库，建设自己的现代化仓库以获得更多空间，以便于在已有空间消耗殆尽之前实施更大的采购计划。
除了像这样的存储空间，其实展厅本身是一类巨大的资源，它们的采购需求一直连绵不断甚至处于主导地位。20世纪70年代，新化学展厅的开幕更是引发了藏品采购的热潮。与60年代相比，科学博物馆70年代从实验化学中收集的藏品多出了4倍多。而从当时的工业化学类藏品收藏中，我们发现了一种类似的不成比例的增长率。有时甚至一个临时展览，如1936年的低温展览，就带来了大量藏品收购的机会。此时，科学博物馆既是藏品的受益者也是保存者，如科学博物馆拥有的弗朗兹·西蒙（Franz Simon）爵士的低温液化器。相比之下，在大多数情况下，展览的物品都是借来的，只是在展览期间由博物馆临时保存。因此，在著名的1933年的塑料展览中，尽管有100万人参观，最后没有一件展品留在科学博物馆，就连一个由压缩成型机（这个机器主要是按照人们的想法将碗制作出来）现场制作的碗的样本都没留下。
在收藏的过程中，即使是在特定的时代，理论科学、应用科学和技术之间还是存在着深刻并且持续紧张的关系。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关系已经通过很多方式表达出来了。比如，科学博物馆在1923年使用了国家科学工业博物馆的非官方标题，做出了对工业界以及学术界非常重要的承诺。科学博物馆策展人也做出承诺：为了公众利益以及与媒体的约定，无论科学或工业起源如何，科学博物馆都将不遗余力地获取之前的和现在的重要发明作品。
在科学博物馆的藏品中心我们可以看到，科学博物馆追求的共同目标是展示过去最重要的遗址和现代最重要的产品以及对未来的预测。这些都体现了管理者和外部顾问，特别是早期科学师范学院的教授和专业工程师的专业判断。
科学博物馆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态度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是对“进步”的特殊态度却是一成不变的。科学博物馆形成于这样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发展和演变的理论是交织在一起的，而所有的讨论都是建立在达尔文自然选择论和生命树理论的基础上的。近几十年来，通过这些讨论，科学博物馆得到了一个关于科学和工业设备改进的演化模型，这甚至比从任何历史学家那里得到的内容都多。我们将从个体时代的详细研究中看出这个演化模型如何影响收藏。
令人惊讶的是，研究学术的历史学家很少直接参与这些讨论，而社会历史学家也很少参与到科学博物馆建设过程的讲述中来。另一方面，科学博物馆一直是科技史学科发展的中心。纽科门协会和英国科学史学会都在那里召开了各自的早期会议。具有划时代开创意义的纽科门和瓦特蒸汽机在科学博物馆入口的大厅有详尽的图表展示。[2]这张图表呈现了11个平行柱，每个平行柱都能使观众将其关联到相应的重大历史事件。第一个平行柱展示的是“在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上，对原动力的发展有直接和间接影响力的重要事件”。第二个是“工程师的生活”。第三个是“时间表”。后面6个柱子说的是发动机和锅炉的发展。紧接着的平行柱是一个展现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联合王国的煤、生铁产量和铁路里程数的综合图表。最后一个平行柱说的是“英国和世界历史的重要事件”，又分为经济史和政治史。这些平行柱并没有整合政治的发展状况——最近的一项是爱尔兰的新芬党（1915—1916）的发展、妇女解放（1918）和伴随着技术改革的爱尔兰自由州协议法（1922）。这些图表清晰地展示了科学博物馆为改进自身做出的努力以及自身与潜在的社会经济变化之间的联系，但很难表示出它与社会之间的联系。
因此，科学博物馆的藏品自19世纪70年代一直保持了下来。过了将近一个半世纪，我们意识到，复杂的文化生态对于空间以及展览的需求已经处于主导地位。还有这样一种学术观点——通过实际应用和实验成果而不是通过对社会历史的持续怀疑，来颂扬科学的重要性。
如果我们观察科学博物馆目前的收藏，然后将藏品根据正式入馆的年份划分，观察各个年代的藏品量比例，我们不难发现，科学博物馆经历了19世纪80年代、20世纪2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这三个藏品量激增的高峰阶段。进一步观察目前的藏品（不包括韦尔科姆收藏）我们可以看出，藏品的5%来自几十年前的第一个高峰阶段的收藏，10%来自第二个高峰阶段，25%来自第三个高峰阶段。纵观科学博物馆160年的藏品，仅这三个高峰阶段的藏品就占据总量的40%。因此，观察这些高峰值可以帮助我们发现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和关键的转折点。（图11-1）
图11-1 截至2008年，科学博物馆藏品在过去每10年入馆数量所占百分比
藏品的构成
要想了解科学博物馆藏品的构成，我们需要思考两个机构之间的“反向收购”，同时还要考虑于1883年开始使用的新的馆名“科学博物馆”（虽然“科学博物馆”这种说法直到1909年才被正式认同）。正如本书第一章中所描述的，这个过程中的具体细节也是受到1876年“特殊租赁科学仪器设备”展的发起者影响。这些发起者包括科研机构的成员、新科学师范学院的教授，还有当时的新科学杂志《自然》的编辑。这个团队在其反对者——一些哲学家团体的逼迫下解散，这些哲学家想要说服英国财政大臣支持“科学促进”。[3]如赫胥黎已经呼吁大多数皇家矿业学院的师生从杰明街转移到南肯辛顿。因为南肯辛顿是开展广泛的科学教育的基地，而不是用于采矿专业的技术培训基地。这个奇妙独特的现象可以说是19世纪的奇迹之一。只需要一些职员和19世纪中期的技术，《自然》杂志的编辑诺曼·洛克就从世界各地收集了20000件藏品，并在3个月内将它们展示给30万名观众。所谓的职员团队是由5个小组委员会的科学家，在1875年的第一次会议时组成的。团队后来又陆续吸引了本地一些顶尖的科学家，而时任英国科学促进协会会长的约翰·廷德尔（John Tyndall）也对科学与艺术部门的配合表达了诚挚的谢意。根据英国协会各部门的指示，这些小组委员会是：
A.力学（包括理论数学和应用数学）委员会
B.物理学委员会
C.化学（包括冶金）委员会
D.地质学、矿物学和地理学委员会
E.生物学委员会
尽管收集的大件藏品多数被退回，但仍有一部分藏品保存了下来。这些藏品中有些是捐赠的，有些则是用科学与艺术部门的专项资金购入的。在那些被退回的藏品中，有一些重要的藏品是通过使用埃尔金顿公司的电铸手段的新型复制工艺进行复制得到的。因此，在退回到布拉格之前，科学博物馆使用这种工艺复制了第谷·布拉赫的象限仪——它曾经提供图片证实了开普勒关于太阳系的理论。在这些图片中，行星是围绕着太阳转的。同样被复制的还有格瑞克的两个半球——它证明了就算是数量多达两支队伍的马，都不能将被大气压压在一起的两个球分开。
展览原本计划永久性开放，但却在1876年年底关闭了。受到展览关闭的影响，展览的发起者计划以个人名义购买这些藏品。但当政府决定将现有的南肯辛顿博物馆藏品交予他们时，这个计划反而被叫停了。最终，教授受邀去搜寻南肯辛顿博物馆和位于展览路东侧的专利局博物馆的各种非艺术藏品，拿走他们想要的东西，其余的则丢弃，并临时借用南肯辛顿博物馆的品牌名称，并借鉴其管理结构进行管理。1874年，德文郡委员会公开谴责南肯辛顿博物馆所谓的科学藏品数量匮乏的说辞：
在哈姆雷特这部戏剧中与丹麦王子有关的部分都缺失了。缺失的部分有文物、图片和书籍；也有美国人所谓的“虫子”，即自然标本。但是，博物馆没有任何能够让学生对观察和实验科学产生兴趣的藏品，以及对那些依靠应用科学的工业人员有实用性的藏品。[4]
虽然科学博物馆有古物、图片、书籍和“虫子”，但到目前为止，很少有科学藏品。
新来的顾问只想要很少量的南肯辛顿博物馆现存藏品，这主要是指教育类藏品的大部分以及重要的船舶模型藏品。按照商业领域的通用办法，其余的就被进行“资产剥离”。大部分非艺术类藏品、建筑类藏品、动物和食品类藏品都将被剥离。
这次收购的第二个受害者是专利局博物馆，主要是因为当时为了艺术类的藏品而占用了专利局博物馆位于展览路东侧的空间。这是令人敬畏的拥护者和创造者伍德克夫特充满**与活力的杰作。以历史为基础的藏品主要包括早期的蒸汽发动机，如现存最早的博尔顿和瓦特蒸汽机、彗星发动机、欧洲最早商业化的蒸汽动力船、普芬·比利机车（现存最早的机车）及其伟大的“继任者”——斯蒂芬森火箭。1874年1月，艺术学会的一个代表团来到大法官面前，为藏品寻求更好的安置地，他们称自己的藏品为“世界上最有趣的、独一无二的藏品，其中更是包含了一些发明最原始的标本，而这些发明彻底改变了现代工业、现代旅游业和整个‘文明’的特点”。[5]
解决安置问题的方法是将各种藏品合并在一起管理。而于1876年退休、1879年逝世的伍德克夫特，并没有妥善保护他的藏品遗产。根据1883年颁布的专利法，伍德克夫特的藏品将移交到科学与艺术部门并由他们保管，财政部也同意将这些与其他藏品合并在一起。
19世纪80年代
1882年，科学与艺术部同意把科学师范学校教授所建议购入的藏品补充到现有藏品中。物理学教授弗雷德里克·格思里（Frederick Guthrie）在其相关的物理介绍中主张：“应该通过仪器设备来阐明物理发现及应用的各个步骤。因此，我收集了一个完整的电流发电机藏品，包括沃尔塔的冠杯以及最近的蓄电池和发电机。”在确定了光和热的等价标题（被他称为收藏的“脊髓”）后，他强调：
只有不及上述那样重要的藏品会出现在展览上，用于展示关键的发现或方法。我的意思是，那些重要的藏品毫无疑问不会一直用于展览。这些重要的藏品包括展示了波义耳定律的仪器、通过棱镜对光进行分析的藏品、通过电流引起转动的磁针，还有透析仪器。这些藏品应用并不广泛，但它们却是“脊髓”。如果这两个主要目标能在预定的计划中着重标注，我相信其他的展品会自行协调，分成三类：技术工具类，如电报和电话仪器；乐器类；气象仪器类，如天文测量仪器等。很可能还有其他政府部门，如海军部、军需处等会需要这些东西的帮助。还有天文学、气象学等学科，甚至许多仪器的设计，如气压计、温度计、分光镜等，与理论物理学科有共通点。将两者联系在一起应该没有难度。[6]
随后，格思里认识到了“感性认识文物对象的重要性（不是牛顿的棱镜，而是牛顿的笔）”。最后他提到了“所谓的‘集合’指的是具有不同理念的仪器制造商用于展示的物理设备的全部。在接受、选择和整理这些展品等方面具有相当大的难度。而大多数这种集合却存在大量的垃圾”。生物学和化学教授也采用了类似的方法。
在格思里提到的大多数集合背后都有一个重要的共同因素，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科学设备或仪器。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在1876年的展览演讲中第一次对这个新兴类别进行充分详尽的说明。科学在技术和材料方面比理论或书籍方面更要适合博物馆。正如格思里所表明的，我们研究所采取的方法正是科学研究要经历的过程。他的分析并没有涉及大的理论方案或哲学见解，而只涉及发现和应用的步骤。
与此同时，工程师委员会审查了专利局博物馆的藏品。委员会要将其作为科学博物馆的一项核心工作进行审查，同时他们也参考相似的标准对专利局博物馆的科学家进行审查：
我们遵循的标准主要是看藏品对于历史发展是否有重要意义、对实践是否起到示范作用或是说与发明创造是否有关。[1]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审查的重点在于那些位于应用科学前沿的机器。
19世纪80年代后期，科学博物馆出台了一个收藏的政策。当时博物馆已经有了一定数量的藏品，而这些藏品也已经引起了世人的瞩目。第一个应用于煤矿的安全照明灯是现在保存在南肯辛顿博物馆的汉弗莱·戴维（Humphry Davy）原始安全灯，而一个世纪后，它被看作藏品中的珍品。这些藏品最初保存在地质博物馆，于1857年才转移到南肯辛顿博物馆。1862年，由于专利局博物馆的原因，伍德克夫特收购了火箭机车和彗星蒸汽机。1876年的科学仪器临时展展出了赫切尔棱镜和反射镜以及汤姆森的镜式检流计。同时展览展出的赫切尔装置在80年后送给了科学博物馆。
后来，一系列被忽视的“珍品”实际上在19世纪80年代科学博物馆收购的藏品中占据了大部分。1889年，科学博物馆收藏了约翰·珀西晚年时期的巨大冶金样本，这使科学博物馆成为当时国家科学领域的资料库。这对珀西来说是一个胜利，因为他作为皇家矿业学院冶金化学教授，曾因反对藏品搬到南肯辛顿而辞职。
科学博物馆将各种材料聚集在一起，并再三强调，科学博物馆的主题是“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有一些新出现的或者未定义的藏品类别，这些类别既可以标明藏品所属，反过来藏品也可以使这些类别变得生动起来。当然，大部分公众在参观科学博物馆时也会首先关注到这些类别。
1888年，藏品被分为两类：指导与研究类、工业应用类。[7]1889年的一次议会调查表明，科学博物馆的建设重点是将工业应用与纯工业博物馆分离。纯工业博物馆的藏品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科学实践和应用。[8]发动机和螺旋桨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它们在工业上的重要性，还因为它们在应用科学上的地位。同样，光谱仪和直尺之所以重要，也不仅因为它们对少数从业者具有重要意义，还因为它们是当今世界财富的基础。然而很多人并不认可这种说法。时任工程办公室主任的米特福德强烈反对1884年的调查：“一个人并不是在游逛南部展厅的排水管走廊、参观兵马俑样品、观察铸铁工作和各种过时的无意义的东西之后，才能学习建筑行业。要想成为一位建筑师，就必须在工作台上工作。要成为一位设计师，就必须去给有手艺的大师当学徒。”[9]换句话说，要想掌握一门实践性的技术需要的是亲自实践，而不是只看不做。对他来说，南肯辛顿藏品的唯一价值是其能够向新师范学院的教授展示藏品的储备。米特福德的反对虽然遭到了拒绝，但他的一些报告使科学家感到震惊。
争论的另一方，洛克认为，现存的藏品数量只有原本应有数量的十分之一。在1889年的一个调查中，他声称，自1876年展览以来，“藏品的数量已经‘蒸发’了一半”。[10]在对潜在空间需求讨论之后，有人建议他：“你最好是管理一下博物馆，定期对藏品推陈出新和替换淘汰，从而使藏品能够跟上科技进步的步伐。”他回答说：“嗯，我不知道，但我觉得其他博物馆没有这样做过。”有人进一步提示他：“难道要让博物馆来适应空间吗？”洛克用一个疑问句“你指的是国家博物馆？”简洁地进行了反驳。[11]
我们可以根据现代藏品的采购情况来了解19世纪80年代的藏品采购情况。在20世纪80年代期间，科学博物馆共采购了6728件藏品。在这些藏品中，冶金类藏品占了一半多（3730件）。在那之后，我们看到数百个藏品被分门别类地收录到矿业、电力和天文学等几个类别中，同时还看到有几十件藏品收录到了时钟、水上运输、动力学、热学、光学、化学实验、艺术和纺织机械等几个类别的藏品中。虽然这10年间与科学博物馆的藏品数量（从1876年的临时展览算起）有关的数据一直很活跃，但是这种模式与19世纪70年代的模式差别并不大。
1889年，南肯辛顿科学博物馆藏品报告对当时的藏品情况提供了全面的统计。科学藏品严格采用1876年的临时展览会上小组委员会选出的结构。在那之前，科学藏品采用的是英国协会采用的结构，在这个结构中生物学要在地质学的前面而不是后面：
A.力学和数学
B.物理
C.化学、冶金、农业原理
D.生物学
E.地质学、矿物学和矿业
F.航海学、“航海天文学”与自然地理学[12]
根据不同的类别进行更深层次的收藏，这种藏品的组织形式显得相对保守。这种补充了工程类、地质学类和生物学类藏品的结构，将在藏品领域和员工的相关组织内持续一个世纪。
委员会根据赫胥黎教授、师范学院的教授以及因为推广达尔文进化论而闻名的皇家学会秘书的证词，对藏品的价值进行了总结。该委员会指出，“赫胥黎教授拥有大量的藏品信息”，认为教授与科学师范学院的联系是“附属的和意外的”。与之相比更重要的是，首先他们与来自全国各地的科学教师接触，这些教师需要熟悉现代化的仪器、模型和标本；其次是“保存具有历史研究价值的仪器和模型作为发展的阶段性标记，同时也将科学原理应用于艺术和工业领域”。[13]
19世纪80年代末，科学博物馆拥有了丰富的藏品，以及完整的采购流程和思想体系。科学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科学发展的进程将会引领工业发展并且在未来走向辉煌；还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是认为人们同藏品之间存在交流能力。1889年，洛克向委员会讲了一个故事。他讲述了自己去曼彻斯特拜访伟大的工程师约瑟夫·惠特沃思的经历。现代标准之父看着身边年轻的天文学者，先是指了指一幅能够让他在将来得以立足的宏伟蓝图，又指了指旁边的手推车，强调道：“很多人看不懂图纸，但他们能看懂立体模型。”[14]（图11-2）
图11-2 杰西·拉姆斯登（Jesse Ramsden）于1792年发明的三脚经纬仪
注：三脚经纬仪一直使用到1862年，观测距离超过100英里。1876年，该仪器在展览上展出，自那以后就一直放在科学博物馆中。
20世纪20年代
时间向前推进30年。即便当时科学博物馆在1909年出现了由基础式向企业式发展的转折，藏品数量的增长也是渐进式的而非爆炸式的。在新馆长里昂的领导下，藏品数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10年内出现了急剧增长。在里昂的管理之下，科学博物馆有一群卓越的员工，这其中就包括工程部负责人亨利·迪金森和科学部负责人戴维·巴克森德尔。尽管如此，由于馆长需要亲自签署每一封从科学博物馆发出的信件，所以里昂也亲自参与了每一次的采购过程。
这10年来，科学博物馆总共收藏了14340件藏品。今天最伟大的上百件珍品中的八分之一就是在1920至1929年这10年间收集起来的。其中的每一件藏品，在现在看来都是伟大的历史性代表，如阿斯顿的质谱仪、石英微量天平和洛吉·贝尔德电视之类的藏品，它们是当时在尖端科学和高新技术上的应用。一些藏品时代久远，但非常贴近新技术和科学核心，包括第一架飞机（莱特兄弟）、1888年柯达1号相机、帕森斯的海洋涡轮机和克鲁克斯的辐射计。还有一些是工业革命的标志，如特雷维西克的固定发动机。我们还可以算上乔治三世收藏的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和瓦特车间的科学仪器，在半个世纪前伍德克夫特就已经预料这些会成为伟大的藏品，但这一预测在当时却没能获得认可。
在一定程度上，藏品的增长意味着需要更大的空间。新建筑在1928年完成建设并投入使用，这意味着有了更多的空间来存放藏品。1920年的机器工具目录用熟悉的语言描述了科学博物馆的作用：
科学博物馆的藏品和图书馆，旨在对数学、物理和化学科学领域以及它们在天文学、工程、艺术和工业上的应用进行说明和阐述。为此，科学博物馆收藏了标记历史发展中重要阶段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藏品和其他能将科学原理运用到当前实践中的具有代表性的藏品。[15]
20世纪20年代，最受欢迎的藏品主要包括数学，实验化学，天文学，水路、道路和铁路运输类的藏品，还有新出现的如无线通信、电信和航空等领域的藏品。这些领域和其他新的领域，如装卸机械和机床领域，不仅是科学进一步的应用，同时也代表着整个新型工业的产生和发展。
人们会问，这个变化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意识方针呢？在一个层面上来说，新馆长里昂和咨询委员会主席理查德·格莱兹布鲁克将传统价值观建立在关于前一个时代的紧凑规划和社会反思上。里昂否认自己有任何收藏策略，因为他的预算不允许他有计划地主动实施收藏策略。[16]他只能被动地接受提供给他的藏品。从另一方面来说，尽管建设了新大楼，里昂仍旧处于藏品空间不足的巨大压力下，而且他声称科学博物馆只是在接受那些通过“精挑细选”后所剩下的藏品。[17]
科学博物馆在面临新的压力的同时也遇到了新的机遇。研究实验室和卡特尔行业联盟成立于20世纪初期，这给德国和美国带来了竞争压力：化学方面有英国帝国化学工业公司；电力供应方面有通用电气公司；通信方面有邮局；航空方面建立了皇家航空公司。虽然天然气和电力公司分布零散，但还是有活跃的工业团体激烈地相互竞争，迫切地想把科学博物馆视为宣传他们事业的场地。帕森斯船用汽轮机公司向科学博物馆免费提供汽艇“透平尼亚”号（第一代涡轮动力船）的部分产品，包括发动机和螺旋桨。它们是帕森斯首个实验性涡轮发动机的内部材料，用于展示这个公司的历史。然而，这个发动机却在研发仅仅一年后，于1896年被替换。[18]
新技术的发明者也将科学博物馆视作他们发明展览的优先选择。安布罗斯·弗莱明（Ambrose Fleming）把他向债权人李·德·福里斯特（Lee de Forest）索赔的工具——先锋阀门捐赠了出来。[19]史密森学会的秘书塞缪尔·P.兰利（Samuel P.Langley）的一则声明震惊了莱特兄弟。他声称，他是史上第一个飞上天的人，而莱特兄弟只不过是将他们的飞行器赠予了科学博物馆，从而使史密森学会承认他们的专利优先权。
当然，科学博物馆不能只是被动地依赖于新发明给科学博物馆带来的优势。经过迪金森和莱特8年的协商，科学博物馆最终获得了莱特飞行器。1920年，迪金森写信给莱特索要飞行器设备，询问如何让飞机尽快地在科学博物馆展出，但是并没有得到回应。于是，1923年迪金森亲自前往俄亥俄州代顿拜访莱特。直到1928年，莱特飞行器才顺利抵达科学博物馆。[20]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飞行器就被送回原来的地方。
许多重要的藏品是来自政府的其他部门。鲍尔森的“录音电话机”——1903年出现的一种早期的磁带录音机，于1924年由战争办公室提供。[21]其他藏品都是通过购买获得的。在1926年12月的拍卖会上，巴克森德尔花费10英镑通过拍卖得到了1882年的维姆胡斯特起发电机，这种发电机能够产生大量的静电电荷。[22]次年，科学博物馆为得到阿斯顿的第一个质谱仪向卡文迪什实验室支付了90英镑，这笔资金能够使卡文迪什再购买一个磁铁代替科学博物馆收购的那个质谱仪。[23]
收购的主要目标是那些1924年帝国展览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有趣的是，科学博物馆从灯展临时借过来的藏品使得J.J.汤姆逊发现了电子。艾伦·莫顿表示，这个展览虽然从科学的应用方面看似复制了1876年的临时展览，但这个展览使人们从仪器本身，而非仪器的类型中，获得更多的前沿知识。[24]因此，它依赖于科学博物馆的记录，但反过来又对记录加以补充。策展人巴克利编写了一些有关化学工业藏品的手册，向人们讲述了一个科学和初始的实验向今天的工业转型的历史故事。[25]但是自19世纪以来，化学工业本身并没有在科学博物馆的考虑范围内。
在1934年格莱兹布鲁克建议将科学博物馆从学校董事会转移到科学与工业研究部时，工业研究对当时的科学发展有着深远的启示。他的基本观点是，科学博物馆越来越多的作用是反映对变化的理解而非对永恒真理的理解。虽然博物馆后来增加了拨款但是核心活动没有收益，于是他的建议被科学与工业研究部否决。[26]（图11-3）
图11-3 约翰·安布罗斯·弗莱明于1903年发明的原始热振**阀
注：这些发明作品于1925年从弗莱明手中获得，实现了博物馆做出的获取当代高科技产品的承诺。
早在1929年，国家博物馆和美术馆的皇家委员会就提出了工业研究的相关问题。一般来说，科学博物馆自身会积极地对外界的质疑和建议做出回应，只是报道很少提到。[27]然而，许多建议的核心内容是完全一致的，即社会需要更多的临时展览，尤其是关于当代主题的。为了响应主席格莱兹布鲁克将科学博物馆转入一个类似于大英博物馆系统的提议，委员会建议成立一个由工业代理人组成的更具有发言权和代表性的工业代表咨询委员会。而这个建议在赞美声后更多的是严厉的批评声：
目前，很难有一组单一的藏品能使大家学习了解当时科技的实际情况。很多工业代表和那些先进科技教育的负责人也都强调过这种需求。虽然机器、设备和模型等很容易从制造公司那里借得，但是涉及扩大藏品所需的费用问题依旧不容忽视。[28]
为了回应外界的质疑，科学博物馆做出了改变。科学博物馆采用了非正式称呼——“国家科学工业博物馆”，而且从1929年以后，这个称呼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使用。工业代表加入咨询委员会，以工业为主题的临时展览加入了与塑料有关的主题。皇家委员会还建议，科学博物馆应该收藏现代车库或工厂的模型。我们能想到的一个最好的例子是建于1932年的国王基金医院模型，这个模型后来由韦尔科姆收藏馆获得（随后借给科学博物馆）。
然而，相比于收购更多的工厂模型，代表行业的担忧更加难以应对。专利局博物馆创始人伍德克夫特，将提高专利中的各种机器的质量作为目标融入他的历史模型中。从他那个时代来看，代表行业可以被看作是技术文物的“生命之树”。对收藏者来说，这个模型是强大的启发式设备。在19世纪90年代里昂为洛克工作期间，里昂获取古埃及测量装置的经历可以看作是对现代科学和技术早期发展的探究。[2]
不过，在伍德克夫特死后，科学变革的内生模式还是受到在科学博物馆影响下科学与技术融合的挑战。在一定程度上，管理者可以通过反思“理论科学与应用科学”的融合过程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迪金森在他的历史著作——1939年出版的《蒸汽机小史》（A Short History of the Steam Engine）中采用的方法。[29]尽管本书的叙述翔实而又复杂，但本书对工业谈及甚少。不同于对科学基础的描述，这本书忽视了社会和商业层面。自20世纪30年代起，随着工业部门在科学博物馆中变得日益重要，科学博物馆收购的藏品需要代表更广泛的社会和文化变革，而不是仅仅体现工业关键技术的改进。就像皮特·莫里斯在1937年指出的那样，馆长欧内斯特·麦金托什并不赞同将电视组件作为电视图标类进行收藏，他认为其只能作为科学设备进行收藏。
我们现在进入第三阶段——快速增长时期，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这个时期的文化对整个藏品的形态尤为重要。目前藏品数量的25%（不包括韦尔科姆收藏）都是这10年内购入的。这个时代的特点是：科学博物馆具有收藏意向强烈的馆长和高级策展人，他们能够敏锐地意识到其他博物馆具有强烈的收藏意愿。到目前为止，藏品已经发展到了一定规模，远远大于展览上展品的数量。藏品的数量持续增长，伴随而来的是在科技和医药方面不断出现的新的研究热点。科学本身就是一个要素。以前的制度——判断技术文物的收藏是否合理的依据是其自身的科学实用性，已经彻底结束了。
除了科学博物馆藏品增长了25个百分点外，还有来自威尔康信托基金会医学史的韦尔科姆藏品。采购计划在1976年6月正式启动，并在接下来的10年内落实到具体行动中。[30]这次采购量十分巨大：韦尔科姆藏品包括大约100000件藏品，其规模与整个科学博物馆藏品一样大。韦尔科姆藏品还给科学博物馆收藏范围增加了一个新的主题——医学史。此外，在其档案中发现，“威尔康信托基金会还提供了其他的藏品。例如，在1982年，它提供了居里夫人于1934年研究放射性同位素实验时使用的塑料玻璃管。在实验中，氮化硼在硼核素α粒子的轰击下，产生了氮-13”。[31]新产生的氮是具有放射性的，因此，这个塑料玻璃管也具有一定的人工放射性。
科学博物馆在米德尔塞克斯郡的海耶斯租赁了大型的仓库，这使得藏品的增长成为可能。此外，科学博物馆得到了位于罗顿的机场，这也为藏品的增长提供了新的空间。尽管如此，在这10年的前5年内，科学博物馆藏品的增长仍旧得益于不断地展览。1977—1986年，相当于科学博物馆整个展区一半的空间里举办了多次展览。科学博物馆为威尔康医学史馆在大楼顶层创造了一些空间。同时为了填补下面楼层的多余空间，科学博物馆在一楼为“发射台”提供了展览空间（1986），在二楼布置了电信、印刷及造纸的相关藏品，三楼是摄影与电影藏品。科学博物馆在下部楼层展示了工业化学、核物理与核能相关的藏品。当时的许多其他区域也同时展示了包括气体、塑料、化学实验以及太空等领域的相关藏品。
科学博物馆的收藏一直都有很强的连续性。直到1984年，馆内一共有七个展览部门：物理、化学、医学、电气工程和电信、交通、机械工程、地球和太空科学。每个部门的结构甚至与一个世纪之前的结构相似。当然，尽管藏品的数量随着藏品类型的增加而增多，但是固定的部门结构也让这些藏品得以妥善分类安置。（图11-4）
另一方面，科学博物馆空间缺乏的压力比以前缓解很多。每年的收藏数量达到了2000件。起初，罗顿镇主要使用飞机来运输藏品，因此，科学博物馆在1982年购买了1933年出产的波音247飞机，这架飞机是第一架采用全金属的外壳和可伸缩起落架的飞机。[32]同年，一个V2火箭从克兰菲尔德技术学院被运送到科学博物馆。[33]最初，科学博物馆收藏预期的受益方是农业，于是大量拖拉机于1982年被收藏入馆。[34]
飞机和拖拉机可以存放在空旷地，如果遇到潮湿天气，可以存放在飞机库中。1983年，英国化学工业公司在其发现聚乙烯50周年之际，举行了一个临时庆祝展览。英国化学工业公司捐赠了原始压力板凳（original pressure bench）。在这个原始压力板凳的作用下，乙烯可以被压缩到2000个大气压，而在压缩后的第二天，我们可以在反应器中发现固状物体。[35]为了1977年再一次举办化学工业展览，科学博物馆找到了9升反应釜和米歇尔斯台，从而做出了第一吨聚乙烯。科学博物馆可用空间之大意味着那些迄今为止博物馆无法获得的重大技术的相关展品，如今都是可以被容纳的。1985年，德国路德维希港首个合成氨设备中的一个反应器是由巴斯夫化学公司捐赠给科学博物馆的。该反应器约13米长、60吨重。[36]
在这一阶段，政府对科学博物馆的采购补贴——用于藏品购买的专项资金——急剧增长。1931年的时候采购补贴只有1000英镑，而到1960年就增长到了8000英镑，到70年代中期增长到了18000英镑。[37]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采购补贴就已经涨到了100000英镑。因为罗伯特·霍尼曼（Robert Honeyman）的古代科学书籍和手稿收藏具有很大的实用性，补贴的这种跳跃式增长才得以实现。议会以投票的方式通过了用一次性专项补助购买像哈维的《心血运动论》（De Motu Cordis）这样的重要书籍的决议，而这种投票每年都会有，这笔款项也在第三方的监督下投入科学博物馆的建设发展中。此外，国家遗产纪念基金可以为科学博物馆投标文物提供进一步支持。这意味着，根据传统的科学博物馆的标准，科学博物馆可以拿出更多的资金来收购文物。因此，1983年，科学博物馆以高达25000英镑的价格购入“带有齿轮传动历法的拜占庭便携式通用海拔日晷”[38]。19世纪的摄影开创者朱丽娅·玛格丽特·卡梅伦（Julia Margaret Cameron）支付总价52000英镑收购了包含94张照片的摄影文物集，并将其献给了约翰·赫谢尔（John Herschel）爵士。[39]
1987年10月6日，在董事会和布赖恩·布雷斯格德尔的领导下，管理者向信托公司（1983年根据国家遗产法新成立的一个机构）提交了一个决策。潜在的采购对象被映射在一个重要的二维模型上。[40]
在5个前提条件下，第一个维度详细划定科学博物馆的藏品范围：
A.与特定的重要性事件、人物或机构的历史或现状有一定的联系
B.科学或技术的实践
C.科学或技术变化的过程
D.公众眼中科学或技术的一个方面
E.非西方的科学或技术的重要方面
比起前半个世纪的进化模型，藏品与历史和当前事件的联系成为科学博物馆选择藏品首要考虑的因素。此外，科学博物馆藏品的重点并不在科学或发明的实例而是在其解释说明上。政策规定：“对藏品理想的采购是藏品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对观众具有指导和说明作用。”而重点也不仅仅是在表面上的科学那么简单，科学、技术和医学的延伸同样重要。
第二个维度划定了这个范围内潜在采购藏品具有的特质是：
A.通过对比或比较，提升藏品现状的潜力
B.有在其他场合获得类似的对象的可能性
C.随附文件的完整性，包括签名、日期、来源、出处、使用情况
D.展览或出版的短期或中期潜力
E.美观性
F.收购成本，包括运输成本、处理成本等
G.储存成本——保存或复原的潜在花费
H.存储的花费——从安全、大小、重量、潜在危险的成分、活性材料等方面考虑其花费
这些标准在当时并不是完全的新标准，但却代表了当时主流的正规做法。当时的政策描述了每个部门（从先前的7个部门降到了4个：自然科学部、医学部、工程部和运输部）如何以过去的优势为基础来弥补当时的劣势，从而实现对藏品进行收购的区域战略规划。
每个部门都有其各自的历史。物理科学部最初是借助于1876年特别展以及师范学院教授的努力才得以发展，这些教授竭力保存现代化的实践科学藏品。同时，工程部和运输部起源于南肯辛顿博物馆的“海军模型部和工程部”。而这三个部门都起源于专利局博物馆。20世纪20年代，运输部也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英国皇家空军。然而，铁路部最初没有受到科学博物馆的重视（除了开创性的机车），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受到青睐，并于1975年新成立了一家博物馆——国家铁路博物馆。于是，铁路部可以在当下丰富的收藏资源和相关制度指导的环境下继续收购道路车辆模型。
从藏品目前的情况和采集策略上，我们可以看到藏品不同的起源，而且可以看到对不同的藏品有不同的策略。物理科学部明确指出，它有两个独立的收集策略，二者截然不同。一个是继续积累藏品的“整体价值”。这就要求在全新领域内收藏藏品和“填补已有领域内藏品的空白”，这两部分需要同时进行。另一个是将已收藏的藏品作为打开其他领域的敲门砖，寻找一些藏品来说明“科学应用与科学实践之间联系的情况、过程、性质和后果”。工程部门、运输部门或者医药部门都不追求权威地位，但它们都专注于提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文物的收藏效果和高科技进步的需求。而运输部门的负责人则意识到他们需要记录“社会使用车辆”的不足之处，同时收购的藏品还需要避免与其他部门的藏品重复。（图11-5）
图11-5 两只经过冷冻干燥的雄性转基因白鼠（编号1134和编号1136）
注：它们是第一批哺乳动物的直属后代，1988年4月12日被授予美国专利4736866号。1988年科学博物馆获得的白鼠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人们十分关注“现代”藏品的实例。
除了采购的问题，剩下的就是对藏品处置的问题。在战前，正如里昂所说的，科学博物馆对藏品的处置是“残酷”的。在20世纪20年代获得的14340件物品之中，4637件都已经被处理掉。当然，这些藏品包含了科学博物馆从别处借来然后又物归原主的藏品。尽管严格按照处置规则操作，但这却是科学博物馆自愿进行的。调查委员会的负责人审查采购的提案发现，那些要迅速处理的藏品在考虑销毁前首先考虑的方案是提供给其他博物馆，但是却从未考虑过出售。
科学博物馆自我管理的方式于1984年结束。受1983年国家遗产法的相关条款的制约[41]，当时众多博物馆被转化成非政府部门的公共机构。该法案明确指出，藏品只有因受到物理损坏而失去价值时，才可以对其进行销毁。与其他国家博物馆进行藏品复制，以及“会对学生或其他公共个体”造成伤害的物品的买卖、赠予或交换也是被严令禁止的。藏品空间的不足和资金短缺不能成为科学博物馆处理藏品的借口。这些严格的标准使得20世纪80年代收购的50505件藏品中，只有1540件被处理，而这个数字也包括科学博物馆从别处借用后物归原主的藏品。所以应该说，近年来科学博物馆对藏品的收购更加有计划性。
2007年，联合国博物馆馆长保罗·福曼（Paul Forman）发表了一个带有辩证性的论题：在过去，技术被看作是科学的重要体现，但到20世纪末，技术本身已经成为主要的参考资料。科学已经被广泛地评价为创新和技能的一个来源。福曼提出，技术地位的转变发生在1980年左右。他将这个转变和一个更广泛的文化转变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被认定为是从现代到后现代时代的转变。这是否是对科学博物馆的知识发展趋势的合理解释，是值得商榷的，但科学与技术之间地位和关系的转变确实可以从南肯辛顿观察到。一个世纪后，科学似乎已经不再拥有特权地位。
结论
1987年的收集策略开始定期更新，但它的后续版本都是围绕这个基本方案更新的。至少在20世纪，科学博物馆对藏品外形的担忧比起对藏品数量转折点的关心更加明显。收藏的方式对藏品能否在过去和现在之间找到所谓“正确”平衡点的担忧持续存在。此外，到21世纪初，从改革的具体化到改革的示范之间的转变已经加强了。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由科技的不断变化以及电子技术日益重要的现状推动的。
人们现在已经越来越少地通过近距离观察的方式来发现设备之间工作原理的区别。人们逐渐通过藏品在一个故事中的意义来判断收购是合理的。“进步”就是一个这样的故事，但其他更多的是文化历史报告，比如对不断变化的环境的反思或者是世界范围内工业的变革。总体来说，关于现代和古代有趣的故事逐渐变成支撑那些有趣的物品或藏品的框架。这些藏品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方面的。科学博物馆通过其藏品和展览，定义并重新界定、监测科学的范畴，这些已经成为它对物质文化保护的动力和对数以百万人的影响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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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 copy of this chart is appended to H.W.Dickinson，A Short History of the Steam Engin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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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Ibid.，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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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See TNA：PRO，DSIR 17/129.The suggestion was made by R.Glazebrook，minute dated 24 November 1934.The response was given in a meeting on 8 February 1935，minuted by F.E.Sm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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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Final Report of the Royal Commission on National Museums and Galleries；Part II.Conclus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relating to individual institutions（Royal Commission）’PP1929-1930 [Cmd.3463]，p.47.
29.Dickinson，A Short History of the Steam Engine.
30.On the Wellcome collections，see Ghislaine Skinner，‘Sir Henry Wellcome's Museum for the Science of History’，Medical History30（1986），pp.383-418.
31.**D，File T1982-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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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D，Collections Division，Science Museum，‘Collecting Policy’，October 1987，Science Museum Records Management Group，pp.A1-A2.
[1] 1883年12月21日委员会的任命报告。教育委员会向上议院就南肯辛顿博物馆机械部门准备成立专利局博物馆提供了咨询意见，特别是科学和艺术部对科学博物馆的各个部门应该保留哪些内容提供了意见，并从科学和教育的角度对科学博物馆机械部的发展提出了建议。
[2] 参考柏林皇家博物馆收藏的由里昂捐赠的1913-573号藏品，这是用于计时的古埃及计量设备的复制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