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一个有效的公共启蒙机构：临时展览在科学博物馆中的作用
皮特·J.T.莫里斯
1919—1984年，临时展览（又称专题展览）是科学博物馆展览的一大特色。1911年贝尔实验室的报告大力提倡临时展览，其认为临时展览是“一种使博物馆能跟上当今时代变迁的方式”。[1]第一次临时展览在1912年举行，主题是航空学知识。[2]正如麦金托什在“科学博物馆专题展览”手册中的描述：
截至1926年，科学博物馆举办了各种各样的展览及一些纪念日庆祝活动，且都在相当适当的规模和适合该主题的展厅中进行，但也会产生一个问题：必须移动永久展品来让出空间，有时会引起勤奋好学的经常来访观众的抱怨。[3]
1928年东楼正式开放后，临时展览的数量大幅增加。里昂提出了一种新的展览形式，目的是让公众对国家研究机构正在进行的工作产生兴趣。[4]
然而，对科学博物馆来说，临时展览依然是一种简单有效的方式。科学博物馆既能够满足外部机构进行活动展示的需求，又能得到这些机构的支持，也不会因此影响到常设展厅的正常运行。1932年，受上一年英国玻璃技术学会成功举办“现代玻璃技术”展览的影响，里昂向咨询委员会做了一个题为“博物馆政策”的论述：
科学博物馆的展览朝着工业化方向发展可能并且应该是有用的，在确保不会将临时展览转变为普通的商业展览的情况下要增加对工业的应用。各行各业从业人员都参观过科学博物馆，但各行业高层人员对科学博物馆并不熟悉。科学博物馆的目的就是要引起后者的兴趣，从而与他们合作来探索科学博物馆帮助工业发展的新方式。我期待未来的政策向着卓有成效的趋势发展。[5]
全行业研究协会（在商业中保持中立）是该领域的先驱，它与英国毛纺织研究协会和英国有色金属研究协会在1927年联合举办了一场临时展览。在化学工业协会（塑料部门）和英国塑料模具行业协会的支持下，塑料行业在1933年6月举办展览——“塑料材料及其用途”，这是第一个举办行业展览的产业集群。[6]很快，1935年，国有企业帝国航空公司（后来的英国航空公司，现在的波音公司）举办了第一个由企业主办的展览——“帝国的航线”。科学博物馆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满足外部机构的期望，进而获得一些展览对象和支持，但其所需的工业资金流则难以实现。尽管如此，截至20世纪70年代末，使用科学博物馆的空间举办临时展览，而不使用科学博物馆的资金和策展人的服务已成为一个权衡后的策略。[7]
麦金托什在报告中提到了一些改善社会科技方面的展览，如减少噪声或烟雾展。[8]因为这些展览的权威性及严肃性，企业往往利用它们来帮助公众接受一些新变化。这些变化可能是采用无烟燃料、购买电视、使用电脑、改用调频收音机或天然气，或者在更为极端的情况下，公众能理解和接受煤炭的短缺状况，以确保工业依然能正常运作。人们可能会认为举办这种展览的主动权来自外部机构——麦金托什指出“举办工业或公共展览通常是外部机构建议的结果”[9]——但许多对社会有益的展览似乎都是由科学博物馆的策展人提出并提供给相关的外部机构的。
在东楼开放之后，里昂和麦金托什作为负责人举办的临时展览（表10.1）每年约为5.5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肖、舍伍德·泰勒和戴维·福利特作为负责人举办的临时展览数量有所下降，每年约为4场。然而，莫里森-斯考特平均每年举办的临时展览数量非常低，每年仅1.3场。战后的第一次年度报告指出，麦金托什热衷于临时展览，平均每年举办5.8场，数量仅次于玛格丽特·韦斯顿。玛格丽特·韦斯顿举办临时展览的数量是惊人的，平均每年7.4场，而且在1978—1980年达到了一个高峰：1978年10场，1979年12场，1980年的13场又刷新了历史纪录。这其中的一部分原因是1977年6月30日填充楼转交的区域为科学博物馆增加了额外的空间，科学博物馆建立了5个新的展厅；另一部分原因是科学博物馆希望利用外部机构举办的临时展览吸引观众，而长期员工更加关注新的或重建的展厅的发展，特别是填充楼的威尔康医学展厅以及科学博物馆在1976年6月21日正式获得的威尔康相关藏品。
表10.1 不同时期临时展览的数量
不同类型的展览
1928—1939年，外部机构举办的展览占临时展览的25%；1972年上升至40%；1973—1983年，约占临时展览的48%。1979年，科学博物馆的年度报告是这样报道的：
1979年，几乎所有的专题展览都是由外部机构主办的，当然在会场布置方面也获得了来自科学博物馆服务部不同程度的支持，管理部门也会在展览的规划方面给予辅助。近年来，科学博物馆逐渐开始限制这种模式，因为科学博物馆自身的资源仍应致力于发展永久性藏品。[10]
最令人惊讶的是，衰弱下来的临时展览类型是数量相对较少的工业展览。我所指的工业展览是由工业企业或组织本身举办的展览，或者至少是受到这些企业或组织巨大影响的展览。从这个定义出发，其他一些涉及工业主题的展览，并不在“工业展览”的范畴内。科学博物馆与设计委员会和工业部合作组织的展览“芯片的挑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928—1983年，工业展览仅占临时展览的12%。在经历了麦金托什时代临时展览的数量激增之后，它们就减少了。在福利特时期举办的工业展览占所有工业展览总数的20%，但临时展览却只有11%。相比之下，纪念日——一直是一个举办展览的绝佳理由——展览占所有临时展览的25%以上。另外，倾向于学术的舍伍德·泰勒提出了书籍展览，但是在他的时代过去之后，大部分的书籍展览都逐渐变为了图书馆内的小型展览。1957—1983年，博物馆只举办了两场重要的书籍展览。（表10.2）
表10.2 不同类型临时展览的数量
续表
单看表10.3中临时展览涉及的外部机构的类型，各种形式的工业机构（柯达博物馆和柯达公司本身有8个摄影展览）举办的临时展览数量最多，英国政府（包括英国文化协会、艺术委员会和国有企业）举办的临时展览与其数量相当。尽管代表整个行业的组织及工业研究机构在早期就开始举办临时展览，且占有战争期间的时间优势和商业中立优势，但其举办的临时展览数量并不是很多。令人惊讶的是，临时展览中出现了一大批与学术团体和专业协会合作的展览。与重要的国际科技会议相关的展览在临时展览中占有显著的比例，尤其是在1939年之前。
表10.3 临时展览涉及的外部机构的类型
这一章将介绍在1935—1982年期间举办的8次临时展览（表10.4），这些展览在某种程度上涉及英国社会的一些特定的技术变化或挑战。我一直避免使用“赞助商”一词，因为这些相关机构通常不承担展览费用。这些展览涉及政府部门、公共卫生机构、国有企业和文化机构等。
表10.4 本章中介绍的展览
噪声消除（1935年）
以“噪声”为主题举办展览是令人惊讶的，尤其是在萧条时期。[1]公众会认为政府有更重要的社会问题需要处理。然而，工业噪声和工业性耳聋已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噪声和烟雾被视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双重恶魔。这些都是不会引起任何社会动**就可以通过技术解决的问题。而且，不同于此时期的许多其他问题，这些都是英国政府能够解决的问题。展览的幕后推动者是成立于1933年的一个志愿健康组织——抗噪声联盟。该联盟是由贵族医生领导的，其中最著名的是皇家医师托马斯·霍德（Thomas Horder）。该联盟还与全国消烟协会密切相关。霍德不仅是组织的一个重要成员，而且在教育委员会中有着特殊的影响力。“噪声消除”（连同一年后与其相关的消烟展览）是一种比较罕见的展览类型。唯一类似的例子是在1965年举办的“摆脱饥饿”的短期展览。科学博物馆并不将公共卫生和医药内容的传播视为自己的职责。1978年之前，和医疗相关的展览只有1947年举办的一次“外科的历史”展。科学博物馆却将消除工业化的产物——噪声和烟雾视为自己的职责。但这个问题是被一个外部机构所提出而不是科学博物馆自己先提出的，这一点是不寻常的（至少在以后回顾的时候是这样的）。（图10-1）
图10-1 “噪声消除”展览（1935）
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于1935年5月31日（他正式辞去首相的职务7天后）拉开了“噪声消除”展览的帷幕。展览在整个6月期间持续进行。[11]展览大致分为三个部分：研究与发展、运输与机械、建筑。在每个部分中，每个参展商都有自己的展位，所以它更像是一个商业展，而不是一个由科学博物馆主办的主题展览。这是那个时期的典型特征。展览如何“展示”噪声这个问题是通过互动部分来解决的。在这里，观众可以听到噪声，也可以做噪声实验。
科学博物馆的年度报告指出：
展览吸引了大量的观众，尤其是一些建筑师和从事建筑行业的人员。许多感兴趣的社团和学校也组织了参观……在这30天里，超过44000人参观了这个展览。大量的观众及200多条的新闻报道说明展览确实引起了外界的广泛关注。而且毫无疑问，展览提供了有效的公共服务，它向观众介绍了各种可用于减少噪声的手段。[12]
显然，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展览，但是科学博物馆仍然认为它的作用是提供科学与技术信息，而不是启迪社会大众或者关注公共卫生。一年后举办的不太成功的消烟展览可能更能说明这一观点。直到1983年，临时展览才开始作为“公共启蒙机构”关注社会重要问题，但是隐藏在这些问题背后的技术成为关键要素时，该作用才能达成。
电视机（1937年）
人们通常认为英国的电视广播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起来的。但是早在1929年9月，英国广播公司就使用约翰·洛吉·贝尔德（John Logie Baird）的30线机电系统，通过伦敦2LO发射机正式开始实验广播。[13]1933年，贝尔德电视机公司开始在水晶宫工作室开发一种新的240线机电系统。与此同时，1932年，百代唱片公司开始研发新的电视系统。在加入马可尼公司成立马可尼-百代唱片电视公司后，海因斯实验室（类似未来科学博物馆商店）研发出一个405线的电子系统。研发出的系统准备在1936年11月给英国广播公司使用。电视咨询委员会于1934年4月成立，由邮政总局前局长罗德·塞尔斯登（Lord Selsdon）主持。他决定把给英国广播公司的合同拿来组织一场竞争。有几家公司参加了竞争。史柯风公司也参与了该竞争，但只有贝尔德和马可尼-百代唱片电视公司有实力坚持到最后阶段。1936年11月2日，伦敦北部的亚历山德拉宫殿开始定期（一天两小时，一周六天）播放一个采用双机电系统播放的电视节目，在电视机上有一个开关可以切换240线和405线电子系统。人们预期最后的竞争会持续六个月。但三个月后，即1937年2月，塞尔斯登委员会决定英国广播公司将使用马可尼-百代唱片电视公司的电子系统，该电视节目停止播放。[2]在1939年战争爆发的前两天，英国广播公司关闭了它的电视服务，这意味着这个时期的电视广播走到了尽头。电视的临时展览具有明显的吸引力，但同时也存在问题。虽然英国广播公司是唯一的国有电视台，但是电视制造商也在努力迎合大众。同样，电视设备制造商也竞相争夺英国广播公司的业务。这就造成了科学博物馆禁止商业广告（实际上是英国广播公司的禁令）的局面，因为政府不能有所偏袒。
或许有人会认为举办展览是英国广播公司为了提升观众对其电视频道的兴趣所采取的方式，但从英国广播公司给出的“官方对这个提议的祝福”来看，似乎是科学博物馆在1936年夏天把举办展览这个主意提供给英国广播公司的。[14]科学博物馆试图通过提议英国广播公司首席工程师诺埃尔·阿什布里奇（Noel Ashbridge）爵士担任组织委员会主席来拉近英国广播公司和展览组织的关系，否则他将主要代表电视台的利益。麦金托什认为：“举办展览对发展大众审美，以及大众对电视的兴趣和企业的切身利益有非常广泛的影响。我觉得，如果他亲自承担委员会的主席，公共责任会被很好地履行。”[15]诺埃尔把包袱扔回给科学博物馆，他说，如果他接任主席“可能会使展览与英国广播公司和电视咨询委员会联系太过紧密”[16]。然而，他的副手T.C.麦克纳马拉（T.C.Macnamara）会定期出席委员会会议。麦金托什亲自担任主席，但他在开幕后就从未出席过会议。在会议上，麦金托什的位置由弗雷德里克·哈特利接替，然后是机械工业和制造副管理员或麦克纳马拉轮流接替。在这个开放的会议上，参会者一致认为，展览将作为一个合作的展览而不是一个商业展览，并且按照科学博物馆的惯例，宣传个人的参展商将被贴上限制的标签。[17]展览被委派给一个名义上由麦金托什主持的委员会负责。该委员会包括科学博物馆的代表、英国广播公司的代表和主要的电视制造商。最初，科学博物馆曾希望无线电制造商协会资助展览250英镑，但是实际上他们并没有资助，而科学博物馆必须支付展览的所有安装费用，所以参展商必须支付他们坚持要放在开幕式上的茶饮的费用。
1937年1月8日，执行委员会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放弃个人标签，使用通用标签来告知来访者“接收器（即电视机）是下列公司提供的……”[18]，以此来加强对广告的禁令。一周后的第二次会议涉及的是展览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英国广播公司只在科学博物馆开放期间的下午3点到4点之间播放报道。幸运的是，科索尔公司已经提供了科学博物馆内的视频传送材料（扫描片），这让观众在展览中的任何时候都能看到电视节目。[19]展览的组织机构提出了一系列有趣的问题。马可尼-百代唱片电视公司在销售HMV和马康尼弗（Marconiphone）这两种不同标签的电视时，询问是否可以在电视上显示为“这些组织在商业竞争中运作”，科学博物馆同意了。[20]史柯风公司想在其他商业电视机旁边展示一个2英尺的投影电视屏幕（它的目标市场是电影院，而不是家庭观众）。但委员会认为，“在阴极射线接收器旁展示一个2英尺的投影电视会误导公众，这会严重影响个人制造商现在持有的股票”[21]。这个问题在下一次的会议上得到了解决，会上同意把阴极射线接收器作为“公众可用的接收器”（这是商业许可的）在展厅的一边展示，而把史柯风混合电子和5英尺机电及2英尺接收器作为“现代机械接收器”在展厅的另一边展示。[22]在这次活动中，5英尺的屏幕（对现在来说是77英寸的屏幕）是展览的重点对象，吸引了许多关注。[23]
开幕式在6月10日举行，由英国广播公司董事长罗纳德·诺曼（Ronald Norman）主持，电视咨询委员会的罗德·塞尔斯登宣布开幕，而约翰·里斯（John Reith）则谢绝了开幕式的邀请。[24]《泰晤士报》在第二天刊登了一篇报道。报道强调开发商需要生产出能把画面中的至少两个人显示清楚的大屏幕，并称赞了展览中的史柯风大屏幕。展览空间是T形的，在T形的长竖杆部分是历史展览。电视接收器被放置在T形短臂的单独隔间里，这就使得观众不能在正常光照条件下轻易看到屏幕。而我们现在看到的史柯风电视机，被放置在该短臂另一侧的一个单独隔间中。[25]展览持续到9月21日，吸引了超过25万名观众。展览结束后，科学博物馆趁机收购了展览中的35个展品来组建一个电视系列。麦金托什同意了这些收购计划，并指出：“电视是一个全新的话题，我们必须明确我们的观点，即涉及哪些原则和如何解释这些原则。”[26]他的评论表明，这些20世纪30年代的展品显示了电视机背后与科学博物馆相关的基本科学原理，但它的价值不是其内在的历史意义或价值，而是创造了适合长期保存的历史文物。否则，科学博物馆的租借行为看起来就像是纯粹的商业活动。（图10-2）
图10-2 “电视机”展览（1937）
展览手册被设计得很好——在绿色封面上有一个外观时尚的亚历山德拉宫殿发射机，但其内容比大多数科学博物馆展览手册更有技术性，这可能会让没有技术性背景的观众难以理解。[27]虽然素材能引起潜在观众的兴趣，但是对于普通观众来说，一张显示亚历山德拉宫信号强度的地图是没有帮助的，因为它显示的是 mV/M的信号强度，而不是在该强度下可获得的画面质量（虽然公正地说，画面的质量现在越来越受观众自己的天线影响）。这是主动观看展览的观众（即以各种形式从事与电视机相关职业的人——制造商、技术人员、零售商、修理技师等）而不是大众中潜在观众的反映。手册印制了一万份，并分发给书商。大部分手册是被电视机生产厂家买走分发给自己的员工。虽然科学博物馆在20世纪90年代的地下商店还有未售出的手册，但几乎都卖完了。
尽管之前决定不把品牌名称放在展品个体的标签上，但是展览开幕时，标签上还是出现了品牌的名字，这是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结束时蓄意为之。当时，贝尔德电视有限公司的哈里·巴顿-查普尔（Harry Barton-Chapple）提出，制造商的名字应该显示在各种阴极射线接收器上，而不是在科学博物馆标准做法的鸣谢标签上。这个由制造商主导的提议得到了委员会的一致通过。[28]这一违反决定的做法使得GEC研究实验室的负责人克利福德·科普兰·帕特森（Clifford Copland Paterson）在7月5日给麦金托什写了一封私人信件，信里说道：
在我们这里得到帮助的其他展览都是匿名的，并且这些展览对公众教育起到了真正的作用。在我看来，这次电视展览已经脱离了这个原则。展览现在更多是厂商之间的竞争……[29]
帕特森威胁要撤回GEC的展品，因为该公司设计的这些展品仅为其所谓的教育价值，而且据GEC的其他人称：“和其他展品相比，他们的展品并没有很好的表现。”他最后说：“我写这封信不是要为难你，而是表明我的立场。我觉得这关乎科学博物馆展览的未来福祉。”麦金托什明显有些尴尬，他回信给帕特森：
我出席了电视展览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并提到匿名的可取性。我了解到该项提议已经通过，因此并没有再去考虑这件事情。恐怕是我没有明确表达出“匿名”这个观点，才导致开幕式前一两天送来的文书局印刷的展品标签全部印有租赁商与供应商的名字。这显然违反专题展览的原则，是我们这部分工作的疏忽，我必须承担所有的责任。我最近才得知这件事情。我们决定撤掉展品，而不是去冒中断展览的风险……我对这件事情表示真诚的歉意，我一定会亲自协助你处理这件事情。[3]
现在轮到帕特森为难了。作为电气工程师协会的代表，他刚刚被任命为咨询委员会成员。麦金托什是他非常尊敬的人，帕特森对麦金托什的回信感到吃惊。于是帕特森回复道：“我本应该尽力帮助你，避免给你造成任何尴尬，看到你的回信后我更应该这么做……请不要再因为我的信让你感到困扰。”[30]
1937年7月，巴顿-查普尔抱怨科索尔公司播放的电影很无聊，并询问为什么不使用贝尔德公司租借的电影。[31]弗雷德里克·哈特利回复说，科学博物馆因为最近的投诉已经停止播放A类电影。[32]迄今已经获得大量的地方性权威证书的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成立于1912年，致力于标准化电影分类，并将电影分为两类：U（通用）类和A（成人）类。20世纪30年代以前，未成年人可以看所有类型的电影，但随后人们对此存在争议，一些公众运动提出禁止未成年人观看A类电影。[33]显然，科学博物馆赶上了双方的“交火”。在这之后，科学博物馆就只剩下三部影片：乔治五世的登基庆典（被弗雷德里克·哈特利描述为“不太适合”和“相当陈旧”）、米老鼠电影和收藏的电影预告片。弗雷德里克·哈特利说，他会设法用米老鼠电影的一些预告片来做一个20分钟的电影。
“电视机”展览和它的展览手册都是非常成功的。尽管展览有很强的技术性，但科学博物馆在面对激烈的企业竞争时始终能保持它的商业中立性。展览的目的是解释电视背后的原理而不是它的历史（电视的历史到目前为止显然是很短的），也不是促进大众对它的关注。尽管科学博物馆已经尽其最大努力去避免展览中商业广告的出现，但是电视机制造商想方设法在展览中融入企业标志的做法已经让麦金托什经受了一次沉重的打击。虽然里昂表示，只是想在前几年使用临时展览作为科学博物馆和产业巨头之间的桥梁，但是科学博物馆禁止广告的做法和许多企业想利用展览做宣传的决心之间的矛盾，必然会使同一家公司或一小部分公司的展览失去吸引力。
化学进展（1947年）
化学学会举办的周年庆学术交流活动符合临时展览的主题。化学学会成立于1841年，是化学领域中最古老的学会。它是一个学术社群而不是专业协会。成立于1877年的英国皇家化学学会是一个专业的化学协会。[34]化学学会有两个截然不同的功能。伦敦及周围诸郡以外的学会成员更注重通过成本较低的渠道获得学会的知名杂志，而在牛津、剑桥和伦敦的学术成员可以经常参加该学会举办的学术会议。考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背景，化学科学在两年前结束的交战中发挥了较为突出的作用，且并不亚于物理。既然战争结束了，英国政府急切地想要表明，虽然他们战后负债累累遭受重创但仍然可以恢复。1946年，在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举办的著名展览也传达出了这个观点。英国的工业实力被认为是其战后经济恢复的一个主要因素。与此同时，对原子弹的恐惧也迫使英国进行科学研究，因此有必要通过某种方式表明，进行科学与工业研究是有益的。于是科学与工业研究部适时地抓住化学学会百年庆典的机会，庆祝科学研究的成功。
但事实上，1941年化学学会的百年庆典因为战争而蒙上阴影，通过展览的方式记录这个事件在之后成为可能。庆祝活动在第11届纯粹化学与应用化学国际会议及国际化学联盟的第14次国际会议之前于伦敦举行，而且安排了一个相关的展览来展示化学的发展历程。百年纪念展览委员会成立于1946年5月，主席是罗伯特·罗伯森（Robert Robertson），他曾在1921—1936年担任政府化验师[不要将他与同时期著名的有机化学家罗伯特·鲁宾逊（Robert Robinson）混淆]。[35]委员会的第一次行动是在1946年5月7日——邀请科学博物馆工作人员加入委员会（连同舍伍德·泰勒一起），并提出展览要在威斯敏斯特中央大厅或中央大厅附近的地方举行。[36]作为一名研究化学史的业余爱好者，哈罗德·哈特利（Harold Hartley）可能会参与到科学博物馆的工作中，虽然他到1951年才成为咨询委员会的一员。当赫尔曼·肖被邀请加入展览委员会时，他立即提出将化学展厅设置在三楼，并提出让化学展厅的负责人亚历山大·巴克利（Alexander Barclay）作为科学博物馆在委员会的代表。[37]
展览委员会邀请汤姆·S.摩尔（Tom S.Moore，著名物理化学家，曾编写官方历史[38]）和亚历山大·芬德利（Alexander Findlay，著名化学史的作者[39]）起草一份化学家主要化学成就的列表，但他们都拒绝了。联合展览委员会（展览委员会和国会委员会合并而成）邀请舍伍德·泰勒在6月19日的会议上围绕主题“英国著名化学家”来探讨展览的内容。[40]舍伍德·泰勒随后独立发表了他对展览内容的观点——《英国化学一百年》（“A Century of British Chemistry”）。[41]帝国化学工业公司的华莱士·埃克斯（Wallace Akers）爵士，英国化学制造商协会董事兼秘书长、英国道路沥青协会主席詹姆斯·戴维森·普拉特（James Davidson Pratt）受邀加入委员会。埃克斯带来的是帝国化学工业公司展览部门的支持，戴维森·普拉特则负责委员会及科学与工业研究部之间的沟通工作。科学与工业研究部的爱德华·阿普尔顿（Edward Appleton）爵士任命他的同事奥斯卡·布朗（Oscar Brown）作为他在委员会的代表。[42]这是一次非常令人惊讶的任命，因为布朗是一名无线电工程师，是一本无线电通信教材的作者之一，战前他曾在塞尔斯登电视咨询委员会供职。事实上，科学与工业研究部通常都是由克里斯托弗·乔利夫（Christopher Jolliffe）担任委员会代表的，他在1956年差点就成了科学博物馆的馆长。[43]8月8日的会议一致决定将展览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是历史展览，内容包括自1841年以来在这个国家工作并取得重大成就的化学家；一部分是书籍展览（推测可能是当代书籍，就像往常在国际代表大会上一样，但从会议记录看，这一点并没有明确说明）；一部分是科学与工业研究部组织的化学展览。[44]由著名化学家J.D.贝尔纳（J.D.Bernal）、西里尔·欣谢尔伍德（Cyril Hinshelwood）、伊恩·海尔布伦（Ian Heilbron）、N.V.西奇威克（N.V.Sidgwick）组成的一个学科小组，负责帮助舍伍德·泰勒完成他个人的历史调查任务。最弱的部分（从展览手册判断）是分析化学，已交给乔治·M.贝内特（George M.Bennett，政府化验师罗伯森的继任者）来负责，而没有为这一部分组建一个团队。
在10月17日的会议上，委员会一致认为咨询小组的报告是非常有价值的，为制作一份好的展览指南打下了基础。[45]展出的对象都是由咨询小组选择的，其中得到了罗伯森的帮助，也考虑到了科学博物馆自身的藏品。[46]这是一个大型的展览，横跨了东区（化学展览厅的旧地，在战争时期被摧毁了）三楼的三个展览厅。历史展览部分是T形的，观众将按照预定的路线参观展览。[47]每个部分通常有10～20个展览品，但有机化学有37个，固体化学有28个。令人惊讶的是，虽然仪器在这一领域十分重要，但分析化学仪器只有7个展品。设计展览内容的一般做法是基于史实，但此次展览明显地强调了自1841年化学学会成立以来的这一段时期。这是高度的内在论，还有一些“辉格式”的意味，旨在说明当时化学发展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一些部分会将几个不同化学家的作品联系起来，而大部分（如贝尔纳关于固体化学的那部分）就类似于对一篇化学论文做了一个与上下文无关的历史介绍。[4]12月的新闻稿，强调了法拉第对苯（曾是1925年临时展览的主题）的发现、柏琴对苯胺紫的制备、拉姆塞对稀有气体的研究。[48]事实上，科学博物馆由于这个展览从柏琴处获得了几个重要的项目。
在政府部门和一些工业研究协会的协助下，科学与工业研究部接受了由戴维森·普拉特为首的委员会的提案——将对于观众来说更易理解的“日常生活中的化学”（看似没什么东西）展品聚集在一起，旨在展示化学是如何影响每个公民的日常生活的。[49]展览涉及农业、食品、健康、家庭、建筑、燃料、运输和工程，主要关注化学的实际应用，而不是学术探索。（图10-3）
图10-3 “化学进展”展览（1947）
该手册以如下结论结尾，强调了现在我们称之为科学公民权（scientific citizenship）的内容。
不管愿不愿意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目前的生活必须依靠科学才能实现。事实已经证明，只有正确地应用科学，在科学家、工程师和各个行业的努力之下，才能使卫生领域、食品领域等得到改善和进步。但是科学知识是把双刃剑，它的使用可以导致善或恶，也可以导致生或死。只有理解知识才能发挥科学的正确用途，这也取决于我们做何选择。
手册中的这个结论明显是受到了当时原子弹发展的影响，总结了许多临时展览的理念。这个问题的概述被传达给了观众，而且描述得相当有权威性。因为相关政府机构、专业机构和工业组织都参与了进来，所有的这些机构都通过国家的科学网络联系起来。接下来该轮到观众自己得出结论，但是当时政府并没有付出真正的努力，来提高公民的参与式民主意识。评判委员会本来可能会有所作为，但其已被明确地指示了临时展览的内容。
最初，肖提议展览应该进行一个月，然而在1946年11月他写信给罗伯森建议将展览的时间期限延长一段时间。他的理由是，目前公众对科学问题有广泛的兴趣，而化学学会也很乐意接受这个建议。因此，此次展览持续了11周，从7月14日开始到9月月底结束。
家庭和工业用电（1947年）
1947年2月和3月，天气异常寒冷并且伴有大风雪。由于煤矿产量不足，这一时期的天然气和电力供应也受到了影响，这使得取暖问题更加恶化。煤炭短缺的部分原因是交通路线的堵塞，这使得煤炭不能顺畅运输，但更大程度上是因为多年投资不足、人员配备不足和劳资关系紧张。1946年，煤炭的产量仅是1937年的80%。即使是国家煤炭局对这个问题也束手无策。实行五天工作制后，劳资纠纷和生产力低下的混合问题，使得之后的煤炭产量仍然很低。由于严寒，1947年的前3个月，煤炭的需求量超过了供应量。此后的产量仍旧很低，在当年7月达到最低水平。许多指责都指向了国家煤炭局的主席海因德利（Hyndley），其中一些指责可能是不公平的。煤炭短缺对工业产生了重大影响。1947年1月，位于英国北部的纺织工业因为动力不足几乎面临倒闭。贸易委员会的主席斯塔福德·克里普斯（Stafford Cripps）发布了紧急配给计划，才使工业得以运转起来。如果国家煤炭局不能在夏天结束前提高煤炭的产量，危机很可能会在下一个冬天重演。[50]
鉴于需要说服公众接受寒冷以便让英国工业可以继续经营运转，有人提出，如果科学博物馆举行一个典型的自上而下的临时展览可能会对此有所帮助。事实上，虽然并不清楚是谁的主意，但动机似乎来自科学博物馆。因为威廉·欧迪在8月27日给燃料和电力部副部长艾尔弗雷德·M.雷克（Alfred M.Rake）写信抱怨：
自从弗雷德里克·哈特利和我看见你的人在米尔班克（Millbank）讨论馆长的提议——在科学博物馆为一个小展览提供设施，已经过去13周了。这个展览是为了向250000位观众强调在即将来临的冬天储存能源的重要性。结果发现，把可怕的结果不负责任地呈现给公众的主意与你的部门应对这一重要任务的计划非常契合。
作为一个对展览工作充满热情的策展人，欧迪告诫道：“如果把不是静态展示的展览强加给通常不会投入太多注意力的观众，随着时间的推移，展览计划会从令人几近绝望变为不可能。”他接着说：“馆长（肖）已经因为没有进展而感到越来越不安，如果再没有有效实施的希望，馆长授权我可以撤回我们的供给。”[51]在弗雷德里克·哈特利接下来的一天的笔记中，记载了欧迪的惊呼：“各部门都有相当丰富的经历，但我没有见过比燃料和电力部的展示更失败的。”[52]欧迪的话对该部门产生了显著影响，一周后对展览的财政支持被缩减了。[53]
燃料部公共关系负责人W.H.威尔逊（W.H.Willson）提议让曾在参军前策划过理想家居展览的伊恩·杰夫考特（Ian Jeffcott）担任设计师[54]，预算是2500英镑，主要的任务是要为10月中旬的开幕式准备好两个展览。[55]肖认为，应该由科学博物馆的研究会利用工作之外的时间策划该展览——“在燃料和电力部持续的拖延下，这似乎成了按时准备好展览的唯一方式”。[56]
科学博物馆给该部门施加压力是希望能获得尽可能多的官方支持，以便展览能够于10月21日在东楼如期举办。值得高兴的是，英国电力委员会主席西特林勋爵（Lord Citrine）愿意出一份力。他是由两位现在比较出名的政治人物——燃料和动力部部长曼尼·欣韦尔（Manny Shinwell）和议会秘书休·盖茨克尔（Hugh Gaitskell）推荐的，因为这两位不能确定是否能够出席。科学博物馆还尽量不邀请国家煤炭局的主席欣德利勋爵（Lord Hindley）[5]，因为他的出现在当时可能不是一个好消息，这或许与他推行的五天工作制加剧了持续的煤炭低产量的问题有关。[57]开幕式的新闻公告这样写道：
科学博物馆展览的物品是为了展示家庭用电和工业用电的关系，并说明为什么需要在保证每个家庭的合理使用下实行最低限度的用电政策。因此，展览根据工业中每马力的边际电需要的工作量这个理论来设计展品。科学博物馆聘用了24个人，构建了一个24名工人的车间来等同于一个由马力发动机驱动的模型。工人机械般地工作着，直到观众按下开关，启动马力发动机来替代人力。车间的工人立即停下手上的工作坐下，等到开关再次被按下关闭了发动机电源，再起来继续工作。一张醒目的标签向观众说明了刚刚发生的情况，以及在一天中的哪些时段可能有这样的灾难性结果发生。此外，还有充足的信息生动地展示了有技巧地使用各种家用电器的重要性。例如，如果观众学会在晚上而不是早上洗热水澡，这比减少使用时很吵但是无害的真空吸尘器更为有效。展览方希望在展览的三四个月里会有25万人来看这个展览，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将会学习如何避免像上个冬季那样最糟糕的不适感，同时也给工业部门一个公平的机会。[58]
西特林勋爵在回复来自馆长（因为突然要去中部出差而错过展览的开幕式）的道歉信中写道，他认为这次的展览真的很好，希望展览能跟预期的一样发挥出减少用电的作用。[59]
展览最终在1948年2月9日之后的一周内搬到肯特的布罗姆利（Bromley，Kent），之后又轮流搬到了“各省级中心”。[60]为了完成这次巡回展览，负责部门询问是否可以获得科学博物馆的发电站模型。相关的负责人弗雷德里克·哈特利认为：“这比我们之前希望找一个以后永远不会再展览的模型更有用。”[61]馆长认为，在调查委员会还没正式处理模型之前不能把模型给该部门。但科学博物馆还是在2月借给他们使用了一次，然后在1949年5月调查完成后把模型赠送给了该部门。[62]
石油的故事（1954年）
如果说煤炭业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竭力维持其发展，石油显然是未来的化石燃料。20世纪50年代早期，近东和中东地区的大型油田首次被发掘，开采出数量惊人的原油，而且是历史性的低成本。事实上，这些油一大部分来自伊斯兰国家，从而使这些国家变得非常富有，并且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和文化影响（我们谈到伊斯兰的科学与技术展览时会提到）。对西方控制石油业的怨恨促使中东民族主义兴起，这是西方石油公司当前面临的问题。在伊朗，备受尊敬的、国有化的提倡者穆罕默德·摩萨台（Mohammed Mosaddeq）1951年上台之后，民族主义的浪潮最终以伊朗石油业的国有化而告终，而在此之前伊朗的石油业一直是由英伊石油公司（1954年12月更名为英国石油公司）掌控。两年后，由于美国中央情报局发动的一场政变，摩萨台被罢免，但是石油业仍然掌握在伊朗手中。英伊石油公司是由英国政府掌控的，为皇家海军提供燃油供应，在英国的主要竞争对手是英荷皇家壳牌公司。
公共关系是这一时期石油企业关心的主要问题。石油行业需要说服公众——石油是未来的化石燃料，石油公司是值得信赖的。因为石油业是由少数跨国公司（所谓的“七姊妹”）控制的垄断行业，在价格上不存在有效竞争（在20世纪50年代还没有加油站），产品的质量差别也不大，但是品牌之间的竞争很激烈。这就意味着每个公司都在热切地寻求机会将其特定的品牌推送到公众面前，就像香烟或洗涤剂公司采取的方式一样。[6]
石油公司也依赖于科学技术，如利用地质学、地震学寻找石油，利用钻井技术将原油开采出来，采用一定的处理技术将原油转化为柴油、汽油和石油化工产品。20世纪50年代，石油业对科学家和工程师的需求几乎是无止境的。由于人才供应是有限的（1952年只有24.4%的主修科学的英国毕业生从事工商业[63]），石油公司需要鼓励年轻人成为地质学家和化学工程师，旨在使他们以后能够从事这个正在蓬勃发展且工资较高的行业。
虽然科学博物馆同意举办这场展览，并将时间定为1953年10月27日[68]，但潜在的令人烦恼的问题并没有消失。科学博物馆前任策展人舍伍德·泰勒与石油地质学家、壳牌石油公司展览部门的主管A.埃弗拉德·冈瑟（A.Everard Gunther）进行了通信，而埃弗拉德·冈瑟恰巧是牛津科学史博物馆创立时的策展人罗伯特·T.冈瑟（Robert T.Gunther）的儿子。1940年老冈瑟死后，他曾与舍伍德·泰勒一起清理父亲的各种事务。[69]11月18日，舍伍德·泰勒充满信心地给冈瑟写了一封信，表明自己对英伊石油公司及该行业其他公司的反应产生了担忧：“我想知道，如果在科学博物馆举办展览的话，你认为如何能避免这种风险？”[70]在回信中，冈瑟指出，公司之间达成了一个君子协议，展览计划要互相通知。他提出，从印刷的展览手册中去除“壳牌石油公司提供”字样。最后，他写道：“我们的目的并不是宣传自己，但如果我们展示的油轮烟囱上有‘壳’这个字样，也请谅解，毕竟它们是实实在在存在的。”[71]毫无疑问，两人之间的亲近关系（在通信中并没有表现得太明显）有助于防止这种分歧的失控。
舍伍德·泰勒对提出的解决方案很满意，但当1954年2月科学博物馆在展览开幕式之前（4月）收到展览手册时，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壳牌石油公司的相关内容被删除了，但壳牌石油公司的标志还在封底。显然，温顿觉得这并非疏忽而是有意为之。他写信给巴克利：“不管冈瑟是如何保证的，这个展览都带有很强的商业广告性质。”[72]曾担任科学博物馆兼职宣传官的多诺万·奇尔顿（Donovan Chilton）联系了冈瑟，要求他将展览手册带回去，重新制作一份没有壳牌石油公司标志的手册。据奇尔顿所说，冈瑟先生并不是很高兴，但他说会尊重科学博物馆的决定。奇尔顿继续说：“在这件事上，我们不仅要表现得坚决，而且只要外部机构在科学博物馆举办展览我们都要重申我们的主权和地位。”奇尔顿表示，作为对壳牌石油公司去掉公司标志并重新印刷展览手册的补偿，科学博物馆应该在手册中增加“致谢”部分，以对壳牌石油公司在开展展览方面给予的援助表示感谢，这样不仅能抑制壳牌石油公司的宣传热情，也能够表明科学博物馆的地位。[73]虽然没有得到壳牌石油公司的答复，但很明显双方都很满意，因为新一版的手册中用“致谢”代替了原来的公司标志。温顿在这次有争议的展览中扮演了一个很尴尬的角色。他写信给奇尔顿：“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符合感谢承办单位这一既定习俗。”[74]4月8日开幕式上发布的新闻公告消除了科学博物馆之前的担忧。该新闻公告是由奇尔顿撰写的。全篇文章并没有提到壳牌石油公司，甚至没有提到冈瑟在演讲会上的介绍性演讲，这使冈瑟与展览或者石油工业的联系都变得模糊。[75]
出现这个小插曲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科学博物馆急于避免与壳牌石油公司表现出任何明显的联系；二是整个过程中经费的短缺。科学博物馆担心与壳牌石油公司产生联系一方面是由于英伊石油公司对其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是科学博物馆对于所有商业广告的严格管控。英伊石油公司是一个大型能源公司，但是，从科学博物馆的角度出发，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国有企业。对壳牌石油公司的支持会使得科学博物馆以“削弱石油王国其他公司”的名义受到控诉。更重要的是，伊朗石油行业民族主义爆发以及1953年8月摩萨台下台后，英伊石油公司的处境变得十分微妙。1953年11月，舍伍德·泰勒给冈瑟的信中隐晦地提到，他现在怀疑在这样一个敏感时期帮助某一特定石油公司举办展览是否是明智之举。[79]科学博物馆认为壳牌石油公司正在试图利用展览来宣传品牌，再加上其他公司对于宣传自己品牌的渴望，可能会使各方不欢而散。温顿对于手册上壳牌标志的事情说道：“壳牌的公众形象已经倒塌。”壳牌市场经理匈牙利贵族A.E.艾博尼（A.E.Apponyi）对此表示不满。温顿回应道：“艾博尼先生很擅长打广告并且会用尽一切方法。”[80]科学博物馆对该展览十分感兴趣，因为它展示了工业化学的重要性。然而，已经延误了很久的工业化学展览依然遥遥无期。这表明科学博物馆并没有利用该展览来吸引壳牌石油公司为科学博物馆投资，而且这个事件也表明这个时期科学博物馆资金的短缺。
天然气（1971年）
20世纪50年代，煤气行业已成为低效和逐渐过时的行业，这是数十年的投资不足和分散生产的结果。[7]20世纪60年代初，煤气产业和化工业的发展推动了石油加工工艺的发展，这使得制造天然气的原材料煤逐步被石油取代。此外，煤气产业的其他产品，如煤焦油和硫酸铵，由于化工业的进步而逐渐失去了价值。20世纪60年代中期，天然气成为能替代工业煤气的能源之一。天然气委员会决定选择天然气作为对煤气行业的补充。天然气主要来自北海，通过诺福克郡巴克顿的一个新通道来传输。然而，如果天然气代替煤气，那么家庭和工厂使用的燃气设备就必须更换。在1964年坎维岛和埃塞克斯开展的试更换工程成功之后，1965年的燃气法案授予了天然气委员会更换设备的权力。这是一次大规模行动，于1967年5月在伯顿特伦特中部开始，于 1977年9月在爱丁堡的科姆利银行结束，历经10年，花费了6亿英镑。闭幕式是由英国天然气公司主席，也是后来科学博物馆董事会的主席丹尼斯·鲁克爵士主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该行动是很浪费的——我记得当时给了我家一个全新的煤气炉和煤气点火棒，现在它们仍然放在我的阁楼里，从来没有被使用过，但此次行动为把煤气向天然气安全地转换提供了可能。因此可以看出，临时展览实际上不是在天然气转换过程的一开始，而是在过程当中举办的。
1970年10月，天然气委员会秘书T.E.D.梅森（T.E.D.Mason）要求格林纳威考虑“关于天然气展厅的进一步发展”这个问题。格林纳威意识到，需要“将保持与公众良好的关系和公众对天然气的反应作为科学博物馆的主题”。他提出举办一个关于“转换”的临时展览，这对永久性展览不会起到任何显著作用。[82]戴维·福利特认为，对科学博物馆来说“向天然气的转换”是一个太狭隘的主题，应该将“天然气”与“能够说明转换必要性的一个突出因素”结合起来作为主题。[83]在给梅森的信中，戴维·福利特提到科学博物馆在1971年年初就为展览腾出空间。“石油的故事”展览非常有意思地回应了格林纳威说过的话：“你和我所认识的天然气委员会成员都对科学博物馆的惯例和习惯做法太熟悉了，因此似乎没有必要说展览不应该有任何广告或竞争的特性。然而，我相信没有人希望如此。”[84]
1970年圣诞节前夕，一份写给天然气委员会的内部报告指出，临时展览产生了非常积极的正面影响：
天然气委员会非常急切地想要全面利用科学博物馆的设施来展示天然气产业的发展以及说明天然气的应用方法。科学博物馆提出的不只是翻新展厅的初衷，事实上，它将依照展厅最近的发展制订一个完整的重建计划——在下个财政年建成可以进行现场气体实验的相关操作设备的永久性展览。
粗略地进行估计，成本在15～20000英镑的范围之内。这显然是一个公关活动，而且必须满足预算。有人建议天然气委员会接受科学博物馆的报价……而且科学博物馆组织现场展示的成本不超过20000英镑。[85]
展览由公共关系部和天然气委员会展览部负责筹备。格林纳威被告知，委员会同意在1971年3月举办展览，那么在展览开幕前就只有4个月的时间了。[86]
展览分为三个部分：天然气、家庭转换和工业转换。[87]所以，尽管戴维·福利特担心将天然气转换作为主题是否合适，展览的大部分仍是关于转换的过程，当然不只是设备转换这一个方面。展览上有海洋钻机和巴克顿管道终端的模型，通过对比煤气和天然气在灶具中生成的火焰，将天然气推销出去。展览的“新进展”部分中有压电点火（如图10-4所示，现在看来是很平常的）的现场演示。展览从1971年7月13日至11月30日共吸引了250000名观众，这是一个很高的访问量。观众中包含了英国南部的学校团体和很多的外国观众。[88]这反映了观众对天然气转换过程的兴趣，因为它影响着每个家庭，而且也是一项技术成就。
图10-4 互动展示——压电点火，天然气展览（1971）
展览结束之前，在一封写给天然气委员会的信里，格林纳威说：“现场的天然气展览已经证明了观众的浓厚兴趣，也完全证明了在设计和安装上所做的工作的成效……在获得了基本经验之后，博物馆就可以开始设想一种新形式来重新设计永久性的天然气展厅。”[89]
科学博物馆，而不是相关机构本身，再一次提出了展示公众关注的一个领域的展览的建议，这个机构（在这个案例里面指天然气委员会）对展览的倡议表示欢迎并很乐意为展览提供资金。展览吸引了大量的观众，这也证明了大众热衷于能够反映其兴趣和关注点的展览，当然展览必须是公正或公益的。提出的具体观点不符合科学博物馆自身精神的展览通常不会很成功。消烟展览和下一部分的“伊斯兰的科学与技术”展览似乎就是很好的例子。
伊斯兰的科学与技术（1976年）
对于目前存在的应如何表现英国社会中多元社区文化的争论来说，举办临时展览是非常有意义的一种措施。[9]但是要举办这样一个展览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如何展示伊斯兰的科学与技术，特别是如何避免留下它是“先进”西方科学的先驱这样的印象，以及如何在展示伊斯兰文化时避免产生“东方主义”。[90]此外，这里还引发了一场争论，即到底在展览中展示伊斯兰文化对一些具体科学或技术所做的积极的贡献，还是展示与伊斯兰文化本身相关的科学和技术。考虑到科学博物馆对20世纪50年代舍伍德·泰勒道歉活动的敏感性，科学博物馆在展览中将科技与宗教融合在一起可能会令人不安。当前，这样的展览也可以看作是与富裕的海湾国家建立关系的一种方式，为未来的资金支持提供机会。事实上，在展览的发展过程中，几乎没有出现以上这些问题。虽然大部分展览经费（30000英镑）来自新成立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下简称阿联酋）政府，但是科学博物馆并没有表现出要维持长期关系的兴趣。更引人注目的是，展览的组织者将展览的意义看作是将近东和中东的伊斯兰文化瑰宝展现给英国观众。[91]当时没有任何资料提及穆斯林居住在英国。虽然从事后看来，1971年大约有369000名穆斯林生活在英国，而1976年英国有大约200万的穆斯林。[92]展览主要是关于中世纪伊斯兰的科学和技术的，丝毫没有考虑如何全面展现伊斯兰的诸多成就。事实上，科学博物馆的馆长戴维·托马斯（David Thomas）在展览期间承认他“对伊斯兰国家知之甚少”。[93]
1973年的春天，基勒向科学博物馆提出建议，表示科学博物馆应该举办表现穆斯林科技成就的展览，因为“穆斯林在科学与工艺技术方面的成就确实十分可观”。[98]一开始，科学博物馆就发现了三个问题：科学博物馆忙于展厅和国家铁路博物馆的发展，每次举办展览的时候都需要提供人员；要寻找合适的展厅；从科学博物馆的收藏来看，极度缺乏合适的展览对象，这在一定的程度上会导致对展览手册的依赖。从积极的方面来说，一旦威尔康藏品被转移到科学博物馆[99]，我们很快就有机会使用其中的一些材料举办展览，否则在伦敦是看不到这些物品展览的。如果大英博物馆参与这个节日的话，科学博物馆也会感受到一些压力，事实也是这样。1973年的春天，科学博物馆的管理人员[尤其是格林纳威和约翰·瓦纳比（John Wartnaby）]谨慎地通过了这个建议，但到1974年的秋天时却变为了彻底反对。瓦纳比在1974年9月指出，科学博物馆确实没有合适的仪器，不建议在这里举办展览。[100]格林纳威似乎也对托马斯让他举办一场关于炼金术的展览表示反感。[101]由于托马斯（他接管了温顿在科学博物馆的服务工作）的热情，及科学博物馆的展览负责人迈克尔·普雷斯顿和玛格丽特·韦斯顿对托马斯的支持，展览得以成功举办。他们认为，托马斯敢于反对格林纳威、瓦纳比和肯尼斯·丘（Kenneth Chew）的“旧势力”。[102]临时助理研究员安东尼·特纳（Anthony Turner）出色的工作背景也为这个项目打了一针“强心剂”。
展览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展示欧洲最早的科学仪器，如1026—1027年被苏格兰皇家博物馆租借的一个摩尔人的星盘、第一个动力泵（用于抽水的）的复制品、使用来自威尔康藏品的材料重建的一个伊斯兰药店、被埃克塞特海事博物馆租借的一艘迪拜渔船。[107]基勒对展览非常满意，大约30年之后，他评论说：“我认为展览举办得非常好而且设计得很出色，它将其他文明背景下的科学与技术进行了整体展示，我认为这是领先于时代的。”[108]